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8日，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的惠斐在中关村留学生创业服务总部签下了一张编号为2403的“快办单”，这时，距离一个叫孙勇的斯坦福博士签下001号快办单已经过去了4年零3个月。

　　这四年里，有上万名像惠斐这样满怀憧憬的留学生回国创业，其中的5880人选择了中关村。惠斐的这些前辈们创办的公司有的活了下来，甚至活得不错，也有的公司就此消失，留下来的，是一个个创业故事……

　　“001号”急先锋

　　“这些人运气真好！”孙勇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经常羡慕那些硅谷创业者。如今看着自己在中关村的公司已经走到第四个年头，而当年的那些硅谷企业很多已经烟消云散，他突发感慨“我的运气更好”。

　　坐在中关村创业大厦的办公室里，这位从小就有“领导欲”的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博士，穿着一件灰色运动外套，他说这是学生时代的装束。这个怀揣几万美元回国的年轻人，现在拥有一家年销售额2000余万元的中关村“明星企业”。

　　孙勇旗帜鲜明地把自己的回国创业定义为“冲动型”。1999年、斯坦福、硅谷、计算机硕士、博士，对孙勇来说，这种背景下不创业的可能性比中国足球队再次进入世界杯还要小。

　　2000年，孙勇向学校请假三个月回到了北京。当时正值中关村科技园区为简化留学归国人员创办公司手续而推出了“快办单”，孙勇正好排在“001号”。年底，赛昂科技挂牌成立。

　　孙勇首先遇到的是资金问题，他用；于启动公司的资金是自己的几万美元积蓄，因为计算机产品研发的先期投入是很高的，没有充裕的资金根本很难完成研发。在市场、客户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公司一旦开始运作，资金不足的问题很快就开始困扰孙勇，于是他开始了四处奔波找钱的日子。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企业的生存成为孙勇考虑的首要问题。

　　这时候幸运开始光顾孙勇，北京市海淀区科委为鼓励高科技企业创业，向高科技创业企业发放40万元的科技项目资助金，在众多的备选者里选中了孙勇，后来，孙勇得知是他清华大学本科、斯坦福计算机博士的背景起了大作用。他也因此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半年后公司发展进入正轨。

　　创建之初的赛昂科技主要做电子政务的网络解决方案以及五联网上定制开发的软件，从去年开始，孙勇开始主推短信软件产品，目前已经在国内市场处于领先，中关村科技园也采购了他的“短信办公”系统。目前公司80%的收入来自国外业务，和包括法国在内的多家外国运营商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资金问题仍然困扰着孙勇，研发投入不足，让他的企业不能迅速做大，回忆当年自己匆匆创业，孙勇说他这次“准备好了”。

　　别了，中关村

　　2003年10月，赵敏哲带着些许遗憾走出了中关村国际孵化园。

　　赵敏哲，这个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留英海归，谦虚，严谨，温文尔雅，一副英国绅士的做派。他下过乡，19岁时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自动化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接着考上中科院自动化所读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任教北京工商大学。1992年，他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英国威尔士大学，两年后以学校历史上最短时间拿到博士学位。

　　1996年，旅英3年的赵敏哲赴新加坡理工学院任教。1999年底，他放下教鞭加盟了新加坡杜文系统有限公司，任首席技术总监，并与中科院软件所合作，主持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套中文64位Linux操作系统。

　　2001年，政府对“海归创业”抱有民大热情，北京市方面希望能引进他展中关村创业，一位副市长还专门打包话给他“做工作”，同时，科技部也希望他能来中科院做科研项目。正想大干一番的赵敏哲最后听取了这位副市长的建议，进驻“中关村国际孵化盟”。10万元的自筹资金，加上中关村管委会提供的10万元无偿创业资金，是赵敏哲的全部家当。2001年5月，北京达泰维迪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赵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敏哲同样遇到了资金方面的困难。20万元对一个IT企业来说无疑显得有些“寒惨”，虽然中关村给留学生提供三减两免的优惠政策，但赵敏哲认为留学生企业多属研发性质，是亏本的，三年之内赢利很难。“同时，技术出身的赵敏哲也缺乏经营管理经验。为了生存，他只得引入马来西亚卓越集团，公司也随之被易名为”广维通“，赵敏哲由董事长变为股东之一，从而失去了公司内控制权。

　　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赵敏哲也麻烦不断，从美国带回的仪器被扣在海关，繁琐费时的工商年检，甚至酒桌上的推杯换盏，太多中国特色的事情让过惯了象牙塔生活的他顾此失彼，“谁都是你的婆婆，谁都是神，都要拜。一些项目招标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也很严重，小公司没有钱做公关、请吃饭、去歌厅，即吏你的价格比别人低，别人还能把标拿走。”新公司运营了一年多以后，赵敏哲撤出了自己的股份。

　　随后，赵敏哲转而投奔同处中关村国际孵化园的“达泰克科技”，任总经理、董事。然而同样遇到资金难以到位的问题，加之公司发展速度缓慢，他对公司的前途感到迷茫，这时候，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的CEO职位摆在他面前，仅衡之后，他离开了中关村。

　　赵敏哲曾经定下一个个目标：上大学，读研究生，35岁评教授，创业，企业上市，退休回学校教书。今年，他46岁。

　　下一站，NASDAQ？

　　2001年底的一天，当汽车堵在北京拥挤不堪的公路上时，刘昊原开始怀念硅谷的高速公路和明净的天空，当然，还有美式西餐。

　　此外，这段时间还有件让刘昊原烦心的事，公司急需的一笔从美国过来的资金打到了他的基本户头上，然而取款时他被告知，这笔钱按规定要打到他的外汇户头上，然后出一张结汇单才能取出人民币，所以这笔钱要被退回美国重新汇。眼看着自己账户上的钱取不出来，刘昊原忍不住对中国特色的“外汇管制”有些恼火。

　　因为不懂国内的“规则”而恼火，刘昊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国前明明被告知国内有关部门会积极配合他们这群留学生创业，但是现实中有些服务部门所摆出的“落我手上就得求我”的姿态，让他感觉难以接受。

　　当然，这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当时他刚从美国回来3个月。如今的刘昊原已经对这类事情淡然处之，他认识到这些事情是所有创业者都会遇到的麻烦，不管是海归还是别人。他甚至已经学会了让一件理论上需要消耗3月时间的事情在2周内解决。

　　刘昊原1993年赴美留学，8年后获得西北大学MBA学位，毕业之后有着一份年薪10多万美金的工作，但硅谷的环境给他植入了挥之不去的创业念头。他认为在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创业环境不理想，何况他当时手头的约100万人民币在美国根本发挥不了太大作用而这笔钱在国内却可以是一笔有效的启动资金。而随后发生的“9.11”事件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创业的想法。就在“9.11”事件十几天之后，刘昊原登上回国的飞机。

　　回国后刘昊原和多数海归一样选择了中关村创业园，一方面中关村在硅谷联络处的办事人员的热情打动了他，更主要是中关村对归国留学生的优惠待遇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里也汇聚了大量人才资源。刘昊原给公司起的名字叫思智科技。

　　在刘昊原的规划中，思智科技的主打产品是U一LOCK ，这是一种防止计算机泄密的安全工具。但是这个产品的研发需要耗时三年，研发过程中的费用就成为难题，于是刘昊原需要找到一种能够迅速获益来补贴U—LOCK研发费用的产品。用了3、4个月时间，公司设计出一种被称为SageATM的产品，这是一种被用在银行自动取款机上的智能防盗窗，一年之后，该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进入前三，到今年已经成为第二。

　　虽然思智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创业公司，但是刘昊原一开始就以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待未来发展。他认为“只看本地市场的公司也会发展，但是发展到一个瓶颈，想转型到国际化的时候，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中国有很多非常不错的、销售额过多少亿的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代价非常惨重，能成功转型的是极少数，那么多本地的企业到国外就不灵了，一些在本地成功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会丧失。”

　　目前刘昊原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海外，他聘请了前Cisco系统公司总部的高层负责公司的海外市场，国内的业务他交给本地的副总接手。刘昊原在境外注册了一家公司。产品研发出来后，在全球和中国市场同步进行销售，目前已经做到1000美金以上的规模。

　　“我们是美国硅谷过来的，我们绝不满足于只在中关村发展，我们目标是全球市场，中关村只是其中一个，下一个目标，比如说是在NASDAQ上市……”刘昊原说。

　　如今，当下班回家的刘昊原在上地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狭窄路口遇上墙车时，他心里除了考虑夫人做的可口饭菜外，还可能还有万里之外的某一个地方，也许是某个国家的市场，也许是——NASDAQ.

　　“另类”创业者

　　刘昊原踏上回国班机的日子，正是邓大庆返回位于东海岸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MBA课程的时候。此前，他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创业尝试。

　　当时邓大庆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创业计划大赛，结果他成了第一个获得该项赛事冠军的中国人，奖金是5000美元。拿着这笔奖金和朋友们大吃了一顿后，邓大庆按捺不住冲动从哥伦比亚大学休学创业。4个月后，这个在书面上完美无缺的计划宣告破产。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

　　邓大庆毕业时，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已经散尽，弥漫在空气中的创业狂热也开始消退。邓大庆几乎所有的哥大同学都是选择找工作，当时他也接到多份工作录用书，工资很高。但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已经不能回到打工状态，因为打工不能给他成就感。他也因为在这种不景气的环境下选择创业而被同学称作respected alternative （受尊敬的另类）。

　　邓大庆小时候也曾被认为是另类，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比别人聪明。但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一位数学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对他的聪明表示质疑，这给他造成了一次“巨大打击”，他因此认为老师不喜欢太聪明的人，于是开始学会问老师傻问题，并认为做事出头以后会受到孤立，直到他到爱立信工作。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邓大庆开始恢复本色，“在工作中出奇的创新，把事情干得有快又好”。

　　邓大庆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离华尔街很近，他也因此结识一批给华尔街做证券软件的中国人，加上他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毕业，有很多朋友从事证券行业，于是他想把那些华尔街的先进证券交易软件带回中国，满足国内市场的要求。

　　带着生产“使我国证券市场软件技术至少进步十年”软件的梦想，邓大庆于2002年回国，在中关村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然而这种先进的软件并不被中国的证券市场所需要，最后这家公司甚至连产品也没有做出来就结束了。邓大庆总结自己与一些技术型海归创业者犯了一样的错误，过于相信技术优势。事实上IBM的OS2比微软的操作系统先进，CDMA的技术也比GSM领先，但是在市场上都没有获胜，很多时候先进的技术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随后一年多时间，邓大庆除了总结教训外，也来往于中美两地，酝酿新的项目。

　　2004年7月15曰邓大庆再次入驻中关村科技园，到10月15日，他的新公司荣硕数码已经完成了从注册、招聘员工、装修、试生产到大量投产的过程。这一次邓大庆有了详细的规划，他的合伙人是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归国人员，在技术上保证了行业领先，同时他全面规划了项目开发模式，产品功能、市场以及销售渠道，目前公司的主打产品——数字视频服务器已经开始批量生产，这是一种市场上热销的产品，而邓大庆的产品在价格上具有绝对优势，邓大庆说：“我们在卖第一个产品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假如对手跟进的话我们怎么卖，他降价我们怎么卖，我们现在已经考虑到明年年底的价格，即使到那个价格，我们还是游刃有余的。”

　　说到这里，得意的邓大庆忍不住扬了扬眉毛。

　　博士老板娘

　　2002年，邵伊晴从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也从此结束了“精神会餐”的日子，在与三文鱼、面包和牛排渡过的四年求学生涯中，她把在脑海中回忆涮羊肉和油焖大虾称为“精神会餐”。

　　回国以后的邵伊晴除了面对美食外，还有一家企业的管理工作，这是由她的先生于1997年创办的广告公司。在邵伊晴回国前，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给各大商场、超市制作广告宣传单，在北京市场已经做到了市场的领先地位，家乐福、超市发这些大卖场都是公司的客户。

　　邵伊晴在美国时也一直在给公司出谋划策，并利用身在美国的优势吸收先进的广告理念。通过长期观察，她发现美国直投广告的种类繁多，特别是一种在住宅大堂和电梯间摆放资讯架，架上放着可供消费者自行取阅的商品宣传册。邵伊晴立刻想要把这种模式移植到国内。

　　回国后她成为董事会三名成员中的一个，接着和先生开始对公司的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公司名称也由以前的广告公司更名为鼎盛东极企划有限公司。

　　邵伊晴把公司重新划分成两大部门，一个是零售事业部，就是延续以前的给超市做广告业务。第二个就是资讯事业部，资讯业务主要是创办一本名为《我选择》的刊物，为消费者提供生活类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同时为客户提供直投广告的企划相关服务。

　　国外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让邵伊晴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她认为现在的自己比较稳定，富有逻辑性。在工作中也正好和她先生形成互补，“他就是往上冲，想了很多点子，到我来再一个一个过（筛选），我觉得这个能做，那么我们就做。”

　　美国的四年让邵伊晴养成了自己打理一切的习惯。如今公司的大小事务她都会过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时有下属进来和她商量一些琐碎事情。她说“如果有人某天请假了，到月底算工资的时候，可能负责登记的前台小姐都不记得了，我还能记住。”

　　两年多来，企业的业务已经有声有色，目前鼎盛东极的产品已经覆盖了北京的2万多栋楼字。邵伊晴经常会工作到晚上10点才下班，“这就是创业嘛”，她开始习惯这种生活。等到空闲的时候， 邵伊晴说想去美国看望当年的房东太太，因为思念，这位70多岁的孤身老人会在和她通电话的时候哭出声来，她管邵伊晴叫“我的中国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