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就医，病历中有“情绪失控，发脾气近两年”，“辞职因为工作期间有同事调戏”的记载。此后，医院诊断其为“偏执状态”。雷曼以此来证明被告对她造成精神侵害的程度。同年３月，雷曼在媒体采访中称其被被告“性骚扰”。
海淀区法院认为，雷曼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对其性骚扰，法院对其诉讼不予支持。而对被告提出侵犯名誉权的反诉，法院也以证据不能证明为由驳回。原被告各负担８０元诉讼费。
法院意见 性骚扰可按侵犯名誉权论
同许多性骚扰案一样，“本市首例性骚扰案”以原告败诉告一段落。虽然“性骚扰”一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但从判决中可以看到司法机关对“性骚扰”的观点。
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部分，“性骚扰”虽然不是法律概念，但是“性骚扰”的行为方式及其概念的内涵，应属公民的隐私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致他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故雷曼以被告对其进行“性骚扰”侵害其名誉权、要求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可以按照侵害名誉权处理。
要认定侵害名誉权，必须有受害人被损害的事实、侵害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侵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另外，受侵害人还要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判决反思 证据成性骚扰诉讼软肋
许多人认为，“本市首例性骚扰案”原告输在证据上。法院开庭时，雷曼提供了几十份证据。６月６日下午，雷曼在家中向媒体记者展示５０份书证和录音证据。但是，雷曼的证据在法院都没有起到作用。
法院经审查认为，雷曼提供的电话录音内容不清楚，只能分辨出雷曼讲话的内容，无法分辨被录音人的声音。其所提供的所有被录音者，又无一人到庭证实其所提供的录音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为雷曼提供证言的人因为不能出庭作证，法庭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另外，在法庭上出庭作证的王某，只能证明他在某一时间看到过一个自称为“ＪＢ”的人发的帖子，但仍不能证明“ＪＢ”就是被告。因此，这些都不能证明有性骚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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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汉市女教师何某诉上司盛某性骚扰案在武汉中院结案。法院终审判决认定被告侵扰原告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有律师认为，同为性骚扰案，武汉的诉讼同本市的诉讼却有异同之处。
相同之处：都称受到上司骚扰，都站出来用法律维护权利。
不同之处：武汉何女士之所以能够打赢了性骚扰官司，诀窍在于有证据。她以有限度的退让麻痹了对方，使对方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再骚扰她，继而录音。这些证据最终都被法庭采信，才赢得了官司。而雷曼没有一份直接证据，官司输在了证据上。经验与教训告诉要起诉性骚扰的后来者，不是法律不反对性骚扰，而是诉讼人要自己能拿出证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