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中华民族的起源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而中华帝國和其它古文明帝国一样，从小小的原始部落和小小的地区，不断的和其它的部落联合，融化和扩张，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帝国。当研究其它的古文明时，现代人一直不能解读他们祖先的文字，以致难以了解自己的文明之始末，而现代的中国人却能读通几千年前的文字，了解中华祖先的文化。因为我们中华文明是世上唯一的统一和连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当然有受到外族的侵入，中国也曾经被外族统治过，但是，不是我们要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明，相反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不具侵略性，而博大精深的文明，所以，入侵者自己总是迅速的完全的被我们所同化，融合，使我中华文明更趋先进，更具活力。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的祖先吧。
自公元前三千至前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明初起的时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致嫁娶，以丽皮为礼，创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而已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就约在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是中华文化最早的代表。女娲是在伏羲氏以后为天下共主，他作笙簧，是音乐的开始，传说她练石以补天，聚芦灰以止滔水。神农氏（炎帝）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琴，开始蜡祭和市场。看来，至他开始，中华民族开始进入农耕社会。『五帝』乃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姓姬(或云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原居于西北，后迁徙至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一带。炎帝传为神农氏，姜姓，号烈山氏或厉山氏。时南方强悍的九黎族，在其首领蚩尤率领之下，和炎帝争夺黄河下游地区，炎帝失败，向北逃串，向黄帝求救，并结为联盟。黄帝统帅炎、黄二部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在大将风后，力牧的辅佐下，大败蚩尤，结果蚩尤被杀。涿鹿之战后，炎黄两部落发生战争，黄帝击败了炎帝。从此，中原各部落咸尊黄帝为共主，炎、黄等部落在黄帝的领导下融合成华夏民族。故中华民族素自承为『黄帝后裔』，又因炎、黄两部落融合成华夏民族，故也称为『炎黄子孙』。
黄帝之后，最著名的共主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相传尧的末年，洪水泛滥，禹父奉命治水，花了九年时间而一事无成，而被尧处死。及舜即位，禹奉命继其父治理洪水。禹用疏导的方法，广修沟渠，终于根治了水患，从此成了华夏民族的英雄人物，被称为『大禹』。
政治：传说伏羲氏时官都以龙为名，称青龙、赤龙、白龙、黑龙、黄龙。后来的神农氏以火名其官，黄帝以云名其官。这些情况说明，一直到黄帝时，其政权组织都极为简陋，实际上是部落头领议事会。传说，帝颛顼时设五行之官，以及负责祭天的南正之官和负责治民的北正之官，这才有了政权组织的雏形。帝尧时，传说已有三公六卿百执事的中朝官制，分管各方诸侯的四岳，以及州、师、都、邑、里、朋、邻的各级地方组织划分和州牧、侯伯的地方长官。帝舜时，有司空、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中朝职官。显然，尧、舜时职官体制的传说，有许多后人附加的内容。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尧、舜当时已经有相对成形的职官体制。
经济文化：从考古的发现，中国农业的产生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上，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國家之一。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表明，在距今四千五六百年前，中原地区的农业已经脱离原始生荒耕作时期，进入锄耕阶段。周朝的始祖后稷，在尧舜时任浓官，是最早种稷的人。
伏羲氏在书契的传说，表明在五千年前，图像已经由逼真向线条化演变，并有表意文字。黄帝时的苍颉对文字予以改进，出现了假借字。
社会生活：五六千年前，先民已经开始以葛、蚕丝制成衣服。（丝绸受欢迎的程度历久不衰，中外闻名。）在上古时期，中华文明的科学发展有：
天文学：是中华文明史上发达极早的知识部门之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农业的生产对季节有很强的依赖性，所以，仅从为了确定季节这一点来看，人们就已经绝对地需要天文学。重要的发展有：
一，物候的观察和初始的年岁季节概念。也就是通过观察动植物的生活，活动现象来断定季节的变化。
二：天象物候历。也就是通过天上的星象的变化来断定季节的变化。
三：记日法的发明。物候历是一种粗疏不定的历法。天象物候历虽然有所进步，但仍然有相当的不固定性。记日法的发明什么时代已无从知晓。《史记．五帝本记》说：「黄帝......迎日推策」。「策」是一种小竹木片。迎来一次的日出，就移动一根竹木片。记日法的发明中，以天干记日法影响最为深远。所谓天干记日法，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逐日依次用一个字来标记一天。这个方法后来和地支结合成为干支记日法，它一直延续使用到现代，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极有特色的部分。
四：朔望月的观测和阴阳合历。除了太阳之外，月亮是最引起上古前人瞩目的天体。有了记日法之后，月亮的圆缺周期（天文学上称为朔望月）两个朔望月是59天的概念，12个朔望月大体上是354天多，与一个回归年的长度相近。因此古人很容易就得到了一年有12个月的概念。
五：方向确定中的天文知识。也就是依靠对太阳的观侧。起先人们把日出时的方向称为「东」，日落时称为「西」。
医学：药物的运用，人类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认识到某些植物的药用功能，传说伏羲、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针灸的发明，《帝王世纪》中有伏羲「制九针」以治病的传说，说明我国古代的针灸发展是很早的。
文字：在世界各古老國家的文明史上，文字的发明被看做是文明产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木契）形文字。但是，标音字母的发明是西方文字的特点，中国的汉字最初是以象形文字为主要特征的。
no.2 母系氏族社会
母系氏族公社的确立
血亲婚配逐步受到限制，氏族逐渐形成。新人阶段氏族制的第一个时期即母系氏族公社就完全确立了。
当时，一个母系氏族公社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由于全体成员只能确认各自的生母，所以成年的妇女都一代一代地成为确定本氏族班辈世系的主体。成年的男子则分散到其他氏族寻求配偶，实行群婚。每个氏族公社内部，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的不稳定的分工。壮年男子担任打猎、捕鱼和保护集体安全等需要较大体力的事务，而采集食物、看守住地、烧烤食物、缝制衣物、养老育幼等繁重任务，都落在妇女的肩上。她们是氏族公社原始共产制经济的主持者，又对确定氏族的血亲关系起着主导作用，这就是母系氏族公社构成的特点。
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与当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而通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阶段中。像峙峪、山顶洞等遗址，就反映了当时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情况。
社会组织
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它的全盛时期，普遍形成了较多人口、规模较大的长期定居的村落。像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处就是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迹。
临潼姜寨原始村落遗址，位于骊山脚下临河东岸第二台地上，面积达五万平方米。这个村落遗址有着严格的布局。两条壕沟将整个村落分成居住区和墓地两个部分，沟外为三片墓地，沟内为居住区。居住区内有一个面积约四千多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在广场周围的四个方向分布着五个建筑群。每个建筑群各有作为主体的大型房屋一座，附近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所有房屋的门向均朝着广场。在有的建筑物附近分布着一些储藏东西的地窖群或埋葬小孩的瓮棺葬群。
这样的一个村落，就是一个母系氏族公社。
母系氏族原始农业生产
从上述众多遗址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来看，可知在距今七八千年到五六千年之间，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母系氏族公社已经普遍发展和繁盛起来。
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济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氏族公社，比其它地区发展得较早和较快一些。这些地区众多的氏族公社，大部是长期定居在河流岸边或近水的台地上，形成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村落。
各地的氏族公社，都是依靠氏族组织的力量，使用磨光石斧、石铲、木耒、骨耜、石镰等简单的劳动工具，经营着以耜耕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
在北方黄土地带，主要种植耐旱而自生力较强的粟类作物。在半坡和其它仰韶文化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经常发现有粟或粟的皮壳。说明粟在七八千年以前就成为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
no.3 父系氏族公社
父系氏族公社的产生
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渐加速，男子的劳动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居主导的地位，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日渐增多。
于是对偶家庭逐渐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转化，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了。
从此，以父权为中心的个体家庭成为与氏族对抗的力量，原始社会逐渐趋于解体。
婚姻形态的变化
男子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他们必然要求按照男系计算世系、继承财产，母权制的婚姻秩序遂被打破。
原来对偶婚制下的从妻而居的传统，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最初，这种小家庭依附于父系大家庭。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小家庭便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在一夫一妻制下，妇女的劳动局限在家庭之内，以家务劳动和家庭副业为主，女子在家庭经济中遂居于从属地位。
no.4 原始文明
原始农业的发展
发达的耜耕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当时的人们使用大型磨光石刀、斧，垦辟耕地。他们又把磨得扁平的石耜加宽延长，钻孔装上木柄，用作主要的翻土工具。此外，还有改进了的骨耜和双齿木耒。
到龙山文化后期，又出现了用人拉的三角形石犁。各地还出土有各式的石锄、蚌锄和其它的耘田器，这是中耕锄草的农具，说明田间管理有了加强。在长江下游发现有水利灌溉的遗迹，这是适应稻作的特点，说明已经初步掌握水利和施肥的技术。收获工具也有比较显著的改进，在已有的半月形石刀和蚌刀的基础上，还将石刀不断加长，穿孔不断增多。
南方的水稻种植更为普遍。今天南方各省区的许多地方都发现有稻谷或稻谷的遗迹。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的饲养也有显著的发展。主要的家畜，除猪、狗、牛、羊之外，还有马和鸡，后来的所谓“六畜”，当时已经齐全。
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的地位。在北方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各式箭镞、网坠和鹿、麝、狐、虎、鱼等动物骨骼。渔猎仍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
原始文化和宗教
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笔划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比关中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些刻划，已经发展成为早期的图像文字，当是我国古代文字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在江苏连云港市郊将军岩发现有一处岩画，主要内容为人面像、农作物、兽面纹以及各种符号。此外，还有类似太阳、星象的图案。兽面纹的构图和山东、苏北地区龙山文化中玉锛上的兽面纹饰相比较，显得十分简略、粗糙、古拙。这一重要的艺术创造，直接反映了四千多年前东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面貌。
在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发现有卜骨。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卜骨的出现就比较普遍了。这些卜骨，大都是用猪、牛、羊的肩胛骨刻成。占卜的风气在当时已经盛行，掌管占卜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巫师之类的人物当已出现。
此外，这一时期，崇拜女性的现象转为崇拜男性，可由各地出土的陶、石祖获得证明。
制陶技术
制陶业从制陶技术、陶窑结构到经营管理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快轮，用快轮塑造的陶坯，器形规则，厚薄均匀，生产效率大为提高。陶窑的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进，窑室扩大了，可以烧制大型的陶器或一次烧成数量较多；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箅孔增多，既加强火力，又使窑室受热均匀。
同时，原始人还掌握了在高温下严密封窑的技术，使陶坯的铁素能够充分还原，烧成灰色或黑色的陶器，质地坚硬紧密。烧制的温度有的高达1000℃，一般都在950℃以上。这种高温操作技术，为金属的冶炼打下了基础。
no.5 世袭王权
世袭王权的形成
在由各部落领土融合为民族共同领土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军事首劣诩在不同程度地为争夺权势而展开斗争，他们分布在各地，各自占有一定范围的领土，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成为一方之霸(伯)，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必须得到这些首领人物的支持，或者用武力压服他们，地位才能保持稳固。
如传说的陶唐氏的首领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经常要“谘四岳”，即征求一部分势力比较强大的部落首领的意见。其中特别是号称为“太岳”的共工氏和崇伯鲧等人的势力最为强大，更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有虞氏的首领舜，能接替尧取得最高首领地位，首先是得到高阳氏之族号称为“八恺”和高辛氏之族号称为“八元”的十六族首领的拥护，接着又用武力打击了所谓“四凶族”，压服了共工氏和崇伯鲧等反对势力，巩固了统治权力。同时，又继续深入丹汉地区，征伐三苗，进一步扩大他的武力征服范围。在对内对外战争日益繁剧的情况下，众多的部落首领逐渐转化成为世袭贵族，建立世袭王权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了。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①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①关于蚩尤部落的归属，学术界多认为其为南方苗蛮集团（亦称九夷）的首领。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则认为其属于东夷集团。论据充分，今从之。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护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其通称为“战争”。传说中的神农伐斧燧、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就是这类“战争”的历史遗痕。其中尤以涿鹿之战为其最具典型意义者。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
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
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在战争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果断及时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建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对天候条件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族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遭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大禹治水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ｇǔｎ）。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符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ｇāｏｙáｏ），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no.6 夏详说明
夏朝（前2033?-前1562?）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
四千多年前，夏部落首领禹因治水有功，得到了虞舜的重用并最终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于他，是夏王朝的开端。大禹死后，其子启即位，即历史上所谓的“大禹传子”，宣告了部落联盟“禅让制”的结束和封建世袭制的开始。
然而夏的统治并不巩固，启在位的时代就发生了伯益叛乱；启之子太康也治国无方，当政期间更是战乱纷纷，最后被东夷的后羿夺取了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后羿与太康相同，也是一个无能的统治者，终日沉溺于游猎之中，将政事完全交与寒浞手中。寒浞掌权后，杀后羿而代之，自立为王。
后，太康弟仲康之孙少康与夏朝遗臣伯靡联手，起兵打败寒浞，恢复夏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中兴”；夏朝的统治这才得以巩固，进入了国势向上的相对稳定时期。自少康以后的杼、槐、芒、泄、不降、扃、胤甲等八代的统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到夏代的第十三个国王孔甲执政，夏朝开始走向了衰亡。孔甲“好方鬼神，事婬乱”，引起人民的不满和诸侯的叛乱。夏朝的统治从此发生危机，只过了四代便导致了亡国之祸。故而史书记载“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国语·周语》）。
关于夏朝的文化，虽因文献不足，还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正如孔子所说：“殷因子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夏朝文化的发展，直接为商、周两朝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农业生产与季节天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古朝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又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在尧舜时期，就有关于羡和、钱仲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时的传说，说明我国很早就有了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天文学和历法早就很发达。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案于房”的记载①，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朔日发生态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这次日食，现存《尚书》把它系在仲康时期的《胤征》篇中，近朝学者有的推算在公元前二一六五年，有的推算在公元前一九四八年，相差颇远，但都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 又《竹书纪年》谓夏策十年“夜中星陨如雨”。如果这一记事可信的话，那末至迟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 我国传统的干支纪日法，起源是很早的。夏朝末期的帝王有孔甲、胤甲、履癸(桀)等，都用天于为名，说明当时用天干作为序数已饺普遍。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夏数得天”《左传》，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吁亏夏之时”《论语》。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由野蛮高级阶段过渡到文明时朝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仰韶文化到大汉口文化，原始文字已经出现，并在逐步发展中。在殷墟等处发现的甲骨文字和金文，是我国现巳发现的较早的文字，是基本成熟的文字。正如郭袜若同志所说：“中国文字，到了甲骨文时朝，毫无疑问是经过了至少两三千年的发展的。”从殷墟时朝上溯到夏初，不过八、九百年，夏朝已有文字和文献记录，是无可怀疑的。 夏朝的法典 甘誓：这是夏启在准备讨伐有扈氏时，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发布的战争动员令。甘誓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带有军法性质的规范。 甘誓里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等内容。“威侮五行”就是不敬上天，“怠弃三正”就是不重用大臣。“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指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先祖的神位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奉行命令的，便在社神的面前给予惩罚。 禹刑：夏朝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该法典为平定“乱政”而作，因追念其先祖而命名为禹刑，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其具体内容已无从查考，据《周礼·秋官·司刑》记载：“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说明夏朝已经有了五种刑罚，共三千条。当然，这些记载都是后人的追述，禹刑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夏朝文化的发展
no.8 商朝历史
（约公元前17世纪─约公元前11世纪）
商代是继夏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國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國家。
商汤统治时期出现大好局面，得益于伊尹和仲虺这两个贤臣的辅佐。据记载，他们二人在政治上颇有主张。他们被汤任为右相和左相以后，在处理政务、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仲虺死后，伊尹在政坛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汤至太甲时期重要的辅佐，政坛的一位元老。
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比较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个故事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
不过，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國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即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土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no.9 商朝文化
商朝在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们称这二百七十多年为商朝的后期，我们所以确知商朝已有文字记录乃因为公元一八九九年以来殷都遗址——即所谓殷墟——的发展和发掘。
殷墟出土的遗物，除了大批的铜器、陶器、骨器、石器外，最引史家注意的是无数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至少有十万片以上）。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卜所用的，乃王室卜人所保存的档案。原来商人要预测未来的吉凶，或探问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块龟腹甲（间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间有用肋骨的），在一面加以钻凿，却不令穿透，然后在钻凿处灼火，另一面便现出裂纹，这叫做“兆”。卜人看兆而断定鬼神或一种神妙的势力对于所问的反应。所问的事情，有时连日后的“应验”，就刻在兆的旁边，这可称为卜辞。卜辞的内容以关于祖先的祭祀的为最多，如卜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种类、用牲的数目等；在关于气象的，如卜雨、晴、风、雪等；有关于岁收的丰歉的；有关于征伐、渔猎和出行涉川之利否的；有关于疾病、胎孕和梦征的；有所谓卜旬和卜夕的，即于一旬之末卜下一旬有无灾害，和于日间卜是夕有无灾害的。还有别的事项这里不能尽举。卜辞以外，甲骨文书中也有少数短短的记事，例如记颁发矛若干，某人取贝若干，某日某人入觐之类；又有田猎获兽的记录，刻在兽头骨上的。甲骨文书全是商朝后期的遗物。根据甲骨文书、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遗物遗迹和后人关于商朝的记载，我们可作一商代的文化的速写如下。
商人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法。农作物有黍、稷、稻、麦、蚕桑。卜辞中“卜黍年”、“贞（卜问）我受黍年”、“贞其登黍”的记录很多，而此等处的黍字从未见有用别的植物名来替代的，可知黍为商人主要的农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干从糸的字的存在，证明丝织工艺的发达。有酒，以黍酿造。耕种全用人力。农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盖全以木为之。耒是一根拗曲的木棒，下端歧而为二，歧头上安一横木，以便脚踏。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别是下端斜锐而不分歧，利于刺地而不利于起土，大约过于坚实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松。耒当是利用树桠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铜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确知。
渔猎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产副业。鱼的种类不见于卜辞。猎品，除野猪、鹿、狼、兕、兔、雉外，还有象。商王田猎的记录中，获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头的，获猪有一次一百十三头的，获狼有一次四十一头的。可见殷都附近的开辟程度。供食的家畜，除牛、羊、鸡、豕外，还有狗。牧畜业之盛从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见，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头的。驯役的动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马、犬外，还有象。至迟在商朝末年，商人并且曾利用象去作战。
商人已有铸造青铜（铜锡合金）器的工艺，铸造工场的遗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铜液十二三公斤和陶制炼锅，有铜制的型范，有铜矿石，有炼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铜制，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制。殷墟遗物中有铜制的戈头、矛头、瞿、箭镞、锛、小刀、针；石制的矛头、枪头、箭镞、刀、斧、粟凿；牛角或鹿角制的矛头、箭镞和骨锥。骨角制的兵器也许是仅作明器用的。
商人铸铜技术之最高的造就，乃在王宫和宗庙里所陈列的供饮食和盛载用的种种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饮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缛丽的花纹的。可惜写此段时，殷墟的铜器，作者尚无缘寓目。兹根据他人参观（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会所陈列者）的报告，略记二器，以见一斑。一为提梁卣：器分三层，上层为一盖，以练系于梁间，下层为卣的本体，中层搁上是一盖，取下来却是一觚，提梁的两端，各有一生动的兔形的兽头，全器周围是细致的花纹。一为盂形的器：当中有一柱，柱顶成莲花形，其旁四龙拱绕，两龙锐角，两龙钝角，四龙相连，可以环柱为轴而旋转，孟身和柱周围也是细致的花纹。
此外殷墟铜器之可注意的有盘、壶、铲、勺、漏勺、筷子等，还有战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种类繁多的饮器、食器、盛器和烹饪器，其质地有灰色、红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细陶和一种经高度烧加釉的陶；其纹饰多数是刻划的。细陶的纹饰极复杂，其母题有动物形，几何图案和图案化的动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艺在殷墟的遗迹也很丰富，举其特别可注意的：有镶嵌绿松石的象牙鸱尊；有一种雕纹的（也有绘纹的）骨制玩器，仿佛后世“如意”一类的东西，长形略曲，其花纹为龙、凤或蝉形，偶或嵌着绿松石；有各种式的佩玉，或作圆圈，或作半圆，或作长筒，或双龙相对成一圆形，或两鱼相对成一半圆，或状人物、人面、兽头、虎、兔、象、鸮、燕、鸽、鱼、蛙、蝉、长尾鸟、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体雕刻品，状人物、虎、龟、鸮、蟾、双兽等，以供陈设之用的。
从状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遗物，我们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当时一部分人的服装是交领、右衽、短衣、短裙、束带、其鞋翘尖；知道当时女人脸上涂朱；头饰极复杂，左右两鬓或额间的头巾上缀骊绿松石砌成的圆形物；准确性中间束一骨圈；发上戴雕纹嵌绿松石的象牙梳；又簪骨制或玉制的笄，小的一两枝，多的几十枝；笄头雕各式各样的（现已发现四五十种）兽头和花纹；她的头饰比头还高。
关於商人的居室，我们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据。有殷墟曾发现版筑的遗迹，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处基址作长方形，四围有许多大石卵，其相互间的距离，大略相等。这些石卵大约就是柱础，原来上面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长三十公尺，宽九公尺，石柱础之外，并有铜柱础十个。殷墟绝无砖瓦，房顶想必是用茅草编成的。古人所谓“茅茨土阶”，大约就是商朝宫殿的写照。又发现一座纯黄土筑成的大台基，面向正南，与罗盘所指的完全相合。台基前十九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台基的四周，遗下好些整副的野猪骨，可见这建筑必是和祭祀有关的。又掘出若干长方的坎穴，有阶级可上下，中有破陶片牛骨狗骨之类。坎穴内周围用硬土筑成，铁一般坚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个坎穴。这些坎穴是否与上说的版筑柱础同时，不能确定。但我们知道，远距商朝亡后三四百年，还有贵族的地下宫室见于记载《左传》，则商朝后期之有这种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出一些商王的陵墓。从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宫内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亚字形，原是木构，木料已腐化无存，却剩下木构上所装的各种立体石雕，作兽头、双面、牛头，鸟、兽等形的。又从墓中的遗迹推之，可知原来墙壁的内面是嵌镶着许多纹饰和涂着红色的。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马、牛马或象驾的车。除普通的车外，又有兵车，其形式大略是舆作半圆形，由后升降，一辕驾四马，两服两骖，与后来周朝的兵车无多差异；这是从殷墟发现的铜质车饰推知的。据卜辞的记载，商人出征有时远行至三四十日。
上面讲的是商人的“物质文明”。其次要讲他们的社会组织，可惜后者的资料远不如前者的详晰。
商人是普遍地聚族而居的，而且每族自成为一社会的单位。每族有一名号，即所谓“氏”。所以后来商朝亡后，新朝把商遗民分派给新封的诸侯都是整族整族地分派的：例如以条氏、徐氏、萧氏、索、长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分给鲁国；以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七族分给卫国。卜辞记商人用兵，每有派某一族或某些族的人去作战的；例如“令斿族寇周”，“令多（众）子族从犬侯寇周”，“命五族伐羌”等。姓和氏的分别，商朝当已有之。姓是旧有的族号，氏是比较后起的族号。因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许多族，而散居异地。同源异流的众族保留其旧有共同的族号，谓之姓；同时各有其特殊的族号，谓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从女。以生为姓者，溯生之所从来也。（古人名与姓氏不并举，因为在比较原始的社会里，互相接触的人，以同姓氏为常，自无以姓氏冠其名上之必要。此种习惯直至春秋时代犹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了五方杂处的大都市以后的事。）
商民族以一个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间，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里；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最后的二百七十余年是在殷，即安阳的殷墟。商王统属着许多部族的君长，即他的“诸侯”。原则上他们对商王的主要义务，是当他需要时，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征战，此外也许还有定期的贡献。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部族的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或亲族而建立的。商王对各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彼此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卜辞里生有商王命这个诸侯去伐那个诸侯的记载。诸侯领土与王畿之间，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疏密不一。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与王畿的人民是属同一民族，或原来虽不属同一民族，而已经与商人同化的，这些可以概称为商人；但也有些诸侯所领的部族在语言习惯上皆与商人相异，而始终对商人保存着“非我族类”之感的，例如当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继承，自第二传以下，以兄终弟及为原则。王子无嫡庶之分，皆有继位的资格。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但传末弟之子抑传其先兄之子，似无定制；多数是传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每因堂兄弟争位酿成王室的大乱。最后的四传皆是以子继父，似乎已鉴于旧制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了。诸侯的继承法是否也以兄终弟及为原则，无从知道，但至少有例外，如“周侯”的继承，始终是以子继父的。
在商朝的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散布着许多文化远较商人落后的游牧民族，不时寇略商朝或其诸侯的领域。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据地盖在山西北部及陕西的北部和西部）。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卜辞所记商人的外敌还有好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与后来的历史失了连络。卜辞所记商人对外战争，用兵至多不过四千、五千、俘虏至多不过十五、十六，但这些似乎不能作代表的例，因为卜辞曾记一次杀敌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战争所获的俘虏，当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牺牲，卜辞中屡有人祭的记录。但那不是常见的事。大多数俘虏当是用作奴隶。卜辞中有奴、奚、臣、仆等字皆是奴隶之称。奴隶除用执贱役外，当亦用于战争，卜辞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记录，似是其证。又有所谓“耤臣”和“小耤臣”，似是奴隶之用于耕作的。
商人的商业已发展到使用货币的阶段，他们的货币以一种咸水贝为之，小块的玉器似乎也用为货币。从殷墟的遗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带商业之盛，铜器、玉器和绿松石饰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卜用的消费量甚大的龟也是异地所产；咸水贝也是如此。特别是玉和贝必定是从远方辗转贩运而来的。
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
甲骨文书包涵单字约五千，可识的约一半。这些文字虽然形体上与今字大异，但已识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规则译成今字。其意义及用法大体上与今字不殊，习惯的保守性真是可惊的。除形体外，甲骨文字与今字的差异有两点可注意：（一）带有图象性的字无论物体的写生或动作性态的喻示，每随意描写，但求肖似，没有定构。例如龟字，或画正面，或画侧面，或画尾，或不画尾，或画两足，或画一足。又如渔字，或画一鱼，一网，一手；或只画一鱼，一手；或画四鱼在水中；或画一鱼傍水。（二）在意义的分别上，有好些地方比今字为详细。例如驾驭之驭，或从马，或从象，因所驭不同而异字。又如牧字，或从牛，或从羊，因所牧不同而异字，又如一兽的雌雄，各有异名；牝牡二字原指牛的两性，此外马、羊、豕、犬、鹿等，各于本字的边旁或底下加七或土，以别雌雄。
现存商人的文书只有契刻的甲骨文书。但商人所有的文书不只此种。甲骨文书是先写而后刻的。这从甲骨上一些写而漏刻的朱墨迹可以推知。殷墟又发现一块白陶上写着字。从这些字迹可以推知毛笔的存在。又甲骨文中有册字，象竹简汇集之形。既有笔又有简册，可知当有写在简册上的文书。现存荟聚上古文件的《尚书》中，传说为商朝遗文的有五篇。其中比较可信为真出商人手笔的是《盘庚》三篇，那是记商王盘庚迁都（自奄，即今山东曲阜，迁殷。）前后对臣民三次训话的。
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预知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贿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的祖先。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像。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祖先请示。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兹将其中一段的大意，译白如下：“我念着先王为你们的先人劳碌，就关心你们，要保育你们。我若有失政，先王就要重责我说：为什么虐待我的子民？你们若不知去求安乐的生活，不与我同心，先王便要责罚你们：为什么不和我的幼孙和好？……你们若立心不良，先王便要革了你们的先祖先父在天的职位。你们的先祖先父受了你们的牵累就要弃绝他们，不救你们的死亡了。我有了这样乱政的臣民，只得拿贝和玉去祈祷。你们的先祖先父便会告诉先王：惩罚我的子孙罢！于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来了！”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祗，以现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
商人不知有没有占星术，但他们已会观察天象而定历法。他们的历法大致与旧时的阴历相同；一年为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有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
商人的乐器有磬、埙（有石制、陶制、骨制三种）、鼓、饶（形如铃铎而无舌，持以敲击，大小三枚为一套）、{龠禾}（笙之小者）。又卜辞中有从丝从木的乐字，可见琴瑟之类当时亦已存在。
no.10 周朝历史
(公元前1066—前256）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从公元前１１世纪到公元前７７１年；东周自公元前７７２年到公元前２５６年。周朝共传３０代３７王，延续约８００年时间。
在灭商之前，周部落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死后他的儿子武王姬发才有条件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并进行了东征。此后周朝向外扩张长年不断，并对周边的一些國家分封了诸侯国，疆域覆盖了长江、黄河流域和今天的东北、华北的大部，西部曾到昆仑丘。周厉王时，周朝的统治开始衰落。宣王即位后，采取了明智的政策改善统治，在对外征讨和开拓疆域上接连取得胜利，出现了“宣王中兴”。前７８１年，周幽王即位，宠幸妃子褒姒，用人不当，加上各种天灾人祸，民怨沸腾，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开始。东周之后的周王室大权旁落，诸侯纷争加剧，进入了列国征战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西周的统治很有特点。分封制、宗法制、土地制度上的井田制都有明显的发展和加强，对以后的封建社会有很大影响。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1世纪中期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到公元前771年结束。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开始了东周的历史。周朝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西周的兴起
西周（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从周武王灭商朝建国，到周幽王亡国，共历三百多年，是中华帝國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后世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而很深远的影响。
先周是活动与中原西部黄土高原的一个古老部落。周人的始祖传说是「帝喾（音「库」kù」元妃「姜嫄」的儿子「弃」。「弃」在「帝舜」时担任农师，号称「后稷」，教民耕稼有功，分封于邰。商朝初年，他的后代「公刘」率族人迁到磁。到古公「亶父」时，又迁到岐山南边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西部势力，自称为「周」。「古公」的幼子「季历」继位后，修行道义，发展生产，驱逐夷狄，力量更为强大，与商发生矛盾。商王「文丁」派人将季历杀死，「季历」的儿子「姬昌」继位。昌号称」西伯」，仁慈爱民，礼贤下士，天下士人都来投奔。周的发展，使商纣感到威胁，于是将西伯昌囚禁于羑里七年。周人以珍宝和美女将西伯赎出，此后，在吕尚的辅佐下，西伯昌表面上耽于游乐，对「殷纣」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为积善修德，和悦百姓，大力发展生产，使更多的诸侯前来归附，进而征讨不驯服的诸侯和商的盟国，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所谓的受命之主，而自称王，即周文王，并将都城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水西岸）。九年，周文王逝世。其子姬发继位，称周武王。他继续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等人为主要助手，继续文王未尽的事业。将都城扩至沣水以东的「镐京」（今陕西长安县境），积极作灭商的准备。两年后，武王在盟津召集八百诸侯会师盟誓。周文王受命第十一年十二月，武王兵出潼关，联合各方国诸侯，挥师东向，于次年二月甲子日在牧野打败商朝的军队，杀死殷纣王，史称「武王灭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周朝经历了三十七代天子，八百多年，到公元前二百六年，才被秦国灭掉。公元前770年，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丰镐二京在西，洛邑在东，习惯上称公元前770年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以后的为东周。
周武王建周后，大封功臣谋士，如将「吕尚」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叔「鲜」封于「管」，叔「度」封于「蔡」。据说，周初总计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兄弟之国十五，同姓之国四十。封邦建国的目的，是加强对各地的统治，并作为周王室的屏藩。诸侯再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又在自己的封地里分封士，这样自上而下统治人民。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为「成王」。成王年少，天下初定，「周公旦」恐怕诸侯不服，以王叔摄政。「管叔」、「蔡叔」不服，与殷纣之子「武庚」，带领淮夷，发动叛乱。周公毅然率兵东征，平定了叛乱，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放逐了蔡叔，收伏了殷的余民。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周公奉成王之命负责营建「洛邑」的工作。洛邑建成后，成王亲自来到洛邑王城，大会天下诸侯和四夷君长，并将跟随武庚叛乱的殷遗民迁进「成周」，以便控制。周公还制礼作乐，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了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成王曾亲自讨伐东夷，使东部得以安定。成王死后，继位的康王继承先王的事业，勤于政事，平易近民，刑罚几十年不用，社会更加安定。
武、成、康三代，政治清明，是周的黄金时代。但到第四代天子「周昭王」时，就出现了危机。当时，王道微缺，「周昭王」贵为天子，南巡汉水时，却被船夫用特制的胶船暗算，葬身于鱼腹之中。「周穆王」继位后，为了恢复周王朝的威望，新设太仆一职，作为太御众仆之长，以加强王朝的中枢管理。他制定刑律，减轻刑罚，以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施善政于天下。他西征犬戎，南摄夷人，对边远民族的侵扰进行积极的防御，制止了掠夺。穆王又曾东平「徐偃王」所率徐夷诸部的反叛，南讨「楚国」，大会诸侯于「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