“不选贵的，只选对的”，这不是一句广告词，而是美国人才择业观的真实写照。

    作为湖北省襄樊市首批赴境外干部培训班成员，我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学习、生活了4个月，并到其市政府人力资源开发部门实习。我在学校和政府结识了许多美国朋友，从他们的择业取向上，我感悟到他们的从业观念是：合适是第一位的，收益是第二位。这与美国人平日的金钱观是相悖的。

    吉姆是加州州立大学化学工业制造专业的研究生，他就业的渠道很多，可以干本行找一家生化研究所当试验员，或在低一层次的大学任教，也可以改行干社会上任何一种可赚钱的职业。而且，美国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干哪个行当都有最低工资法令保障，收入一定不菲。但吉姆却选择了当地一家规模不大的生化制药厂当见习工。

    美国有个规矩，见习工的工资不受最低工资额保障，收入远远低于一般工作的工资水平。而吉姆之所以委身屈就一个小工厂，是因为他看好工厂的发展前景，而且专业对口，学有所用。更吸引人的是，工厂准备把他向工程师岗位培养，因此，让他熟悉工厂生产的每道工序，每个环节。前三个月，吉姆从最苦、最累的药品车间分拣员干起，每天和工人们的劳动内容、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一样，而薪水却少了很多。但吉姆很乐意，他认为择业“不选贵的，只选对的”对以后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利。

    相比之下，一些中国人才的择业观便显得相对狭隘和短视。许多人才怀惴文凭，忙着跑人才市场或找关系、开后门，非要找个赚钱多的“贵”职业，有时甚至改行换道，抛弃专业，干起与自己所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来美国的一些华人也有这种择业倾向。这些人抱着“只选贵的，不管对的”的择业观念，自恃有博士、教授的头衔，高价而沽，但结局往往非常惨烈。以我们居住的洛杉矶为例，许多国内的高精尖人才来到美国后，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太大，于是放下架子，干起在国内自己都瞧不上眼的最低档的工作。

    在美国，职业收益有两个高额利润，要么是高智商的脑力劳动——收入高，社会地位也高；要么是不用动脑的体力劳动——收入高，但社会地位低。中国许多人才是高不成，中不就，只好再退求其次，选低屈就。一大批人才在选“贵”心理的驱使下，为“财”择业，在本专业内非高薪不去，却往往事与愿违。本专业内有中薪、低薪职位向其招手，而又感屈才，于是索性拉下脸面，去干自己以往所不齿的活计——餐馆做招待、厨房洗盘子、公园剪草坪、街道清垃圾……在美国，人工很贵，而这些脏、累、差的活儿，美国人不愿干，于是出高工资雇人干。这样的活儿，美国遍地都是，只要肯干，就能生存，而且收入不低。

    在美期间，我结识了一位姓李的中国人，他原是上海交大的高材生，1995年留居美国，他自嘲地对我说，来美国快10年了，所学专业一次没用过，几乎忘光了，但餐馆跑堂、公园剪草、马路清扫这种最出力、最低档的活，他算干遍了，原因只有一个，想拿高薪，根本没考虑过什么专业……他让我想起在课堂上一位美籍华裔教授给我们讲的一个客观现象：一些华人在美国总是“打工一族”的代名词，他们不肯在本专业、本领域持之以恒地长远发展。短视的择业观念起了很大作用。

    联系自己平日所从事的干部人事管理工作，我认为，困扰国内人才价值有效发挥的瓶颈，首先是择业观的问题。这些人往往把薪金视为衡量自身价值的筹码，对专业方向、发展空间却很少考虑，并且倾向于一次择业定终身，求稳怕动，对第一次择业慎之又慎，思量再三，不见兔子不撒鹰。所以，国内许多地方会出现一边岗位缺才，一边人才富余的矛盾现象。据新近的全国人才市场择业状况调查统计显示，全国人才就业岗位提供最丰富的三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同时也是人才闲置率最高的城市。我想，不是专业不对口，而是择业观念在作怪。在一些人的定向思维中，进外企、开公司、入政府成为人才流向的大趋势，专业是否合适另当别论，暂不考虑。

    在美国，像吉姆一样不看重眼前能拿多少工资，而关注职业选择是否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有益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在美国人的择业观中，还有“先就业再择业”的思想，他们反对“一次择业定终身”，认为“骑着马找马”更好。美国人不反对跳槽，但跳槽的行为多在自己的专业和熟悉的领域内，他们认为这样更能利用他们的所学，发挥自身的优势。因此，美国人才的流动性很大，一个人一生平均更换职业多达12次。美国人认为所学有不同，专业有主攻，人首先要认识到自身的价值，然后找合适的职业来体现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