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意义）原创2021-07-10 10:19·史学会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经过百家争鸣的学术洗礼，儒学在众多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影响中国数千年；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不断输入，儒学的正统地位不断受到冲击；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的旗帜，认为是落后的儒学思想阻碍了他们的脚步，于是儒学逐渐失去正统地位，失去了现世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人们在众多的西方文化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看似抛弃了儒学，其实不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儒学亦因此涅槃重生，其现世价值也逐渐得重新发掘。
我国拟将教师节改在孔子生日（9月28日）那一天
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学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民开始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但一段时间的适应磨合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发现马克思主义不能独立生存于中国大地之上，必须寻求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首当其冲就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
政治上吸收了儒学的民本思想
儒学始终坚持民本的思想，西周时期即开始提倡“敬天保民”“顺乎天，应乎人”，《尚书·多方》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惟时求民主”等语句，认为君主要重视民意，顺应民意即是顺应天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对此亦有所吸收，坚持以民为本，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有效实现形式，较为典型的就是选贤与能的民主思想和尚德隆礼重法的政治文化。
选贤与能的民主思想
儒学主张治理天下应“选贤良，举笃敬”（《荀子·王制》），并歌颂了舜汤等贤君，因为他们治理天下时都重用提拔了贤而有才的皋陶、伊尹等人，使得天下大治。
曲阜 孔庙孔府
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明确指出了人才的难得，即使尽心去寻找尚不可得，若君主不重视人才就更不可能得到。孟子说：“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甚至可以“使卑踰尊，疏踰戚”（《孟子·梁惠王下》），认为选贤择能时应格外谨慎，不能人云亦云，即使众人都说好，也必须亲自察看方能确定，若真是贤人，定尊崇备至，以收归己有。在孔子提出人才难得的观点上进一步论证了，选贤良时应注意辨别，一旦确定就要对贤能尊崇备至。
正因为儒学认为“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勉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荀子·君道》），即只有选拔了贤人方能使民心归顺，天下大治，因此古时历朝以来的君王都始终坚持选贤与能。几千年来，这一思想已深深融入到中国政治生命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亦重视吸收这一价值取向，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和阐释其深厚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社会土壤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使人民参与政治，参与治理，选择人民公认的贤人去治理国家，通过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扩大国家选拔贤良的途径和方式，还能通过群众雪亮的眼光认清贤良的真假。
尚德隆礼重法的政治文化
就德治而言，儒学主张君主应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中说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荀子·正论》说：“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即是指道德高尚的圣人才可以称王，并且会被众人拥戴，只有君主有德才可以行仁政，教化民众，形成以德治国的良好氛围。
就法治而言，儒学主张“制礼义以分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礼论》）。礼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规约，它同时具有法治的外在可见性与德治的内在约束性，是传统儒学隆礼重法的突出表现。
自古以来，统治者以儒学治国，不单单是宣扬道德，更多的是通过礼去约束民众，这个礼是封建时代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吸收了儒学尚德隆礼重法的传统思想，并进一步阐释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这与儒学中“礼”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济上吸收了儒学富民惠民的思想
儒学一直以来都承认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利，如《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大意即是上天都会满足人民的生存发展需求，还有谁可以阻止呢？马克思主义同样认为经济因素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可见两者具有共同之处，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对儒学的吸收提供了理论基础。
孔子曾感慨“苛政猛于虎”，认为君主向民众过多的索取是不道德的行政，是不对的，要想实行仁政首先就要使民富足，民富则国富。孟子提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的富民政策，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富民惠民主张。新时代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脱贫攻坚的历史重任或多或少都体现了儒学了坚持富民惠民的思想。
为确保富民惠民的实现，儒学还提倡安民乐民、尊重民意的思想，宣扬正确的义利观。
儒学主张安民乐民，尊重民意。《孟子·粱惠王下》记载：齐人伐燕，很快获胜。宣王问孟子能否占领燕国。孟子说，这取决于燕民的态度，“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并且以武王和文王为例，说明出兵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使燕民摆脱水深火热，而不是满足君主土地扩张的一己之私。可见孟子认为，君主在征战时，应以人民利益为导向，不能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因此孟子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梁惠王下》），从我们党奋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共产党也坚持不扰民，不随意向人民索取财物，直到现在，党中央仍旧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并以此为准则治理国家，很明显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儒家安民乐民思想的继承。
《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在肯定人民追求富贵的正当需求后，进一步指出应以其道得之，道其即是指儒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观，《论语·泰伯》认为“邦有道，贫且贱”和“邦无道，富且贵”为耻，可见国家治理有道与人民贫贱是互为补充的，两者缺一不可。儒学始终将利的取得限制在道义规范之内，并且把这种思想上升到国家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儒学的义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民带来了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也引起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一系列的隐患，这明显违背了儒学的义利观，为消除隐患，保持市场经济良好运行，
孔子《资料》
文化上吸收了儒学“和”文化的思想
儒学“和”文化主要包括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和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前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后者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处。
《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文中还以万物、五味、六律等为例，说明事物之间及其多种因素协调配合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国语》中朴素的“和”思想进一步深化，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对儒学“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断阐释发挥，种族之间、学派之间、国家之间都可以适用此项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文化既承认天行有常，又肯定人与自然密不可分，提出人类要“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可以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树立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尊重自然，尊重规律。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社会发展在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之上，吸收融合了儒学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从毛泽东时期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到如今新时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都充分体现了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
佛塔香炉Incense sticks in pagoda
儒学的下一步发展
儒家主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张“礼义以为纪”的小康社会，两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大同小异，从大同到小康是一个延续发展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对儒学辩证吸收的过程。
其实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知不觉间已开启扬弃吸收儒学思想的进程，至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始，马克思主义开始正式走上了吸收融合儒学思想的道路，经过历史与实践的证明，儒学并非腐朽没落了，它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褪下了糟粕，其精华部分则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时俱进。
早在1988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74位委员一致通过宣言，要求从中国文化中发现和平共处的精神。他们认为，人类永远和平的秘诀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儒家学说中寻找。
时至今日，我们大力弘扬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儒学。如果说封建社会时期的儒学是中国的，那将来的儒学就是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