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虚张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虚张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时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地点/湖南长沙兵力对照/两百名学生对北洋军第八师之一部策略/以木枪和鞭炮应张声势，欺瞒真枪实弹的北洋军结果/北洋军全部缴械
看官，毛泽东生前是中共最高统帅，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他最初参军时，参加的并不是共军。也就是说，他不是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是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也不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首先参加的，可以说是国民党军。实际上，毛泽东参军时，中国还没有共军呢。
这点并非耸人听闻，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湖南是第一个热烈响应的省份，政治局势极之紧张，巡抚杨文鼎宣布在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然在城内外秘密而频繁地活动着。
一日，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到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其时毛泽东就在这间学校读书。这个革命党人演讲时，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讲后，热血沸腾，打算同其他几位朋友一起去参加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革命军，后来因交通事故，未能成行。这时，湖南起义胜利了，长沙组织了一支学生军。但毛泽东认为这是乌合之众，不愿参加，而决定参加正规的革命新军——也就是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即国民党军。
毛泽东参军后，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的军饷是每月七元。
当了半年丘八，却从来没有雄赳赳气昂昂上战场冲锋杀敌，毛泽东颇感失望，终于退出军队。
看官，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打第一场仗的呢？
说来话长，一九一六年十月，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这支极不正规的军队却有堂而皇之的宗旨：“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个连，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者，被选为连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毛泽东与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部分败兵的枪枝。
这件事，毛泽东同窗密友周世钊有详尽生动的回述：“一天午餐过后，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正由株洲、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离校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但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停留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这时，毛泽东探听了北兵的情况，知道他们又饥又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桂军没有进长沙，觉得可以设法把他们赶走。他急忙组织志愿军中胆大的同学两百多人，持着平日操练用的木枪，潜伏校后妙高峰上。又联络附近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兵伏在志愿军的最前列。溃兵乘着暮色苍茫，沿着妙高峰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毛泽东见他们已距离志愿军潜伏地不远时，便要警察在山头鸣枪，持木枪的志愿军放爆竹，并齐声呼喊：‘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敢抵抗，派人交涉后，真的全部缴了枪。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所缴获的枪和其他武器，抬到了学校??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走了。事后，全校沸腾般地议论这件事，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
毛泽东还有个同学邹蕴真，当年曾问毛泽东：“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
毛泽东气定神闲地回答：“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门，只得闭门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看官，毛泽东打的第一仗，已充分显示其军事天才。他只有木枪爆竹，却能逼得敌人缴出全部真枪，实际上，这一仗已接近他《讲堂录》所记的孙武《谋攻篇》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
毛泽东指挥这一仗，是受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故事的启发。公元三八三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前秦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与其弟登上寿阳城，远远望见晋兵阵势非常严整，又望见前面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后来大败而逃。毛泽东也学得谢玄虚张声势，以假冒真。初试啼声，就见不凡。
一九一八年，南北军阀再次混战，张敬尧进入长沙。在战乱中，毛泽东等人组织以学生志愿军为基础的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警卫全校的安全。最初，“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适北军至乃止。”后来，“湘军战役，居民一夕数惊，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甚至做到“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的地步。
no.2 逼上梁山——枪杆子里出政权
时间/一九二七年地点/湖南省策略/将工农武装化整为零，就地潜伏，等待时机结果/保存了工农武装的实力
看官，一九二七年夏，国共两党反目相煎，中共指蒋介石之“清党”为“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被杀。
毛泽东本来也加入了国民党，这时当然不会蠢到伸长脖子等候屠刀砍下，他秘密潜返湖南，对那些共产党早已渗透的工农武装作出三种安排——
一、已经被国民党察知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一律上山“扎寨”。
二、尚在潜伏状态的工农武装仍以合法招牌——挨户团面貌出现，待到起义时，再打出铁锤镰刀的共产旗号。
三、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械埋入土内，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的部队，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枝。
上山“扎寨”，在当时的国民党看来，就是“上山当匪”。毛泽东这个主张，显然源于他幼时熟读《水浒》。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这境界曾是毛泽东神往的。
毛泽东主张上山“扎寨”，他说：“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毛泽东又叫一些工农武装分子化整为零，潜入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民团，这一套，与西洋的“木马屠城”异曲同工。
毛泽东还说过：“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间跟绿林交朋友。”
上山“扎寨”，是“毛泽东兵法”极之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连上山“扎寨”的勇气和实践都没有，就休想日后拥有雄兵百万、纵横驰骋于天下。
山上的工农武装，到秋收时节，不再是散兵游勇，而是羽毛渐丰，实力大增。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扩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
毛泽东又指出，这次秋收起义，“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在研究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首次提出震惊中外几十年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
建设政权。”毛泽东作出军事部署，他将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一、二、三团。第一团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骨干。由湖南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以安源工人武装和共产党掌握的安源矿警队为骨干，由萍乡、安福、莲花、醴陵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还有部分平江工农义勇队、部分警卫团战士组成。三个团共计五千人左右，由毛泽东任党代表、卢德铭为总指挥的前敌委
员会领导。毛泽东等人还决定兵分三路，进攻长沙。进军的路线是——第一路以第二团安源工人和矿警队为主力，自安源进击萍乡、醴陵，与
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配合，向长沙取包围形势。第二路以第一团原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主力，由修水出发，向平江进攻，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待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出击。第三路以第三团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小部分警卫团战士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直通长沙。三路紧密配合，待各路得手后，再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看官，毛泽东这套“战略部署”，看来头头是道，实际是不够“伟大”的。因为长沙由军阀唐生智部队守卫，固若金汤，想要攻克，谈何容易。同时，好事多磨，毛泽东还未上战场，却在走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拘捕，几乎未出师而身先死。
毛泽东后来心有馀悸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件事：“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在汉阳矿工和农工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和国民党通声气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恐怖手段达到了它的最高点，整百的有嫌疑的共产党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枪决的。我身边带着从一个同志那里借来的几十块钱，我就想贿赂押送人员释放我。普通士兵是雇佣来的，我如遭到枪决，对于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答允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肯，所以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机会。我把绳子扭断，逃到田野里躲着。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搜寻我，并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碰到他们了。虽然有几次我认为已经无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走，可是，我还是没被发现。最终，黄昏时分，他们停止搜索，我马上翻山爬岭，连夜赶路。”
毛泽东捡回大命一条，心花怒放，壮志凌云。决心将军事计划付诸实施。九月上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铁路工人首先破坏长沙岳阳铁路和长沙株洲铁路，切断敌方交通要道。同时，第一团和第四团（师长余洒度擅自组编）自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行至金坪时，第四团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毛泽东本人率领第三团于十一日从铜鼓出发，向浏阳方向进发，一度与敌军恶战。后来得知一团腹背受敌，连续受挫，毛泽东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
沙的军事行动，下令各路起义部队赶往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的兵马抵达文家市，第一团和第二团的残部亦先后来到，三路人马会师。这样，工农革命军又似模似样，浩浩荡荡。毛泽东曾有一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no.3 武装割据——石头击破大水缸
时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地点/江西三湾村、井冈山策略/先在农村建立武装力量，再以乡村包围城市，扩展地盘结果/建立红色政权的雏形
看官，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是不想以卵击石，避免工农革命军全军覆灭，但是，他的善意不被理解。当时有个名叫余洒度的师长，就反对毛泽东，指责毛泽东退到农村是想当“山大王”。
毛泽东振振有辞：“我们并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因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有利于我们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毛泽东还指出：“历史上从来没有消灭过‘山大王’，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它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毛泽东强调作战略退却，退向农村，退向湘赣粤边境山区。“将来湘赣
粤三省，任何一省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参加。”那年九月十日上午，在文家市一座学校操场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进一步发挥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高见——“诸位兄弟：大革命已经失败，工农遭疯狂屠杀，革命处在低潮。但是
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高潮迟早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枪杆子的亏。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有人说，蒋介石现在力量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耽心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依我看，我们力量小只是暂时的。我们好比一块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
最后，毛泽东又强调：“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力量。”
看官，毛泽东颇有演说天才。要当军事指挥家，讲起话来如果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是绝对不行的。毛泽东演说，真真正正称得上是“号召”，如吹号角般，令闻者争先恐后响应。
如此这般，那许多工农革命军就跟随毛泽东南进。前有去路，后无追兵，士气十分高昂，最初几日，一路顺利。但是，到了第五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官兵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遭敌人
突袭，总指挥卢德铭中弹身亡。毛泽东看到战友牺牲，悲痛之馀，咬牙切齿，随即率众攻克莲花县城，
捣毁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又攻进监狱，救出一百多名共党人士。又过三天，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看官，不要看三湾是个小小村落，这个小村落在中共党史上至关重要，
因为当年毛泽东在那里作了一件史称“三湾改编”的事。
原来，毛泽东在三湾实施其治军的最重要措施——在部队建立中共各级组织，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团有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亲自当书记。
党指挥枪！“三湾改编”从此实现了这一条。
毛泽东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建立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制度，并提出废止肉刑，不枪毙逃兵、不打人、不骂人、不拉伕、讲话和气、买卖公平等新型纪律。
看官，毛泽东当时还有被人视为“收买人心”的十分高明的一手，那就是宣布了“愿留则留、愿走则走”的政策，对于自愿离开部队者，开具证明，发给路费。自愿离开而得到路费者，虽未必视毛泽东为大救星，却必然对毛泽东不会有深仇大恨。
不久，毛泽东率军开上江西井冈山。他不仅是上山“扎寨”，而且被指为“与匪结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井冈山最初并非“革命根据地”，而是两股土匪的巢穴。那两股土匪的首领一叫袁文才，一叫王佐，各有六十枝坏枪，六百多名土匪。
毛泽东千真万确，万确千真有“与匪结盟”之嫌。他曾对斯诺表白：“井冈山的匪首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加入了红军，使红军实力增加了将近三团之众，王、袁都被任命为团长。”
不过，毛泽东并不将这两个加入红军的匪首视为共产党同志，反而心存戒心。他说：“两个人虽然是土匪出身，可是曾经投身过国民革命，现在他们准备对反动势力作战。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俩可算是忠实的共产主义信徒，执行着党的命令。后来，他们擅自离开井冈山，恢复了他们的土匪脾气，结果是被当时已经组织化、苏维埃化的、有自卫能力的农民所杀。”
利用土匪，将土匪置于自己指挥之下，这是“毛泽东兵法”中非常出色的部分，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矣。
一九二八年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馀部和湖南南部起义的农民军，转战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这就是威震中外的“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合后，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建立起一个红色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攻占城市，解放全中国。要建立且巩固这个政权，首先必须经营好红军。
一九二八年春，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项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一九二八年夏，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一九二九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有容，从而成为中外皆知、还谱歌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看官，毛泽东治兵，十分讲究备战，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一种备战。共军经常说“人民军队人民爱”，真能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洗澡避女人”一类，自能赢得“人民爱”。如今大陆有些贪官污吏，不知还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否？当年毛泽东的红军连一针一线都不拿，倘非如此，而是贪污民脂民膏，焉能打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
no.4 敌进我退——隐势藏形山林中
时间/一九二八年地点/江西永新兵力对照/两营兵力对国民党军十一个团策略/利用山险地形和广大民众掩护，采四面游击战术结果/牵制国民党军二十五天
那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了他的兵法中最重要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一生非凡功业的金钥匙。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惊天地泣鬼神，首先是靠这十六字诀造就。看官，毛泽东这十六字诀，并非一朝一夕冥思苦想得来，而是毛泽东经长年血战得来的宝贵经验。
经笔者考证，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最初是以下十六字——
彼出我入，
彼入我出，
避实就虚，
隐势藏形。
毛泽东这原始十六字诀，纯粹是为经营井冈山根据地而设计。意思是说，敌军出山，我就入山；敌军入山，我就出山；避开敌军实力而向敌人弱点攻击；善于隐蔽自己，神出鬼没。
毛泽东说过：“在周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呢？中共史书回答道：“因为：一、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而罗霄山
脉南接广东、北衔湖北、东西分界江西、湖南，一切革命的举动都足以影响湘、鄂、赣三省的民众。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并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武装。三、井冈山上有村落，出产稻米和各种杂粮，四周连接着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便于红军筹粮、筹款。四、井冈位于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和湖南的茶陵等县之间，以宁冈为中心，周围五百里，纵横八十里，峭壁耸立、森林蔽天，只有五条坎坷崎岖小道，通向山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最有利于红军的军事割据。”
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它的史书也回答了这问题：“赤匪之蔓延坐大，实受地理环境之影响。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耸，海拔约七、八百公尺。但山势虽高，而侵蚀已深，山间多有狭长之溪谷，中含局部平原，亦有良田美池。其地雨量充沛，森林繁茂，山深林密，守易攻难。一般匪薮，多系贫瘠闭塞之区，若江西之匪巢，在军事上为天险，在经济上亦差可自给。著名匪巢井冈、东固，皆最宜于隐势藏形之地，匪每溃败，则退据匪巢，扼要坚守不出。”
毛泽东精心经营的井冈山有何变化呢？中共的史书往往语焉不详，如“充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一类。我们
不妨从国民党的史书中寻找答案，更为客观翔实：“赤匪盘据赣南，穷数年经营之力，不独陇亩之界址荡然（因分配地亩，将旧有业主界址完全消毁），即地形亦有变化。除高山大川非人力所能维持外，乡村路径悉已变化。如前之曲径可通，今而阻于榛莽；前之深潭浅泽，今忽贯于羊肠。行军作战，以军用地图为全军命脉，前之按图索骥者，今等于歧路亡羊。”
看官，我们从这段话中可知，毛泽东经营后的井冈山，已使国民党的军用地图变成废纸一张，按图索骥的国民党军官，到井冈山一带就变成歧路亡羊，可悲矣！
笔者并非有意中伤国民党军官，当年蒋介石就曾说过：“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从，避实就虚，随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看官，毛泽东在井冈山日益发展，甚至惊动了蒋介石。声势自是不凡，但他是否只有捷报频传，而无损兵折将呢！非也！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高层有几个“左”得出奇的人物，鼓吹“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人不会打仗，却又喜欢发号施令。毛泽东有事离开井冈山到永新县去之时，他们趁机下令红四军拉到湘南，攻打郴州。结果招致二十九团全军覆没。整个红军损失半数兵力，中间阶级大部分被驱逐到豪绅一边，贫农阶级成了孤军，红色地区各县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为国民党军占领。
毛泽东倒也不慌不忙，从容应付。正当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要去湘南之时，毛泽东却率领三十一团两营兵力，在永新阻击吉安来犯之敌军。
毛泽东自己透露，他在这一仗所采用的兵法，是“四面游击”。他说：“在广大群众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
no.5 草木皆兵——党与群众军事化
时间/一九二九年八月
地点/江西井冈山
名称/黄洋界保卫战
兵力对照/二个连对一个师
策略/充分利用地形及动员地方民众
结果/确保井冈山看官，
毛泽东有首词《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向主张“人民战争”，甚至主张“全民皆兵”，这种军事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形成。
毛泽东有篇大作《井冈山的斗争》，他写道：“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
《西江月·井冈山》所写的“黄洋界保卫战”，就是一场“人民战争”。
“黄洋界保卫战”是按照毛泽东兵法打的，却不是毛泽东亲自指挥，而是一个红军营长陈毅安指挥的。
八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军部队在永新、莲花、茶陵三角地带集结，准备下一步行动。但是，突然传来二十九团在湘南完蛋的消息，毛泽东当即决定，由他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到桂东去迎接战败的二十八团，命令第一营坚守井冈山。
这时，敌军得势不饶人，奔袭井冈山。营长陈毅安急忙率两个连赶回，然后发动男女老幼保卫红色基地。
两个连队跨过山峰，进到黄洋界阵地。
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一千三百多米，只有荆棘丛生的一条羊肠小道可通。两面是敌军进攻方向，地势很低。山峰之间，如万丈深谷，极为险峻。毛泽东曾有诗句：“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八月三十日，敌军发动攻击。但红军居高临下，草丛中又插了千万枝竹钉，敌兵虽说不上寸步难行，却只能一个个缓慢匍匐前进，每一个兵又都要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射击。
看官，攻击井冈山的敌军虽说有足足一个师的兵力，但由于地形限制，使用在火线上的最多只能是一个营。红军两个连的兵力进入阵地后，加固工事，还准备了许多石块，作投掷之用。
敌军鱼贯式队形进攻无效，便用机枪扫射掩护，然而低射妨碍其士兵前进，高射则子弹在空中乱飞，无明确目标。红军则弹无虚发，每弹打死或打伤对方一人。竹钉防线也很可怕，敌兵踏上，痛入骨髓，难贾馀勇。
下午四时许，红军抬出一门八二迫击炮，发射了三发炮弹，敌军听到隆隆炮声，以为山上有千军万马，吓得魂飞魄散，争相转身逃遁。
毛泽东不仅作首词歌此役，还向中共中央报告：“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
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毛泽东在井冈山还有什么作为呢？用我的话来说，毛泽东十分善于“洗脑”。《孙子兵法》中提倡“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毛泽东的“洗脑”，即他所谓“政治思想工作”，与《孙子兵法》的“道”异曲同工。用国民党的话来说：“毛泽东使得井冈山的红军和民众都愿意为他捐躯卖命。”用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毛泽东首先对士兵们说，大家是“为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打了胜仗，可以翻身作主人，可以分田地。任何穷人听了，无不心动。毛泽东还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毛泽东认为这一套如灵丹妙药，很有神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原来毛泽东早在二十年代就鼓吹实行“民主”了。当然，他绝不是今日“民运分子”的祖师爷。他对“民主”的解释和今日的“民运分子”也是绝不相同的。
毛泽东尤其善于在俘虏兵身上做功夫。他非常坦率地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看官，毛泽东这一套，当年使得国民党官员杨池生惊叹：“毒矣哉！”毛泽东知道后，更是沾沾自喜。毛泽东对井冈山，一往情深，除了一九二八年秋写了首《西江月·井冈山》之外，他晚年——一九六五年五月还写了两首有关井冈山的词。一首是《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no.6 捕鱼撒网——随时打开又收拢
另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时间/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名称/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兵力对照/四万对十万策略/集中全部兵力攻击优势敌人最虚之一点，一举歼灭以夺其势结果/歼灭张辉瓒部九千
除了十六字诀外，毛泽东还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又提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毛泽东把这种战术比作捕鱼撒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规定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战争形式，制定了红军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以及“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其一路”、“各个击破”等基本兵法。
毛泽东那时还不老，却老谋深算。他指出，红军既以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战争形式，就必须使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赤卫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如此这般才能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要调兵遣将，还要调动所有的平民百姓，甚至调动老弱残兵。中共有本史书记述井冈山情况时提到：“后方医院也进行了动员、轻伤兵员要求重返前线杀敌，重伤兵员充满了信心，处之泰然。儿童团、少先队也全部动员起来，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
动员全民作战，连老弱残兵也不例外。毛泽东也就日益发展。
连老弱残兵都能调动的毛泽东，特别强调“诱敌深入”的作战方法。他说，这样就可“使我如鱼之在水，处处明亮，敌如鱼之在陆，处处黑暗。”
看官，毛泽东军事天才万中无一，他当然不甘心在井冈山当“山大王”，如果其志止于此，那就变成“池中物”了。毛泽东的凌云壮志是“解放全中国”。
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决定离开井冈山，下令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发，建立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换而言之，他决定把地盘扩大，实行扩张主义。
两年之后，即一九三一年，毛泽东们的红色区域已拥有三百多个县，几千万人口。这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大会”，到会代表六百多人。大会发布了宣言，通过红色政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毛泽东那时到底有了多少兵马？据国民党史书记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域内，红军正规部队有三十六万人，非正规部队有六十五万人。”这巨大数字，看来是毛泽东“虚张声势”所导致。实际上红军主力只有四万人。
一九三○年八月，蒋介石提出“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十一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兵分八路，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对毛泽东主持的江西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第一次围剿。
当时，红军一方面军约四万馀人。十月三十日，该方面军前敌委员会在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罗坊召开会议，讨论了实行战略转变和不攻打南昌等大城市的问题，为对付围剿作了准备。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下令“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红军主力随即由袁水流域东渡赣江，接着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以便依靠有利条件，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十一月五日，国民党军队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这时红军主力已转移到龙冈等地区。
十二月六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进攻，经过二十天，也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
相反，根据国民党军队部署在西起江西万安、泰和，东至福建建宁相距八百里地带的新态势，毛泽东又提出新的战术：“中间突破”，先打敌军主力谭道源师或张辉瓒师，分敌为远离的两群。以便各个击破。
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下令于次日先歼灭“深入”共区的谭道源师。
红军召开了“反围剿誓师大会”。会场两侧挂了副毛泽东写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看官，这副对联，且莫等闲视之，它溶进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思想。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宣布：“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大踏步地进退，敌人已掉进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谭道源并非草包饭桶，他并不上毛泽东的圈套，而是下令手下坚固阵地。
毛泽东未能将谭道源制服，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却向龙冈逼近了。毛泽东大喜过望，对朱德说：“天助我也！”当机立断，决定攻打张辉瓒。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红军第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大部份队伍，分别从龙冈西北和东北方向包抄过来，把张辉瓒紧紧包围，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形势。
下午四时许，红军指挥所发出全面攻击的信号，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四面八方冲向敌群，顿时，枪声、军号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红军仅有的一门大炮，也被用来装模作样，射出几颗炮弹。
这一仗，张辉瓒被活捉，他率的师部和两旅人马或死或伤或被俘，九千馀人，无人漏网。毛泽东打了胜仗，自是要写诗填词，他有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
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后来谈到打张辉瓒的龙冈战斗时说：“龙冈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的第一仗，就全歼敌人，不漏一兵一卒，这在战争史上是少见的。”
蒋介石派十万大军进行围剿，红军四万兵力歼灭张辉瓒九千人马。这在战略上是“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
毛泽东又将这一套说成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no.7 将来兵挡——游击战加运动战
时间/一九三一年五月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兵力对照/三万对二十万
策略/以机动转进分散敌方主力，再伺机逐一歼灭
结果/历时十五天，五仗全胜，缴枪两万馀
看官，毛泽东还有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
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
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词写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曾对斯诺说：“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击败了。仅仅休息了四个月以后，南京又开始第二次围剿，兵力超过了二十万，分七路向苏区推进，那时一般认为红军的形势是极不利的，苏维埃所管辖的区域太狭窄，财源有限、设备简陋，而南京的物质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超过了红军。可是我们迎接这次的进攻，红军仍旧用他以前赖以取胜的战略，仍旧让他们深入苏区。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攻击他们的第二路，击败了他们好几旅人，消灭了他们的进攻能力。接着我们很快地接连攻击他们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击退了他们，第四路没有作战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卒被歼灭，在十四天之内，红军打了六次仗。进军八天以决定性胜利结束之。其它六路被击溃和败退之后，由蒋光鼎、蔡廷锴指挥的第一军，没有经过重大战斗就撤退了。”
毛泽东还在其大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到：“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馀），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十五天中，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馀，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当时，国民党军队决定“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同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两次围剿，皆被毛泽东打破，但是，毛泽东是不敢轻敌的，他面对的是中国另一个军事高手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战，是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军事高手之战，绝不是如江青样板戏中所描写的英雄对草包之战，如果那么容易战胜蒋介石，毛泽东就不必绞尽脑汁研究兵法了。
话分两头，我们且看蒋介石提出什么兵法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与毛泽东有不共戴天之仇，他要对共党斩尽杀绝，他在《剿匪成败与國家存亡》的讲词里，把剿共所用的战略，归纳为下列五项——
第一、“封锁政策”：即严密封锁，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蛟蚁之通报。”当时江西有所谓封锁地带，其中堡垒星罗，巡探密布，就是要断绝共区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一切经济资源不得丝毫进到共区。
第二、“交通政策”：交通政策与封锁政策相对。反过来说，就是要消极的阻止共方的交通，而积极发展国军（国民党军队）方面的交通。无论道路、电报、电话、输送、通讯、传令等一切交通设备和交通人员及其工作，俱国军命脉，操国军胜败生死之权。战争就是争取时间，谁能节省时间，行动迅速，谁就胜利。换句话说，作战全靠机动，谁能机动，谁就成功。交通政策就是要机动敏捷，这是剿灭共军（共产党军队）的一个主要战略。
第三、“工事政策”：国军只要到了与共区接近的地方，无论是准备驻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军队一到，立即将防御工事做好。并且只要有馀暇，还要督促指导老百姓修筑碉堡，设寨围墙，与军队打成一片。国军只要有了据点，就有了凭藉，便可站得稳，无论共军怎样袭击，总可以抵得住。勤做工事，坚壁清野，是致共军死命的一个最稳实而可减少牺牲的方法，亦即是多出汗少流血的道理。
第四、挺进游击：共军根本不用正规战术，其长处就在于跑路、伺机、侦探、化装、袭击而已。现在国军要剿共，也要能善于此道，用共军的战术才能消灭共军。胡林翼曾根据他剿匪的经验说过：“与其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意思是说剿共必须随时随地，找到共军的弱点，一有可乘之机，马上就要出击进攻，易守为攻，出奇制胜。蒋介石曾将游击战术，简括为“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夜行晓袭”四句话。
第五、争取主动：国军从事一切战争，都有一个最紧要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主动。凡能依自己的计划，支配整个战局演变者便是主，便谓之立于主动地位。凡是属于主动，便常是胜者；陷于被动，便只有失败。
蒋介石熟读历代兵书，精通打仗，他又将主动的战略，分析为下列十点：
（一）以静制动：胡林翼曾说：“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就是要“以主持客”、“以逸待劳”的道理。
（二）以拙制巧：懂得以静制动的道理，就很容易明白以拙制巧的精义。就是共军以很巧妙的方法扰乱国军，国军要以坚忍、实在、稳当的方法来制伏它。
（三）以实击虚：就地位而言，则曰“以主待客”；就态势而言，则曰“以静制动”；就方法而言，则曰“以拙制巧”。更就力量而言，则曰“以实击虚”。这就是发挥国军力量，击破共军的弱点，集结国军实力，战胜共军虚张声势的宣传，扫荡共区的组织。
（四）以迂为直：国军剿共时，无论行军、进攻、或追击，都要采“曲线行动”，有时宁可不走易走的大路，而要另寻小径山路来走，甚至有路的地方不定，偏要从没路的地方绕转过去。如此不怕崎岖，不怕吃苦，才可使共军觉得神奇莫测，国军才可出奇制胜，不会被共军埋伏袭击的惯技所算。
（五）独立作战：国军剿共，务须协同一致，互相策应。但是在赣南剿共，多是山地战，因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以及共军的诡诈百出等各种原因，国军各个部队，无论是一军一师，甚至一旅一团，都要随时随地有独立作战的准备。
（六）全力决战：在决战之前，国军一定要集结所有兵力，务使一兵一卒，同时皆能用于决战的一点。必须如此用兵，才能算是最经济的使用兵力，才能发挥其军队最大的效用。
（七）就地固守：这是根据稳扎稳打的原则而定下来的要领。所谓“稳扎稳打”，无论行军宿营与作战，总要谨慎小心，严密戒备。“防守是手段，进攻才是目的。”
（八）纵深配备：前线与敌作战的正面愈狭愈好，国军要留二分之一，最好三分之二的兵力，摆在后面作预备队，随时可以相机增援。
（九）机动配备：机动配备者，即根据指挥官卓越的才识，以冒险的精神与英明果断的决心来活用兵力。至于活用兵力的要诀，就是“进退不一，多寡不一，分合得当，攻守咸宜”四句话。总之，指挥官果能将兵力抽调得法时，危险性就越会减少，成功的把握也就越大。但惟一要诀，就是要严守秘密，不得被共军窥破。
（十）六项要务：所谓六项要务，就是侦探、搜索、警戒、连络、掩护、观察。这六项要务，无论是行军宿营或作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切实检点。侦探、警戒，务求严密；搜索、掩护，必须周到；连络必须确实。观测必须精敏。
蒋介石又综合以上各点而作一结论，就是“战术上要取守势，要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
此外，蒋介石又提出作战的三个口号，即“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和战术的两项要旨，一是分散，一是集合，一切战术不外乎分合二字。蒋介石特别强调一个慎守，谓自古以来，兵皆不得已而用之，只有敬慎悲戚者，可以获胜。他引用老子的话：“两兵相接，哀者胜矣。”
蒋介石兵法就是如此头头是道，我们可以想见，毛泽东面对的是一个颇为英明之敌。
no.8 诱敌深入——避其主力打虚弱
时间/一九二一年七月～九月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名称/反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兵力对照/三万对三十万策略/诱敌深入，择虚而噬结果/历时三月，共歼国民党军三万馀，缴枪一万四千
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始，蒋介石自任剿共大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德、日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部队共三十万人，向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一回，蒋介石依靠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力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完全消灭中央红军。
其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老根据地，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三万人左右。
面对强敌压境形势，毛泽东决定仍采“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没有成功。八月初，又折回兴国西部集结。
这时，各路国军纷纷逼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的态势。红军从国军中间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从七日至十一日连打三仗，三战皆捷，歼敌一万馀人。这时国军才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蒋介石立即命令所有向西向南的部队转兵东向，分两路对红军采密集的大包围战术，猛力进逼。毛泽东则命令红军取声东击西战术，命红十二军伪装主力向东北方向开去，而主力红军则越过国军重兵之间二十华里的大山，回到西面的兴国境内集中，隐蔽休整待机。当国军发觉再向西时，红军已休息半月。这时，战场上国军被动红军主动的形势日益明显。蒋介石鉴于参加剿共的军队已疲惫不堪，而与他不和的两广军阀部队正向湖南衡阳进发，只好下决心退却。
红军乘国军退却，实行毛泽东“敌退我进”战术，九月上旬进行两次追击，毙伤俘敌四千馀人，九月十五日又歼敌一个师。
这次战役前后持续三个月，共歼灭敌军三万馀人，缴枪一万四千枝。
毛泽东对打破第三次围剿非常得意，后来他著书立说时津津乐道——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蒋介石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相当聪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暂时不打毛泽东，而先打毛泽东在各省的同志。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剿共总司令，调集大批国军向中共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到一九三三年三月，蒋介石采取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毛泽东的中央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四日，蒋介石调动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约三十万人，首先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时，在鄂豫皖的红军主力红四方面军有两个军、六个师另四个独立师、一个独立团，共四万五千馀人。
国军攻入红区以后，蒋介石的剿共总部即发出命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须出快刀斩乱麻手段。”
蒋介石的国军这回得心应手。中共史书有云：“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十月十日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红军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主张。会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馀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同时，还以十馀万兵力向湘鄂西根据地进攻。中共史书承认：“九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占领，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受重大损失，仅伤病员就有二千馀人落入敌手。”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在准备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围剿时，已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力量，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作准备。
到了年底，何应钦的剿共总司令部调集三十多师计五十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组织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而以蒋介石嫡系陈诚指挥的部队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主力共有三个军团和四个军，约七万人。仍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战，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的伏击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坚决围歼战的作战方针。
国军主力在东路、西路的两师暴露于红军面前，红军用大兵团伏击战先打敌之西路，经一天半激战，全歼两个师。国军即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企图报复。红军又集中优势兵力加以围歼，于宜黄南部地区，全歼敌一个师又一个营。这两次战役共缴枪万馀枝，至三月间打破国军围攻。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自从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
no.9 寸土不争——将欲取之先予之
第九计 寸土不争——将欲取之先予之
时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
地点/江西苏区红军中央根据地
名称/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
红军总指挥/李德、博古
兵力对照/十万人对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
策略/面对绝对优势敌人，不固守死阵线，必先放弃土地、转进待机，
以求胜利，再收回土地，扩大土地
结果/因未采用毛泽东之战略，红军被逐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
长征
看官，毛泽东指挥了四次反围剿，确实战果辉煌。根据中共军事委员会的统计，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正规红军三年来的战绩，总计：击溃敌军七十八万名，消灭三十一万六千名，俘虏十九万六千名，缴获武器十六万五千七百件，无线电台十九架。这时，闽浙赣共区扩大了，和赣南中央所在地连结，增地十万平方里。中央根据地约有人口三百万。接着中央红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增兵三十万，势力大大膨胀。
但是，蒋介石并不是容易对付的。他对国军郑重指示，剿共之根本要道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引用古人的话：“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指示国军军官“分别忠信的良民和奸诈的莠民，然后挑选出一方之良，以锄一方之莠。”“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
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多方面准备。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
蒋介石又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训练大批反共军官，聘请以德国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并征集大批新兵，购卖大批飞机、大炮、汽车，扩充军备。
“堡垒主义”不同凡响，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仅在江西已共筑碉堡两千九百座。
万事俱备。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对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未有、声势浩大、震惊全球的第五次大围剿。
步步为营、碉堡推进，从四面向共党腹地压缩，特别是对中央根据地采取重点用兵，以五十万兵力分四路前进。北路顾祝同，西路何健，南路陈济棠，东路蒋鼎文。当时中央根据地共有兵力十万人，战争于十月底开始。
其时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被极左人物所取代，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看官，毛泽东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但他的军事思想，他的战略战术，是最完美的，是无可批判的。中共打仗，只要有毛泽东指挥，必然节节胜利；一旦排斥了毛泽东，就会一败涂地。
当时，王明、博古一类左倾人物大唱高调反调，指毛泽东搞“游击主义”，他们强调正规化，反对毛泽东兵法。他们否认红军弱于国军事实，反对毛泽东主张的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的方针，而主张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在战争形式上，他们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主张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正规战。在战役战术上，反对诱敌深入，主张“拒敌于国门之外”；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反对运动迂回，主张“短促突击”；反对歼灭战，主张击溃战。
这许多鬼主意，实际是一个德国鬼子出的。据中共史书记载：“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布朗）从上海来到瑞金。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害。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李德和博古实际上成为这次战争的最高的军事指挥者。”
毛泽东哀叹：“红军在敌人严重的围剿面前已处于无能的地位。”大丈夫能缩不能伸。
毛泽东虽然丧失指挥权，但他还是出过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兵法。是年六月，他到赣南会昌县，对一些红军军官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去，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箝制敌人。在整训中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
毛泽东又说：“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然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要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在会昌、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的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我们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
但是，毛泽东的一套被置若罔闻。
国军方面真是捷报频传，蒋介石围剿胜利。且看国民党史书所说：“我军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里面收缩，其最后目标在以坚硬的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这种军事围困及经济封锁，非常有效。匪军与其伪政府乃不得不采取远遁战略。七万多共匪为避免被歼灭，突围而出，向西流窜。这次撤退被称为长征，历时一整年，路程二万五千里。到陕北时，只剩下二、三千人。”
红军打了大败仗，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但是，毛泽东却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冷静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他后来写道：“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
毛泽东又说：“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no.10 万里长跑——战略转移保实力
第十计 万里长跑——战略转移保实力
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一九三五年十月，共三百六十八天地点/从江西出发至陕西止，历十一省、二万五千华里名称/二万五千里长征策略/大撤退，大转移结果/虽丧失根据地，但保住实力，伺机翻身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虽未被蒋介石的国军打得落花流水，却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跑”。
国民党方面，认为“江西共匪已经肃清”。那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发表宣言，有云：“赤匪盘据赣闽，数载于兹，凭藉险要，啸聚亡命，恣行破坏，非仅当地人民，有水深火热之痛，实为國家民族心腹大患。最近以全体剿匪将士之忠勇奋发，为国忘身，卒将积年沦匪之地方，次第收复，号称天险之匪巢，根本摧毁。”
其实，江西共军并未完全消灭，中共大员陈毅、项英、邓子恢、张鼎丞等仍率领部分红军留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争，仍然是国民党的“心腹大患”。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跑”，毛泽东称之曰：“长征”，蒋介石则称之为“流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是一次战略上的大撤退、大转移。
那年十月初，国军已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百城三大重镇相继失守。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红军主力五个团八万馀人，分别自瑞金、零都出发，被迫实行保存实力的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敌进我退”。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八万人一起“逃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是，当时毛泽东并无“话事权”。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红军大转移和突围时，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叫士兵们带上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十分庞大、累赘的队伍，这对“长跑”、“逃命”的红军是极不利的。
按照当时中共高层的计划，八万人马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大批人马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边境一直向西行动。
国军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调遣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
但是，各路国军各有算盘，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红军转移逃命前夕，十月初，红军同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这样，红军突破国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又作哑，只是向天鸣枪，并没有进行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看官，湖南是毛泽东家乡。对于湘江一带，毛泽东非常熟悉。有其绝妙好词《沁园春·长沙》为证：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
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
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湘江一带打仗而排斥毛泽东，焉有不碰壁之理？当时，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一筹莫展，又不肯请教毛泽东，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结果处处被动挨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国军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短短三个月中，八万人马锐减至三万人，有五万人“逃”不了命。
国军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会合。于是又构筑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顽固地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时，毛泽东根据两方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部，到国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国难思良将”，毛泽东的韬略奇谋，关键时刻就出来。他的主意，博古、李德仍不接受。到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攻占的贵州省黎平开会，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又有了用武之地。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九三五年初突破乌江天险，一月七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看官，如果你想认识毛泽东，了解毛泽东，你一定要记得遵义，就像记得井冈山一样。
遵义是毛泽东一生功业的转折点。用中共的话来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那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少奇、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人。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后来的会议上通过。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为毛泽东兵法唱颂歌。
决议说：“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