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微妙的历史时刻俯顺舆情、当局任事的于幼军更有资格称得上是一个2003年的开局性人物。而历经纷扰准备重新定向的深圳，应该是当然的开局性城市。

　　岁末年初，中国辽阔的降雪区域创下了新的气象记录。与此同时，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络“万言书”广为传播，引起了网上网下对深圳未来命运的密切关注。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这篇洋洋2万字的网文由于涉及公共政策，已经“引爆”了某种情绪，引发深圳内外百万网民参与讨论。人声鼎沸中?市长于幼军走到他的市民和批评家面前表示：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但是对于这篇文章的作者，于幼军至今只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目前，市长只知道作者的网名叫做“我为伊狂”，家住深圳，出没于国内各大网站论坛。他的同僚分析，作者应该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忧世伤时，发诸为文，但多有谬误，比如深圳“四大金刚”――中兴通讯、华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迁都”上海的传闻，市长和上述企业都已经公开辟谣。

　　尽管如此，“万言书”引发的争论依旧迅速蔓延。如此情势，显然是深圳市政府不能左右的，一个致力于创建现代公共型政府的市政当局，似乎提前遭遇了一场信任危机。于幼军市长必须带领他的班子挫败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怀疑，以维护深圳形象并为市民和投资商“打气”。他们与省城媒体《南方都市报》的精心合作，显示了成熟与大度。于幼军通过《南方都市报》表示，愿与“我为伊狂”直接对话。

　　然而，“万言书”真正触动深圳人心之处，并不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案例，而是文中流露出的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下落的失落与迷惘。作为当地主导公共行政的最高领导人，于幼军此时面对的已经不是“我为伊狂”一个人，也不仅仅是数百万深圳市民，而是面对着历史对深圳的拷问。对于深圳的未来，他在公众面前谨慎地使用了“百上加斤易，千上加两难”的古训，但是多数人并不知道于幼军一直心藏秘诀，而深圳也正在这场争驳辩论中悄然酝酿着重大变局。

　　新浪网一直在寻找2003年的开局性人物，现在他们把目光锁定在“我为伊狂”身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个微妙的历史时刻俯顺舆情、当局任事的于幼军更有资格当选。而历经纷扰准备重新定向的深圳，应该是当然的开局性城市。

在劫难逃

　　对那个帖子，我不想说。2003年1月14日，正在北京机场办理出关手续的胡鞍钢婉拒了本报记者的问题。这位曾经在1994年率先向特区经济特权发难并引发激烈争论的国情专家，把一场网络时代的城市口水大战抛在了身后。

　　胡鞍钢自认为是中国学者参与公共政策争论的第一人，因为在1994年之前，这样的争论似乎仅仅局限在官员阶层。但与“我为伊狂”的深圳情结相反，胡鞍钢当年坚决反对经济特区的特权政策。按照胡鞍钢的逻辑，深圳的繁荣建立在不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实在毫无道理。”

　　胡鞍钢“发难”之前的1993年，深圳市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交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交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国总数的1．28％。胡认为，深圳的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1994年3月，胡鞍钢撰写报告呼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调整，主张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城市特权。他指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

　　胡鞍钢的主张招致强烈反击。胡不肯退让，交锋逐渐升级。先有国务院特区办刘福垣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非但不主张取消特区之“特”，而且提出“特区更特”。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题为《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的文章，“旗帜鲜明地驳斥了某学者的论调”。此后，这家报纸连续发表多篇“檄文”，从标题制作到文章内容，已经顾不上论战的礼数，指责胡鞍钢鼓吹“特区不特”，质问胡“棍子向谁打来”。

　　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这场争论持续了大约一年有半。不过据一位知情人回忆说，胡鞍钢与厉有为等人的争论，早已超越特区成立之初那种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如果当时深圳能够清醒面对时局，及时调整发展定位，也许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社会心态失衡。现在，虽然没有了胡鞍钢的“棍子”，却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板砖”。

　　其实那场争论有一个死结，即深圳的城市功能一直与特区功能交织在一起，特区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扩张又导致深圳对特权政策诉求的升级。在1992年以后，深圳越来越扮演着一个中心城市的角色，而对一个大型城市采取特殊政策，在税赋和财政上实行减免让利，必然带来很多问题。在全国区域间利益比较的参照系中，作为城市的深圳继续享受特殊政策和优惠条件必定妨害公平竞争。如果当时能够划小特区，把特区功能从城市机体中分离出来，问题或许将迎刃而解。

　　胡鞍钢和参与争论的各方力量都没有涉及这个死结。后来，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战略中心主任冯苏宝曾建议在深圳进行城市和特区的功能分解，但是，没有人能够落力推动。现在，经济特权几乎丧失殆尽，经济特区已是名存实亡，作为城市的深圳面对着全国大多数城市都要直面的转型问题。当她发现作为城市的自己有可能只是香港的“跟班”或者上海的配角，她无法抵御源自人心的惶恐与迷惘。

　　于是，在胡鞍钢发动废除特区政策之后的第9年，在深圳已经还原成为一座纯粹的城市之后，“我为伊狂”自问自答：谁抛弃了深圳？――从地缘条件和时代背景来看，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因为时空因素是限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深圳特区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有其深层原因，那就是深圳在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我为伊狂”矛头指向深圳市当局，但他（她）同样没有看到那个至今无法索解的死结。而“我为伊狂”引发的对深圳市政当局能力与意志的挑战，无疑将是对那些在2003年担当大局者的历练。

“灰心”之城

　　于幼军显然不喜欢人们将城市竞争看作是一种赌场或者“零和游戏”。他认为，看待“我为伊狂”文章中所担忧的企业外迁一事有个方法问题，“深圳发展到今天，我们有一批企业在做强做大，从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要到全国各地，下一步还要到国外，去建立分支机构、甚至研发基地，这都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这些公司的总部还留在深圳，还把根留在深圳。我刚来深圳那一年，也有人说康佳把生产基地搬到东莞去了，说深圳不行了。我要说，有企业要搬走，也有企业要搬来，这来来去去，很正常。”

　　比企业的“来来去去”更正常的是数百万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劳动者。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深圳的户籍人口132万，而暂住人口却高达580多万，占了总人口的80％，这其中又有300多万人是非户籍常住人口。他们长期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是深圳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这个户籍与非户籍人口数量严重倒置的城市里，700多万人纳税，而只有132万人花钱，地方财政宽裕，基础设施建设出手阔绰。但光鲜亮丽的高楼往往投下疏离与冷漠的阴影，在于幼军“移民文化是深圳一宝”的津津乐道中，数百万人最彻底、最商业、最刻薄地磨练着生存法则，但很少能对这座气质斐然的城市产生认同感。

　　“我为伊狂”说，那些没有深圳户籍的人群对深圳更没有归属感。他（她）在帖子里提到一本名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书。那是一本“深圳人写，写深圳人”的小说，书中的深圳“一切都容易腐烂：毛巾、内衣、品德、个性、领导干部、书、家庭、银行职员、生殖器、零钞、友谊、爱情……”，上市时在深圳卖得很火爆，曾被深圳有关部门封杀。

　　“我周围的朋友都跑光了，做传媒的，做动画的，做设计的，做音乐的，要么去了广州，要么去了北京。”写那本书的缪永对我们说。她如今是深圳一家影视公司老板，在ＣＣＴＶ播出的《深圳二十年》纪录片中，自称是一个“没有深圳户口的深圳人”。

　　“没有人会在一个不承认自己的城市里工作。” 1994年就来到深圳的缪永言语之中明显透露着失落，“我先生上海交大毕业，在全球最大的船舶公司做了7年，最后竟以一个平板印刷工的身份才调入深圳。我一个朋友在深圳有4家公司，房子买了几处，税也交了不少，算是为深圳发展做出过贡献的成功人士，可就是调不进深圳。而在上海，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只要有公司接收，户口可以轻松搞掂。为什么在深圳这个特区城市会有如此保守的人才政策？”

　　资金的流向与人才的流向正好相反，前者向低处流，后者向高处流，如果深圳在这两方面都处理得不够好，就可能满盘皆输。没有深圳户口的缪永至今还留在深圳，只是因为在一个熟悉的城市拍电视剧可以省很多钱。她正在做一部深圳都市生活轻喜剧。她说，片子做完了，她就可能去北京或者上海，深圳的生活将与她无关，只有琐碎的事情充满这10年的记忆。

　　于幼军虽然不会苟同缪永们的心灰意懒，但他也承认，如果一个城市里长期生活的绝大多数人口是流动的，这些人对这个城市没有认同感，没有“根”的感觉，那么这个城市的心态一定是浮躁的。他表示，深圳今后要严格控制500万的人口总量，靠产业结构调整，以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高素质人才，把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型企业调整出去，控制人口总量。同时，深圳的户籍人口也需要增加，除了对高科技人才、大学生敞开大门外，深圳也需要技术工人――360行，行行出状元，在每一行干得好的人，都可能成为深圳人。

　　许多年以来，由于大量内地劳动力的不断涌入，深圳几乎没有遭遇到劳动成本压力。有关专家指出，在1980年代中期的深圳，外来民工的平均月工资是700－800元，现在不升反降至不足590元。有人说，民工工资低是因为他们不是熟练工人，但奇怪的是，那些使用民工的企业却存在了不止10年。实际上，他们根本不需要熟练工，甚至在民工成为熟练工之前就解雇他们，“换员增效”。但是现在，深圳已经公开表示不再发展“三来一补”，而是专注于高科技产业，依靠“换员增效”恐怕是死路一条。于幼军稳定人心的谈话动机有可能发端于此。

　　但深圳九鼎文化调查公司的老板胡野秋认为，深圳应该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指称。胡野秋做过《中国青年报》记者，曾经是特区最年轻的杂志总编辑，来深圳10年，从深圳身上汲取过激情，但是现在，他对深圳的认识已经理性到让自己吃惊的地步。他认为，“我为伊狂”的帖子内容虽然从金融证券角度切入较多，但最终可以归结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深圳的城市文化构造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让深圳在精神上未老先衰？

　　胡野秋尤其反感深圳的“二线”。当年深圳设二线关是特区政策，现在不特的特区仍被铁丝网包围，深圳人犹如生活在集中营里。这道网对深圳的物流发展等造成了阻碍，同时也为人才流进制造了困难。深圳每年搞读书月举办读书论坛都要请专家来，他们没有暂住证，进深圳像过鬼子岗哨似的，所有的学问都不如那一张纸，而其实十块钱就可以从蛇头手里买一张。胡野秋说，这种情况扼制了很多人对深圳的兴趣，“更可悲的是，深圳人对这种腐朽发霉的规定已经习已为常。”

　　根据市长于幼军文化立市的提议，胡野秋等人正在着手做一些文化梳理工作，对深圳现有的文化结构、文化形成、文化表现力等进行数据化研究。他说，深圳的经济足以支撑起一种新兴的、多元化的城市文化，深圳的传统文化虽然不能与人相比，但在娱乐文化、生态文化等方面完全可以找到自信，“我觉得这是深圳的首要问题。”

　　移民文化是民本思想的温床，也将是深圳最大的财富。深圳已经意识到它的未来取决于自己的胸怀和多样化，而深圳市政府也必须走在它们的市民前面。但是，如何使一个城市在目前需求和为长远利益进行投入之间达到平衡，也许是一个无法在于幼军的政治任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他们现在首先能够做到的是进行行政体制创新。

20岁的城市60岁的心脏？

　　于幼军说，现在中央决心办好深圳特区，从江泽民主席在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到这次十六大报告，都充分肯定了深圳特区发展的历史地位和未来发展，没有说抛弃深圳的问题。“同时，我还要说一句话，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要是我们干部自己不争气，精神不振作，不能维持现在的发展势头，那就是自己抛弃了深圳。”

　　但是在普惠制政策下怎样才能“办好特区”，却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中共十六大刚刚闭幕，深圳市高层开会讨论十六大报告“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中的一句话――“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圳市一直秘而不宣的行政三分实验，终于在十六大报告中找到了理论依据，旋即推进。

　　其实，当初设立深圳特区的目的，是出于一种加强开放的战略考虑和实践，在具体目标设计和功能发展上，没有像其它各国经济特区那样主要突出某项特殊的经济功能，而是具有功能复合、目标交织等特点，带有较强的经济社会政治综合性。它在出生之初就担负着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使命，本应率先在有限的特区区域内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广泛试验，然后将成功的经验和做法推向全国。但是，20多年来，深圳的实验功能似乎只体现在经济领域。

　　2001年12月31日，本报记者在当年的年终特刊上报道了深圳酝酿政治体制重大改革的消息――中央已经要求深圳探索入世后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圳将在中央编制办公室的直接指挥下，由中编办在深圳蹲点，全面展开这方面的改革实验，如果实验成功，将在全国推广。但在研究了一年多之后，改革方案仍然没有获得市委常委会通过。期间，于幼军曾向英国、新加坡和香港派出考察团，为此次计划搜集意见，他本人也多次帮助修改改革策略的草案，但具体改革内容仍存在争议。

　　这项改革意在提高当地政府和立法机构的权力，并通过一系列政府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应对政府官员运用权力逃避法律制裁的问题。但对境外媒体报道此事时使用的“三权分离”一说，于幼军认为容易引起歧议，最合适的说法应该是“行政三分制”。最有可能通过的方案则是以大行业、大系统方式设立决策部门，并就每个决策部门关联的业务设立若干执行局，由监察局负责监督。

　　于幼军市长对这项意义深远的改革做出温和的诠释。他认为，过去20年来，深圳在经济结构改革方面有很多成绩，现在我们需要在政治体系上做出相应的改革，使政府机构更高效、负责、透明以及法治化。而深圳市政府当然希望能够以此维持经济持续增长。

　　但是由于此次改革需要从政府管理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深圳官场也将面临一次大面积洗牌，内部阻力重重，很多理论上将被砍掉的部门跳出来坚决反对。据悉，深圳市政府为此也留了一手，另准备了一套“兼顾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

　　6年前从东北来到深圳工作的深圳市政府外事办国际交流处处长孙海伟认为，现在有内地特区化、特区内地化的趋势，而“内地化”对深圳来说是严重的问题，吃老本的人多了，不愿创新的人多了，这些人多是既得利益者，有资本或是有资格，特别有些人在年纪等方面丧失了竞争力，已经怕再折腾再改革了。在去年机构改革时，市政府就有些人认为自己有经验有功劳，对参加考试有想法。“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这使得少数老功臣成了深圳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这种停滞不前的思想在深圳的国企改革中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使深圳的国企改革居然落在了后面。深圳市排名前五位的国有大企业去年一年就亏损了45亿，要求市政府核销这笔债，政府用什么钱买单？

　　因此有人说，20岁的深圳已经有了一个60岁的心脏。正因为此，深圳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前景并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