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生活、就业的困难现在已是普遍问题。下面是我们两位大学毕业生的亲身经历，让我们共同感受他们毕业之后的故事。

　　在深圳我像一只被投递的包裹　

　　2004年6月的一天，气温28-34摄氏度。深圳火车站，外地民工夹杂着学生流，气氛污浊而烦闷。可我的内心却充满了狂喜，因为我结束了20年的苦读，终于毕业了。更重要的是，我即将奔赴一直向往和热爱的职业。口袋里的派遣证和户口迁移证预示着这样一个事实：我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连火车广播里说“祝旅客们在深圳玩得开心”，我都觉得与往日有些不同：今后，我将不再是旅客，而是这里的主人。

　　出站，检票，“学生票，证件。”检票员说。

　　我慌忙去找派遣证，学校传达，凭派遣证，毕业生可以享受最后一次半价车票，我对此深信不疑。可刚递上证件就被扣留了，“这不符合规定，补票”。

　　理论了半天，双方均不妥协。那个40多岁的女检票员非说要有学校开的书面证明。派遣证难道不能证明我今年毕业，要到目标城市去报到吗？

　　僵持了30分钟，我拨了报社的新闻热线，希望依靠舆论解决问题。可从7：00出站，到11：30饥肠辘辘，我也没等到“迅速赶到”的记者。无奈，我交完补票费出站。

　　毕业后第一眼深圳的天，我是用泪眼看的。扣留、争吵、屈辱、眼泪，这是一年后我能回忆起来的所有词汇。

　　而这，仅仅是磨难的开始。

　　之后的日子，租房子、迷路、工作不顺、缺乏娱乐的生活简直要把我折磨疯，我甚至开始怀疑这座我梦寐以求的城市究竟适不适合我。

　　先是借住朋友家几天，以为找房子很容易。结果说是住一周，转眼就住了一个月。不是我挑剔，深圳房子真难找。网上“搜房论坛”什么的，进去全是中介，看房就要交几百。托朋友找的，地段又总不满意。单位周围，市中心地带，租了就只能每天吃粥。

　　7月底，为避免遭到被朋友礼貌驱逐的命运，我搬了出来，住到一个大学同学租的房子里。一室一厅，她妈妈也在。收拾屋子的那种客气让我明白，在这里我最多只能住三天。那几天，我逢人就问，有没有住的地方，有没有合适的房源。平时走路不长眼睛的我，也开始留意路边的电线杆和墙壁，因为那里通常有租房小广告。

　　清楚地记得那日同学聚会，了解到我的惨境，一男生主动提出有宿舍可以提供几个月。几个月！对我来说是多么诱人的字眼。据好友说，那天我从萎靡不振到两眼放光，只用了几秒钟。

　　安身之所暂时解决之后，便是生存与发展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迷路。尽管每天包里装着地图，但凭我不知道东南西北、不懂得地理坐标的水平，它的价值只能是口头问路之后的辅助产品。我最丢人的记录是，有一次想要穿过地下通道到马路斜对面，足足用了半个小时。

　　接着是工作问题。初到新单位的我，总渴望别人用父母对待女儿的耐心与热情来对待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毕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人的美德。可如今，拥有这个美德的同志越来越凤毛麟角。

　　在某次匆匆忙忙完成任务，被领导一顿臭批之后，我的幻想彻底破灭，开始认识到残酷的现实。无论工作多么艰难，都要尽最大努力完成。

　　8月的一天，为了赶一项工作，我错过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由于住得远，半夜打车不安全，我硬是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哭了半夜。想着妈妈的话：“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多辛苦，不如回家来，有父母照应着。”当时被我认为“极没出息”的话，如今看来，是如此温暖。

　　最后是娱乐问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座城市无论是繁华地还是小角落，我都光临过。我知道凯威啤酒屋的自助餐很不错、石烧的咖啡颇地道；知道金利保龄球馆的球道很标准、江滩影院的音效是顶级；知道新民众乐园的衣服很另类，江汉路的小饰品很便宜。总之，一切都是我所熟悉和游刃有余的，我认为自己属于那座城市，尽管那里只是我户口和档案的暂时栖息地。可如今，终于来到我可能要永久居住的地方了，却处处不顺：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买衣服，不知道哪里的夜宵好吃，不知道哪里可以够我的消费水准去打打网球、玩玩保龄。

　　连我的手机号码，也被同事嘲笑为“不像有深圳户口的号码”。我听了一脸迷茫。后来经另一同事点拨，我才明白，我的号码更像电线杆上小广告的号码，免费接听。

　　好像一下子得了“城市不适症”，在这里，我惟一的感觉就是无所适从。

　　我的自嘲丈量着城市的距离

　　在没有到北京之前，我曾经无数次地梦到过自己毕业后的生活：穿着一尘不染的皮鞋，雪白的衬衣，背着真皮的电脑包，在下班的公交或者地铁上，把笔记本放在腿上开始无纸化办公。晚上回去约上一个美女，一起去格调高雅的酒吧喝酒聊天，或者到窗明几净的西餐厅去动动刀叉。这也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时尚连续剧中千篇一律的场景，我固执地相信毕业后我就是那拥有白领子中的一员。
 
 
　　6月底，我背着铺盖卷，拖着大箱子来到北京。上了一辆轰隆作响的公交车，售票员非让我再买一张行李票。我把行李放在腿上，诚挚地说：“大妈，这不用买了吧？”

　　那个脸上抹了一层白粉，看不出年纪的售票员脸部肌肉被我“大妈”的称呼刺激得有点儿抽搐，愤怒地说：“你就是顶在头上，也要照样掏钱。外来民工就是没见过大场面。”

　　我乖乖地交了钱，却为“民工”这个称呼伤感了半天。虽然我衣服脏点儿，皮肤黑点儿，但至少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和民工不是一个档次吧！

　　现实在眷顾了我的工作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摧残我的梦想。至今，我还穿着在学校踢球时的破球鞋，套着没有领子的文化衫。原本以为住在中关村，电脑也会相应地听话一些，但是破电脑开机时还是比战斗机响，待机时比拖拉机响。

　　每天坐公交车从西往东穿过北京城，天安门是必经之地，对于我这个从小受的胎教都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孩子来说，每次经过却没有丁点儿时间下车来感受一些革命气息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一天，我下定决心拼着迟到扣工资的危险也要去天安门走一走，却发现自己坐的公交车不在天安门停。

　　我住的小区电梯夜里12点停运，可刚在网站工作的我，有一段时期工作时间是下午1点到凌晨4点。那段时间，我不仅从来没有看到过日出，还要在凌晨4点爬17层的楼才能到家。对处于浑浑噩噩中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事。

　　在北京没什么朋友，没有加班的周末是最难熬的日子。有一个不是很热的星期天，我蹲在马路上看来来往往的宝马奔驰，还有那些从豪华跑车上走下的时尚性感女子。当城管过来赶乞丐的时候，我也下意识地站起了身，跳上一辆即将开动的公交车。

　　正在拥挤的车厢里左顾右盼时，我忽然看到一只罪恶的手正伸向身边一位女士的小坤包。我一个箭步挤过去，踩了那女士一脚。那女士“哎呀”一声，然后转身用高跟鞋在我脚上还了一下，并且还转了半圈。

　　我忍。那女士用腻死人的声音说：“你怎么搞的？没长眼睛呀？你们这些外地人真没有素质。”

　　我本来想说：“几十万年前咱们都是一样的类人猿，素质都一样。”但是我不说话，还忍。那只罪恶的手终于收回去了。正当我觉得自己受委屈值得的时候，那只罪恶的手一拳打过来，“踩了我老婆，还不认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冲动了起来，不过不是去打架，而是跳下了公交车。临走前妈妈交代我，去大城市不能跟别人打架，外面跟村里不一样。

　　来北京，我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和地铁。地铁里每个人都戴着耳机，摇头晃脑地听歌。我找不到一个犹如全智贤一样漂亮的醉酒姑娘。坐了几个月的地铁，盼望着能见一个全智贤一般美丽或者稍微差一些的醉酒美女，然后把她背回家。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醉酒的老头儿。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我经常傻傻地站在公交站牌旁，考虑下一站的方向在哪里。也许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就像如今从西城到东城上班的距离，横贯北京，东西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