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

　　1970年，我暗恋的人上水库工地了。

　　70年代大兴着水利基本建设，丹凤县一举上马了三个大的水库工程。我没能去，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已失掉了当民兵的资格，而后生产队劳力紧张，也抗拒着完成上边分配的名额，我只能窝在村里。没有了活跃的年轻人，更没有了我暗恋的人，每日同老弱病残们在田地里劳动。我的生活无聊苦闷，常常一整天里不说一句话。我就谋算着一定得去水库工地了！当比我小几岁的堂弟从工地回来取粮时，他讲了许许多多工地上热闹的事。比如宿舍的油毛毡棚是如何搭在沟底的；下雨天山坡上滚下石头，怎样把棚顶砸出一个洞来；几十人的大灶又怎样让不会做饭的人做饭；晚上的大探照灯照在坝基上一队一队比赛着打夯；而5天一次的文艺晚会一直从晚上演到夜里两点……我没有问那个她在没在水库，晚会上表演的是什么节目，我极想把心里的喜悦说给他，让他将一份喜悦扩大成两份喜悦。可他是长嘴男，我忍住了，没有对他说。堂弟却提供了新的情报：各生产队都没按要求上足劳力，所以若去工地，工地上一定会接纳的。另外，工地指挥部的人到棣花民工连来希望推荐一名能写字的人去做宣传员，大伙儿没有字写得好的，有人提到了我……我不做声了，第二天找到了队长，提出去水库工地，队长不允许。又过了两天，天下起大雨，不能出工，又没处去串门，抱着头睡了一会儿，闷得要命，我就装了一口袋包谷糁，对父母说我要去水库呀！父母还没反应过来，我已出了门，一个人戴一顶破得没了帽沿的草帽走了。我好犟，好像与什么人赌气一样，全然没有考虑后果：工地上肯不肯接纳？队长会不会惩罚？父母又如何想呢？

　　我赶到了工地，民工午休起来快要开下午工了，但我还没有吃饭。堂弟领我去见了棣花民工连的负责人，又领我去灶上问还有没有剩饭？正好剩着一盆子糊汤面，我就在那里吃了三碗。民工连负责人问：“饱了没？”我说：“饱了。”他说我估摸你也该饱了！下午你就得掮石头呀，要不晚饭就没你的了！我点着头，去库房领取了劳动工具。工地上的规定是，每人每天必须从河滩或采石场掮三方石头到大坝上，方可以记一个10分工，然后在灶上吃饭——在灶上吃饭，国家给每人每月补贴15斤白面。我掮了一下午石头，累得黑水汗流，但我掮的不足一方，收工的号角一响，我坐在河滩里，浑身散架一般。贾塬村的高启对我说：“我考你个问题，世上啥最沉？”高启是个政治人才，在村时就和我的那个本族的哥争夺民兵连长的职务，两个人闹得水火不容。我说：“过秤的锤，棉花里的水，你的心，我的腿。”高启哈哈大笑，却说：“你的腿？就那麻杆子腿？”我说：“我这腿实在沉重得抬不起来啦！”晚上，我和堂弟搭铺睡在油毛毡工棚里。一夜风声雨声，声声烦心，我想这样下去我怕是不行的，我并不是冲着掮石头来的，我为的是能去指挥部搞宣传呀！第二天，堂弟就把我来了的消息告诉了指挥部宣传干事福印，然后就要我到指挥部门前那儿溜达着。我依计行事，在指挥部门口转了两圈，就伸了脖子看别人下棋。我爱下棋，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眼瞧着红方架了炮，准备跳马逼宫，黑方竟还只攻一个小卒，我就蹲下去替他走了一步，不想肩头上被重重地拍了一掌。扭过头来，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人，四方脸，红卫服，我说：“走得不对？”那人说：“你是不是叫贾平娃？”我的大名叫贾李平，是纪念在金盆村李家大院出生的。但乡下呼孩子爱挂一个字而加个娃的口语，我就一直被人叫小名叫到了十八九岁。我说：“嗯。”那人又说：“你写过大字？”我说：“在学校写过大字报，也写标语横幅。”那人拿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他一定怀疑我的回答，我又瘦又小，形象委琐。这时候，我的心还牵挂着汉楚河上，红方果然逼宫，黑方护士，黑方是不应该护士的，得紧急出将。我嘟囔了一句：“臭棋！”看见了不远处堂弟在给我使眼神，才猛地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可能是指挥部的，立即又说道：“我搭梯子在商镇街道的墙上写过斗大的标语哩！”那人说：“明早你到指挥部来吧，我叫张福印。”

　　第二天，我到了指挥部，福印和安付在那里油印一份苗沟水库的工地战报，还有两个人坐在椅子上抽烟。整整的一天，我写下了无数的标语。福印陪着那个矮胖子领导，后来知道叫李治文，来工地看我写字，他们也惊奇我字写得这么好。我倒张狂了，说：“作文比字好！”他们就笑了，说：“今天起你就是指挥部的人啦！”在指挥部一天可以记8分工，近乎我在村里劳动一天的三倍工分，而且还可以拿到每月两元钱的补贴费，这是民工连的人享受不到的。如此的好事降临于我，我一个人跑到河滩的一处深水潭里去游泳，脱得精精光光，大呼小叫。我发誓要保住这份工作，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定要让指挥部的所有领导满意，长久地留用我。我游泳的深水潭在工地的下河滩，晚饭后并没有人来这里，但偏偏我暗恋着的人出现了。我正从水里钻出脑袋，就看见了她从远处走过来。我“啊”了一声，立即潜下水去，因为我是赤身裸体的。当她已经走过了水潭，我穿上了衣服在后边叫：“喂！喂——！”她怔了一下，一下子跑过来，说：“听说你来了，可就是不见你，你到指挥部去啦？”我说：“下午才算正式去的。”她是比在村里时又有些黑了，但脸庞更加有轮廓，还新洗了头，头发蓬松光亮。她本是要去河下游那户人家里借东西的，突然决定不去了，领我返回，去了她们的宿舍。

　　原来她和一帮年轻的女子住在离我们工棚较远的一户山民家。我们一进去，大家就都看我，我经不起这么多女子的目光，一时窘得耳脸通红。耳脸一红，她们就怀疑上我了，目光顿时异样。她说：“这是我叔，我把他叫叔哩！”大家说：“是吗？这么小的叔！”她说：“小叔。”她们说：“小叔？你这小叔如果再能高一头，就是个好叔啦！”“嗯，嘴大，嘴大吃四方，只是嘴唇厚了些。”“身体还好嘛！”她们嘻嘻哈哈作践我，然后就往外走，还说：“走呀走呀，咱们出去吧！”竟还拉闭了门。但她还是把门拉开，又开了窗子，坐下说：“她们胡扯！”我拿了眼睛开始大胆地看她了，她的目光先是迎着，后来眼里满含了笑意，终于不好意思，做个鬼脸，俯身往大的木板床上爬，要去取放在窗台上的核桃。她爬动如兔子，两只脚乍起，而一只鞋就掉下去，赤着弓弓的脚背和染着红颜色趾甲的脚趾头。那时候女孩子用指甲花捣碎了染指甲，但一般染手指甲，染脚趾甲的我仅见到她。我又“嗡”地一下要迷糊了，耳根下觉得麻痒，用牙咬舌头，伸手过去要捏一下那脚，但手伸出了并没有落下，一只狗悄无声息地坐在门口，它叫了一声：“汪！”把我吓得坐在那里老实了。

　　（本文摘自《我是农民》 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