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我不像现在这般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而是志向高远并懂得付诸努力。我的理想是当个扬名天下的作家。别的小朋友对老师布置的写日记这样的作业恐惧万分，我却异常积极。老师要求500字，我就写够1000字。我认为写得越多，离作家就越近。小学我换过几任语文老师，对我的作文，老们的评语惊人一致：“细心，善于观察生活。”当时我认为这评语是表扬之意，所以乐得屁颠屁颠的。并更加“细心地观察生活”并记录生活。因此，我当时的日记极具当今贾樟柯电影的写实风格。家里的猫少了根须、王二毛同学和人打架头上长了个包、张阿姨骂张叔叔挨千刀后又和他搂搂抱抱、老师在课堂上放了个响屁等等诸如这些，都被我写进了日记里。

　　现在看来，对我那洋洋洒洒、乱用成语、狗屁不通、错字连篇的作文，老师们实在找不到其它优点，只好用那样的评语，以保护我的积极性和自尊。就像对一个姑娘，她长相一般，又无过人之才，只好赞她一声“可爱”。

　　等我一天天长大，理想也渐行渐远。我没有成为作家，只是个广告公司的小文案，写的东西甚至被小学毕业的客户改来改去。不过，我曾有的远大理想却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不仅像当年老师表扬的那样“善于观察”，甚至把它发扬光大成了个习惯。

　　比方说，在公车、地铁上，我一般不会闭目养神，而是喜欢观察车里的人。听着某些人用手机通话，我能根据他们声音的微妙变化猜出对方是他妈还是女友或是老板；看着某女的穿着打扮，我能估计她的大概职业并发现其脸上粉底的细微不匀。

　　又比方说，在电梯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我不敢失礼地直盯着人家，但依然能用眼角的余光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每天几乎和我同时下班的在18楼进电梯的一男一女，男的我听人家叫他“董事长”，女的我听人家叫她“苏秘书”，董事长和秘书同进同出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我却发现两人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因为我某次看见两人进电梯时给了对方一个炽热的眼神，董事长替秘书拿掉了一根附在衣上的头发；某次听到了董事长在接听电话时说今天要加班不用等他回家吃饭，而他挂了电话后却和苏秘书商量呆会吃饭后看哪部电影。而且他接电话时我分明看到苏秘书板起了脸，而之后又展颜微笑。

　　有时我会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太八卦。有时也会幻想，如果做个娱记，我应会很出色。因为我早看出周迅和李亚鹏在《海滩》时就有的貌合神离，看出那英刚怀上“高兴”时的身形变化，看出杨采妮眼角间的皱纹和她身家败落的联系。也看出某裁判和球队的积极配合，哦，打住，这不是娱记的工作范围了。不过，谁又能说现今的足坛不是充满了闹剧的娱乐色彩呢？

　　不过，我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在公司老板笑吟吟地问：“这文件是谁做的？”我察言观色后判断，老板是对文件非常满意。所以我中气十足地骄傲地回答：“是我！”结果，是换来一顿猛批，被责重做。我想，不应该因此而怀疑我的观察力吧，这实在怪老板太会笑里藏刀，让我等高手也捉摸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