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1942年克里普斯访问印度的真意是什么？
1942年克里普斯访问印度的真意是什么？
1942年春，正当世界人民同德日意法西斯國家鏖战方酣之际，英国下院领袖、掌玺大臣克里普斯携带解决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亦称《克里普斯方案》），风尘仆仆地飞往新德里访问。克里普斯的印度之行耐人寻味，引起学者和政界的关注和兴趣，一时里议论纷纷。人们不禁要问，在大战关键时刻，英国当权人物为何要采取这一行动？目的何在？会谈为何失败？谁该负责？等等。对这一连串疑问的回答，至今尚无定论。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战时联合内阁派遣克里普斯访印呢？目前，在国内外学者和史学家的著述中，大致有四说。一曰“丘吉尔决定说”。一般认为，此举是丘吉尔首相本人决定的。而这一决策又同当时战局密切相关。
1941年12月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加速了侵略步伐。1942年春，新加坡、仰光先后沦陷。
南亚次大陆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印度的东大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岌岌可危。素以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著称的丘吉尔首相，为了确保帝国生命线——印度殖民地的完整无损，免受日军蹂躏，当机立断，派遣克里普斯访印，以此来加强英国的地位。
二曰“罗斯福干预说”。美国一些学者并不完全同意上述说法。他们认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影响和干预。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同日本争夺南亚次大陆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突出。由于英军的节节败退，东南亚國家接二连三地失守。远东战场这一局面对盟国极为不利。由于中国与外界的海上联系被切断，中国战场更难得到盟国的支持和合作。东南亚形势剧变，国内外对丘吉尔政府的压力与日俱增。当时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出于盟国共同事业的需要，并以印度所处战略地位考虑，曾向丘吉尔频频施加影响，要求早日解决印度问题，以争取印度人民尽快投入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2 月5 日—21日，在罗斯福的支持下，蒋介石夫妇访问了印度，试图劝说英印政府改变对印政策，但未能成功。3 月中旬，罗斯福本人获悉克里普斯即将启程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印度总督林利思戈，说他已任命约翰逊上校作为他的私人驻印代表，名义上担任美国驻印度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约翰逊上校多次向罗斯福汇报克里普斯与国大党领导人会谈情况，并多次从中斡旋，力促达成协议。
三曰“工党压力说”。众所周知，战时英国联合内阁中，在对印政策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工党内部出现一股势头，要求丘吉尔改弦更张，放弃僵硬政策，缓和矛盾，争取印度参战，特别是克里普斯，力主改善英印紧张关系。丘吉尔害怕内阁分裂，慑于工党压力，才作出上述决定的。
四曰“印度呼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天，即1939年9 月3 日，林利思戈总督未同印度各党派磋商，擅自宣布印度参战。他的这一决定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反英反战斗争高涨，尼赫鲁要求先独立，后合作（战时）；丘吉尔则坚持先合作，后独立（战后自治）。至于印度自由派一些人士，例如，萨普鲁等人也联名上书，向丘吉尔本人直接呼吁，要求英国采取实际行动，以缓和日趋尖锐的英印矛盾。对此呼吁，丘吉尔不能无动于衷。
1942年3 月23日，克里普斯一行携带由他本人参与草拟的《宣言方案》飞抵新德里。第三天开始同国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这一方案的内容包含两大部分，共五条，第一至第四条，基本上是有关战后印度的未来地位（通称“长远计划”），第五条是有关印度在战时合作的问题（通称“近期计划”）。
根据前四条内容，战后印度将建立一个联邦，起草宪法。第五条是有关大战期间的临时安排，主要涉及国防问题及其负责人人选事宜。整个方案没有一条讲到给予印度独立。十分明显，方案向印度提供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许诺，并且不准备立即付诸实现。无怪乎，甘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家濒于破产银行的一张远期支票”，无法兑现。所以，国大党领导人很快拒绝这个方案。后经约翰逊上校的斡旋，双方就国防问题进行了商谈，终因丘吉尔坚持顽固的立场，会谈宣告破裂。主要是在国防和成立责任政府问题上，由于英国缺乏诚意而未能最终达成协议。
1942年4 月13日，克里普斯两手空空地离印回国。那么，会谈失败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西方和印度学者和史家各执一词。
不言而喻，英国一些当权者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把失败的责任推在印度身上。当时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多艾默里说，克里普斯不远千里飞往印度会谈，以求达成协议，可是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却不肯向前走动一步来使彼此接近。克里普斯本人则想方设法为自己洗涮责任。他把失败责任推在甘地身上，因为是甘地打电话给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拒绝这个方案的。战后出任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印度两大教派（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
然而，也有的学者认为，克里普斯赴印使命的失败，是同罗斯福总统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有关。特别是同罗斯福的特使霍浦金斯带给丘吉尔的口信有关。因为前者告诉后者，约翰逊上校并非罗斯福派去调处印度问题的代表。
这一口信，丘吉尔听后正中下怀。所以，后来他以委婉但多少带有警告的口气，告诫罗斯福不要介入印度事务，以免处于尴尬地位。罗斯福接受劝告，最后不得不作出印度问题“不关我事”的表态。
当然，国大党领导人和印度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的看法是，会谈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英国内阁中，以丘吉尔为首的强硬派和林利思戈总督顽固地坚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克里普斯赴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安抚人心，稳住印度局势，以增强南亚的防务力量；二是安抚盟国，主要是为了安抚罗斯福，以此表明并非不打算解决印度问题。正如尼赫鲁所说，真正的问题是，英国不想把它所掌握的权力移交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在国大党领导人看来，《克里普斯方案》不是填平了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鸿沟，而是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分歧，英国正好利用这一矛盾，拖延印度独立。
no.2 伦敦剖腹杀人案的凶手是谁？
伦敦剖腹杀人案的凶手是谁？
100 多年前，在英国伦敦发生了一桩可怖的系列剖腹杀人案。在不到100 天的时间里，有六名妓女相继被杀，死后被开膛剖肚，惨不忍睹。
第一个被杀的妓女叫马莎。特纳，35岁，是个老气横秋、穷困潦倒的妓女。1888年8 月7 日凌晨，她的尸体在一幢楼房的梯道上被发现。尸体咽喉部有伤痕9 处，胸口17处，腹部13处，计39处，凶手杀人之狠毒是十分罕见的。由于死者出身下贱，此案不了了之。
第二个受害者叫玛丽。安。尼科尔斯，42岁，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以卖淫为生。8 月31日，有人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的喉管被切断，腹部被切开，五脏流在体外。这一次，《泰晤士报》报道了此案，称这个不知名的凶手为“白教堂杀手”。
白教堂位于伦敦东城，是全市最贫困的地区。两个妓女被杀都发生在白教堂区。9 月8 日，在白教堂区的一座公寓里，警察发现了第三个死者，死者名安妮。查普曼，47岁。安妮死得更惨，她的头被凶手割下，腹部被大开膛，凶手挖走了她的卵巢和一只肾。此案震惊了英伦三岛，市民谈虎色变。
三起血案发生在半径约200 术的范围内，伦敦警察厅干什么去了？
当警方毫无目标地搜索可疑对象时，凶手给伦敦一家通讯社寄了一张明信片，信中叙述了三起血案的细节，表明了他对妓女的仇恨，同时声明还要继续杀人。信末署名“剖腹狂杰克”。一时间，整个英国为之震动，“剖腹狂杰克”的名字甚至远播海外。
“剖腹狂杰克”继续在作案。9 月29日，一个名叫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年已45岁的妓女被杀，成为第四个受害者。死者只是气管被割断，脸上有几道刀痕。案发后才一个小时，又一个妓女被杀。死者叫凯瑟琳。埃多斯，她的腹腔被剖开，肝脏置于脑袋的一侧，肠子则缠在脖子上，一只肾被凶手取走。
两处作案的现场均在警察巡视的范围以内，“剖腹狂杰克”是如何得手的？警察为何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四面八方的呼声要求伦敦警察厅厅长辞职。
面对着野兽般的“剖腹狂杰克”的挑战，警察厅一筹莫展。
1o月16日，凶手给伦敦治安部门寄了一个邮包，里面竟是凶手吃剩下来的半只肾。
11月10日，一个颇有姿色的年仅25岁的妓女玛丽。简。凯利在她的卧室被杀，成为凶手的第六个刀下鬼。玛丽的整个身躯被肢解，耳朵、鼻子被割掉，肠子被钉在墙上。凶手按对称形将死者的心、肾脏、乳房陈列在桌上。
警察厅威风扫地，舆论界则差不多要爆炸了。警察厅长、内政大臣相继引咎辞职，白金汉宫三次向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下诏书，命令缉拿凶手归案。
几十个警察化装成女人在街上游荡，诱捕凶手。上百名警察日夜在白教堂区巡逻。可是到了1889年新年伊始，警察厅未作任何解释，就把白教堂区的警察统统撤走了。据警察厅透露，“剖腹狂杰克”已自杀身亡，其真实姓名尚不能披露。
白教堂区的市民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了1889年的第一个月，“剖腹狂杰克”再也没有露面。大家相信，他真的死了。可是，这个“剖腹狂”究竟是
谁？他为什么专杀妓女？
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于1889年在《明星日报》上说：“‘剖腹狂杰克’是个属于无党派人士范畴的社会改革家”，作家以此揶揄由于杰克的疯狂而引起白金汉宫对伦敦下层社会的注视。至于杰克的真相，作家并不清楚。
“剖腹狂杰克”闻名于世，法国出版的六卷本的《罗伯特大辞典》依据伦敦发生的系列杀人案特意收列了“剖腹狂”这一个词。为了探究“剖腹狂”的庐山真面目，许多人乐此不疲。
1928年，记者伦纳德。马特兹所著《剖腹狂杰克之谜》一书出版。书中说，凶手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外科大夫斯坦利。斯坦利的儿子因为与妓女玛丽鬼混而染上梅毒，两年后一命呜呼。斯坦利发誓要为儿子报仇，向玛丽的同伙打听她的行踪，为避留下活口碍事，斯坦利将她们一一杀掉，直到11月10日肢解玛丽，解了心头之恨。但是据知情人说，玛丽尸检证明，她没有梅毒。这一说可靠吗？
1938年，威廉。斯特里沃特撰写了《剖腹狂杰克之谜新解》，他说杰克是一个助产婆，她因私自堕胎被一名妓女告发，出狱后她便用骇人的手段向所有卖淫女子施加报复。
1959年，唐纳德。麦加。考密克出版了《剖腹狂杰克的真面目》一书，他说凶手是俄国的一个医生，名亚历山大。彼达琴柯。生性残忍，嗜血成性，俄国特意把他解押到伦敦释放，让他为害英国。这一说有点荒诞无稽，因为从“剖腹狂”写的信看，他是个英国人。
1970年，《犯罪学专家》杂志刊载一文，称“剖腹狂杰克”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克拉伦斯公爵。他因患梅毒而沦为疯子，因疯而杀人。
1976年，斯蒂芬。奈特著《剖腹狂杰克之谜最终答案》一书，此书如是说：克拉伦斯公爵与一俊俏的模特儿相爱，秘密成婚并生一女。女儿出生后托付给玛丽抚养，后来玛丽沦落风尘，她向她的女伴透露了这一丑闻并图谋以此要挟王室。维多利亚女王为了维护王室声誉，下令将玛丽及其女伴一一除掉。
凶手是谁？众说纷纭。其实，有关剖腹杀人系列案的全部案卷保管完好，存放在伦敦警察厅的保密室里。按照英国法律，到规定的年限后，案卷方可公开。此案卷到1992年期满，届时我们能够揭开杀人狂的真相吗？
据1965年出版的《恐怖之秋》和《剖腹狂杰克》两书透露，案卷中记载的凶手真名叫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30岁，典型的英国人，出身于医生世家，本人是律师，居住在距白教堂区不远的英纳寺院，1888年12月3 日失踪，12月31日在泰晤士河发现其尸体。但是，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为什么要残杀妓女呢？警察厅为什么对凶手的真名秘而不宣呢？这一切，书中没有作出回答。
no.3 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何时？
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何时？
在20世纪初的俄国，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犹如汪洋大海。那时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是社会革命党，它在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对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何时的问题上，学术界各执一说，迄无定论。主要说法有：一曰“1901年成立说”。在原苏联科学院主编的《Shi界通史》第7 卷中写道，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1年。祖波克主编的《第二国际史》第2 卷中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产生于1901年末期。《苏联百科词典》（第3 板）
和杰拉尔德。豪厄特的《世界历史词典》中都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1年。
二曰“1902年成立说”。在前苏联学术界，持这种说法的首推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下册）。此外，在波斯别洛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1 卷）中，在约夫楚克著的《普列汉诺夫传》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说法。甚至在奥热戈夫主编的《俄语词典》中也说俄国社会革命党是在1902年组成的。我国学术界大部沿袭此说。例如，在我国学者编著的《世界历史词典》、《世界政党词典》、《大俄汉词典》及作为部分高等院校教材用的《世界近代史》中都能找到这种说法。甚至在我国出版的列宁著作中译本的注释中也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是1902年初成立的。
三曰“1901—1902年成立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 版）和《苏联百科手册》中认为俄国社会革命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成立的。
近年来，前苏联学术界对俄国社会革命党的研究深入了一步。在1984年出版的《俄国非无产阶级政党》一书中，对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渊源及其组织的建立过程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这本书实际上也以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在组织上是1901—1902年建立的。据这本书中说，在19世纪60年代产生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流派——民粹派中，从最初起就存在革命的一翼和自由主义的一翼。在60—70年代，革命民粹派的影响占优势。在1879年成立的“民意党”组织活动时期，革命民粹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民粹派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对于民意党人却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80—90年代的反动时期，没有提出同专制制度作斗争问题的自由主义的一翼成为民粹派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翼。90年代中期，在民粹派中开始看到重新审察自己的学说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倾向。结果形成了新民粹主义，这种新民粹主义是重温欧洲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老民粹主义。
到90年代中期，革命民粹派经历了思想和组织危机。主要从事出版活动的侨民组织伦敦的“自由俄罗斯报刊基金会”（1891—1901年）、巴黎的“老民意党人小组”（1893—1901年）和“农业社会主义同盟”（1900年）以遗产的主要保存者的姿态而出现了。民粹派侨民的更年轻的一代倾向于90年代初在伯尔尼出现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同盟。不久，社会革命党人这个术语便成了革命民粹派的公认的符号，它代替了过去的“民意党人”这个符90年代末，俄国国内许多城市已有社会革命党人的小组与团体在活动。1896年建立了以a.a.阿尔古诺夫为首的萨拉托夫社会革命党人同盟（文献中通常称为社会革命党人北方同盟）。1897年，同盟的领导人迁居莫斯科，并开始同其它城市和国外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1901年同盟出版了两期《革命的俄罗斯》报。1900年在哈尔科夫举行了一些南方城市的组织的代表们的大会，大会宣布了社会革命党的成立。然而，实际上建立的只是一个地区性的联合组织（人称南方党）。
1901年7 月，“老民意党人小组”的印刷所出版了塔拉索夫（h.c.鲁萨诺夫）编辑的杂志《俄国革命通报》第1 期，这一期刊登了一个通知：《我们的纲领》。《纲领》的作者们宣布自己是民意党的思想的继承者，并承认了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的事实。《通报》的出现在社会革命党人诸组织的团结上起了不小的作用。1901年秋，在长时间的谈判之后，北方同盟和南方党商定了关于合并与建立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事。迩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国外同盟、农业社会主义同盟和一些其它组织也加入到它们之中。
1902年1 月，在国外出版了《革命的俄罗斯》报第3 期，这一期刊载了一个有“社会革命党”签字的简短的通知，内称，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同盟同社会革命党业已实行合并，《革命的俄罗斯》报将成为联合起来的党的正式机关报，《俄国革命通报》也将成为党的理论机关刊物。这份通知是判定新党成立的业已发表的唯一的一份正式文件……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关于俄国社会革命党成立于何时的问题上学术界迄今尚无一致的意见。
no.4 卡廷事件能彻底澄清吗？
卡廷事件能彻底澄清吗？
卡廷事件，又称卡廷屠杀事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波兰军官被集体枪杀的事件。事件发生以来，西方学者著书立说，发表了大量文章和专著议谈此事，但前苏联国内对此却久已绝口不提，在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卡廷”这个词条。半个世纪以来，究竟是苏联或是纳粹德国杀害了这些波兰军官，一直是个不解之谜。直至1990年4 月13日，当时的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承认对50年前的卡廷屠杀负有责任，卡廷遇难波兰军官死于谁手才大白于天下。但这事件至今仍然笼罩着层层迷雾，有待史家的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1939年9 月1 日，纳粹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9 月17日，正当波军奋力抵抗而濒于绝境之际，苏联红军却根据1939年8 月23日签定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以“解放”波兰人民为借口进占波兰东部，包围并拘禁了几十万波兰官兵。9 月28日，华沙军民战斗到弹尽粮绝，被迫停止抵抗；德苏签定边界条约，另附三个秘密议定书，调整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的双方势力范围，近半个波兰的领土划归苏联。
1941年6 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大举进攻苏联。
苏军由于措手不及、指挥失当，在战争初期遭到重大损失，西部大片国土沦陷敌手。
反对法西斯的共同利益推动了反法西斯國家的联合。1941年7 月30日，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签定反法西斯战争中一致行动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对苏联境内因被俘等原因而失去自由的波兰公民予以特赦，并在苏联境内建立一支波兰军队，与苏军并肩作战，共同抗敌。波兰安德尔斯将军负责组织工作，然而，苏联只交给他448 名被俘军官，另有1.5 万多名波兰军官却查无音讯。为寻找这大批失踪被俘军官，波兰政府作出了巨大努力。安德尔斯将军在责令恰普斯基搜集失踪军官资料的同时，又和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和高级领导层进行多次交涉。督促寻找。但他们得到的往往是模棱两可、强调困难的答复。直至11月8 日，莫洛托夫发来照会，内称苏联过去所拘禁的所有波兰公民均已释放。但是，波兰地下组织进行调查后报告说，无论各家家属中，或是德国战俘营中，都没有这些军官。这些人从1940年4 —5 月起就同家庭断绝了联系。释放的人到哪里去了呢？12月3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波兰西科尔斯基总理和安德尔斯将军时对失踪波兰军官的下落提出的一个假说是，“这些战俘大部分已逃往中国东北”。
正当波兰政府寻找失踪军官毫无结果之际，柏林电台于1943年4 月13日宣布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发现了掩埋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的
大批坟墓。因为当地土质特殊，尸体早已变成干尸。经过验尸和当地目击者的证词确定其为1940年4 月以前关押在苏联科泽尔斯克俘虏营中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总数约为1.5 万名。两天以后，苏联电台作出反应，指责德国法西斯的“无耻捏造”，竟把自己的罪行裁赃到苏联的头上。波兰战俘1941年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地区从事建设工作，他们是被1941年7 月占领该地区的德军杀害的。4 月17日，波兰政府要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前去调查，并要求苏联政府提供“有关战俘命运的翔实材料”，对德国人的说法“只能用不容置辩的事实去反驳”。4月21日，苏联《真理报》、塔斯社和莫斯科电台指责波兰政府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的呼吁是同希特勒携手合作，制造反苏言论。4 月25日，苏联宣布与波兰断绝外交关系。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委员会也因苏联反对而未能组成。
4 月28日至30日，由德国人倡议而建立的一个中立的国际委员会在卡廷森林进行了三天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根据目击者的证词以及在死者身上发现的信件、笔记和报纸判断，行刑时间应在1940年3 月和4 月。”
从而肯定了波兰军官为苏联人所杀，但只说明从其中的7 个墓穴发掘出982具尸体，作了分析研究，而未说明卡廷遇难波兰军官的总数。
斯摩棱斯克州从德军手中解放以后，苏联又搞了一次“客观的调查”。
以布尔坚科院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在卡廷掘出并检验了925 具尸体，倾听了当地许多居民的证词，得出的结论是：波兰官兵尸体总数为1.1 万具；据目击者所证，死者身上1940年4 月以后所有文字资料都被德国人取走；枪杀事件发生在1941年9 —10月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纽伦堡最后审讯时，曾根据苏联法官的要求，把卡廷屠杀事件写入起诉书中，但在最后审判时，却因证据不足而只字未提。
从此，卡廷事件成为历史之谜。
战后，西方为解开卡廷之谜继续进行调查，公布了大量的证明材料，其中最有影响的有美国国会成立的一个特别委员会经过一年半调查而辑成的五卷本文件汇编。1990年4 月13日苏联发表声明，承认贝利亚及其助手对杀害1.5 万名波兰军官的罪行负有责任后，前苏联的一些学者，包括著名的历史学家安娜。别列杰娃，根据一系列有关材料进一步进行研究，使卡廷迷雾日见透明：波兰亡国后，苏联境内的大批被俘官兵统一由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局管理。波兰士兵一部分被遣散，一部分被解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军官中的极少数亾，主要是高级将领，被转移到莫斯科的卢卞卡监狱；其余部分则被转移到奥斯塔什科夫、斯塔罗别尔斯克和科泽尔斯克三个集中营。从1940年4 月起，由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人员事务局负责，开始对上述三个集中营进行“清理”。1940年4 月前夕，三处一共囚禁着大约8700名波兰高级军官和7000名下级军官和士兵，经过“清理”，这些人基本上都“失踪”了。对部分有关档案材料的研究表明，1940年4 —5 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共为15131 人，其中科泽尔斯克营为4404人，奥斯塔什科夫营为6287人，斯塔罗别尔营为3891人。
虽然1990年4 月13日塔斯社声明解开了1.5 万名波兰军官死于谁手之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有待研究：一、死于卡廷的波兰军官到底有多少？
二、除卡廷外，是否还有第二、第三个“卡廷”？三、苏联内务部为什么要集体枪杀这些波兰战俘呢？目前有三说：一是“苏联根据德国人的要求”而
制造了卡廷悲剧；二是苏联为了“减轻战争负担”；三是苏联为消灭振兴波兰的“骨干”力量而采取的一次性“清理”行动。看来，卡廷迷雾的彻底揭开还有待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努力。
no.5 德国“国会纵火案”的纵火者是谁？
德国“国会纵火案”的纵火者是谁？
1933年2 月27日晚，坐落在柏林共和广场西侧的国会大厦突然起火。
倾刻，黑烟滚滚，火焰冲天。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国会纵火案”。那么究竟是谁在夜里潜入帝国议会大厦并把它付之一炬呢？
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匪徒就以此为契机，嫁祸于共产党人。案情发生仅半小时，希特勒的得力干将、国会议长兼内务部长戈林就驱车赶到现场，便穷凶极恶地嚎叫：“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随后希特勒也赶到出事地点，并滔滔不绝地对记者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随着希特勒的一声令下，早有准备的冲锋队员冲进现场，当场抓住了“纵火者”。他是一个荷兰青年，名叫范。德。卢贝，还马上宣布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法西斯分子从而断言：这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纵火，并以此作为革命暴动的信号。
第二天，纳粹党按照起火之前就已拟定的名单，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切反法西斯人士。3 月3 日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台尔曼被捕，3 月9 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季米特洛夫等人被捕。霎时间，乌云压城，浊浪滚滚，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德国。
1933年9 月至12月间，就“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组织公审。但是“纵火犯”卢贝在法庭上，当众表明：他从不认识季米特洛夫，也从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还有三个抓住卢贝的警察也否认在卢贝身上搜出有共产党员的党证。审判的幕后策划者们无可奈何，只好叫纳粹头子戈林和戈培尔出庭作证，但也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宣布季米特洛夫等四人无罪释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宣告破产了。
后来，经过专门调查，“国会纵火案”原来是纳粹党人为寻找打击共产党人的借口，自己一手导演的丑剧。是他们密令冲锋队长恩斯特等人，事前从戈林住宅通向国会大厦的地下秘密通道里，运进了汽油等易燃物，在唆使卢贝向国会大厦放火同时，纳粹分子也从秘密通道进入国会大厦，在议会大厅点燃了易燃品，顿时，浓烟四起。就当卢贝在国会大厦内迷失方向，四处乱窜的时候，真正的纵火者已偷偷从原路撤走了，留下的卢贝被当作纵火的替罪羊而被抓获，并通过阴险的手段捏造卢贝是共产党指派的纵火者。
但欧美的专家学者们一直未停止对“国会纵火案”的调查，翻阅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看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系主任瓦尔特。霍费尔，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档案的研究，排除了共产党人作案的可能性，认为“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系纳粹党所为，纳粹分子是直接纵火犯或幕后操纵者。可是，事隔不久又风波突起：1962年一位名叫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法学家写了一本叫《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神话和事实》一书。在此书中提出，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荷兰青年卢贝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他既与纳粹党无关，也与共产党无瓜葛。他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悄悄地潜入国会大厦，用几根木炭点燃了这座高大的建筑物。托比亚斯在此书中作出结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纯属偶发事件，是一个谬误掀起了这轩然大波，并导致了以后的迫害浪潮。“这一结论如石激水，引起了史学界人士众皆哗然。其中有英国、美国、荷兰、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对此观点表示赞同。而瑞士、法国、联邦德国的一些史学家则对此结论持否定态度。对立的两派史学家争论不休，甚至发展到互相指责、辱骂的地步。
1968年，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等人成立了一个卢森堡“1933—1945年独裁统治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在1972年和1978年提交两份文件汇编集，表明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史学家，用大量的史料和确凿的证据，再次证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确系纳粹党所为。但是，托比亚斯和他的盟友汉斯。莫姆森等教授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1979年他们在联邦德国颇有影响的《时代周报》上刊登题为《还历史本来面目——论有关“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的向壁虚造》，对以霍费尔为首的史学家提的论点进行了还击，提出：卢森堡委员会的总秘书长爱德华。卡里斯，是一位大可怀疑的人物，是在颇为跷蹊的情况下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教授的。其采取极不正当的学术手段，胡诌乱编，虚构历史。他在1968年出版的《剥掉假面具》一书中所提及的资料纯属子虚乌有，是肆意伪造历史的无耻之作。1986年初，这几位教授又出版了一本文集，继续指责卢森堡委员会出版的文集是无稽之谈，凭空捏造，委员会的史学家们心中有鬼，不敢展示原始文件。
而负责卢森堡委员会具体工作的霍费尔教授，对这种人身攻击也据理回击，指出莫姆森等人傲慢自负，目空一切，用卑劣的手段诋毁同行的声誉。
他表示欢迎除莫姆森一伙之外的任何人前来核对业已发表的文本，并公开邀请自己的论争对象、荷兰著名的历史学家，路易。德。琼加入卢森堡委员会，核实有关档案材料。鉴于莫姆森等人出版的文集中“充满造谣和诽谤等不实之词”，霍费尔等人已要求律师对那些恶意中伤别人的人，要追究法律责任。
所以，谁是国会纵火犯的问题，还悬而未决，看来，此问题还会旷日持久地争论下去。
no.6 纳粹德国为什么要杀害犹太人？
纳粹德国为什么要杀害犹太人？
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变本加厉，从排犹转向屠犹，在居住有全欧一半犹太人的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等地设立了许多犹太区和集中营。1941年6 月德军入侵苏联后，党卫队最早在侵占的苏联领土上开始灭绝犹太种族的行动。从1941年夏至1943年2 月，有360 多万犹太人被杀。
1942年1 月，纳粹官员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开会，确定把能抓到的1100万欧洲犹太人全部消灭，对一半是犹太血统的人，也要他们“在死亡和绝育”
之间选择。灭绝行动主要在波兰的特莱勃林卡、卢布林、奥斯威辛等集中营进行。纳粹把欧洲占领区和仆从国的犹太人一批批运到这些死亡集中营，送到伪装成浴室的毒气室里杀死，然后焚尸灭迹。同时还不断地清洗犹太区。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据纳粹德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官员艾希曼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有600 万。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上的数字是570 万。到战争结束时，波兰的325 万犹太人只剩下12万。
为什么有着高度文化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德国竟会出现如此令人发指的野蛮行为，大致说来有这样几种原因。
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早在14世纪，鼠疫在欧洲流行，
欧洲有超过1/3 的人死于这场瘟疫。这时就有人认为瘟疫是犹太人造成的，目的是要摧毁基督教世界。1492年在西班牙有20万犹太人被驱逐。19世纪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犹太人被限制在固定的区域内居住，不经允许不能离开。俄国东正教教会领袖还提出过一个解决俄国犹太人的方案，1/3 犹太人皈依东正教，放逐1/3 ，杀掉其余的1/3.1881年俄国发生了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件。1911年3 月12日，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男孩的碎尸，俄国司法大臣认为这是被当地犹太人为杀生祭祀弄死的。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除了历史原因外，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如19世纪的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家族对欧洲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在英国废除奴隶制后，拿出2000万英镑补偿奴隶主的损失，1871年支付1 亿英镑为法国向德国交纳战争赔款。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帮助奥地利建造铁路。在法国他们控制了北方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比如经营大规模商业的百货公司在德国被看作是犹太人的“专业”，引起德国广大小店主的恐惧。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1938年11月9 日，纳粹党徒在一夜之间，焚烧并抢劫犹太人在德国开的商店。希特勒早年从家乡林茨到维也纳时，发现城内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被犹太人控制着，仿佛自己来到一个外国的城市，正是在这时他开始考虑反犹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历史上犹太人参加革命确是比较积极的。19世纪时俄国内政大臣普列韦说过，革命几乎是一种犹太现象。虽然犹太人在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率不到5 ％，但在俄国的革命者中却有50％以上的犹太人。有不少在欧洲很有影响的革命者出身于犹太人家庭。第一次大战以后犹太人在欧洲各地的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俄国的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匈牙利的贝拉。库恩，长期在德国生活的波兰人卢森堡等。
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有个别学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分析希特勒个人经历对屠犹政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比尼恩在所著《希特勒与德国人》中，根据为希特勒母亲治病的犹太医生布洛施的病历资料，以及为希特勒治病的医生所提供的材料，对“希特勒内心受到的创伤”进行分析。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至于在纳粹德国是谁具体将排犹政策推向极端也有不同的看法。德国修正派历史学家推脱希特勒在其中负有的责任，咬定在档案中“没有发现希特勒关于‘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书面命令”。因而“不是希特勒而是希姆莱，而且是在完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情况下，下令从肉体上消灭这些犹太人。这件事希特勒到1943年才知道”。纳粹德国是因为迫于战局不利而日益孤立的处境才这样做。而另有些历史学家则明确指出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哈夫纳在《希特勒的含义》一书指出，希特勒一生有两个政治目标——称霸欧洲乃至全球和消灭犹太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希特勒的命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决不可能发生。只是为了避人耳目，希特勒在1939年9 月1 日签署处理德国低能者命令后，此类杀人指令便只限于口头而不留痕迹。他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不是迫于战争的需要。这样做在军事上极为不利，一方面使忠于德国的犹太人成仇敌，另一方面极大地牵制了可用在战场上的兵力和物力。希特勒的罪行不是战争罪行，而是赤裸裸的谋杀。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屠杀犹太人行径仍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no.7 希特勒德国为何未能造出原子弹？
希特勒德国为何未能造出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就拥有庞大的核物理研究机构和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学者数德国最多——三倍于美国。
在核裂变研究方面，德国物理学家更是远远跑在美国的前面。早在1938年3月，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就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成功地进行了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的实验，终于出现了物理学界期待已久的裂变效应。铀裂变的发现震惊了科学界。从原子核裂变中获得无比巨大能量的实验已突破，哪一个國家能够首先把它转为实用，就有可能利用核裂变制成威力无比的原子弹。
1939年4 月，德国纳粹召集六位最出色的核物理学家，在柏林秘密讨论利用原子科学成果制造核武器。同年夏季，德国政府未加任何解释，突然禁止铀矿从它占领下的捷克运出，并且下令封锁一切有关铀的新闻；同时，从苏黎世传出消息：德国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化学工程”，由德国铀学会的物理学家指导，直接对柏林陆军武器部负责。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德国正在着手研制原子弹。如果数百万豺狼之师的德国钢铁军团，再装备当时绝无仅有的核牙齿，希特勒就能统治世界或者毁灭世界。为了抢在希特勒的前面赶制出第一颗原子弹，1939年8月2 日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提请美国当局注意正在日益逼近的来自法西斯德国的原子威胁。罗斯福总统采纳了爱因斯坦的建议，组织制订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命令全力以赴研制原子弹。
1944年底以前，同盟国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德国在原子实验方面远远走在其他國家的前面。匈牙利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在一篇文章中说，按照德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平，德国人本来在1942年就应该能够造出原子弹。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944年11月23日当佩顿将军攻克德国重要的核研究基地——斯特拉斯堡时，美国执行“阿尔索斯”行动的原子谍报人员，冒着冷枪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进入新建的实验室。经过仔细搜查，他们发现了隐匿于此的纳粹德国的铀计划和铀学会有关铀研究最完整的档案。获得的情报资料十分确切地表明，在1942年就有人把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告诉了希特勒，但直到1944年底，纳粹德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制工作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比之美国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研究人员要落后两年。从而使美国领导人确信，来自德国的任何突然的核袭击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这时才彻底消除了当时美国人的忧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纳粹德国未能造出原子弹呢？以往人们总是强调以下几个原因：一、法西斯当局大肆推行种族歧视，残酷迫害有独立思考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希特勒把整个物理学讥讽为犹太物理学，任意下令逮捕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致使象哈恩、施特拉斯曼、迈特纳、爱因斯坦、赖纳、弗里施这样出类拔萃的科学家纷纷离开德国，逃亡国外。
二、德国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没有全面的指导和统一的目标，各单位之间缺少协作。教育部、陆军部、邮政部各搞一套，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希特勒满以为胜利在望，对要花长时间的新武器研制不感兴趣。他把相当大的科技力量用来研制“v —2 ”型寻弹，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对原子弹的研制。
三、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严格到连当时的副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事前竟毫无所知。新闻检查相当严格，禁止报纸和电台以任何方式泄漏有关原子能的消息。因此，希特勒被蒙在鼓里，完全不了解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没有紧迫感。希特勒的军需部长阿尔风特。施佩尔战后在纽伦堡被判为战犯。他曾后悔地说，要是他当时得知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想方设法赶上美国人。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认为：“假如当时这个德国独裁者让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象罗斯福那样做，欧洲的版图，甚至西半球的版图，也许会大不一样。”
四、同盟国加紧对德国进行空袭，实行闪电般的地毯式轰炸，这使德国的研究小组总是不断搬家，试验设备常常是装好又拆，拆好又装，很难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角落。例如，1942年11月美国空军对纳粹德国在挪威生产重水的里尤坎工厂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迫使该厂所有生产重水的贵重设备、催化剂和大部分重水在受命运往柏林的途中，遭到挪威游击队的彻底破坏。显然，这种空袭妨碍了德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以上是美德两国科学家和学者的看法。但是，1984年波兰《是与非》周刊记者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见解，认为战时纳粹德国未造出原子弹，只是由于波兰爱国者的破坏而引起的一个差错造成的。该文这样写道：德国物理学家布雷格教授根据自己的理论推断和计算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最理想的减速剂是炭，更精确地说是炭的一种——石墨。为此，布雷格教授研究所的领导机关请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这种减速剂片。该公司把这项任务下达给位于拉齐布日的“普拉尼亚工厂”。工厂领导在接受这项“罕见的”订货时，感到十分意外和惊讶。因为这项订货的数量很大：总共一百块炭片；规格也很特殊，每块的大小均为3 ×0.6 米；而且，要求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限紧迫。具有强烈反法西斯思想的总工艺师埃尔温。施密特决定“破坏”这些炭片的化学成分。结果，他们生产出的炭片全是不纯的，其化学成份除石墨外，还混进了二硫化铁、钙和硫的杂质。这些“不纯净”的减速剂按时运到布雷格教授的研究所，丝毫也未引起教授的怀疑，很快就被投入粘结电子试验，其结果是多次试验全都失败。与他共事的海森贝格教授一向对布雷格教授没有好感。他把这场失败看成是布雷格教授无知和无能的表现。海森贝格认为炭是不适宜作减速剂的，于是便着手从其他途径探索新的减速剂。这样一来，纳粹德国原已临近的制成原子弹的日期便大大推迟了。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加紧实施“曼哈顿计划”。1942年12月2 日，著名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下面，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验型原子反应堆，成功地首次实现了可以控制的链式反应，它标志着人类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有趣的是，费米的试验同布雷格的试验一样，也是使用石墨作减速剂。费米的试验获得成功，只不过他使用的减速剂是纯净的石墨而已。
1945年7 月，美国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爆炸。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后来写道，“本来布雷格教授是会比美国早两年造出原子弹的，只是由于他的一个差错，才使人类免遭一场全面的浩劫。”
no.8 “富克斯谍案”可信吗？
“富克斯谍案”可信吗？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需要，曾涌现过许多出色的间谍，有的功成名就，有的名垂一时，也有的身败名裂，成了历史罪人。
可富克斯在间谍群中却是个很独特的、充满疑团的人物。40多年来，“富克斯”一直是国际核间谍的代名词，“富克斯谍案”还被无数报刊转载过，以富氏为原型的人物出现在许多部影视片中。
富克斯何许人也？此人为物理学家，1932年在基尔大学就学时加入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获得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因是德国公民被英国拘留，后获释，从事核研究。1942年成为英国公民，1944年被派往美国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战后回英，任哈韦尔原子能研究院物理部主任。1950年因“谍案”被美国当局逮捕，被判14年徒刑，1959年提前获释，去东德，取得公民身份并被任命为罗森多夫中央核研究所副所长。后去苏联，1988年病故。
说起富克斯的逮捕经过，颇富喜剧色彩。1950年2 月1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员兴高彩烈地奔进局长办公室，向首脑报告：“富克斯终于招供啦！”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特大喜讯，的确来之不易。自从1945年8 月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情报部门就一直把核机密列为头等大事。白宫也非常担心有人会向自己的主要敌手苏联泄露核机密，甚至疑心克格勃早已渗入研制核武器的关键部门，因而严令中央情报局调查在核岗位上工作的所有可疑分子。情报局大量精明强干的反谍专家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苦思冥想，动用了许多最先进的侦破仪器，进行了大量的逐一跟踪、试探、排队分析，怀疑圈越缩越小，最后集中于富克斯这名核心机构的科研人员身上，富氏旋即被捕。可是，令中央情报局首脑人物大伤脑筋的是，局里掌握富克斯“叛国”的直接证据极少。他们担心富氏不肯就范，就动用了本局最精干的审讯专家、攻心大师、迷幻学家和最有效的测谎器、大脑特种生物电分析仪等对其轮番突击。据当时报载，富氏最后终于招认。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富克斯“1950年被捕后供认自1943年起就向苏联提供情报”。
美国著名学者瓦勒钦斯基在巨著《人民手册》中还详述了这个案件的“事实真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俄国是与同盟国共同作战的，但是原子弹的研制项目却只有美国和英国有份。富克斯是为俄国研制原子弹提供资料的关键人物。1941年，富克斯被英国雇佣去进行核研究。他迅速与莫斯科取得了联系，并表示愿意提供情报。1943年，他成为英美联合小组成员，离英赴美继续从事原子弹研究。在与奥本海默博士共事期间，富克斯了解了研究原子弹的所有重要环节的秘密——设计、构造、部件和引爆装置。他将这些机密情报交给了一个俄国联络员，再转送莫斯科。由于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译电员叛逃，提供了对这位在美国和加拿大活动的核间谍定罪的证据。这一情况终于使富克斯及其他俄国间谍阿尔弗雷德、戴维、哈里和罗林堡夫妇也被捕（后两人是否为间谍难说）。在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是：瓦勒钦斯基等人认为是由于某译电员的叛逃才造成富克斯的被捕，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的报纸则认为富氏是在严密的审讯下自己招供的。“富氏乃苏联间谍”一说，似乎已众口一词了。
富氏谍案披露后，美国大哗，世界震惊。富克斯一夜之间成了举世闻名的热门人物。东西方“冷战”因此节节上升，甚至全球所有股票市场也因此波动起伏。然而，富有戏剧性和令人惊讶的是，1990年1 月15日，美国两家富有影响的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与世界报道》同时载文指出：据谍界权威人士透露，经核查，当年富氏一案纯属错案，正如富氏当时一再申辩的那样，他给俄国人的是错假失效的“迷惑情报”。不少人还进一步指出，其实谍海的“富氏现象”并不罕见，只是许多情报机构怕丢脸而严守秘密，将错就错，其原因不少，如测谎器等探测仪远非真正的试金石，有些并非因从谍而紧张不安的人被测时仍会显出“说谎”电波，还有的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等等。为富氏“平反”的消息再一次轰动了美国与世界。许多人不禁责问道：反谍力量强大的中央情报局何以会犯这种错误？美国至今还有多少错假冤案尚未复查平反？在公认的叛国巨谍中究竟还有多少人是冤枉的？
还有不少人仍坚持原说，认为翻供的证据不足。富氏早年曾加入德国共产党，为共产党大国提供情报是极有可能的，再说富氏晚年又去了苏联，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富氏为间谍无疑。
no.9 德黑兰会议上是谁使“三巨头”安然脱险？
德黑兰会议上是谁使“三巨头”安然脱险？
到1943年秋天，在抗击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进程中出现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明显转折。苏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全线出击，兵临波兰、罗马尼亚国境。
美英盟军则在结束北非战事后，登陆西西里，与德军在意大利半岛南北对峙。
在此形势下，苏美英三国首脑急需就迅速结束欧洲战场战争及战后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作出部署。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最后三国同意于1943年11月下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最高级会晤。
苏、美、英“三巨头”可能在伊朗首都聚会的情报，在1943年9 月中旬被德国谍报部门侦知。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后希特勒制订的“远跃”行动计划，纳粹特务组织赶紧调集人马前往德黑兰，准备伺机派遣杀手，消灭反法西斯同盟三国首脑，扭转战争的进程。
1943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结束开罗会议后乘专机直达德黑兰，与先期到达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会合。第二天，三国首脑即在苏联大使馆开始举行代号为“尤雷卡”的会议。主要讨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11月30日，正值丘吉尔69岁寿辰。为示庆祝。也为了纪念战争期间三位巨人的难得聚首，晚上丘吉尔在英国大使馆举行隆重的招待会，邀请罗斯福，斯大林等数十人参加。席间，正当人们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室内突然灯光大暗。漆黑之中只听见子弹尖利的呼啸声和杯盘碗碟破碎的乒乓声。不一会儿，贴身侍卫们打开手电筒，惊讶地发现：盟国领导人的一位私人秘书已中弹身亡，一位侍者也因被毒针刺进喉咙而死去，而三国首脑安然无恙。一场灾难虽然得以避免，但人们对刚刚发生的一切还是感到愕然，认为在这一显然已经流产的暗杀事件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秘密。
所以事件发生后，就有人试图解开这一历史之谜，但终因材料不足，只能作出种种的猜测而无法获得事实的真相。
迄今为止，见诸文字的有关该事件的第一手材料仅见于英国汤普森的回忆录《我当过丘吉尔的侍卫长》一书。汤普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丘吉尔的侍卫长，因而有幸参与了德黑兰会议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因此他关于这一谋刺事件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据他回忆：会议期间，由于苏、英两国大使馆都在德黑兰城内且近在咫尺，而美国大使馆远在郊外，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斯大林即邀请罗斯福总统下榻于苏联大使馆一幢单独的建筑内。
这样，苏联大使馆理所当然地成了三国首脑举行会晤的地方。会议一开始，蓄谋已久的德国特务就想在城内制造变乱，混水摸鱼，但始终未能得逞。最后他们终于用重金收买了一位盟国领导人的私人秘书，要他设法将一枚定时炸弹带进会议室。但这又谈何容易，苏、美、英三国保安部门为保证绝对安全，在使馆内外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进出会议室者更必须经过道道严格细致的检查。所以，想把定时炸弹带进会议室是断断不可能的。无奈，这位已被收买的秘书只能耐心等待。机会终于来临，11月30日英国方面准备举行一个小型宴会庆贺丘吉尔69岁生日。晚上8 点多，三国政要都已聚集在英国使馆的大客厅内，谈笑风生。东道主丘吉尔更是兴致勃勃，容光焕发。待一切准备就绪，他便领着客人兴匆匆地向餐厅走去。这时，只见那位落在最后的私人秘书犹豫了一番，接着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若无其事地赴宴去了，汤普森见此情影，觉得有些可疑，就把那只包拿到隔壁房间去进行检查。打开一看，是一只极其昂贵华丽的小钟，并无什么可疑之处。这时，餐厅内的生日宴会已经开始，主宾席上放着一只大蛋糕，上面插着69支点燃的蜡烛。丘吉尔吹熄蜡烛，分割蛋糕，招呼客人落座，然后热情致词，对各位来宾，特别是斯大林元帅和罗斯福总统能够拨冗光临宴会表示衷心的感谢。顿时掌声四起，人们纷纷举杯向丘吉尔表示祝贺，宴会渐入高潮。忽然，餐厅南门打开，一位侍者闯了进来，他手上托着一只装满点心、饮料的大盘，也许是神经紧张的缘故，一下子栽倒在斯大林译员帕夫洛夫的身上，弄得帕夫洛夫狼狈不堪。正在大家感到莫名其妙的时候，餐厅的灯火突然熄灭了，只听有人在大叫：“抓住侍者！”……等到混乱过去，人们才发现：刚闯进来的侍者已一命呜呼，喉咙间有一根半寸长的细针，而那位私人秘书也已倒毙在地，其手枪掉在不远处的椅子下。检查侍者的托盘发现，其底部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按钮。卸去按钮，里面却是一枚小型定时炸弹和一只引爆用的小钟。这时距离引爆时间还有3 分钟，汤普森赶紧去掉引信，使敌人的谋刺计划最终破产。
从汤普森的回忆录中，读者不难发现，那位盟国领导人的私人秘书由于受贿变节成了德国特务的内线人物，正是他与神秘侍者一起策划了这起阴谋活动。但疑团还是没有彻底解开，即：他们俩究竟是如何勾搭在一起的？直接操纵他俩的是谁？又是谁及时地发现了这一阴谋、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毙两杀手而使“三巨头”死里逃生的！这一连串的疑问看来要随着新材料的
发现才能找到答案了。
no.10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中英国人究竟死了多少？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中英国人究竟死了多少？
有关加尔各答“黑洞”事件的传说，在英国和印度学者撰写的印度历史著作中，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一事件中，英国人到底死了多少，或者根本不存在这一回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要想了解“黑洞”事件的起因，还得从1756年春天印度孟加拉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讲起。那年4 月8 日，印度莫卧儿帝国孟加拉省纳瓦布（太守）
阿拉尔瓦迪汗年迈病逝，死后无子。由其外孙西拉杰。乌德。道拉继任纳瓦布之职。道拉是个年仅20来岁的青年人，血气方刚。他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在孟加拉境内滥发许可证，勾结贪官污吏和擅自在公司的总部加尔各答的威廉堡修筑工事、架设炮台等种种违法行径，深感不满。为维护其尊严和权力，打击周围的亲英势力，他决定先发制人，把一批英国商人驱逐出境。不仅如此，他还勒令英国人拆除设在加尔各答城内的防御工事，并交出受他们庇护的一些贪官污吏。6 月4 日，他亲自率兵，占领科辛巴萨的英国商馆。
翌日，又进军加尔各答。6 月20日，兵临城下。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德雷克和威廉堡守军长官霍威尔稍作反抗后，即弃城投降。这样，道拉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加尔各答。据云，当晚（一说21日）7 点钟许，一批英国“生意人”仓惶出逃。没来得及逃生的守军和英国人当了俘虏。当时道拉曾下令，在黎明到来之前，不得随意处置任何一个俘虏。然而，道拉手下怀有强烈民族感的印度士兵，将俘获的欧洲人，大部分是英国人，总共146 人，一股脑儿地关进一间黑房子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待到翌晨6 点钟房门被打开时，据云，发现123 人已窒息而死，仅23人幸免。这就是一些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在他们撰写的印度史中大肆渲染的所谓加尔各答“黑洞悲剧”的简况。可是，也有些英国学者持不同看法。例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珀西瓦。斯皮尔，在其所著《牛津印度现代史（1740—1975）》一书中，就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黑洞”事件未必可信，更不应将此事的责任归咎于纳瓦布道拉一人。因为全部事实的经过，只是根据当人霍威尔一人之说。同样，许多印度史学家对这一传说也提出质疑。他们承认当时加尔各答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一些英国人在混乱中Bei打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一批人到底是怎样死掉的，谁也说不清楚。于是，后来就流传了“他们被杀死在黑洞里”的说法。
英国历史学家一般的看法是，死于“黑洞悲剧”的总人数是123 人。这一说法，主要依据霍威尔的口述，并无确凿证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史家，在他们的史学著述中，都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例如，50年代出版的，由辛哈和班纳吉两人合著的《印度通史》一书中说，“一般认为‘黑洞’的说法有它错综复杂的地方，很难和事实一致。”他俩的看法是，事发的那天晚上不可能有多到146个欧洲人留在加尔各答。“真正的人数大概只有60人”。后来之所以夸大到死了123 人，很可能是出自那位“爱好虚荣的霍威尔”想以此来表现自己。巴基斯坦学者拉希姆等人写的《巴基斯坦简史》中在提及这一事件时说：“按照德雷克的说法，总数为39人”，“其中16人在夜间死去”。不管是60人也罢，16人也罢，他们究竟是如何死去的实在难以断定。由于当时加尔各答局势混乱，没有确凿可信的证据来说明究竟有多少英国人被俘和死掉。人所共知，其时适逢英法七年战争爆发之际。一方面，英国人耀武扬威，蠢蠢欲动，准备与法国殖民者争夺南印度霸权；另一方面，孟加拉人对“生意人”的横行霸道和巧取豪夺，深恶痛绝。所以当纳瓦布道拉率军攻打加尔各答城内威廉堡时，英国人肯定是孤立无援的。在混战中，死掉一些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霍威尔绘声绘色地夸大其词，只不过是想唆使英国人反对纳瓦布政府。后来这一传说就为英国一些史家所沿用，至于霍威尔本人却“因祸得福”，在死里逃生后，一度擢升为孟加拉省督。
“黑洞”事件中另一矛盾的地方是：这间“黑牢”（一度曾用作过军事监牢）到底有多大，致使一夜之间在146 人中竟有123 人窒息而死。较多的说法是，这146 人被关在一间20平方英尺的房间内，四周漆黑，只有一扇小窗供通气。所以到第二天一早闷死这么多人。根据印度学者巴哈塔查利亚著的《印度历史词典》中关于“黑洞事件”条目的释文，这间“黑洞”长18英尺，宽14英尺1 英寸。然而，据印度文献目录学家夏尔马所编《印度争取自由斗争百科词典》的有关“黑洞”条目的论述，它仅仅18平方英尺大。如果真是如此，那是绝不可能容纳下这么多人的。由此可见，霍威尔的口述言过其实，令人难以置信。很显然，霍威尔的说法是Bie有用心的。嗣后，英国人果真采取了报复手段，一度重新夺回加尔各答。大约离“黑洞”事件发生后一年时间，也就是在1757年6 月23日，在孟加拉发生了著名的“普拉西战役”。当时英国殖民者克莱武率领3000名英印士兵，与纳瓦布5 万大军在离加尔各答83公里的普拉西地方，两军对峙，双方决战结果，克莱武竟然以少胜多，一举打败了纳瓦布的大军。其实这并非出自克莱武的军事天赋，而是纳瓦布道拉的陆军总司令被英人收买，他在战场上按兵不动，倒戈所致。
普拉西战役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端。此战之后，不列颠人带给印度的灾难是远非“黑洞悲剧”中英国人所遭受的生命损失能相提并论的。它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至于“黑洞”事件中究竟死了多少英国人，至今也还是一个疑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