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按照国际公认的观点，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外籍工作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要求在5％以上。按照上海现有的人口计算，外籍人口数应在70万左右，但目前的数量不足10万。因此，随着上海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来沪工作的外国人将大量增加。
回眸：身边老外的变迁
50年代，中国老百姓谈论的最多，也是接触最多的老外，非苏联、东欧的“ 专家学者”们莫属。大量的洋专家分布在各个建设领域，用本国先进的技术帮助新中国的建设。那时候，我们和他们的关系是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老百姓看他们的眼光是崇敬和稀奇的混合体。
进入60年代，中国引进外国专家的步伐放慢，只是在文教领域还活跃着一批外国专家。进入文革后，这一工作几乎停顿下来，曾经有着15万常住外国人的上海，成了一座只拥有70余名常住外国人的“空头国际大都市”。这个时期，老百姓顾自己还来不及，没有时间去关心别人。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张开了双臂欢迎国外友人的到来，提出要引进国外的“智力”来助改革开放一臂之力。来沪投资的、经商的、交流访问的，不仅是文教专家，还有从事经济管理和技术管理的专业人士，于是乎，我们的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黄头发、蓝眼睛”，他们成了我们的上司，抑或同事和朋友。我们看他们的眼光多了一份平和和从容。
突然有一天，我们兀然发觉，给老板打工的也有老外了，酒店里的调酒师，发廊里的洗发女，饭馆里的大厨，还有ＫＴＶ的乐队……他们虽然搭不上“专家”的级别，但其与身俱来的异国风情及技术特长成了我们生活中又一道风景。这时，历史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成了真正来中国淘金的人。
如今，走在上海街头，随眼一望，就能看到外国人，而和他们一起到来的各种“舶来品”，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无孔不入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光，不再因为眼前闪过不同肤色的人群而变化，我们的视线，也不再去刻意追随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人们。尽管他们可能对我们的某些岗位构成某种威胁，甚至可能抢掉我们的饭碗。
上海：洋打工族日渐壮大
如今，在申城与“老外”共事，在学校聆听外籍教师讲课，去餐厅享受外国人烹制的美食，到美容院接受外国高级技师的美容美发，上酒吧欣赏外国演员的舞蹈……早已不是新鲜事。
以往，在人们的印象中，外籍职工一般都是外资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这似乎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现在享受“洋打工”服务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管理外国人在上海工作就业的有关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除了由国家政府出面引进的在上海工作的国外专家外，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已有约10万外国人在上海工作过。最近3年来，外国人在上海就业的人数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有关部门统计，在上海就业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有较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才，其中具有学士学位的占74.96％，具有硕士学位的占11.49％，具有博士学位的占2.63％。在众多洋打工中，日本与美国人占总数的44.2％。在沪工作的外国人中，70％以上分布在上海近2万家外商投资企业里，主要是外资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其余外国专家主要活跃在上海科研、文化、出版、教育、卫生、新闻、体育等领域。
此外，上海每年还引进数百名技术管理专家，他们来这座城市短期工作，帮助解决具体技术及管理问题。引进的外国专家在上海工业、金融、科技、商业、中介咨询、农业和教育等领域发挥着光与热，成为这些领域了解和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逐步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引路人”。已经成为国内优秀人才聚集地的上海，正在向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建设与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国际化人才机制已被提到人事工作中相当重要的地位。有关人士透露，上海将用5年时间，即到2005年，把上海建成亚洲人才高地；然后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15年，在上海形成世界人才高地的初步框架和雏形。
按照国际公认的观点，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外籍工作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要求在5％以上。按照上海现有的人口计算，外籍人口数应在70万左右，但目前的数量不足10万。因此，随着上海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来沪工作的外国人将大量增加。
个例1：ＲｏｂｅｒｔＢ．Ｓｍｉｔｈ是加拿大人，有个地道的中国名字——司马汉，武侠气十足。他中文的确说得非常棒，是唯一一个和我们交流起来没有“时间差”的外国人，因此我们做了“大胆的假设”：可能在中国，另一个说中文和他一样流利的加拿大人就是大山了。
见面的时候他穿着白衬衫，打了领带，看上去一丝不苟、很严肃的样子，不过他一开口，流利的中文就立刻使气氛轻松起来。司马汉现在是万宝华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的总经理，万宝华是一家独资猎头公司，位列世界前200强，目前已经在世界59个过家设立了3800多个独立的分公司，上海是公司在中国的总部。司马汉就是中国总部的“掌门”，专业的洋猎头。对上海的人才以及上海人才市场的前景，司马汉显得相当有信心，上海越来越国际化，外国公司也纷纷来抢滩上海市场、到上海投资，对人才的需求自然会越来越多，国外的猎头公司有稳定的运作模式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有相当雄厚的实力，不过面对日益开放的人才市场，司马汉认为中国同行的竞争力不容小窥。
司马汉说中国的年轻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中国员工，既聪明又很勤奋，学习新东西也很快，正以相当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整个社会滚滚向前的发展之中。但同时，他们身上也存在着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做着一步登天的梦，使他们不能脚踏实地的工作，不能吃苦。司马汉猎人的标准是：人才的素质应该是全面的。
到中国已经20年的司马汉可以称得上是老上海了，1982年他就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语言和中国历史，因为喜欢中国的文化，他继而把专业方向转到了中国历史方面。毕业之后，就一直留在上海工作，后来还找了位上海姑娘做太太，现在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上海上学。
在一般人的眼里，西方人的家庭观念似乎没有东方人那么强，不过司马汉显然是这种观点最好的反例，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家人，除了工作时间，他都和家人呆在一起。司马汉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钟开始，不过这之前他得先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到学校和幼儿园，下班后再把他们接回家，晚上的主要任务则是给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辅导功课。
他和任何一个普通上海人一样，生活在上海，遇到烦恼，也感受着变化。他说，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这样时刻发生着变化，上海是他的家，他像一个中国人一样习惯中国的习惯，他的言语里也常带着“习惯成自然”这样的中国习语，证明他的生命总有一半属于这里。
个例2：法国人的名字通常都拗口难念，Ａｌａｉｎ倒是个例外，名字很好记，中文读做“阿蓝”。Ａｌａｉｎ是上海法语培训中心的法语老师，也是所有老师里面中文讲得最好的一个。
中国的老师大都循规蹈矩，所以当Ａｌａｉｎ顶着头乱蓬蓬的浅褐色卷发、穿着一件颜色花哨的外衣出现时，我们的确非常吃惊。Ａｌａｉｎ说，做老师其实就是为了找份工作养活自己。Ａｌａｉｎ学的是艺术，不过他却不愿意把艺术作为谋生手段，他宁可选择教书。教书不仅可以提供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而且又有比较宽裕的业余时间进行艺术创作。
别以为这样Ａｌａｉｎ就不是个好老师，在法语培训中心上课的中国学生都很喜欢他，不仅因为他讲课生动有趣，而且他对学生们要求也很严格，他绝不会因为顾虑到同学的面子而把59分的成绩拉到60分。和其他的法国老师不同，因为Ａｌａｉｎ的中文好，所以和同学不会有交流上的问题，他鼓励学生多说法语，只有实在无法表达的时候才能用中文。Ａｌａｉｎ布置的功课总是特别多，有时候他觉得课文太简单，不够生动，就会自己带些课外的阅读材料让同学们看，而且还会在上课的时候组织同学玩些故事接龙的小游戏，让每个人都及时运用新教的语法和词汇。他说这些中国学生学法语要比他当年学中文的速度快多了。
虽然在教书，但Ａｌａｉｎ一直没有间断过艺术创作。Ａｌａｉｎ不爱看电视，不喜欢听广播，也不泡吧，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创作上，有时他也会拿起毛笔，重新把千字文再摹写一遍。在他心里，书法仍然是最博大精深的艺术，通向人类的心灵深处。
Ａｌａｉｎ说，对于法国的年轻人来说，有关中国的东西就是一种时髦，他们可能并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中国是什么样的，但是一件印有中国字的Ｔ恤衫却会成为街头最新潮的装束。但对Ａｌａｉｎ来说，书法不是一种装饰，中国也不是一个符号，从他一开始接触中国书法的时候，他就深深地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爱上了书法，于是到了中国；他喜欢上海，所以留在这里生活。对自己的生活，Ａｌａｉｎ并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会在上海待多久。他希望上海以后能有像卢浮宫那样的顶级艺术博物馆，不然对于一个学习艺术的人而言实在是很大的遗憾。有意思的是，贴在法语培训中心橱窗里的是一张留着络腮胡子、端正地手握毛笔挥豪狂草的Ａｌａｉｎ的照片，而现在他把大胡子剪掉了，头发却长长了，Ａｌａｉｎ笑着说是因为冬天太冷所以不剪头发，他微笑的时候，眼神里有法国人特有的柔和与优雅。他说他最近在搞一些摄影的作品，希望通过摄影镜头把多种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他说在上海办一场自己的个人摄影展就是他今年最大的计划和心愿了。
个例3：
来自澳大利亚的Ｇａｒｒｙ Ｄｉｃｋ是个朋友的客户，朋友极力推荐我们采访他，评价里充满了“好相处”、“平和”、“亲切”这些明亮的词语。Ｇａｒｒｙ即将回国过圣诞节，在这之前他抽出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而且出乎意料地同意让我们到他在上海的家里进行采访，让人好感大增。
Ｇａｒｒｙ现在住在上海繁华地段的一栋酒店式公寓里，从客厅的窗口望出去，一边是落成不久、快成为上海的又一个时尚标志的新天地，餐厅云集；而另一边是仍然保存完好的石库门旧式里弄房子，红墙青瓦。一样的上海，风情却截然不同，Ｇａｒｒｙ说这都是他们很喜爱的风景，历史和现代如此贴近，仅仅一墙之隔而时光流转人事变迁，这是上海所独有的东西。
Ｇａｒｒｙ和他的太太是三个月前到上海的，他此行的工作是作为澳大利亚的某个旅游管理专业学院的代表，在上海寻找一所合适的重点高校，就合办一所旅游、宾馆管理方面的专业学院问题进行初步接洽和调查。经过三个月详细的考查之后，他对办校的信心更足了，他知道来上海的决定没有错。在这之前，他也走过中国很多地方，中国有那么多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每年都吸引了来自全世界众多的游客，可是很多旅游景点在规划、管理和服务上的水平却远远跟不上，与国际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特别是入世后，随着进一步开放旅游市场，中国会需要更多旅游管理、宾馆管理的人才。他们正是看准了这块教育的市场来的，联合办校也可以提升他们学校在中国的知名度，吸引一些学生去留学。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初步成型了，他们也准备回国过圣诞节了。说到圣诞节，Ｇａｒｒｙ说他没有想到上海会有那么浓的圣诞节气氛，商店、办公楼和街道上都早早地装饰起来，让他吃惊之余到也感到分外亲切。不过对弄堂里结婚时要燃放鞭炮的习俗Ｇａｒｒｙ显然不太理解，我们告诉他这是中国人祈求幸福的方式。
Ｇａｒｒｙ并不是第一次到中国，而他太太却是第一次，到上海的那天正巧是国庆节，空气里弥漫的烟火味道混合着人们的欢声笑语，街头巷尾摩肩接踵的人流，热闹而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着她，同时也让她着实吃了一惊：澳大利亚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她很喜欢中式服装，还特地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设计了一件，到制衣店定做。要不是他们已经整理好了行李准备回国过圣诞节，Ｇａｒｒｙ说她一定会把那两件衣服拿出来显显宝的。
Ｇａｒｒｙ说他们再回到中国的时候，那个关于联合办校的项目就要正式启动了，他对这个项目充满了信心，因为他认为上海的旅游和宾馆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前景乐观。而Ｇａｒｒｙ的太太则说她会去好好学学中文，可以到上海的市场里尝尝讨价还价的乐趣。
“洋打工”带来了什么
不少“老外”都把上海当做了“打工”的好地方。这些人月收入最高的可达10几万美元，因此，一方面“洋打工”对申城发展贡献的纳税金额就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上海的就业观念、就业市场带来了一些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董克用教授认为，如果在规范的条件下，用人单位在关键岗位雇用几个少量的外籍员工是可以的，但不应提倡成为普遍现象。各国对本国的劳动力是采取保护措施的，对外国就业者是严格控制的。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应大力培养中国的就业者。另有学者认为，洋打工的出现正说明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大可不必惊呼“狼来了”。偌大的中国就业市场，承载几个“洋打工”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我们的员工不珍视目前的就业机会，让“洋打工”拔了岗位的头筹，那么，砸我们饭碗的不是洋打工而是我们自己。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用工制度正向多元化发展。餐饮业、饭店管理业、文化娱乐业、ＩＴ业等洋打工的增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促进，同时也是一种挑战。此外，“洋打工”帮助我们与世界交流和沟通，同时“洋打工”也把我们的变化向世界各地传递。随着我国加入ＷＴＯ，如何有效地调控外国就业者的进入，同时迅速提高国内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成为人才市场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