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齐亚。哈克遇难是不是国际阴谋？
齐亚。哈克遇难是不是国际阴谋？
1988年8 月16日，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决定去首都伊斯兰堡以南330 英里的巴哈瓦尔附近一个军事基地观看一批美制新式坦克的演习。由于一个时期来，有迹象表明哈克总统处境危险，据说他被列入了某个暗杀组织的黑名单。因此，总统在作出这一决定前曾有过疑虑，但最后还是登上了飞往巴哈瓦尔的飞机。他相信，他在这次演习上露面将会鼓舞军队的士气。
第二天下午3 点半，哈克总统观看完演习，在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拉菲尔陪同下回到机场。一刻钟后，总统和大使以及其他陪同人员乘坐总统的座机、美制c —130 运输机升上了天空。当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
飞机起飞后大约两分钟，地面目击者就看到这架c —130 剧烈地颠簸起来，可是机上人员却没有报告任何情况。几秒钟后，一个大火球吞没了整架飞机。机身开始翻动并迅速坠落。大约在3 点51分左右，飞机撞到了离机场约八公里处的地面上，先是反弹起两次，第三次跌落时，发生了爆炸，机上30名人员全部丧生，其中除了64岁的齐亚。哈克、45岁的拉菲尔，还包括4 位巴基斯坦高级军官。
附近的100 多个村民赶到了出事地点，但飞机爆炸后的热浪逼人，村民们无法接近机身。地方部队不久便封锁了出事地点，由巴基斯坦官员和美国空军军官组成的调查团开始了工作。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许多巴基斯坦人就确认飞机不是被地对空导弹打下来的，爆炸是恐怖分子所为。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个人认为，不是99％，而是100 ％地可以相信，这是一起阴谋暗杀活动，哈克总统早已成为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当时许多巴基斯坦人怀疑这一事件很可能与苏联支持的阿富汗当局有关。据认为，在过去几年里，阿富汗的秘密警察机构在巴基斯坦制造了几百起恐怖事件，四个月前的拉瓦尔品第军火库大爆炸就是其中之一。军火库里原来准备提供给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枪炮都给炸毁，还至少造成100 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几个月来，莫斯科多次提出严厉警告，要求巴基斯坦停止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在哈克总统遇难前一天，一位苏联官员宣称，再也不能容忍巴基斯坦的行为了，并暗示将立即进行某种报复。但西方外交官则对莫斯科是否会走到暗杀齐亚。哈克这一步表示怀疑。人们普遍认为，没有苏联方面点头，喀布尔的秘密警察是不会作出冒险的。
那么调查结果如何呢？
调查人员在驾驶舱和飞机别的部位发现了使用不同寻常的化学品的痕迹，经实验研究证实这种化学品能成功地制作出一个低强度的雷管，但它足以引爆炸药和其他爆炸物。调查团还排除了受导弹攻击的可能，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飞机驾驶员身体健康有问题的材料。由此，调查团认为飞机爆炸是一次有预谋的犯罪行为，罪犯使用的化学品引起爆炸使飞机失控而坠毁。也许可以印证这一结论的一个事实是，在总统座机起飞时，地面控制塔听到机上传来的最后一句话是总统助手那吉的问话：“迈斯胡德。迈斯胡德，你要干吗？”
进一步的调查自然是搜寻策划这一阴谋的幕后主犯。然而奇怪的是，美国国务院从一开始就对此兴趣不大。飞机失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准备派人去巴基斯坦，美国国务院在8 月21日曾口头答应这一要求。可是几个小时后，国务院又以作进一步研究为由取消了这一应允。此后三个星期，联邦调查局一直要求赴巴履行职责，但终未得到批准。另据一位巴基斯坦官员透露，哈克遇难后不久，美国驻巴大使馆曾传话给巴当局说，巴基斯坦政府不应该因这件事让苏联人难堪，不要去“揪熊的尾巴”。
在巴基斯坦，调查并未因美国的态度而终止。
1992年2 月20日，在拉合尔出版的乌尔都文报纸《巴基斯坦日报》的一条独家报道，重新激起了人们对齐亚。哈克死因的关注。报道说，根据调查的最新发现，谋杀哈克是一个国际阴谋。
报道说，前不久，巴基斯坦的一个高级调查小组在某邻国抓获了涉嫌参与爆炸哈克座机的上尉军官马克德。拉扎。盖拉尼。此人在爆炸事件发生后就失踪了。
盖拉尼的供词令人吃惊。他说，有一个國家在1987年就想干掉哈克总统，主要原因是这个國家抱怨哈克将国际上提供给阿富汗游击队的军火转送给当时打得火热的两伊战争中的一方，而另一方为此对巴基斯坦十分恼火。
供词说，谋杀计划是1987年在伊斯兰堡制订的，然后被送到一个國家的首都审批。这个國家为执行这项计划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专用经费。那年12月，盖拉尼正在伊斯兰堡供职，这个國家的特工人员同他建立了联系，和他一起制订了这个谋杀计划。据盖拉尼供称，当时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省督弗扎尔。哈克中将的省政府中的一名部长参与了这个阴谋，为此获得了500
万美元的酬金。这位部长说，酬金的一半将分给弗扎尔。哈克。
供词说，作为阴谋的第一步，谋杀了一个名叫阿拉玛。阿里夫。侯赛尼的宗教学者，目的是激起人民对哈克总统的憎恨。这一行动取得预期效果。
1988年8 月17日，齐亚。哈克座机就在弗扎尔。哈克手下的一批军官和文官的策划下发生了，一些直接引爆飞机的罪犯与飞机同归于尽了。
《巴基斯坦日报》的报道最后说，巴警方已开始搜捕盖拉尼供词中提到的嫌疑犯。但报道始终没有证明参与阴谋的是哪个國家。
哈克总统遇难究竟是否国际阴谋呢？这个谜还有待于获得充分证据后才能解开。
no.2 皇女和宫为何下嫁将军德川家茂？
皇女和宫为何下嫁将军德川家茂？
就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际，为了在东京都芝的增上寺附近建造旅馆与高尔夫球场，必须把这个埋葬着德川幕府历代将军及其夫人的墓葬移至他处。在挖开了第14代将军德川家茂（1846—1866年）的夫人、仁孝天皇之女、孝明天皇之妹和宫（后称静宽院宫）的墓穴时，发现她左手握着一串佛珠，右手拿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是那个时代的照片，但一见到空气和阳光后便影踪全无，后经科学处理才显现出家茂的淡淡的面容。本来这并不是什么特别希罕之事，但是因为和宫原来下嫁将军家茂发生于幕府末期风云动荡的年代，因而有一段不平常的过程，而围绕和宫与将军家茂的婚姻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才使这件事格外带有令人费猜的神秘气氛，成为一大难解之谜。
和宫是仁孝天皇（1817—1846年在位）第八个女儿、孝明天皇（1847—1866年在位）的妹妹，原名亲子。她4 岁时被许婚给贵族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如果没有幕府末期西方列强侵迫，政治动荡，她原可以很平稳、很宁静地度过其一生的。然而，尽管历史上中外古今弱女子被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是不乏其例的，但贵为天皇之女的和宫这次也身不由己地被政治的狂风怒涛推到历史舞台的前面。德川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迫，掌握政治大权的慕府虽然拖延再三也不得不屈从其强大压力之下，同意开国并与西方各国通商，但受到朝廷和尊王攘夷派的激烈攻击。为了缓和慕府与朝廷的紧张关系，以平息普遍的不满情绪和政局动荡，幕府决策机构一方面重新明确幕府受命朝廷的上下委任关系，另一方面推进“公武合体”运动，即朝廷幕府的联合。
作为“公武合体”的一项重大步骤，便是幕府奏请朝廷，希望将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下嫁第14代将军家茂。为此，幕府进行了许多活动，比如中止家茂与贵族伏见宫贞教亲王之妹伦宫的婚姻谈判，散布和宫的婚约者有栖川宫因为封禄甚少而对与和宫结婚感到不安等流言。但尽管如此，和宫一如既往地加以拒绝，而幕府则还是再三奏请，以至于群情哗然，指斥幕府的横蛮无礼。
孝明天皇迫于无奈，曾想让自己未满二岁的女儿代替和宫嫁给将军家茂，无疑幕府不会同意。最后16岁的和宫只得满心不情愿地于1861年12月从京都来到江户，次年2 月，与同年龄的德川家茂正式举行婚礼。
婚姻生活持续了4 年，而家茂为了征讨反对幕府的长州藩从江户出发，扎营大阪，在第二次征讨中因败报频传，忧急交加，终于因狭心症发作而亡，死时年仅20岁。和宫因此而剃发为尼，遁入空门改称静宽院宫。
1866年孝明天皇突然病死（有流言传被毒死），1868年维新派受命朝廷，推举和宫原来的婚约者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举兵倒幕。德川幕府已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和宫也被拖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但是以西南各藩为主体的朝廷的官军兵临江户城下，江户面临一场战火浩劫之际，和宫竟然接受幕府的大臣胜海舟之请求，致信原婚约者有栖川宫请求停止攻击江户以免毁于兵火，并且请求宽大处理德川一族。而这个请求和其他人的活动汇合一起，最后促成了江户的和平开城，同时和宫也在风云动荡的年代又起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作用。此后和宫又活了10年左右，于1877年在她31岁时去世。
一开始是顽强地拒绝与将军结婚，被迫无奈结婚之后又是短暂的结婚生活（仅4 年），而且传说第13代将军夫人对和宫非常傲慢与冷淡，而和宫始终处于将军府中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许多小说都把和宫作为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和悲剧式人物来描写，不少人也对此一掬同情之泪。但是对这种说法也有相反的意见，比如据将军府中的人的说法，和宫与德川家茂夫妻感情甚笃，家茂出征前一夜夫妻俩谈至深夜，和宫还要求家茂顺路到她的故乡——京都时替她买西阵出产的腰带，这后来作为家茂最后的礼物按家茂的遗言被送到和宫手中，和宫接到后，睹物思人，竟茶饭不思，终日饮泣。而在德川将军中不娶第二夫人者也只有家茂一人了。又比如和宫在朝廷官军兵临城下之际为德川一族说情，也似乎不是完全被逼无奈。而更有的人认为，就和宫而言与有栖川宫炽仁亲王的婚约原属幼时长辈所定并非出于自由的选择，相反和宫本人希望避开传统的皇族内部的通婚，寻求新的人生而与家茂结婚。这般说来，和宫又不是纯粹的政治交易的牺牲品和不幸者，相反倒是因与家茂结婚而曾经非常幸福过的了。
和宫被迫下嫁将军，但后来又似乎与将军感情甚笃，她究竟是否完全是个悲剧性人物似乎有了疑问，而本文开头所记述的和宫死后手中的德川家茂的照片也似乎可以向世人说明她对家茂的至死的怀恋。但是，谁又能断然确定，这不是其他人在她死后放在她手中呢？这本身也是一个费猜的谜。
no.3 巴尔狄亚究竟是什么人？
巴尔狄亚本是古代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的兄弟。据说，冈比西斯在公元前525年远征埃及之前，已派人秘密地把他杀死。可是到公元前522 年，巴尔狄亚居然死而复“活”，夺取了王位。冈比西斯闻讯后火速返国，死于途中。
巴尔狄亚在位7 个月后被大流士所杀，于是，大流士便登上了波斯国王的宝座。
这个当了7 个月国王的巴尔狄亚究竟是什么人呢？
大流士即位后，为了宣扬自己的功绩，曾把自己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经过刻在伊朗西部贝希斯敦岩壁上。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说，这个僭位者不是冈比西斯的兄弟，而是“伪”巴尔狄亚，真名叫高墨达，是个祭司。
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的记述，则与大流士铭文有所不同。希罗多德说，这个僭位者不仅与冈比西斯的兄弟司美尔迪斯（即巴尔狄亚）同名，而且相貌也长得十分相似，以致人们分辨不出真伪，只是由于少了两只耳朵（因犯罪被割）才最后露出了马脚。
大流士和希罗多德两人虽然说法有异，但都认为僭位者巴尔狄亚不是冈比西斯的兄弟。然而，大流士所说的高墨达、希罗多德所指的同名者司美尔迪斯，究竟祖居哪里？家世如何？为什么要夺取王位？对这些问题，大流士在铭文中只字未提，希罗多德也没有直接回答，因而关于“伪”巴尔狄亚究竟是什么人的问题在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争论。
有些学者认为高墨达是伊朗高原西北部的米底人。是米底祭司贵族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主要论据有三：其一，高墨达是米底人。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玛高斯是米底的一个部落。波斯祭司都出自这个部落，作为祭司的高墨达自然是米底人。《历史》一书还记载，参与杀死司美尔迪斯的波斯贵族戈布里亚斯在事前也曾说过：“现在我们波斯人又被一个米底人，一个没有耳朵的玛高斯统治着。”其二，高墨达起义和被杀的地点都在米底。大流士在铭文中说，“他（指高墨达）在庇什亚瓦德，在名为阿尔卡德山的地方暴动了”，而该地在米底。大流士说：“我和少数人在米底省尼塞亚地方一个名为西卡瓦什的堡垒里杀死了祭司高墨达和他的最主要的信徒。”据此，高墨达很可能将首都移至米底。其三，高墨达所实行的政策代表米底贵族的利益，具有反波斯的性质。希罗多德说，司美尔迪斯派人到他统治下的各地去宣布免除他们三年的兵役和赋税，“大大地加惠了他的全体臣民，以致在他死后，除去波斯人之外，没有一个亚细亚人不盼他回来”。大流士在铭文中也说：“我［也修复了］祭司高墨达毁了的圣堂。我把祭司高墨达从人民——战士夺去的［属于他们的］牧场和牲畜、奴隶和财产，归还给人民——战士。”因此，高墨达作为米底祭司阶级的代表人物，其起义的目的是谋求米底贵族的利益，损害波斯的军人公社，或者是要恢复米底国的独立并巩固米底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有的史学家认为高墨达免除三年兵役和赋税“都是假话”，其真正的目的是力图使米底的祭司和贵族恢复自己从前的特权地位和分权制度，毫无疑问这会影响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故而“是反动的”。
有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丹达马耶夫在《阿黑门尼德前期的伊朗》
一书中认为不能断定高墨达是米底人。祭司（玛高斯）有米底人，也有波斯人，普林尼等古典作家就常将玛高斯称作波斯人。大流士说高墨达是玛高斯，但并未使玛高斯一词加上任何种族含义，只是稍后的一些希腊作家从希罗多德开始才错误地认为玛高斯属于米底人。然而，克捷西在《波斯志》一书中并没有把斯芬丹丹特（即指“伪”巴尔狄亚）夺取王位和米底人联系在一起；爱斯奇里斯在《波斯人》剧本中说“玛尔达（亦指”伪“巴尔狄亚）沾污了祖国和古老的王位”，这里显然把玛尔达说成是波斯人；斯特拉波在谈到司美尔迪斯即位时也未提及米底人。而且，贝希斯敦岩壁雕像中高墨达的衣着不是米底人的穿戴，其形象是“恶”的象征，“谎言”的化身。丹达马耶夫还考证，高墨达起义的地点庇什亚瓦德不在米底，而在波斯东部；被杀的地点虽在米底，但很难说明已迁都该地，因为根据后来波斯国王一年四季移居不同地区这一传统，尼塞亚离埃克巴坦那不远，高墨达很可能是在夏季和秋初来到此气候宜人的地区度暑。对于高墨达的政策，丹达玛耶夫认为它并不代表米底贵族利益反对波斯人民，因为大流士在铭文中说“所有的人民”，包括波斯人，都拥护高墨达；希罗多德也说司美尔迪斯“大大地加惠了他的全体臣民”，并未讲仅加惠于米底人；免除三年赋税和兵役不是反波斯的措施，而是进行改革，为的是把被征服民族维系在帝国范围之内。丹达玛耶夫的结论是：“巴尔狄亚改革”的目的在于“谋图无限君权，消灭氏族贵族特权，把被征服民族的不同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借以扩大帝国的社会基础”。“改革显然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多数，因此在历史上是进步的”。
我国史学界有的学者也认为在贝希斯敦铭文中或是希罗多德记载中都没有证据说明祭司高墨达是米底人，政变是在米底发动的，也没有理由说高墨达政变是米底人反波斯的斗争；这个政变的本身属于一种反对氏族贵族的平民、贵族斗争。有的史学家则认为高墨达是米底祭司，但其政权是有意利用各地平民的力量来打击波斯贵族势力，从而巩固他自己的统治。
此外，国外还有学者认为高墨达是伊朗马资达克人民运动的先驱、捍卫农民和被压迫者利益的斗士，是封建所有者、贵族和阿黑门尼德國家本身的敌人。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还有人提出，冈比西斯入侵埃及之前并未将其弟巴尔狄亚秘密杀死，僭位者正是这个巴尔狄亚，而非高墨达，亦非同名者司美尔迪斯。
众议纷坛，各执一端，真相难明。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切合历史本身的结论。
no.4 梭伦的尸骨哪里去了？
梭伦的尸骨哪里去了？
凡是读过希腊史的人，无不知晓梭伦这个历史人物，他是公元前7 到6 世纪生活在古雅典的政治改革家和诗人。公元前594 年，正当雅典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紧要关头，梭伦以其出众的才华受命为首席执政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颁布“解负令”取消一切债务，解除了压在下层平民肩上的重担，接着又一鼓作气，打破氏族贵族依血统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惯例，采取按个人财产多少划分公民为四个等级，并改革國家机构，创设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同时他又因地制宜，制定了一些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改革措施，如改革币制，鼓励橄榄油输出，禁止雅典粮食出口；命令公民传技艺给子孙；以授予公民权的优厚条件，引进人才，让有专长的
外邦人定居雅典等等，从而打击了旧的氏族贵族制度，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恩格斯曾把他的改革，称之为一次“政治革命”。
就是这样一位在古代知名度很高的政治改革家兼诗人，究竟死在何地，他的尸骨哪里去了，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据说梭伦出身名门，原籍萨拉密斯。萨拉密斯系一海岛，濒临雅典西海岸，地扼要冲，是雅典的门户。由于其父好善乐施，家道中落，梭伦一度外出经商，周游了希腊和小亚细亚很多地方，增长了不少见识。早在青年时代，梭伦就非常关心國家大事，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当时雅典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密斯多次发生战争。雅典出师不利，屡遭败绩，人们厌战情绪与日俱增，于是作出了反战决议，对凡敢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再言战者，处以死刑。
不少有志青年，慑于反战法令，敢怒而不敢言。唯独梭伦，胆识过人，为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情，竟不顾个人安危，头戴花冠、佯装疯癫，跑到市场中心，站在传令石上，向聚集在周围的人群朗诵他自己创作的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号召人们到萨拉密斯去，“为这可爱的岛屿而战斗”，洗雪那令人难堪的耻辱，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一个雅典人。为了论证夺取萨拉密斯是正义之举，梭伦还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实地考察，说明从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看，萨拉密斯理应是雅典的领土。正是在他的鼓动下，雅典当局终于废除了那条有失民族尊严的反战法令，与墨加拉重启战端，并任命梭伦为前线指挥官。智勇双全的梭伦，不负众望，亲率雅典士兵，出奇制胜，一举夺回了萨拉密斯岛。步入而立之年的梭伦从此崭露头角，声威大震，赢得了雅典平民的信任，被推举为首席执政官，实现了他对雅典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宿愿。亚里士多德称赞梭伦，说他“采取曾是最优良的立法，拯救國家”。说明他不愧是一个“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爱国主义者。
后来，迫于雅典内部的斗争形势，梭伦在任期届满后，晚年再次出游他乡，历访埃及和塞浦路斯。有人讲10年后，梭伦又返回雅典，归隐在家，从事著述终老。一般认为，梭伦享有高寿，活了七八十岁。有人则有不同说法，说梭伦因反对僭主政治的专制统治，一直游历外邦，客死他乡。例如古希腊作家第奥根尼。拉尔修，就说梭伦在80岁时死于塞浦路斯。他虽客居异邦，但对故土拳拳之情，未曾一刻忘却，死前叮嘱亲人，将其遗体运回故乡，化为灰烬，洒在他曾为之战斗过的萨拉密斯这块土地上。因此，克拉提诺斯在他的剧本《赫伊朗》里让梭伦这个角色说道：我住在岛上，因为我——用人们的话来说——被撒遍了整个阿雅斯的国土。
为了论证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在第奥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里，还记载了下面这样一首诗歌：在异乡塞浦路斯的土地上，火焰攫走了梭伦的躯体；他的遗骸为萨拉密斯所得，他的骨灰滋养着这里的庄稼。
轴转木牌把他的英灵一直带上了天庭；因为，他的法律使人民的负担变得最轻最轻。
但是，古代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对此则持相反意见。根据他撰写的《梭伦传》的记载，他认为，梭伦在庇西特拉图做了雅典的僭主之后，“还活了一个长的时期”，至于说梭伦的遗体被焚化，骨灰被撒在萨拉密斯岛上的问题，普鲁塔克十分肯定地指出，“这是一个离奇到完全不能置信的虚构的故事”。然而，他在否定此说之后，又坦率地承认，许多著名作家认为梭伦的骨灰是撒在萨拉密斯岛上，就连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
斗转星移，事隔千秋，何处是梭伦的最后安眠之地，他的遗体是埋葬了还是化为灰烬撒掉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没有得到明确结论的问题，有待学者进一步探究。
no.5 希罗多德卒于何时？
希罗多德卒于何时？
《历史》一书是公元前5 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写的记述公元前6至5 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历史名著。此书在西方一向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因此罗马著名政治活动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虽然写了这样一部历史名著，但是对于他本人的生平，并无详细文献记载，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如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几乎很少提到他，尔后的狄奥尼修斯、海尔米波司、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中虽有些关于他的记载，但均语焉不详，且残缺不全。因此，我们只有根据有限的资料，结合他本人的作品去了解其生平和经历，这就难免在历史上留下诸多有待解答的疑点。
首先，希罗多德的生卒年代就无法确定。现在一般的史书都说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84 年，卒于公元前424 年。其实这种记载是不可信的，仅仅只是一种推测。其推测根据之一是古罗马尼禄皇帝时一位女作家旁菲拉的记载。
她说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公元前431 年），希罗多德是53岁，修昔底德是40岁。但这种说法使人难免生疑，因为她关于修昔底德年龄的记载与其他古典作家的记载出入甚大，且又与史学界通用的修昔底德生卒年表不相符合。既然如此，那她关于希罗多德年龄的记载就值得怀疑。根据之二是：古人在计算大人物的生年时，通常是先以发生在这个人的成年期中的一件最突出的事件的年份作依据，然后再向回计算40年。大家知道，希罗多德是图里伊的建立者之一，而图里伊既然是在公元前443 年建立的，因此希罗多德的生年也就是在公元前484 年了。显而易见，这种推测同样也是不可信的。根据之三是：公元前一世纪的狄奥尼修斯说：其同乡希罗多德是在波斯战争（指公元前480 年薛西斯入侵希腊一事）之前的不久降生的，活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但此处根本没有提及确切的年代。根据之四是：他的《历史》中记载了波斯王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名字，而这位波斯王是在公元前424 年左右登位执政的。因此，希罗多德既然知道他的情况，那就肯定是死在这个年代之后，但究竟是何年？无人能准确回答，只好留此存疑。
其次，关于希罗多德的个人经历也有不少难以解释的疑团。例如被放逐到萨摩斯是在何年？放逐的时间有多久？就难以肯定。有人说他是在公元前461 年被放逐的，时间约七八年；但也有人说他是在公元前454 年被放逐的，时间并不长。两种说法，孰是孰非，难以断定。又如从其它史料和他本人的作品，我们知道他到过许多地方，至于他为什么要走这样多地方，后人根据他的作品作过种种推测。有人说他可能象早期的梭伦那样，是一个到各地采办货物的行商；有的认为他是想仿照他的前辈海卡泰欧斯的样子写一部更加翔实的地理作品；还有人认为他到各地去是为了搜集写作材料，比如他在雅典就朗诵过自己的作品并得到了异常丰厚的报酬。还有：希罗多德的墓碑上写道，他是为了躲避流言蜚语而去图里伊的，但究竟是谁中伤他？为什么要中伤他？这又是一个难解之谜。至于希罗多德童年的生活经历？他是何年开始游历的？何年来到雅典的？为什么会去参加图里伊殖民？他与伯里克利的关系怎样？除《历史》外他还有何著作？凡此等等，由于材料有限，我们都不太清楚。
再次，关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也有一些难解之谜。其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历史》既然是写希波战争，但为什么又不写完全，仅仅只记载到公元前479年呢？对此，史学界有不少猜测。有的说是由于作者突然去世，未能写完全书，故结尾显得突然，未能在适当处告一段落。有的则说希罗多德之所以只写到普拉塔伊阿战役止，是因为这以后斯巴达人退出了战争，这场战争就不再是希腊同波斯的战争了，而是雅典及其盟国同波斯的战争。如果希罗多德把《历史》继续写到公元前449 年，那他就不能忽略在希腊同时发生的事情。希波战争前期，他能赞美希腊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如果他继续写下去，他就一定得描述雅典和斯巴达这对战时伙伴的分裂，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两种意见，何种有理，还有待探讨。另外，《历史》一书究竟写于何时？也是史学界无法确定的一个问题。苏达辞书认为，早在萨摩斯流放时期，希罗多德就写了一部九卷的历史。但根据希罗多德的生活经历和《历史》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当时他不可能完成《历史》一书。人们推测：他的创作活动曾延续数十年之久，他收集资料时并没有打算写希波战争史（这一点从《历史》的一些段落可以明显看出），而是打算写一部地理学著作，描述游历过的许多國家的自然环境、民情风俗和历史故事。来到雅典后，受雅典文化气氛的影响，才立志要把希波战争的经过记载下来。于是，他整理综合收集到的民族学、地理学以及神话中的各种材料，将它们插进那详细描述希波战争过程的《历史》中去，而《历史》的最后完成是在他去图里伊以后。
除此以外，希罗多德是否“商人文化”的代表？为什么有人称他为“说谎话的人”？现在流行的《历史》分为九卷是后来编订此书的亚历山大里亚注释家划分的，这是原书的本来面貌吗？它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吗？等等，要解开这些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见分晓。
no.6 苏格拉底死因缘何？
苏格拉底死因缘何？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雅典城邦的公民。和同时代的孔夫子一样，他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积极倡导他的学说，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人。他的弟子很多，可以说是跟随者如云。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柏拉图了。
公元前399 年，雅典城邦的一个民众法庭以投票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他随后服毒而死，这年苏格拉底71岁。
苏格拉底是历史上第一位被判处死刑的大哲学家。他的死，震动了当时的希腊世界，也以它的悲剧色彩而震撼着后人的心灵。同时他的死也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谜。人们不禁要问，象苏格拉底这样终生以讨论哲学问题为唯一乐趣，至多也不过是同其伙伴们闲谈形而上学的人，在后人眼里又是如此伟大的哲学家，是触犯了哪条法律而终受极刑的呢？而在雅典这样一个标榜自由和民主的城邦里（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 年一次著名的葬礼演说中即如此标榜过），又何以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如此。
判决苏格拉底的直接起因是公元前399 年三位雅典公民美利图斯（mele-tus），阿尼图斯（anytus）和莱孔（lycon ）对苏格拉底提出公诉（按照雅典的法律，每个雅典公民都有权对危害雅典城邦的行为或个人提出公诉），指控他不敬神灵和毒害青年。一个由501 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在听取了双方的辩护和证词以后，以281 票赞成，220 票反对的结果判苏格拉底有罪，而处以死刑。
但是，学者们很难相信，就凭这样的两条并没有多少确凿证据的罪状便足以判处苏格拉底极刑，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然而至于这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却又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因为他在和同伴们的讨论中毫不留情地揭雅典社会名流们的短，而得罪了许多人。这引起许多人忌恨而最终引来杀身之祸，这种说法不无根据。在《申辩篇》里，柏拉图详细描述了苏格拉底如何为证实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而各处抨击雅典各界的名流，让他们丢尽了脸而终于遭到忌恨。也有人认为是出于政治报复。这同雅典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关联，到公元前5 世纪末。民主政治在雅典已经推行了一个世纪，且深入人心。但在公元前5 世纪末，却屡屡受挫。公元前411 年，受西西里远征失败的余波冲击，雅典民主政治第一次被推翻，被一个四百人会议组成的寡头政府所取代，此后不久，四百人会议跨台，民主政治得以恢复。公元前404 年，持续了几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雅典最终为斯巴达所打败，在斯巴达的操纵下，一个由30人执政的僭主政府上台，雅典民主政治再次被推翻。这两次颠覆活动，深深地震动了雅典公民。而在这两次的颠覆活动中，雅典反对民主政治的贵族们都充当了急先锋。这些人中有些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直接导致西西里远征失败而间接导致了第一次颠覆活动的雅典将军阿尔西比阿底斯（alcibiacdes ）曾是苏格拉底最亲密的学生。他却背叛了雅典而投靠斯巴达人。公元前404 年三十僭主的领袖之一克里提阿斯（critias ）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事实上，苏格拉底周围也确实聚集了一批贵族子弟。他们中的许多都反对雅典民主政治（如柏拉图）。因此，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401 年再度完全恢复以后，即把苏氏看做是罪魁祸首之一，而处以极刑。美国著名记者最近撰写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对这个问题再度作了探讨。他认为苏格拉底同雅典民主政治的矛盾，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苏氏的判决，主要不是因为他的学生成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反动者，即是说，不是政治报复，而是因为苏格底的思想从根本上是同民主政治的原则相悖的。苏氏认为，统治一个社会的不应该是少数人，也不应该是多数人，而应该是“有智识的人”（色诺芬语），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应该由那些知道如何管理的人来统治，由专家统治。基于这点，他不赞成所有现存政治制度，也包括雅典民主政制。这种思想，从根本上挖了民主政制的墙角。但是在雅典，任何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因而这种思想仍然得到容忍。然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末，由于雅典民主政治连遭挫折，民主派因而对反民主的思想越来越感到害怕，丧失了从意识形态上同它抗衡的信心，而终于采取了这种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极端措施，演出了这一幕悲剧。
当然，这些都是后人的分析，而在当时，人们也许确实相信，苏格拉底的过错是对神的不敬和对青年的毒害。至少陪审团里的501 人中有大部分相信。阿里斯托芬在《云》一剧中也把苏格拉底描述成一个鼓惑青年的能手。
这可能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对当时人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不能一概否定。
不过，即便如此，苏格拉底之死这个谜仍然没有完全解开。我们知道，苏氏有几次避免被判刑的机会，雅典的民众法庭的审判程序是这样的：在原
告和被告各自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之后，由陪审团投票表决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表决有罪，再由原告和被告各自提出对被告处以什么样的刑罚，然后陪审团再次投票，选择其中比较合适的刑罚。而在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后，他本可以提出比较合适的刑罚，来博得陪审团的同情的。他可以提议流放，这是当时比较重的惩罚。但是苏氏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故意激怒了陪审团。他先提出自己应受的惩罚是由政府把他作为有益者供养起来，给他提供免费就餐（《申辩篇》），而后又提出罚款3000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单位），但这也是一个较轻的惩罚，苏氏的弟子和朋友都劝他提出一个重的罚款，并主动帮他出钱，但苏氏都拒绝了。即使是在判决以后，他也有机会逃走，而且他的弟子和朋友们也安排好了。但他再次拒绝了。他自己选择了死，为什么呢？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
无论怎么说，苏格拉底的死都是一个悲剧，或许是为思想而献身的缘故，他死得那么从容。服毒前他先送走了妻子和孩子，对他的弟子和朋友们说他不想看到他们哭泣的样子，想欣慰地去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他的弟子克里托（crito）说的：“我还欠阿斯克里皮乌斯（asc1epius）一只鸡，不要忘了还他。”
no.7 修昔底德其人其事如何？
修昔底德其人其事如何？
修昔底德在欧洲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一般还把希罗多德与他并称为历史著作的奠基人。从古代到现代，都有不少学者抄录、翻译和研究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对于他的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些疑点始终未弄清楚，这主要是由于年代久远和缺乏可靠资料所致。幸存传世的古典作家的作品中很少提到过他，公元前1 世纪的戴奥尼修斯、公元1 至2 世纪的普鲁塔克和波桑尼阿斯的著作中虽有点对他的记载，但都是些残缺不全的零散记录。人们也试图从修昔底德本人的著作中去寻找那些涉及他自己经历的部分，但十分可惜，其著作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也只是一鳞半爪，提供不了多少依据，这就不免在历史上留下了若干疑点。
首先，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卒年代是一个疑点。现在一般都说这位雅典人生于公元前460 年，卒于公元前399 —396 年之间，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
推测的根据主要有三，一是他开始著作时的年龄；二是公元前424 年他担任雅典将军职务时的年龄；三是他的著作终止时的年龄，这三点在他的著作中都有迹可考。例如他说在战争爆发之初（战争公元前431 年爆发），他就已经开始写这部著作了，这时，“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
人们据此推测，公元前431 年时，修昔底德至少有30岁左右了。另从修昔底德于公元前424 年担任了将军职务这一事实来看，他的出生时间最迟应在公元前455 年或以前不远，因为依照当时的雅典法律，必须年满30岁者才有资格担任将军职务。公元前5 世纪有一个叫马赛林那斯的人为修昔底德写过传记。他认为修昔底德死时不过50多岁。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说法，并推测修昔底德死于公元前399年或此后不久（因为他突然中止的未竟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提到的最晚事件是发生在公元前399 年），那么他出生于公元前460 年前后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不过这一说法仅仅是一种不甚严谨的推算，严格说来并没有完全的说服力。罗马帝国时期一个叫旁菲拉的女作家的推算结果就不同，她认为既然修昔底德自叙在战争开始时，他的年龄相当大了，能够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了，故当时他应该已是年届40的壮年了。由此推算修昔底德出生于公元前472 年，他死时已有70—80岁了。因为缺乏可靠的证据，这也只能是一种难于完全相信的推算而已。
其次，修昔底德的死因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对此的说法众说纷坛。公元2 世纪希腊史学家波桑尼阿斯认为修昔底德在归国途中遇刺身亡；《大英百科全书》修昔底德条的作者说他可能是死于战后动乱年代的暴力事件；有人则认为他忧伤死于自己的工作台上。诸如此类说法差异颇大，但有一共同特点，即都认为修昔底德是猝然死亡的。其证据来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突然中止的，而且该书明显具有来不及修补的痕迹，甚至连最后一个名字都是不完整的。这一推断大概是确实的，但修昔底德究竟是什么原因、何时何地猝然身亡，葬在何地却难以确定。
再者，关于修昔底德的个人经历我们也知道得甚少。修昔底德只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由于他在安菲玻里一役中援救失误，被撤去了将军职务，并被判处放逐国外20年，除此之外，我们对于他的其他经历并不十分清楚。至于他是如何进行写作的、他访问过哪些地方、请教过哪些人、除安菲玻里战役以外他还亲自参加过哪些战役等等，其著作中一概未提。马赛林那斯写的《修昔底德传》不但其作为根据的材料有限，而且其结论大部分有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此书不能在这些问题上给予我们多少帮助。
关于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有一些难解之疑，其中突出的是：为什么最后一卷一改他的一贯文风，而完全舍弃了直接引述演说辞的写作形式？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史学家克刺替帕斯以当时雅典文风的改变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种解释似乎也难自圆其说，因为稍后的色诺芬继续修昔底德著作而写作的《希腊史》仍然采用了演说辞形式。有人认为这只是修昔底德的初稿，几处重要地方的言词只作间接陈述而未作直接演说辞的形式，他来不及修订就突然死亡了，这种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不过也有人因为这一点而怀疑最后一卷是否是别人的作品。还有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他的著作只叙述到公元前411 年冬季就突然中断了呢（战争于公元前404 年结束）？
普鲁塔克、波桑尼阿斯和马赛林那斯等认为这是由于作者的猝然死亡（如遇刺等原因），所以他的著作成为未竟之作。有些人的看法则不同，他们认为修昔底德是站在雅典的立场上来撰写这部著作的，当他从雅典称雄写到临近失败时，书中充满着一种悲伤气氛，这时作者为之黯然伤神，终于满腹忧伤地死去，这是作者中途辍笔的原因。另外还有些难于解答的疑点，例如：原来修昔底德的著作究竟是如何编排的？现在流行的版本把全书分为八卷符合修昔底德的原意吗？在没有进一步获得有效资料作为佐证之前，以上这些问题恐怕只能继续作为疑点存在于世，尽管人们可以进行各种推测，但毕竟难于得到无可置疑的答案。
no.8 苏拉为何突然引退？
苏拉为何突然引退？
有人说财欲、情欲、权力欲为人类社会的三大欲望。
三者中，又以权力欲最具吸引力。原因是权力欲的实现是满足另外两种欲望的保障。多少统治者为了做个万民之主，勾心斗角，兵戎相见，甚至不惜抛头颅、洒鲜血。然而，古代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苏拉在夺得最高权力以后又自愿放弃。他的突然引退，千百年来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公元前138 年，苏拉出生于古代罗马的一个破落的贵族之家。他自幼喜爱文学艺术，善交际，爱风流，终日混迹于优伶、小丑和娼妓之中，对人生、
对社会很有一番阅历和自己的一番理解。他既羡慕先辈的官场得意，家道昌盛，又不满意自己无所作为的处境。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渐渐养成了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也使他的个人野心日益膨胀。
而立之年，苏拉还是无甚作为，生活依旧。但其后不久，突然时来运转，连续几个偶然的机缘，为其个人野心的实现开辟了道路。首先是一个富有的名妓早年夭折，临终时将其财产悉数遗赠给他。继而他又继承了继母的遗产。
两笔巨额的财产，使苏拉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夜之间从一个破落子弟跃为富翁。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也由此跻身于社会上层。这时候正值阿非利加发生朱古达战争，苏拉随统帅马略出征。战争中，又一个偶然的机会，苏拉生获对方统帅朱古达，结束了令罗马人深感头疼的朱古达战争。罗马人把他当作民族英雄来崇拜。这一切，使苏拉身价倍增。从此，他大显身手，无所顾忌，用联姻的方式网络势力，用贿买平民的办法竞选行政长官。在荣誉和权力方面，他一路凯歌，扶摇直上，终于与当时权势最大的马略力量相当，秋色平分。
在他50岁的那一年，东方的本都国王反叛。元老院决定出兵东方，但在军队统帅人选一事上，苏拉与马略竞争激烈。最后，依靠元老院的支持，苏拉终于当选为执政官，同时取得了军事的统帅权。但当他一离开罗马，马略便夺回了政权，控制了元老院。苏拉闻讯，半途回师，进攻罗马城。马略虽战败，但当苏拉重去东方时，他又在罗马推翻了苏拉的势力。苏拉急于赶回罗马，匆匆忙忙在东方结束战争，率领4 万大军回师罗马，与马略派开始了一年半的血战。整个罗马城血流成河，10余万人死于非命。最终，苏拉夺回罗马，马略兵败外逃。这次战争首开罗马人攻打罗马城的先例，苏拉也因此在罗马历史上留下了骂名。
为了维护在罗马的统治，苏拉实行恐怖政策，颁布“公敌宣告”，对马略党人大肆捕杀，弄得整个罗马人人自危。他为了终生掌握國家最高权力，不惜践踏民主传统，強奸民意，威慑元老院，终于取得终身独裁官职位，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以前，独裁官一职是國家处于危难之时才选举产生，任期不得超过半年。而现在苏拉变独裁官为终身制，表明他要永坐江山，直到命归黄泉。而且，苏拉为了确保自己终身的独裁统治，进行了种种所谓的“宪政改革”。他取消了民众大会的否决权，削减了保民官的权限，以自己的亲信300 名补充元老院，使元老院由原来的300 人增加到600 人。
然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苏拉在取得终身独裁统治权的第三年，突然宣布辞职，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隐居到他的一座海滨别墅。他曾为争夺最高权力含辛茹苦，赴汤蹈火，不惜以道德的堕落、國家的灾难和人民的生命为代价，而现在，他的愿望得以实现，权势如日中天；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而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一大批亲信爪牙，他完全有力量、有信心控制整个罗马，然而他却自愿放弃了这种最高权力。
至于引退的原因，苏拉本人没有说过。据说，当他决定放弃权力时，曾在广场上发表过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如果有人质问他的话，他愿意说明辞职的原因。当然，在那种情况下，是没有谁敢冒着生命危险去质问他的。辞职以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奇怪的是，这位“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的苏拉竟然忍受了这个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青年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不会放弃它了。”
由于苏拉本人没有说明引退的原因，这个问题便成了历史之谜，古往今
来，众说迥然。或说他在三年独裁统治后还政于民是明智之举；或说是改革无望而急流引退；或说是他在满足权力欲望后厌倦战争、厌倦权力、厌倦罗马而向往田园生活；或说是他患了严重的皮肤病，无法清理朝政而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政权。不管怎么说，苏拉的引退是令人惊异、令人难以理解的。
no.9 瓜亚基尔会晤的迷雾何时能揭开？
瓜亚基尔会晤的迷雾何时能揭开？
瓜亚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一座城市，美丽多姿，风景如画。市中心是著名的一百周年广场，10月9 日大道直穿广场通向繁华的马莱孔滨水区。
人们在滨水区街头漫步，壮观典雅的市政厅和政府宫顿时映入眼帘，但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是一尊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紧紧握手的巨型石雕像。这是为永远纪念1822年7 月26日至27日两位拉美独立战争领袖在瓜亚基尔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而建立的。
拉美独立战争爆发不久，圣马丁先后统率大军解放了阿根廷、智利，1821年7 月解放了利马，本人被推举为秘鲁國家元首“护国公”，但西班牙殖民军主力仍未被消灭；而这时玻利瓦尔在解放大片土地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今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在内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为了彻底铲除殖民势力，共商独立战争大业，在革命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两位拉美独立革命的伟人于1822年7 月举行了永载史册的瓜亚基尔会谈。
1822年7 月13日玻利瓦尔先期抵达该城。26日中午圣马丁乘坐的帆船停靠瓜亚基尔港口。在圣马丁前往宾馆的路上，步兵列队欢迎他的到来。玻利瓦尔在宾馆大厅一见到圣马丁就迎上前去伸出手说：“我终于实现了见到威震四方的圣马丁将军并与您握手的愿望。”随后一起上楼走进一间宽敞的布置一新的接待室，在稍事进行礼仪活动后两人就开始没有第三者参加的秘密会谈。会谈第二天继续进行。两天会谈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会谈结束后也没有发表任何公报和宣言。28日凌晨一点，当盛大的舞会在欢乐的乐曲声中继续进行时，圣马丁将军决定退场。他对手下人说：“我们走吧！这里的喧闹令我受不了。”他起身悄悄地与玻利瓦尔告别，在任何人也不注意的情况下由玻利瓦尔一名副官引路，走出小门，登船起航。9 月22日，圣马丁在秘鲁国会上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辞去了护国公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并当晚取道智利回到了阿根廷。1824年2 月，圣马丁带着女儿梅塞德斯去欧洲，
1850年8 月病逝在法国，其间再没回拉丁美洲。玻利瓦尔在完成南美洲解放任务后曾设想在南美组建大的联邦，但由于各国间的矛盾和各国内部矛盾激化，未能如愿。不久南美陷入混乱之中，1830年5 月他辞去了大哥伦比亚总统职务。长期戎马生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同年12月因病去世。
关于这次会晤的内幕一直是历史学界引起讨论和争议课题。虽然当时没有什么记录留下，但后人根据当时形势，两人公布的信件，两人间关系及会晤前后各种迹象，进行了各种分析。较普通的看法是，这次会谈涉及到的内容有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两支军队协同作战、两人军事指挥关系、瓜亚基尔归属、独立后拉美政体形式、秘鲁建立何种形式政府及如何确定秘鲁北方疆界等。由于两人观点的截然不一致，不欢而散，最后圣马丁决定让贤，以便玻利瓦尔在没有任何妨碍下独自完成南美独立任务。
但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不这么认为，而是说圣马丁当上了秘鲁护国公，迎合内部封建贵族势力要求，这既违背了他当初参加爱国组织劳塔罗宗旨即为建立拉美共和制而斗争，也引起下属不满，以致他在阿根廷、秘鲁都得不到支持，觉得他“在那里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合适的”。长期的战争生活又耗尽了他的体力，而缺乏刚毅性格和锲而不舍精神，意志消沉和厌世情绪已不时流露，他在给奥希金斯信中不加掩饰地说：“你会责备我没有完成事业就罢手。你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的道理比你的更充足。……我的健康情况相当恶化，这个國家里的气温将把我送进坟墓。总之，我牺牲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为西班牙人服务，牺牲了自己的中年时代为祖国服务，我现在有权利安排自己的晚年了”。由此可见圣马丁后来撒手丢下拉美独立大业过他的隐居生活是意料中的，也是必然的。
阿根廷、委内瑞拉等拉美國家一些学者和美国及我国一些历史学家均认为独立后拉美的政体形式是这场会谈的主题，两人在这问题上分歧尖锐。圣马丁一贯坚持独立后各国建立君主制，甚至企望由欧洲某一亲王来治理秘鲁，但玻利瓦尔则极力主张推行共和制，实现大陆联合。他在1817年致胡安。普埃伦东信中呼吁“把我们所有的共和国组成一个政治实体”。1818年他公开宣布“我们的座右铭是：南美的联合”。1826年为实现他《牙买加来信》中理想，在巴拿马举行首次美洲大陆国际会议，通过建立拉美國家联邦宣言。虽然因各种原因终未实现，但他至死都为此奋斗。美国的艾。巴。托马斯也指出，“玻利瓦尔不能接受圣马丁关于被解放國家特别是秘鲁的未来政体的君主制思想。”
委内瑞拉的萨尔塞多—巴斯塔多博士则认为这次会晤达到了双方共同期待的成果，联合起来求解放是一致的目标，双方没有发生对峙，也没有出现障碍，而且颂扬两人都有着完美无瑕的高尚情操。
另一位委内瑞拉史学家奥。米哈雷斯提出这次会谈没有什么重要性，第一，要讨论的瓜亚基尔地位问题，实际已解决；第二，两人在短暂会谈中仅对诸多问题泛泛交换意见；第三，两人均无权谈判或缔结任何协议；第四，圣马丁在阿根廷、秘鲁的威望已下降，无什么力量支持。
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研究会出版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传略》则持下列观点：会议“主要目的是谈判瓜亚基尔的前途问题”，但“未能实现，因为当时该省已加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玻利瓦尔秘书何塞。佩雷斯认为两位伟人主要讨论下列问题：瓜亚基尔归属，圣马丁持反对卷入的态度，关于美洲各国政体，圣马丁主张君主制，
玻利瓦尔坚决反对；关于秘鲁与哥伦比亚间领土问题，双方均认为无权参与；至于建立西班牙美洲联盟，圣马丁赞同玻利瓦尔观点。
阿根廷历史学家恩里克。德甘迪亚不同意将圣马丁卸职说成是因为遭到失败和玻利瓦尔有其野心，而认为从圣马丁当上护国公一天起就有言在先执政不超过一年，而瓜亚基尔会谈只是商讨两人统率的部队如何联合起来打败西班牙殖民者。
瓜亚基尔会谈已过去170 年了，会谈的两位巨人也早已长眠于地下。玻利瓦尔在会谈结束的第二天致桑坦德信中仅说“我们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拥抱、谈话和告别”，如正是如此有必要在硝烟弥漫的当口跑到瓜亚基尔来寒喧、聊天吗？这是事实吗？瓜亚基尔会晤的内幕也许将永远作为一个历史悬案留在人间。
no.10 1942年克里普斯访问印度的真意是什么？
1942年克里普斯访问印度的真意是什么？
1942年春，正当世界人民同德日意法西斯國家鏖战方酣之际，英国下院领袖、掌玺大臣克里普斯携带解决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亦称《克里普斯方案》），风尘仆仆地飞往新德里访问。克里普斯的印度之行耐人寻味，引起学者和政界的关注和兴趣，一时里议论纷纷。人们不禁要问，在大战关键时刻，英国当权人物为何要采取这一行动？目的何在？会谈为何失败？谁该负责？等等。对这一连串疑问的回答，至今尚无定论。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战时联合内阁派遣克里普斯访印呢？目前，在国内外学者和史学家的著述中，大致有四说。一曰“丘吉尔决定说”。一般认为，此举是丘吉尔首相本人决定的。而这一决策又同当时战局密切相关。
1941年12月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日本加速了侵略步伐。1942年春，新加坡、仰光先后沦陷。
南亚次大陆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印度的东大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岌岌可危。素以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著称的丘吉尔首相，为了确保帝国生命线——印度殖民地的完整无损，免受日军蹂躏，当机立断，派遣克里普斯访印，以此来加强英国的地位。
二曰“罗斯福干预说”。美国一些学者并不完全同意上述说法。他们认为，这一决定主要是出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影响和干预。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同日本争夺南亚次大陆的斗争更加尖锐、更加突出。由于英军的节节败退，东南亚國家接二连三地失守。远东战场这一局面对盟国极为不利。由于中国与外界的海上联系被切断，中国战场更难得到盟国的支持和合作。东南亚形势剧变，国内外对丘吉尔政府的压力与日俱增。当时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出于盟国共同事业的需要，并以印度所处战略地位考虑，曾向丘吉尔频频施加影响，要求早日解决印度问题，以争取印度人民尽快投入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2 月5 日—21日，在罗斯福的支持下，蒋介石夫妇访问了印度，试图劝说英印政府改变对印政策，但未能成功。3 月中旬，罗斯福本人获悉克里普斯即将启程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印度总督林利思戈，说他已任命约翰逊上校作为他的私人驻印代表，名义上担任美国驻印度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约翰逊上校多次向罗斯福汇报克里普斯与国大党领导人会谈情况，并多次从中斡旋，力促达成协议。
三曰“工党压力说”。众所周知，战时英国联合内阁中，在对印政策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工党内部出现一股势头，要求丘吉尔改弦更张，放弃僵硬政策，缓和矛盾，争取印度参战，特别是克里普斯，力主改善英印紧张关系。丘吉尔害怕内阁分裂，慑于工党压力，才作出上述决定的。
四曰“印度呼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三天，即1939年9 月3 日，林利思戈总督未同印度各党派磋商，擅自宣布印度参战。他的这一决定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反英反战斗争高涨，尼赫鲁要求先独立，后合作（战时）；丘吉尔则坚持先合作，后独立（战后自治）。至于印度自由派一些人士，例如，萨普鲁等人也联名上书，向丘吉尔本人直接呼吁，要求英国采取实际行动，以缓和日趋尖锐的英印矛盾。对此呼吁，丘吉尔不能无动于衷。
1942年3 月23日，克里普斯一行携带由他本人参与草拟的《宣言方案》飞抵新德里。第三天开始同国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这一方案的内容包含两大部分，共五条，第一至第四条，基本上是有关战后印度的未来地位（通称“长远计划”），第五条是有关印度在战时合作的问题（通称“近期计划”）。
根据前四条内容，战后印度将建立一个联邦，起草宪法。第五条是有关大战期间的临时安排，主要涉及国防问题及其负责人人选事宜。整个方案没有一条讲到给予印度独立。十分明显，方案向印度提供的只是一个空洞的许诺，并且不准备立即付诸实现。无怪乎，甘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家濒于破产银行的一张远期支票”，无法兑现。所以，国大党领导人很快拒绝这个方案。后经约翰逊上校的斡旋，双方就国防问题进行了商谈，终因丘吉尔坚持顽固的立场，会谈宣告破裂。主要是在国防和成立责任政府问题上，由于英国缺乏诚意而未能最终达成协议。
1942年4 月13日，克里普斯两手空空地离印回国。那么，会谈失败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西方和印度学者和史家各执一词。
不言而喻，英国一些当权者站在殖民主义立场上，把失败的责任推在印度身上。当时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多艾默里说，克里普斯不远千里飞往印度会谈，以求达成协议，可是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却不肯向前走动一步来使彼此接近。克里普斯本人则想方设法为自己洗涮责任。他把失败责任推在甘地身上，因为是甘地打电话给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拒绝这个方案的。战后出任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印度两大教派（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
然而，也有的学者认为，克里普斯赴印使命的失败，是同罗斯福总统屈服于丘吉尔的压力有关。特别是同罗斯福的特使霍浦金斯带给丘吉尔的口信有关。因为前者告诉后者，约翰逊上校并非罗斯福派去调处印度问题的代表。
这一口信，丘吉尔听后正中下怀。所以，后来他以委婉但多少带有警告的口气，告诫罗斯福不要介入印度事务，以免处于尴尬地位。罗斯福接受劝告，最后不得不作出印度问题“不关我事”的表态。
当然，国大党领导人和印度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的看法是，会谈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英国内阁中，以丘吉尔为首的强硬派和林利思戈总督顽固地坚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克里普斯赴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安抚人心，稳住印度局势，以增强南亚的防务力量；二是安抚盟国，主要是为了安抚罗斯福，以此表明并非不打算解决印度问题。正如尼赫鲁所说，真正的问题是，英国不想把它所掌握的权力移交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在国大党领导人看来，《克里普斯方案》不是填平了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鸿沟，而是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了分歧，英国正好利用这一矛盾，拖延印度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