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的话说，河南人卜式是政府树立的一个正面典型。之所以树他为典型是因为他总是和政府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儿使。

　　《史记。平准书》载：卜式是河南人，以种田养畜为业。父母去世后，成年的弟弟和他分了家，卜式把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弟弟，只要了百余只羊，从此进山牧羊，过了10多年，羊繁育到了一千多只，卜式又有了钱，买了田地宅舍。他的弟弟却家业尽破，卜式就把家产又分给弟弟。

　　汉武帝打匈奴，财政紧张，卜式就主动上书，要求把自己的一半家产捐给政府作为边境作战费用。汉武帝派使者问他：“你是想做官吗？”卜式说：“我自幼放牧，不熟悉官场的事，不愿做官。”又问：“是家中有冤屈，有话要对天子说？”卜式道：“我生来与人无争，同邑人有贫穷的我就借贷给他，不善良的我就教导他，邻里人都愿听我的话，我怎会受人冤屈！”问：“那你捐了这么多家产，究竟为了何事？”卜式答：“天子要讨伐匈奴，我认为应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样才能灭掉匈奴。”

　　这一番豪言壮语，可能是太超前了———毕竟共产主义思想那时还没出现。所以汉武帝都不敢相信。丞相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天下楷模以扰乱了法纪，愿陛下不要答理他。”于是让卜式在京城闲住了几年，就又打发他回河南了。

　　卜式回家后，依旧种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政府财政更加紧张，贫民大迁徙，都靠县官供给，县官没有力量全部负担起来。于是卜式拿着20万钱交给河南太守，作为被迁百姓的花费。河南呈上富人资助贫人的籍账，汉武帝见到卜式的名字后，又受了触动，于是赐给卜式免戍边徭役四百人的权力。卜式又把这权力全都交给县官。那时富豪人家为了逃税争着隐匿家产，唯有卜式热衷于输资帮助官府。汉武帝于是认为卜式的确是位有德长者，终于决定给他显官尊荣以诱导百姓。封他官为中郎，爵为左庶长，赐给农田十顷，还在全天下广泛宣传。

　　卜式当个中郎，也没什么具体事儿做，汉武帝说：“哎，你不是喜欢放羊吗？我的上林苑也有羊，你替我到那儿养羊吧。”于是卜式又成了穿着布衣草鞋的放羊郎。一年多后，羊群肥壮且繁殖了很多。汉武帝路过这里看到羊群，夸奖他一番。卜式说：“放羊和治理百姓是同一个道理，让他们按时起居，不断把凶恶的除掉，不要让他败了群。”汉武帝听了非常惊奇———没想到这个放羊的还懂管理？就封他为缑氏县县令，试一试他的本领，果然缑氏百姓反映很好。又升任他为成皋地委书记，办理漕运的政迹又被评为最好。于是封他做了齐王太傅，后升任御史大夫———这可是现在中常委级的干部了！

　　卜式的放羊管理法，与治理百姓乃至管理一个公司，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尤其在封建年代，统治者确实拿老百姓当羊一般管理，也希望老百姓像羊一样顺从。所以卜式能够成功。

　　但人和羊当然是不同的。羊对于人来说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而人不同。

　　羊群里靠体力竞争，产生一代代的头羊，给其他羊只引导羊生方向，头羊不会把它和母羊生出的小羊指定为下一代头羊，并顶死其他有竞争力的羊来确保它生下的小羊及下下代小羊能永远当头羊，但人则几乎一有可能、一有机会，就一定会这么干。

　　羊群里不会出现有思想的羊骗其它羊说：我们一起把头羊顶死、把放羊人也顶死，我领着大家建立一个羊羊平等的社会，想吃多少草就吃多少草、想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于是羊们一起把放羊人和头羊顶死，但之后发现有思想的羊又任命了许多小头羊管理羊群，确保只有它一只羊可以想吃多少草就吃多少草、想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

　　羊群里基本上是平等的，不会有头羊住在羊圈而其它羊在外露宿的事情发生，不会有头羊身旁总跟着几只膘肥体壮的公羊和年轻美貌的小母羊保护和照顾头羊生活的事情，但人群里的不平等则是古往今来时时处处都会存在的。

　　所以，靠威权在一定范围内，掌握、决定一群人的命运，关爱这群不敢反抗、与世无争的人们，给他们草料，保护他们不被狼叼走，确实和管理羊群差不多。

　　但没有了这个前提，要管理好一群人，如不能与他们心灵相通，正气在胸，善恶分明，奖罚得当……那，可比管一群羊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