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何被英军焚烧？
在第二次美英战争期间的1814年春季，由英国罗伯特。罗斯将军指挥的一支英军，顺利地闯入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华盛顿，烧毁了许多建筑物和古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华盛顿遭受如此浩劫呢？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虽然苦心寻求其答案，但获得的材料甚少，即使已作出了一些答案，但也众说纷坛，很不一致。
有的历史学家如约翰。格莱蒂企图从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寻求解决办法。格莱蒂认为，英国1814年春天采取的战略似乎是比较正确的。此时，英国人的主要计划是压服美国。为此，英国人把其进攻美国的军队分为三支：第一支是最强大的陆军，有一万一千官兵组成，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出发，沿着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布尔果因将军经过的路线前进；第二支是小规模的海军两栖部队，从百慕大登船起航，到切萨皮克湾地区摆出佯攻的姿态，破坏沿岸城镇和军事设施，并威胁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两市。第三支也是陆军，在牙买加集结起航，进攻新奥尔良并围攻西部美军。
其中第二支两栖部队在向既定目标发动进攻中又采取了相对有效的战略战术。当英国的主要军队在加拿大集结时，这支由4000名老战士组成的队伍，在罗伯特。罗斯将军的指挥下，于1814年6 月从百慕大起航，向切萨皮克湾进发。这支海陆两栖部队于8 月下旬在海军中将亚历山大。柯克兰因爵士和海军上将乔治。科伯恩的具体指挥下，在帕塔克森特河口的马里兰登陆。
美国的一支炮艇分遣队立即逆流而上，试图保卫首都，但当英军追赶时，他们的司令官却命令他们解散，以免被俘虏。英国军队遇到的显然是个不称职的美国将军。这位美国将军就是声名狼藉的威廉。温德。他本来是巴尔的摩的一个律师，后来参加美国对英作战并成为一名将军。在加拿大作战时，他被英军俘虏，然后又被释放。当英军迅速逼近美国首都华盛顿并攻占华盛顿郊区的小村布拉登斯堡时，他指挥的是一支临时凑起来的、主要由民兵组成的不到7000人的队伍。已逃亡乡下的麦迪逊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看到，当英国人继续进攻时，温德指挥的士兵掉头就跑，几乎未放一枪。这样，在1814年8 月24日黄昏时分，英军顺利拥入首都华盛顿，并把大部分公共建筑物付之一炬。在英军士兵对白宫点火之前，英军海军上将科伯恩拾取一顶美国总统的帽子和麦迪逊总统的坐垫作为纪念品；他还与其部下享用了为麦迪逊总统和夫人准备的晚餐。他一边咀嚼着烤面包皮，一边嘲笑地说：观察家会害羞地记起，“这对我来说太惬意了”。
这是关于首都华盛顿被英军焚烧之原因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见解。当然，还有别的见解。作别种解释的著名的人物是美国军事史学家詹姆斯。查思和卡尔布。卡尔。他们认为美国总统麦迪逊等人，过分估计了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又极大地忽视了英军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不为美国指挥官的严重失职而感到目瞪口呆。麦迪逊和其他开国元勋一样，总是怀有象托马斯。杰斐逊一样的自信心，认为美国的自由战士是与英国的士兵不同的，前者为祖国的解放而战，后者是被扉佣的专业兵，美国人是会以凯旋者的姿态而自豪的。但是英国士兵的令人可怕的决定性行动和美国军队不知羞耻的恐慌，实际上向总统证明这种理论是不可靠的。麦迪逊个人不得不抛弃白宫，慌忙出逃及其本人的犹豫和忧虑都是很好的说明，放弃无设防的首都而仓皇撤退的市民和官员也都无例外地反映了麦迪逊总统认识的欠妥。
卡尔布。卡尔等人还认为，首都华盛顿被焚发生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表明美国依靠地理位置优越而苟安的理论已过时。在独立战争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美国人一向认为其在地理上是得天独厚的，远离欧洲是非之地，东西由大洋相隔，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获得保护。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其《告别词》中说：“分离而又有距离的形势可使我们能够追求不同的前程。”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法对美国的侵扰，由于海洋的存在，与其说使人对现有安全产生怀疑，还不如说使美国人认为安全坚如磐石，更加强了其安全感。这引起的实际结果是“武装中立”政策的产生，如海军部的创立，战舰的研制和海军陆战队的重建等。然而，首都华盛顿的被焚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当上帝对美国实施恩赐时，其微不足道的力量依然很难使美国得到保护，國家深深陷入危险之中。
不管对首都华盛顿被英军无情的焚烧一事的原因作何解释，美国总统麦迪逊及其人民似乎得出了应有的教训。第一家庭从避难地返回华盛顿的白宫时，似乎成为美国人痛心疾首的时刻，白宫昔日歌舞升平的情景不见了；麦迪逊夫人只发现了白宫的外墙。总统的宫阙象國家本身一样，遭到蹂躏和耻辱，即使位在边疆的很少享受过首都欢乐的美国人，也把华盛顿的被焚视为难以忍受的侮辱。他们决心与其他未侵犯过美国的國家一起，来解决國家的安全问题，对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威胁和灾难，尽管首都华盛顿被英军焚烧的原因对他们来说依然若明若暗。
no.2 美国禁酒运动的利弊得失究竟如何？
美国禁酒运动的利弊得失究竟如何？
美国的戒酒和禁酒运动实际上经历了一百余年。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主要是劝说人们戒酒或不要饮酒过度。1851年缅因州通过禁酒的《缅因法》后，在全国的部分地区开始了禁酒。但是，全国强制性的禁酒正式开始于1919年。在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國家禁酒法》，并使其于1920年生效，成为宪法中的组成部分。该项法律规定，凡含酒精超过0.5 ％的饮料。都被列入禁止酿造、运输和出售之列，并对工业、医药和圣餐用酒的酿造和出售加以严格管理。这一法律一直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才被废止。
对于这一《禁酒法》所产生的后果，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其焦点是它取得的成就大呢，还是它带来的弊害多。
《禁酒法》所产生的效果当然是有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禁酒所取得的明显效果是全国对酒类的消费量有明显下降。据估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30年代初，酒类的消费量从每人平均2.6 加仑降到1 加仑。它废除了旧时的沙龙及其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普通百姓饮酒减少了，因饮酒过度而犯罪或造成其他过失的人也有所减少，如工人影响生产、破坏机器等现象都有所减少。社会秩序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些改善。
随着禁酒活动的开展和沙龙的被取缔，公众的铺张浪费风气也有所收敛。虽然有《禁酒法》，但要喝酒的人，还是可以获得酒源的，不过其价格极高。当时，每个家庭平均收入只有2600美元，而1/4 加仑的啤酒就卖80美分，松子酒5 美元90美分，威士忌更贵，高达7 美元。这样高价的酒只有
富人和不怕倾家荡产的酒徒才敢问津。赞成禁酒的历史学家们还把当时个别社会学家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及其观点作为旁证。他们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有个著名女社会学家玛兹。勃拉尔曾对全国职工进行调查。她认为《禁酒法》正在起着良好作用。她指出，特别是有工资收入的家庭，饮酒比以前少得多了，而这种变化，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有重要意义的。
勃拉尔还明确指出，在比较富裕的青年人中，饮酒显然已变成“一种奇遇，勇敢的表示和背叛的象征”。
但是，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看来，禁酒所造成的恶果，与它带来的益处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禁酒给國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不长的时期内，國家失掉了几亿美元的税收，而且为了实行《禁酒法》，采取强制措施，國家每年也得无效地支出几百万美元经费。例如，仅1926年国会为了使各州加强实施《禁酒法》，就拨款69.8万多美元。此外，还专门成立了禁酒局。这一机构虽然花费國家大量资金，但它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成效的。这一机构配置了1500至3000名管理人员；他们要有效地管理全国的禁酒事务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就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在这种情况下，旧的沙龙被取缔了，代之而起的是秘密酒吧、地下酒店或地下俱乐部；它们就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营业。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破坏禁酒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的活动十分猖獗。芝加哥的阿尔。卡波尼集团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与他手下的人从事酒类酿造和交易，劫掠货船，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枪击他们的对手，炸毁其对手的酒厂和仓库。他们还用赚得巨款的一部分贿赂警察和禁酒官员，结果使《禁酒法》对他们完全失去了效力。禁酒还加剧了國家各个集团之间的分裂，这是用伪善来破坏公共道德。它使城市居民反对农民，原有的居民反对新来的移民以及种族对抗种族。在南部占有统治地位的白人争辩说，禁酒正好能改善黑人的道德，因为主要私酿酒者是黑人。但是，他们一边为禁酒唱赞歌，一边继续饮酒。禁酒的伪善对政客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会议员为了满足某些院外活动集团的要求，不惜昧着良心为无效的禁酒局拨款。他们认为，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从威尔逊到罗斯福，实际上在禁酒问题上都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到后来，几乎所有著名观察家都很少认为禁酒是应该受到支持的，尽管有组织的禁酒大军一直拒绝改变他们的目标。
无论如何，到罗斯福开始执政时，国会终于以一条新的宪法修正案推翻了《禁酒法》，使经历了百年之久的戒酒和禁酒运动归于结束，使“一个爱喝酒的民族”笑逐颜开，开怀畅饮。然而，美国的禁酒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对于这一运动得失的争论并没有结束，直到目前，历史学家们仍在继续探讨。
no.3 谁是美国吞并夏威夷的主谋？
谁是美国吞并夏威夷的主谋？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历来有太平洋的心脏之称。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农业资源丰富，盛产甘蔗。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商人、传教士和政客开始到岛上活动。1839年，土著人首领卡默哈默哈三世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并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842年到1845年任命美国人西。尤德为总理。1842年美国承认夏威夷独立，并于1887年获得了在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1892年夏威夷里留卡拉妮女王成为最高统治者，但1893年在美国人策划下被推翻。1900年，在美国麦金莱总统执政时，夏威夷正式为美国吞并，并成为其属地。1959年作为美国第50个、也是最后一个州而加入美利坚合众国。
19世纪末，美国在酝酿和决定吞并夏威夷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有人主张吞并夏威夷，有人则主张不要于这种傻事。在主张吞并夏威夷的重要人物中有三个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阿尔弗雷德。马汉、西奥多。罗斯福和亨利。洛奇。
马汉（1840—1914年）是当时著名的海军军官和海军战略家，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图谋吞并夏威夷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是西点军校的一个教导员的儿子，1884年被聘为纽波特海军作战学院的授课人。他在这所学院执教的初期就认为，“对海洋的控制是一个历史因素，但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解释”。他决定把这一重要课题留给自己。经过几年的苦心研究，他于1890年出版了其第一部和最著名的著作《海上实力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马汉在这部著作中，用大量篇幅论证了强大海军、海外基地和贸易对國家发展的影响，但在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对外战略的批评及建议。因此，他的这部书受到了军界和政界人士的极大重视，甚至成为美国海军高级军官的必读书。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马汉是个典型的扩张主义者，对美国向太平洋，包括向远东和夏威夷的扩张，不但积极出谋划策，而且千方百计地向政府的决策人物提出具体建议。他与其他主张美国重点向拉丁美洲扩张的政治家的观点不同，认为向远东扩张与向拉丁美洲扩张同样重要。在美国向夏威夷扩张的问题上，他向当时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年）提出建议说，要特别注意日本人口在夏威夷群岛上的增长，应当首先把群岛夺到手，而后再解决具体问题。
西奥多。罗斯福也是个积极主张美国要从速夺取夏威夷的海军军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期间（1877—1898年），也是促使美国吞并夏威夷的关键人物之一。当马汉向他提议应当首先夺取夏威夷时，他回答说，他完全同意马汉的观点，以致当他根据总的外交政策而采取行动时，的确想那样做。他还补充说：“我深深感到来自日本的危险，完全知道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仅仅依靠任何良好的愿望都是无用的，必须用实力解决问题。”
在极力主张美国攫取夏威夷的少数重要人物中，亨利。洛奇（1850—1924年）也特别值得重视。他原来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中第二个最强有力的成员。在19世纪90年代初与马汉、罗斯福等人具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美国传统的敌手英国，而且来自新崛起的强国日本。他于1895年进入参议院并担任该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以后，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安全的各种必备因素而辩护，其中包括竭力主张吞并夏威夷。1895年3 月2 日，洛奇在参议院辩论美国是否应当占领夏威夷时，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并极力主张夺取夏威夷。他命其助手拿来一张大型太平洋地图，挂在会议室的墙上。他拿起一根教棍指着地图上的夏威夷说：“我不认为这些人（指岛上居民）是关键的，但这些岛屿从其位置来说却是重要的。我们应当拥有这些岛屿；就其拥有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和肥沃的土壤而言，我们就应当占领它们。”
他接着强调了夏威夷群岛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说，在夏威夷群岛上英国没有海军站，但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的中心，是太平洋的心脏，是太平洋的钥匙。他的讲话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效果。这显然表明，马汉在其书中阐明的战略原则，经过洛奇的解释，已在国会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几乎可以肯定他说，洛奇指出的美国应当夺取夏威夷的主张，得到了白宫的承认并由麦金莱总统付诸实施。
总之，马汉、罗斯福和洛奇是美国政府军事、行政和立法部门中最“关心”夏威夷命运的三个重要人物。马汉提出了理论性的见解，罗斯福则在军事准备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洛奇则在国会最后作出吞并夏威夷的决议中施加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在他们三个人中究竟谁是美国吞并夏威夷的主谋呢？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no.4 “门户开放”政策是谁最先提出的？
“门户开放”政策是谁最先提出的？
目前国内使用的世界史教材、美国史教材、国际关系史教材都说：“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1838—1905年）最先于1899年9 月和1900年7 月两次致英、法、德、日、意、俄等国照会中提出的，能否说这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呢？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有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1836—1914年）最先提出来的。1938年，我国著名学者何炳隶先生就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门户开放的起源是在英国而不是美国”。其理由是：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从1898年初到1899年初，曾多次宣称，中国的门户必须开放，中国的市场必须允许自由通商，中国的领土必须维持完整。他还代表英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建议，希望英、美两国就此事采取一致行为，联合发表声明，以商请各列强赞同此项政策。后来，海约翰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其内容和张伯伦的建议基本相同。所以说，“门户开放”政策起源于英国，而不是美国；首创人是张伯伦，而不是海约翰。
其次，有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中国海关税务局、英国人贺璧理（1848—1939年）拟定的。因此，“门户开放”政策的创始人应是贺壁理。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格里斯沃尔德指出，1899年9 月海约翰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第一个照会，不是出自海约翰本人之手，而是出自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多年的英国人贺璧理。贺氏对中国事务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很早以前，他就从英国的利益出发，认为既应承认各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又应强调维持各国在华贸易的机会均等和利益均沾。
贺璧理的这一观点发表在英国人查利斯。贝雷斯福德勋爵所写的《中国之崩溃》一书中。1899年美国第一助理国务卿、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的柔克义（1854—1914年）就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与贺璧理商讨，贺璧理向柔克义提出了一份备忘录。8 月28日，柔克义在对这份备忘录进行修改后，呈递海约翰。
9 月5 日，海约翰采纳了柔克义修改后的备忘录，并作为他关于第一个“门户开放”照会的底本。格里斯沃尔德教授在其所著《美国的远东政策》一书中，将贺壁理起草的备忘录和柔克义修改后的备忘录加以比较，发现海约翰第一个“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的提倡人，实际上是贺璧理，而不是海约翰。
第三，也有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机会均等，利益均沾”。这一原则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即帕麦斯顿，1784—1865年）最先创造的。早在1841年5 月，帕麦斯顿在给英国驻华全权特使、商务监督噗鼎查的训令中，便提出了英国应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故《中英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这便是西方列强在华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最初由来。而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是美国要求在华享有“最惠国待遇的一种复述”，是新形势下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政策。故从历史渊源分析，是帕麦斯顿首创了“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门户开放”政策原则。
也有人不同意以上三种说法，他们认为，把“门户开放”政策笼统地说成起源于英国是缺乏说服力的，固为它忽视了19世纪末叶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基本事实，也无法解释张伯伦的建议为什么始遭海约翰的前任余尔曼的冷漠和拒绝，后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但却撇开英国而单独发表声明。同样，如果仅仅是“最惠国待遇的一种复述”，又怎样解释美国总统麦金莱（1897—1901年在位）为什么在“门户开放”和参与瓜分中国二者之间举棋不定，最终才选择“门户开放”？同时，虽然海约翰的第一个照会曾以贺璧理的建议为基础，但对于贺璧理关于各列强“势力范围”内的铁路和矿业的排他权利必须加以承认的建议，柔克义和海约翰就没有接受。因此、绝不能在贺璧理建议和海约翰第一个照会之间划等号。
那末，19世纪末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在哪里呢？就是由追随英国以获取“最惠国待遇”的传统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张美国在华权益的政策。这一政策既不同于张伯伦建议的内容，更不是最惠国待遇的复述，它充分体现在海约翰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两次照会之中。因此，他们认为，作为美国对华的一项重要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19世纪末叶对华政策转变的产物。它起源于美国，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最先提出来的。
这么看来，“门户开放”政策究竟是谁最先提出来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进一步探讨海约翰两份照会的具体内容，分析其实质究竟是强调并单独提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呢？还是从追随英国以获取最惠国待遇的传统政策转变为积极扩张美国在华权益的政策呢？只有将这一问题探讨清楚、才能比较客观地得出“门户开放”政策究竟是谁最先提出的结论。
no.5 美国始终未成为“国联”成员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始终未成为“国联”成员的原因是什么？
“国联”是国际联盟的简称，建立于1920年1 月，是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安全与和平组织。它是由美国民主党人、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和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等人精心设计和筹划的。然而，美国始终未加入国联。究竟是何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不断地进行探求和分析，但一直未找到明确答案。当然，对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论述。这些论述虽然观点出入很大，但对人们进一步探讨还是有益的。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之所以未能加入国联，完全是由于党派偏见和斗争而造成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于1920年3 月就美国是否参加国联的问题举行最后一次表决，结果未达到法定2/3 的多数票而未能通过。对此谁应负责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反对党共和党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洛奇和他的战友们是有责任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过错的。如果他们少考虑一些党派斗争的问题，多考虑一下國家的利益，把个人和党派野心抛开，而与主张美国加入国联的人合作，那么美国加入国联的事情就会水到渠成了。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此外还有些人运用各种阴谋诡计，来阻挠美国批准凡尔赛条约，从而达到阻挠美国加入国联的目的。这些人也有责任，他们当中有的人常常进行混淆视听的宣传，使公众弄不清美国参加国联的意义，因而很难明确表态。
另一方曲，威尔逊本人也有责任，甚至负有严重的责任。他本人放弃了使条约通过的机会，从而导致美国加入国联之事告吹。当然，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忘记为威尔逊放弃这种机会寻找理由。威尔逊十分憎恨洛奇等人。洛奇坚决反对凡尔赛条约；他为了打掉这一条约，不使其被批准，附加了十几条补充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不承担盟约（作为凡尔赛条约的一部分）第十条款规定的下列义务：维护任何國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干涉國家之间的争执；或用自己的部队为任何目的支持凡尔赛条约中的任何条款。这些都是条约中的关键部分。威尔逊对洛奇等人的补充条款十分不满。
为此，他想利用群众的压力，迫使洛奇等人改变他们的立场。1919年9 月3日，他带病从华盛顿出发，到美国中西部地区去活动，在21天内行程8000多英里，发表37次演说，最后因疲劳过度，病重而归。他固执己见，决不向国会妥协。当他的顾问劝说他向国会妥协时，他执意不从。他决不赞成国会批准附加有洛奇等人所提出的条件的条约。他的态度就像他青年时代在普林斯顿学院同院长斗争时的态度一样。他拒绝接受半个面包；他要么得到整个的，要么一点也不要。一个民主党参议员指责威尔逊说：“与其说参议院理直了弯曲的手足，还不如说威尔逊本人用其颤抖的手勒住了孩子的脑袋。”
最后，他还严厉要求国会参议院中的民主党议员绝不投附有“洛奇条件”的条约的赞成票，结果严重地影响了批准条约所应获得的多数，从而使美国丧失了加入国联的机会。这是一些学者的一种观点。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它几乎与上述观点遇然不同。这种观点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大多数公众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认识：美国不应再卷入国际纷争中去了。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大多数公众对任何条约或联盟都是“厌烦的”。因为这些东西同美国公众所设想和期望的未来都是相矛盾的；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美洲大陆本身的安宁。例如自由主义者、著名记者李普曼就具有这种思想倾向。他虽然能参加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的起草工作，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并不赞成凡尔赛条约。许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知名人士如赫伯特。胡佛等人，目睹大战的恐怖和后果，都认为大战所造成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了。还有许多人认为欧洲人忘恩负义，不值得再继续给予支持。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欧洲人不同意美国偿还贷款的要求，并把美国人说成是“狠毒、无情的放高利贷的大叔”时，就更不愿再支持曾是他们的故乡的欧洲大陆了。几十万曾在欧洲作战或为战争服务过的人，当他们回首往事时，也是心有余悸，并抱定决心永远不让过去的历史重演了。
许多反对党人，即共和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也持有与此大同小异的观点。
他们担心，一旦条约或联盟把美国同欧洲事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会影响到美国的行动自由，并会削弱美国走自己路子的能力。他们对盟约之类的东西特别警惕。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和平主义者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扩大组织，举行集会，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战争都持忧心忡忡的态度；实际上，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参加了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行动。这一切又充分说明，从广义上说，大多数美国人无论在心理上或行动上仍然是孤立主义者，他们并不想卷入欧洲事务。
从上述第二种观点来看，美国国会特别是参议院拒绝美国加入国联的行动，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公众的愿望，因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例如，如前文所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920年3月投票表决美国是否参加国联时，是49张赞成票对35张反对票。实际上距法定2/3 多数只差7 票。试想，如果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不是慑于威尔逊总统的警告投反对票，而是投赞成票，就有可能使赞成票达到法定的多数，从而使美国加入国联成为事实。因此，美国为何不想加入国联的原因。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研究。
no.6 奥本海默的“安全信任结论”为何不给恢复？
奥本海默的“安全信任结论”为何不给恢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是天才的物理学家和教授。他有效地指导了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因而他有“原子弹之父”之称。可是在1953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获悉奥本海默战前与美国共产党成员和左翼人士有联系时，就把他当成了不可信任的目标。当时正是冷战的高峰，美国反共歇斯底里正在蔓延。奥本海默不得不到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安全处去接受审查，并最终失去了“安全信任”证书。他蒙受耻辱达十余年。
当1936年奥本海默博士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和技术研究所当教授时，他就是个完全与政治无关的学者。后来他与美国共产党的积极成员杰茵。塔特罗克邂逅并爱上了她。随后杰茵把他介绍给其他为社会改革、自由和左翼目标而斗争的人，奥本海默虽与其中许多事情有瓜葛，但他从未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尽管他的弟弟弗兰克和许多学生都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也对此无动于衷。
美国于1941年12月8 日，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奥本海默从未参加过其他左翼人士会议，而是把他的精力全部集中于十分困难的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工作上，并在1945年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中获得成功。奥本海默在太平洋岛屿特里尼蒂首次看到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惊心动魄的情景之后，其意志显然有所动摇。他引用古代梵文文学的格言：“我是肇致死亡、世界毁灭的人”，表述了自己的心迹。
战后，奥本海默被选为任期六年的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并多次担任国内外科学会议的顾问工作。他还重新从事教学工作，并于1947年开始担任设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威望很高的尖端技术研究所主任。
1949年，他象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也强烈反对美国制造氢弹的计划。
到50年代初，随着美国冷战和反共思潮的加剧，原子能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被当局提醒要注意奥本海默战前与左翼共产党人有联系的问题。联邦调查局把奥本海默置干间断的监督之下。1953年秋天，联邦调查局在准备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暗示，奥本海默很久以来就已是苏联的代理人了。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还宣称，奥本海默从事过间谍活动，并给美国的军事、原子能、情报工作和外交政策带来不利影响。1953年12月3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要在奥本海默与任何机密情报之间建筑一道“无法克服的障碍”，阻止他接触机密情报，直到对他的指控完全调查清楚时为止。
一封罗列许多疑点的信交到了奥本海默手中，要他在辞去原子能委员会顾问职务和接受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安全处的听证审查之间作出选择。他选择了后者。安全处举行的听证会，往往是不正规的，有时一个小时，有时两小时，目的主要是为了确定对他实行“安全信任”的级别。听证会连续进行了四周，在一个类似法庭的场所举行，双方都由顾问代表。但奥本海默的代表不得查阅案卷和接触安全处的成员。
1945年4 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秘密听证会，但听证会很快
变成对奥本海默叛国罪的审讯，尽管他成功地指挥了原子弹的研制和保护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奥本海默被质问其十四五年前的行动。由于他在长达20多个小时的审讯中，一直在证人席上站着，疲备不堪，因此在为自己辩护时，频繁出错。在31个证人中，有许多是政府内外很有影响的人，他们为奥本海默的行为辩护，有几个人甚至大胆宣布，他们对制造氢弹问题，与奥本海默持有同样的见解。在整个听证会期间，有关奥本海默的一言一行都得根据联帮调查局的指示进行评论和报道。根据后来的报道，原子能委员会成员莱威斯。斯诸思还对联邦调查局表示感谢，因为其对奥本海默的行为进行了掩盖，对原子能委员会有很大的帮助。
1954年5 月27日，只有三人组成的工作人员安全处写出了报告，但有两个成员反对给奥本海默作“安全信任结论”，只有一个成员赞成。最后，安全处赞成给奥本海默作“安全信任结论”的成员瓦德。伊万斯在其报告中写道：“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奥本海默博士进行忠贞调查的失败将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些报告随后送交只有五个成员组成的原子能委员会作最终裁决。当他们进行衡量时，听证会的纪录抄件已被公开，奥本海默也已被允许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1954年6 月29日，原子能委员会公布裁决结果：有四个成员反对给奥本海默作“安全信任结论”，只有1/5 的成员赞成。其1/5 者亨利。史密斯似乎不合时宜地写道：“在全部记录中没有迹象表明奥本海默曾经泄露过任何秘密情报。”
虽然许多科学家和仁人志士都继续支持奥本海默，但政府的考验和裁决依然使其夫人和家庭蒙受不幸。随着1961年肯尼迪政府的上台，与苏联敌对的形势有所缓和。1963年，总顾问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一致投票赞成给奥本海默颁发“恩里柯。费米年度奖”。在白宫颁奖仪式上，林顿。约翰逊总统“代表美国人民”向他颁发了奖状、奖牌和5 万美元的奖金。耻辱被消除了，但奥本海默的“安全信任结论”从未被恢复过。这确实是美国科学史上的一大奇案。
no.7 华盛顿为何成为“谋杀之都”？
华盛顿为何成为“谋杀之都”？
当今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谋杀之都”之称。在美国的电视新闻节目里，每天晚上都有关于华盛顿市出现凶杀的消息：一具黑人尸体被扔在水沟中，周围是大滩血迹；一个昏迷的黑人正被送入医院，他的胃部被枪击中，伤口不断涌出鲜血；一名黑人青年被戴上手铐，正由两名黑人警察拖往警察局……
甚至有些情景就发生在距总统居住的白宫不远的街角。这个“自由世界”的政治首都华盛顿现在却成了“自由世界”的谋杀首都。据统计，仅1989年第一季度就有112 个华盛顿居民被杀，比1988年同期上升了50％。现在每16个小时在华盛顿街头就有一人被杀。很多当地人把华盛顿称为“道奇城”。
美国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指出，华盛顿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西部地区更为野蛮。
人们不禁要问，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谋杀者犯罪的？
1989年8 月15日，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为动员全国扫毒发表的讲话中说，毒品已经成为“一个撕裂每个美国人的心肠、增加每个美国人的恐惧的问题”。布什称毒品已成为美国“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根深蒂固的威胁”。
华盛顿的警方认为，首都的暴力活动如此嚣张，是因为这里出现了好几个贩毒集团，它们为控制毒品市场而火并。在华盛顿，贩毒集团能量极大，它们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偷运工具，通过空运、陆运或海运从南美或东南亚运进形形色色的毒品。华盛顿已成为贩毒集团盘踞的巢穴。
美国人约翰。卡西迪认为，当今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与政府的措施不力直接有关。在美国，毒品贸易是以一种从可卡因提炼的高纯度毒品为主，它是三年前由牙买加贩毒集团从纽约传进华盛顿的。牙买加贩毒集团以其高质毒品和极端残暴而闻名于世，他们大部分人带有半自动武器，尤其是以色列制的uzis步枪和美制tec-qs步枪。这种武器可快速连续发射36发子弹，而且价格便宜，体积小，能藏在甲克衣内，在近距离射击时可以把人体炸成碎块，把骨头击成碎片。在贩毒活动猖獗、贩毒者装备精良的情况下，政府应有强有力的对付办法。卡西迪指出，布什上台后的措施并不像人们指望的那样有力。首先，布什没有给予毒品管理局局长具内特以内阁部长的地位，从而使具内特的作用大受影响；其次，布什也没有拨出额外的联邦资金来投入反毒品运动。卡西迪最后谈到了制止谋杀率上升的办法：政府采取严厉手段收缴武器，并且约束美国公众对毒品的需求。
还有人认为，当今美国社会犯罪率上升，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增多，原因在于可卡因“使我们的城市变成战场并杀伤我们的孩子”。毒品获利高，成本低，对年青人很有吸引力。1988年被杀的372 人中，仅有8 人是白人，占2.2 ％，大部分被谋杀的是年青的黑人贩毒者和吸毒者，也有愈来愈多的无辜黑人由于途经交火地区而被杀。卷入贩毒活动而被谋杀的人其平均年龄是26岁至27岁。毒品对青少年的摧残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无数青少年因毒品而成为社会渣滓和不可救药的罪犯。
而美国的大多数有识之士则认为，威胁社会治安、进行恐怖活动的主要是贩毒分子。华盛顿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枪击案、凶杀案绝大多数与毒品有关。
1988年在与毒品有关的凶杀案中共有369 人丧生，1989年11月底，因毒品而遭凶杀的人数已达404 人。但关键在于，布什及其前任总统虽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扫毒运动，这种突击措施固然必要，但消除美国社会毒品危机的深刻的社会因素却不容忽视，这才是治本。那么，这些深刻的社会因素包括哪些呢？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科尔斯说，“从根本上讲，吸毒是精神空虚和自我陶醉的结果。道德伦丧和文化崩溃是麻醉毒品得以泛滥的社会基础。”有的专家指出，“许多著名人物和富有的人服用麻醉毒品”，因此他们提请社会注意“中等阶层沉溺于服用毒品的重要影响”。美国城市专家发现，在大量发生凶杀、抢劫和离婚等各种案件以及社会治安不好的地方，社会病态与毒品泛滥交叉影响。
除日益深化的精神危机这一社会因素外，社会道德观和文明观的变形则是又一因素。在美国正进行齐心扫毒运动时，同时却又有人大造舆论，宣传吸食毒品是一种人类欲望，不能强行禁止，企图使毒品合法化。这一“合法化”还得到了政局和一些社会团体的支持。对此有人认为，美国要想有效地扫毒和治理犯罪，还必须进行严肃有力的道德教育。
还有人指出美国犯罪率高、凶杀案多的原因在于，进行毒品加工和贸易的团伙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势力已渗入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美国有些地区的毒品贩运商串通了边防警察、海关或航空港、汽车运输公司等，受贿的人员中有的有飞机、船只，有的在种植毒品的地方有固定的产运销网络，连某些金融系统的机构也见利忘义卷了进去。由于吸毒贩毒者太多，美国的执法机构对处置这些人时长期一筹莫展。从客观上讲，美国现有的监狱已远远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与毒品有关的罪犯，因此执法部门对毒犯是“屡捕屡放”，而毒犯则是“屡放屡犯”，绝大多数得不到改造。
由此可见，华盛顿成为“谋杀之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各自的不同见解，目前，对此问题的探索还在继续着。
no.8 炮制德雷福斯案件的真正元凶是谁？
炮制德雷福斯案件的真正元凶是谁？
19世纪90年代，法国有关当局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德雷福斯案件”。
此案几经波折，持续了12年之久。但究竟谁是密谋策划此事的元凶？时近百年，仍是悬案一桩，耐人寻味。为说明此事的缘由，我们还得把时间上溯到普法战争以后的法国。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战败国法国被迫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法国国内民族复仇主义、军国主义、君权主义势头开始抬头，反犹主义尤为甚嚣尘上。1892—1893年新闻界揭露出“巴拿马丑闻”，事涉犹太金融资本家对政界要人行贿的问题。“巴拿马丑闻”对日益嚣张的反犹运动无异是火上浇油。于是，一起冤假错案——德雷福斯案件就在这种氛围中发生了。
1894年9 月26日，打入德国驻巴黎使馆的法国情报处女间谍巴斯蒂安在德国间谍头目冯。施瓦茨科彭中校的字纸篓中发现了一封信，信中提供了有关法国120毫米口径野战炮、法德边境法军的部署及其炮兵阵地变动的机
密情报。很快，这封未署名的信就送到了陆军情报处。该处副处长亨利少校等人未作调查就断定这是犹太人干的，并认为奸细在总参谋部见习炮兵军官之中。当他们查阅名单时，碰巧发现了一个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籍军官，于是，进行了笔迹鉴定，但两次鉴定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其中法兰西银行鉴定专家戈贝尔肯定此信不可能是德雷福斯写的，而警察局鉴定处的阿尔方斯。贝蒂荣则做出了告密信与德雷福斯的手书“出自同一笔迹”的结论。显然，此案还需进一步调查，但陆军部长梅西埃尔在与总统卡西米尔。佩里埃、总理迪皮伊密谈之后，竟于10月15日下令逮捕德雷福斯。巴黎军事法庭旋即对德雷福斯进行秘密审讯。德雷福斯面对逼供、诱供，始终拒绝承认强加于他的罪名。军事法庭根据陆军总参谋部送来的所谓“秘密档案”，未经德雷福斯和他的辩护律师过目，就对德雷福斯作出了革除军职、流放南美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终身监禁的判决。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0 ，19—1935.7，11）出生在亚尔萨斯省牟罗兹镇的一个犹太纺织商家庭。普法战争后，因家乡被德国人占领，不甘做亡国奴的德雷福斯一家逃离故乡。德雷福斯立志从戎，考进了圣。西尔军事学校。毕业后，调入法军总参谋部。这期间，他曾于1890年与巴黎珠宝商的女儿露西耶。阿达马尔特结婚，有两个孩子。
显然，从德雷福斯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和经济状况来看，很难找到充当间谍、投敌叛国的动机。
1896年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是年3 月，从德国使馆施瓦茨科彭上校处发现了法国军官埃斯特拉齐给他的“气压传递信”。然而，亨利少校等人又一次将此事压下。直到7 月，情报处处长易人，新任处长皮卡尔才着手对埃斯特拉齐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他与德国武官联系频繁，且其字迹与告密信并无二致。皮卡尔确信，出卖军事机密的正是埃斯特拉齐。8 月，他将调查报告呈交总参谋部。副参谋长贡斯将军非但拒绝重审，反而在12月将皮卡尔贬职，调往北非突尼斯，由亨利接替皮卡尔出任情报处长。
皮卡尔本人也是毕业于圣。西尔军事学校的犹太人。他深知德雷福斯是冤枉的，所以在他离法之前，将有关埃斯特拉齐罪行的材料转交给他的友人——律师勒布卢瓦。勒布卢瓦在报上披露了埃斯特拉齐的罪证。次年，巴黎《晨报》上也刊登了德雷福斯的所谓“罪证”的照片及埃斯特拉齐的手迹。
德雷福斯的兄弟还复制了大量“告密信”原件，张贴在街头巷尾，希望能够借此找到证据，以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不久，一位银行家证实，告密信与他的一位顾客笔迹相同，此人正是埃斯特拉齐。埃斯特拉齐原籍匈牙利，平素生活腐化，负债累累。
然而，1898年1 月11日巴黎军事法庭开庭审讯埃斯特拉齐宣布了他无罪获释，而皮卡尔却因泄露军事机密罪被捕。
此事在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1898年1 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报上发表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信中控告了陆军部和总参谋部的主要官员、笔迹专家以及军事法庭“践踏法律”为罪犯开脱等非法行为。整个法国分裂成两大阵营：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上至达官要人，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因这场间谍案引起的政治风波，几乎酿成内战。
1898年8 月30日，案子有了新的转机。亨利向陆军部长供认：是他伪造了定德雷福斯罪名的重要文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次日清晨他死于被囚禁的蒙瓦莱利昂监狱。亨利之死徒然间给这一案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几经周折，终于在1899年9 月，法兰西总统卢贝下令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但他所蒙受的耻辱和罪名一直未说清。直至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并为他恢复了军籍，授予荣誉勋章。持续12年之久的有关德雷福斯的诉讼案至此告一段落。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此案真正的元凶始终未加追究。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对此事做过如下的评述：“德雷福斯案件首先可以被看成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情节最复杂而最离奇的侦探小說之一。这个案件一直没有真相大白，尽管有关此案的材料卷帙浩繁。虽然提出了各种假说，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埃斯特拉齐是真正的间谍。但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根据埃斯特拉齐在军中的地位，他不可能掌握如此高度机密的文件。他是从什么途径搞到这些文件的呢？亨利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得一反常态，为什么一再玩弄诡计，嫁祸于德雷福斯？仅仅是出于袒护埃斯特拉齐的用意，还是另有他图？他的死又作何解释？这一连串的疑团至今仍困惑着史学研究工作者。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何日大白于天下，看来还有待同仁们的继续努力。
no.9 提尔西特的秘密难以揭晓吗？
提尔西特的秘密难以揭晓吗？
自1807年以来，许多國家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煞费苦心地想要揭开“提尔西特的秘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都不能说这一秘密已被揭晓。难道“提尔西特的秘密”真的无从揭示吗？
1807年6 月25日至7 月7 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附近的涅曼河上，在原本默默无闻的提尔西特小城中多次进行长时间的单独会晤。按照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提议：“我来充当您的秘书，您给我当秘书，……我们两个人，不要有第三人”，这些会晤都是单独进行。会谈结束后，法俄两国立即签订了和约和一个秘密盟约。干戈化为玉帛，仇敌成了盟友，整个欧洲局势力之一变。两位皇帝到底谈了些什么？他们对当时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真实立场究竟怎样？这就是留给后人的“提尔西特的秘密”。
历史学家们力图通过对公诸于世的和约与盟约进行分析来揭开秘密；也有人仔细研究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后来的一些隐约其辞的叙述，以此来推测这一秘密；当然，依据基本历史事实，再加上一些“合理想象”来描述这一秘密的也不乏其人。
法国历史学家比尼翁率先对两位皇帝在涅曼河上的首次会晤作了精彩描述：6 月25日上午11时，明亮的阳光照耀在涅曼河上。在河的正中央，与两岸等距离的水面上停泊着一个大木筏，上面搭起两顶装饰华美的白色帐篷。向着俄国河岸一面的篷布上写着一上硕大的字母“a ”，另一面则写着同样大的字母“n ”。10天前刚刚一败涂地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大获全胜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将在这里首次会晤。亚历山大身着禁卫军团的绿色军装，外罩白色套裤，戴着白手套；头戴一顶黑白两色翎毛的大军帽，脚蹬浅口鞋。大红的饰带，金色的肩饰，浅蓝的勋章绶带和斜挎着的漂亮宝剑在阳光下耀人眼目。看得出、刻意的修饰只能勉强掩盖激动不安的神情。想到即将面对着刚刚打败他的“科西嘉妖魔”，他未免忐忑不安。拿破仑并没有让他久等，在法国军队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他头戴那顶传奇般的大三角军帽，身穿禁卫军装，飞马穿过老近卫军的行列，灰色的斗篷随风飘荡。
皇帝们的小船从两岸缓缓驶入水中，拿破仑首先抵达并快步踏上木筏。
亚历山大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粗壮、略显发胖的人，其面部表情坚毅、目光炯炯有神。拿破仑率先伸出手来，两位皇帝握手、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对英国人的仇恨和你一样深，我一定支持你对他们采取的一切行动。”拿破仑回答说：“这样的话，一切都好办，和解就实现了。”这番开场白奠定了以后会谈乃至和约签订的基础。
在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尔芒。勒费弗尔的《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欧洲各国内阁史》一书中我们读到：他（拿破仑）伸出右手，亚历山大同他握手。
两位皇帝互相拥抱。亚历山大说：“我同您一样仇恨英国人，您在为反对英国人所做的一切中，将得到我的协助。”拿破仑答道：“这样，一切都可以解决，和平已经实现。”英国历史学家约瑟夫。阿鲍特也对同一场景用类似的语言作了生动的描述。所在这些描述是如此精彩、生动，言之凿凿，几乎令人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是，一些历史学家仍对此说提出了质疑，以研究海军史见长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兰。罗斯在他的名著《拿破仑一世传》中不客气地指出：“所有关于这一情节的传说，归根到底都是以比尼翁的描述为依据的，而比尼翁在书中却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他写道：两位皇帝在帐篷中的首次会晤没有带任何随员，别人是无法知道他们谈话内容的。要说是他们事后自己透露了对方当时讲的话，那也不可能；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记载说是有谁听两位皇帝向他们谈起过这些话。更何况，据说是亚历山大讲的那句话是很不策略的。他还援引另一位法国史学家塔蒂舍夫在《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一书中的说法证明，亚历山大其实是很想拖几个月才与英国决裂。著名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也持同样观点。他在《拿破仑时代》一书中写道：6 月25日在涅曼河的木筏上，两位皇帝单独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彼此说了些什么，而且有关其他单独会谈的秘密我们也无从知晓。
罗斯先生提出的事实显然是无可辩驳的。那么，关于这一情节的“传说”
怎么会被这么多历史学家接受呢？罗斯先生认为：“法国人富于幽默，喜欢隽言妙语。在这样一个民族中，只要话说得精彩，几乎肯定会有人相信，从而作为历史事实流传后世。”看来罗斯先生也“没有举出任何确实的证据”来推倒比尼翁等人的见解。相反，历史的事实倒让人更容易接受亚历山大说过关于英国的那些话。
7 月7 日，法俄正式签定“和平友好条约”。和约的各项条款对俄国是如此之宽容，与拿破仑当时逼迫其他任何战败国签定的割地赔款，甚至肢解他国的条约截然不同。俄国不仅没有丧失一寸领土，它还获得了另一个战败国普鲁士的一部份土地。拿破仑还同意俄国有权在瑞典和土耳其自由行动。
俄国为此承担的义务只是承认拿破仑在历次战争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在同一天签订的秘密盟约中，俄国承担了调停英法和平的任务，如果英国不接受调停，则俄国将加入法国的大Lu封锁体系并向英国宣战。由此可见，俄国对英国的态度正是法俄和约及盟约签订的基础。完全有理由认为，亚历山大正是在这一点上迎合了拿破仑的需要，法俄才如此顺利地化敌为友，订约结盟。
持不同看法的史学家们则坚持认为，具体描述两国皇帝单独会晤时说了哪些话是毫无根据的。通过他们对和约及盟约的深入分析，对照亚历山大后来说过的话，他们坚信亚历山大并不急于和英国决裂，更不情愿被绑在法国
的战车上。因为和英国决裂，对英国关闭俄国的港口将极大损害俄国的海军建设和滨海地区的贸易。因此亚历山大在离开提尔西特前对普鲁士国王说：“拿破仑所强加于俄国和普鲁士的这个最苛刻的条件（指参加大Lu封锁体系），对俄普两国都是一样的。”其语调之愤然溢于言表。其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法俄再次走向战争的直接诱因就是坚持与破坏大Lu封锁体系。
至此，“提尔西特的秘密”仍未揭开。不过，1963年前苏联公开出版一批沙俄时代外交部的文件集。在第1 集第3 卷中披露了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会谈期间给他的对法和谈全权代表的训示草案和补充训示。这两份历史性的文件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亚历山大对英国的真实立场：“根据拿破仑的一些提议判断，我预料法国代表将提出俄法结盟的建议。尽管我已决心和这个國家签订和约并准备履行所规定的义务，但我现在还看不出两国结盟的必要，因为这不符合长远的利益。”亚历山大指出，结盟就意味着“俄国付出与英国绝交的代价”，而“在目前形势下和英国决裂将给我们造成极大的困难”。他指示自己的谈判代表“应尽一切努力向法国代表说明，这样做在目前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可以预料，依据今后逐步发现和公布的历史资料，“提尔西特的秘密”将被逐步揭晓。当然这是指两国皇帝单独会谈时的真实立场而言，至于他们会谈时说过的具体话语，恐怕会是一个永恒的秘密了。
no.10 瓜亚基尔会晤的迷雾何时能揭开？
瓜亚基尔会晤的迷雾何时能揭开？
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一座城市，美丽多姿，风景如画。市中心是著名的一百周年广场，10月9 日大道直穿广场通向繁华的马莱孔滨水区。
人们在滨水区街头漫步，壮观典雅的市政厅和政府宫顿时映入眼帘，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一尊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紧紧握手的巨型石雕像。这是为永远纪念1822年7 月26日至27日两位拉美独立战争领袖在瓜亚基尔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而建立的。
拉美独立战争爆发不久，圣马丁先后统率大军解放了阿根廷、智利，1821年7 月解放了利马，本人被推举为秘鲁國家元首“护国公”，但西班牙殖民军主力仍未被消灭；而这时玻利瓦尔在解放大片土地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今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在内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为了彻底铲除殖民势力，共商独立战争大业，在革命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两位拉美独立革命的伟人于1822年7 月举行了永载史册的瓜亚基尔会谈。
1822年7 月13日玻利瓦尔先期抵达该城。26日中午圣马丁乘坐的帆船停靠瓜亚基尔港口。在圣马丁前往宾馆的路上，步兵列队欢迎他的到来。玻利瓦尔在宾馆大厅一见到圣马丁就迎上前去伸出手说：“我终于实现了见到威震四方的圣马丁将军并与您握手的愿望。”随后一起上楼走进一间宽敞的布置一新的接待室，在稍事进行礼仪活动后两人就开始没有第三者参加的秘密会谈。会谈第二天继续进行。两天会谈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会谈结束后也没有发表任何公报和宣言。28日凌晨一点，当盛大的舞会在欢乐的乐曲声中继续进行时，圣马丁将军决定退场。他对手下人说：“我们走吧！这里的喧闹令我受不了。”他起身悄悄地与玻利瓦尔告别，在任何人也不注意的情况下由玻利瓦尔一名副官引路，走出小门，登船起航。9 月22日，圣马丁在秘鲁国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辞去了护国公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并当晚取道智利回到了阿根廷。1824年2 月，圣马丁带着女儿梅塞德斯去欧洲，
1850年8 月病逝在法国，其间再没回拉丁美洲。玻利瓦尔在完成南美洲解放任务后曾设想在南美组建大的联邦，但由于各国间的矛盾和各国内部矛盾激化，未能如愿。不久南美陷入混乱之中，1830年5 月他辞去了大哥伦比亚总统职务。长期戎马生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同年12月因病去世。
关于这次会晤的内幕一直是历史学界引起讨论和争议课题。虽然当时没有什么记录留下，但后人根据当时形势，两人公布的信件，两人间关系及会晤前后各种迹象，进行了各种分析。较普通的看法是，这次会谈涉及到的内容有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两支军队协同作战、两人军事指挥关系、瓜亚基尔归属、独立后拉美政体形式、秘鲁建立何种形式政府及如何确定秘鲁北方疆界等。由于两人观点的截然不一致，不欢而散，最后圣马丁决定让贤，以便玻利瓦尔在没有任何妨碍下独自完成南美独立任务。
但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不这么认为，而是说圣马丁当上了秘鲁护国公，迎合内部封建贵族势力要求，这既违背了他当初参加爱国组织劳塔罗宗旨即为建立拉美共和制而斗争，也引起下属不满，以致他在阿根廷、秘鲁都得不到支持，觉得他“在那里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合适的”。长期的战争生活又耗尽了他的体力，而缺乏刚毅性格和锲而不舍精神，意志消沉和厌世情绪已不时流露，他在给奥希金斯信中不加掩饰地说：“你会责备我没有完成事业就罢手。你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的道理比你的更充足。……我的健康情况相当恶化，这个國家里的气温将把我送进坟墓。总之，我牺牲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为西班牙人服务，牺牲了自己的中年时代为祖国服务，我现在有权利安排自己的晚年了”。由此可见圣马丁后来撒手丢下拉美独立大业过他的隐居生活是意料中的，也是必然的。
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國家一些学者和美国及我国一些历史学家均认为独立后拉美的政体形式是这场会谈的主题，两人在这问题上分歧尖锐。圣马丁一贯坚持独立后各国建立君主制，甚至企望由欧洲某一亲王来治理秘鲁，但玻利瓦尔则极力主张推行共和制，实现大陆联合。他在1817年致胡安。普埃伦东信中呼吁“把我们所有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政治实体”。1818年他公开宣布“我们的座右铭是：南美的联合”。1826年为实现他《牙买加来信》中理想，在巴拿马举行首次美洲大陆国际会议，通过建立拉美國家联邦宣言。虽然因各种原因终未实现，但他至死都为此奋斗。美国的艾。巴。托马斯也指出，“玻利瓦尔不能接受圣马丁关于被解放國家特别是秘鲁的未来政体的君主制思想。”
委内瑞拉的萨尔塞多—巴斯塔多博士则认为这次会晤达到了双方共同期待的成果，联合起来求解放是一致的目标，双方没有发生对峙，也没有出现障碍，而且颂扬两人都有着完美无瑕的高尚情操。
另一位委内瑞拉史学家奥。米哈雷斯提出这次会谈没有什么重要性，第一，要讨论的瓜亚基尔地位问题，实际已解决；第二，两人在短暂会谈中仅对诸多问题泛泛交换意见；第三，两人均无权谈判或缔结任何协议；第四，圣马丁在阿根廷、秘鲁的威望已下降，无什么力量支持。
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研究会出版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传略》则持下列观点：会议“主要目的是谈判瓜亚基尔的前途问题”，但“未能实现，因为当时该省已加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玻利瓦尔秘书何塞。佩雷斯认为两位伟人主要讨论下列问题：瓜亚基尔归属，圣马丁持反对卷入的态度，关于美洲各国政体，圣马丁主张君主制，
玻利瓦尔坚决反对；关于秘鲁与哥伦比亚间领土问题，双方均认为无权参与；至于建立西班牙美洲联盟，圣马丁赞同玻利瓦尔观点。
阿根廷历史学家恩里克。德甘迪亚不同意将圣马丁卸职说成是因为遭到失败和玻利瓦尔有其野心，而认为从圣马丁当上护国公一天起就有言在先执政不超过一年，而瓜亚基尔会谈只是商讨两人统率的部队如何联合起来打败西班牙殖民者。
瓜亚基尔会谈已过去170 年了，会谈的两位巨人也早已长眠于地下。玻利瓦尔在会谈结束的第二天致桑坦德信中仅说“我们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拥抱、谈话和告别”，如正是如此有必要在硝烟弥漫的当口跑到瓜亚基尔来寒喧、聊天吗？这是事实吗？瓜亚基尔会晤的内幕也许将永远作为一个历史悬案留在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