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盖伦著作何时有了中译本？

盖伦著作何时有了中译本？
　
　　盖伦（cludiusgalen，129 —199 年），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西方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著名医学理论家。曾先后在希腊重要城市斯米那（smyrna）科林斯（corinth ）和当时文化和医学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学医。后回罗马周游行医。他不仅重视理论知识，也很重视实际经验，而且做了许多动物解剖实验，开创了实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先声。他虽没有解剖过人体，但解剖了各种动物，包括猪和猿。通过对猿的解剖研究，他发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解剖知识和生理现象，特别在肌肉结构及脑神经、心血管方面。他的医学思想源于希波克拉底，他的哲学思想则源于亚里士多德。他的学说在中世纪教会的黑暗统治下，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都被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被权威化和神圣化，只许分毫不差地引用、重复，在2 至16世纪实际统治西方医学长达1400多年。直到文艺复兴之后，主要是16世纪维萨里的解剖学和17世纪哈维的血液循环论发现，才推翻了盖伦学说的垄断统治。他的著作甚多，范围广泛，除医学外，还有哲学、数学等。其中有些已佚，有些被译成拉丁文和阿拉伯文，至近代又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比较重要的有《论解剖操作》、《论医学经验》、《论自然力》等。

　　盖伦的学说何时传入中国的呢？有的学者认为是在清末西学东渐后，中国人才知晓盖伦的名字和他的成就。其实早在明末清初，盖伦的学说和思想已陆陆续续地由来华那稣教上译介入中国，如被认为“西洋神经学传入之嚆矢”的利玛窦《西国记法》和艾儒略《性学觕述》等所介绍的神经解剖学知识，以及汤若望《主制群征》中有关视神经、三叉神经、腭神经、听神经和面神经、迷走神经等脑神经的生理描述，就是依据了盖伦的区分。汤若望《主制群征》卷上五所述的人身骨骼之数及功用，肌肉结构及其运动状态，邓玉函《泰西人身说概》中有关人体骨骼与肌肉；有不少即盖伦的发现。被视作“西药制造术最初传入中国”的熊三拔《药露说》一书有些有效药物正是西方称为“盖伦制剂”的一些复方。熊三拔的另一本书《泰西水法》中述及利用大自然温泉疗法正与盖伦有关气候疗法出于同一理论。

　　但有不少史家认为盖伦著作可能在更早就有了中译本。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ceorgesarton）在其名著《科学史导论》一书中指出，在公元988 年，已格达一位名叫阿布尔——法拉兹。伊本。阿布。雅卡布。纳丁所编的《科学书目》中，记载了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本。查卡利亚。拉齐（850 —925 ）的名医和炼丹术士的著作中，有一段记载。称“有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他在本城（大概是巴格达）住了一年左右。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学会阿拉伯文，并且确实做到讲得流利，写得通顺。当他决定回国后，他大约提前一个月对我说：”我要离开这里了，假使有人愿意在我离去以前，把盖伦的16卷著作读给我听，我将非常快乐。‘我告诉他说，这点时间还不够抄录一小部分。可是他说：“我求你在我走之前，把你的全部时间都送给我，并且尽快地读给我听。你会看到，你能读多快，我将写得比你还快。’这样，我和我的一个学生，便尽量快地读盖伦的著作，而他却写得更快。我们起先不相信他会正确地抄录下来，后来我们校对了一下，发现他写得完全正确。

　　我问他怎么能这样快，他说，在我们有一种书法称为速写，这便是你所看见的。当我们需要很快抄录时，便用这种字体，然后再把它改写成普通的文字‘。

　　可是他又说，一个能学得很快的聪明人，也需要有20年的时间才能掌握这种书法。“

　　这条材料同时还出现在英国史家希蒂（hieti ）的《阿拉伯的历史》和德国史家迈里（mieli ）的《阿拉伯的科学》等史著中，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认为，从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接触的这一短短的动人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学者所用的是草书，这个故事即使不是绝对可靠，但能有力地说明，公元10世纪盖伦的著作至少有一种中译本。

　　遗憾的是，在浩瀚的中国古文献中，我们至今还尚未发现可以与这一记载相印证的材料，这位在巴格达留学的中国学者的姓名是什么？他所译盖伦的著作是哪一种？其中译本下落如何？至今仍是一个谜。

no.2　《圣经》的作者是谁？

《圣经》的作者是谁？
　
　　《圣经》究竟是不是一本“圣”书？它是不是得自神的旨谕、晓示神的旨意，因而纳容绝对正确无讹，永远神圣不可侵犯？这不仅使神学家、历史学家颇感兴趣，而且一般的普通群众也对此兴味盎然。犹太教或基督教神学家，尤其是传教士、牧师都说《圣经》是神圣的书，不是上帝亲自编写的，就是上帝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口授、委托摩西编写的。当然这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信仰。而其他的人对此却提出了质疑。19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把史料考据方法应用于分析和批判《圣经》及有关资料，创立了《圣经》考据学和实证宗教学。使人们得以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研究基督教的经典文献——《圣经》，从而为拨开笼罩《圣经》的迷雾作出了可贵的探索。现在有人已证明《圣经》并非上帝或摩西所作，而是后人的作品。但究竟又是何人所作呢？

　　《旧约》学家、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理查德。埃利奥特，弗里德曼所作《〈圣经〉系何人所著》指出，《圣经》是真实和杜撰的混合物，他研究了《旧约全书》头5 篇，认为它们是由4 名作者于公元前922 年——前622 年（摩西死后几百年）间陆续写成的，并由1 名编辑将4 个人的著作编辑在一起。

　　弗里德曼发现，几篇前后用词有别，章节互相矛盾，重复性多。他通过对用语的分析和用考古学的方式去取得证据，坚信有两名作者大约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一位住在约旦王国，另一位住在以色列。住在以色列的用希伯莱语称神为elohim，称“e 作者”；而约旦的则称神为yahweh（耶和华），或tehavah ，其著作一般称之为“j 神会录”。

　　第三位作者为“p ”，并一致认为他肯定是个传教士，住在耶路撒冷，是摩西之兄亚伦的后裔。头五篇不仅美化了亚伦的作用，同时也美化了教士团的作用，笔下的上帝是严肃的、超越宇宙的。

　　第四个作者——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中《申命记》的作者，不是先知耶利未，便是他的秘书巴鲁。理由是《申命记》里使用不同词汇的现象非常突出。那种语会仅仅出现在另一本著作——《耶利未书》里。此外，《申命记》持有与耶利未同样的观点。

　　关于编辑，弗里德曼认为由ezra（任秘书之职的亚伦派教士）于大约公元前450 年用剪刀加浆糊的办法编辑成集。

　　学者对弗里德曼的看法，争论最大。许多人认为，《申命记》的作者是一群人的可能性较大。布兰迪斯大学《圣经》课荣誉教授萨尔纳认为，两本书的语言之所以有相似之处，表明了《耶利未书》很可能受到了《申命记》的影响，而不能说明《申命记》是由耶利未一人所写。

　　学术界主流圈子以外的人士断然不同意以上观点，尤其是福音派基督教徒和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对由多人参与写作《圣经》这一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那是与他们一贯相信的《圣经》头五篇是由摩西所写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三一福音学院教授迪尔菲尔德将弗里德曼分析斥之为“一团乱麻”，认为《圣经》里的记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法将其删改，《圣经》

　　故事虽有重复，但并不表明是由多人所写，“用不同的说法不断重复”故事，只不过是为了得出同一个结论。

　　纽约叶什瓦大学的罗森鲍姆说，《圣经》里出现矛盾是“上帝”为了强调其重要性而故意如此安排的。对上帝的不同称呼表示不同的职务———个叫权威的上帝，另一个叫慈悲的上帝。

　　但多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圣经》头五篇由多人所写的观点并未提出异议。“在作为人类文献的《圣经》里有很多人出于信仰而署名是有可能的。此外，他们还一致认为，全体信徒都感到了上帝——上帝与大家同在”。

　　哈佛大学的保罗。汉森这样说。

　　对许多虔诚的宗教徒来说，作者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内容。不管作者是谁，总之《圣经》是被宗教界所接受的范本。

　　显然，《圣经》无绽并非为上帝所作。但究竟系何人所作、是由集体创作完成或是由个人撰写而成的呢？这仍是一个未彻底揭开的谜，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和论证，然而这并不影响《圣经》的地位，相反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西方文化之源提供很好的佐证。“上帝死了”，但《圣经》还在，要探究西方文明的文、史、哲、经、法等就不能不研究《圣经》。我们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史料的发现、《圣经》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会发现的。

no.3　《圣经》是“圣书”吗？

《圣经》是“圣书”吗？
　
　　《圣经》可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部文集，也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部书。

　　古代巴勒斯坦地区的希伯莱人（包括以色列与犹太人），曾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他们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一部最宝贵的文献，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它分《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是犹太教的《圣经》，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个部分。内容包括世界和人类起源的传说故事，犹太民族古代历史和犹太教的法典，先知书、诗歌、格言等作品，汇集了公元前1300年至100 年间的资料。《新约》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成书于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下半叶。

　　《圣经》一向被认为是宗教教义的经典，称为“圣书”。然而，近年来科学家对《圣经》的研究表明：《圣经》并非是或不仅仅是“圣书”。

　　《圣经》在西方國家有深广的影响。有人认为，它不仅是信仰问题而且早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在那样的传统中教养出来的人来说，“《圣经》里的辞句和节奏，也会印在他的脑海，成为他思想组成的一部分……以至引用《圣经》的辞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出自《圣经》”。西方一些道德、伦理甚至法的观念都与《圣经》有关，即使美国的《独立宣言》还称“人被造出来是平等的……”。

　　还有人认为，《圣经》中记录的古代希伯莱人的历史传说，历史学家、文学家的作品和民间传说、故事、谚语、爱情诗之类，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尤其是《旧约》，不少传奇故事记述具体，描写生动，许多诗歌写得非常优美，如《雅歌》，比喻贴切，形象鲜明，感情真挚。

　　还有人认为，《圣经》不但自身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为西方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成了欧美文学的宝库和土壤。《圣经》对欧洲文学艺术的影响相当深远。许多作家，如但丁、弥尔顿、拜伦、普希金等，都曾利用《圣经》提供的素材写作出了著名的作品。翻开《简爱》，还没有进入正文，作者第二版前言便定下一种基督教的基调。前言核心部分援引《圣经》写道：“亚哈不喜欢米该亚，因为米该亚对他作预言从不说吉话，单说凶言，也话他更喜欢基拿拿的爱谄媚的儿子；但是亚哈如果停止听奉承而听忠告，他倒可以逃过一场流血的惨死”（亚哈与米该亚的故事见《旧约。列王纪上》在这里作者把正义作家直接比作《圣经》中向暴君发出逆耳忠言的古代先知，即最权威的宗教与道德的维护者；她举萨克雷为这方面的典范，自己当然也包括在内。此外，这短短的一篇前言，从语言、文体而论，那仰扬顿挫，全然是《圣经》1611年“钦定”英译本的节奏，而且用词古奥，语气重，恰似希伯莱先知的庄严的告诫。《简。爱》一书的叙述、对白和自白中有60多处或引用《圣经》，或借用、化用其中的典故、故事、比喻和形象，行文直接提到上帝的地方更是多不胜数。尤其令人触目的是小说中心人物简。爱的塑造中受基督教《圣经》的影响。

　　还有人认为《圣经》“包含着为数颇多的原型意象，构成了系统的原型图谱，它们是犹太人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在文学中的反映，表达了该民族世世代代的感受、情感的思考，这些原型有相对的普遍适应性，以及人类感觉和联想的共通性，从而成了一种跨文化的符号，把《圣经》与欧美文学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它们在欧美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了欧美文学创作的灵感、触媒和更力重要的源头。（刘平炎：《圣经文学的源流与原型》续三，《宗教》）。

　　因此，有人认为在评论西方文学作品时，不仅社会、历史、文化、心理、语言诸因素要考虑入内，看来基督教《圣经》的影响也应有一个地位。《圣经》的辞句、比喻、隐喻、形象、典故、故事等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多不胜数，有时索性构成作品的题材，《失乐园》只是一例而已。而《圣经》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和影响未必都是‘思想局限’和‘消极影响’，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作家，如威廉。布莱克、威廉。莫里斯等不都从《圣经》取材吗？“

　　（朱虹《基督教〈圣经〉与〈简。爱〉》，刊《读书》1987年第2 期）。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圣经》是一部反映古代中、近东事实和传纪的史书。例如《旧约全书。创世纪》中有一个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按照上帝的旨意，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用歌裴木造了一只方舟。当洪水来临时，全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一切生灵都被淹死了，唯独诺亚的方舟载着他的一家老小和动物漂浮在无垠的水面上。以往一直认为这不过是荒诞离奇的传说。但不久前在伦敦博物馆工作的史密斯在译读一首史诗时，发现其中一段有关洪水的讲述，与之十分相似。看来，神话般的传说中还包含着历史的真实。《创世纪》还说：“7月18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亚拉腊山在土耳其东面，该国探险队于1955年在亚拉腊山顶的冰河中找到一块木头残片，经科学家鉴定，至少是5000年前的歌裴木，很可能就是方舟的残片。一些考古学家和史学家根据资料认为：在与《圣经》记载洪水方舟的相近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流域的确有过一次特大洪水。这场罕见的大水不过是区域性的，绝不会淹没整个世界。

no.4　古伊朗圣典《阿维斯陀》产生于何时何地？

古伊朗圣典《阿维斯陀》产生于何时何地？
　
　　《阿维斯陀》是古伊朗宗教锁罗亚斯德教的主要经典。《阿维斯陀》

　　（avesta）意思为“知识”、“谕令”或“经典”，通称《波斯古经》，它是可据以对古伊朗宗教进行探讨的主要文献，是关于琐罗亚斯德教最为完备、最为丰富的宗教圣典，主要记述的是琐罗亚斯德的生平及其教义。对《阿维斯陀》产生于何时何地这一问题，学术界迄今说法不一。

　　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为琐罗亚斯德，该教以其名字命名。关于琐罗亚斯德本人的生平和历史，古代东西方史料中有着不同的记载。有关他的传记充满了种种神话和传奇。历史上是否确有琐罗亚斯德其人，尚待探考。琐罗亚斯德在古阿维斯陀语中称作“查拉图什特拉”，意为“黄色的骆驼”或“络驼的驾驭者”，希腊语则称作琐罗亚斯德。根据古代希腊作家的记载，他的活动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 年之间。但按照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的说法，认为他生于公元前628 年，死于公元前551 年，享年77岁。

　　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也众说不一。一说是波斯西北部美地亚的拉格斯镇（今德黑兰郊区），另说是阿塞拜疆多尔米河湖畔的伽山。

　　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有好几个，一是由于该教注重礼拜“圣火”，又有“拜火教”之称；中国古代称之为“袄教”、“火袄教”、“拜火教”。该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和中亚等地（今伊朗境内）的宗教，公元3 —7 世纪时，伊朗萨珊王朝曾奉之为国教。

　　作为琐罗亚斯德教主要经典的《阿维斯陀》曾几经变迁，险些失传。它最早形成于公元前4 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末年，但在希腊亚历山大征服波斯时被焚毁，仅存一卷。公元前3 世纪初，安息王朝的伏洛奇薛斯一世（vologesesi）曾下令重新收集整理，把口头流传的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一工作在萨珊王朝建立后又继续进行，在沙布尔二世（shapurⅱ309 —380 年）执政时最后完成《阿维斯陀》21卷，现已大多散佚。现有的《阿维斯陀注释》是在9 世纪以后用中古波斯文帕拉维语（钵罗婆语）翻译和写作，由若干分散的经典汇集而成的。到了公元18世纪，欧洲人开始注意古伊朗宗教，他们获悉移居印度西北部的帕西人仍保存伊朗人的古老宗教经典。1723年，欧洲人始藏有获自印度的文本，但无人释读。后有法国人昂克蒂尔。迪佩龙矢志于学术探索，于1754年赴印度寻求帕西人之圣典，并潜心于其释读，历经多年劳苦奔波和呕心沥血，终于如愿以偿。1771年，他在牛津出版了《阿维斯陀》法译本，继而又有德译本问世。千百年来，伊朗圣典屡经增益，《阿维斯陀》何者形成较早，何者属于晚期已无从考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由形成于不同年代的诸部分辑成的。整个经典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阿维斯陀》的主体，其最古老部分——“伽泰”意译“神歌”，是祭司向神供献祭品时所唱的赞歌和祷词。第一部分主集全称耶斯那，《阿维斯陀》所属“耶斯那”的第28—34章、第43—51章、第53章，共17章，它们所使用的语言、韵律、格式与该经典其它部分迥然不同。很多学者认为“伽泰”属于公元前6 世纪上半期或中期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作品，其体栽主要是韵文，它以古波斯文（赞德文，即阿维斯陀文）写成，此文字与印度《吠陀》所用古梵文极为相近。

　　《阿维斯陀》的第二部分叫“维斯帕拉特”，也称为小祭祀书，内容是有关对各种守护神等的赞颂：“维提吠达特”为《阿维斯陀》的第三部分，即驱魔书：“耶斯特”即赞颂书，为《阿维斯陀》的第四部分，内容是对各种神抵和天使的赞颂：“库尔达”也称“小阿维斯陀”，即短的赞歌或祈祷书，为《阿维斯陀》的第五部分；其它零星和片断的颂歌构成《阿维斯陀》的第六部分。从第二部分到第六部分，写成了公元3 至7 世纪的萨珊王朝，它们一般是用巴列维文，即中古波斯文写成。显而易见，从《阿维斯陀》的内容上看，该经典是波斯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宗教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大汇集。

　　目前，学术界就《阿维斯陀》产生的地区与时间所持的不同观点大致如下：某些学者如德国的雅科布。达姆斯泰特认为，《阿维斯陀》形成于伊朗西北部的米提亚，所宣扬的是米提亚的部落宗教；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阿维斯陀》的发源地为伊朗东北部大夏，即令阿富汗和培吉克斯坦地区。这一说法似乎较为可取。大夏音译为巴克特里亚，为中亚细亚古国，无论是有关查拉图什特拉的传说，抑或语言领域的资料，均可为之佐证。见诸《阿维斯陀》圣典的地域和城市，无不位于伊朗东部；不久前，德国伊朗学家赫特尔以及前苏联学者瓦。瓦。司徒卢威和瓦。伊。阿巴耶夫三人提出了第三种新的假说：最初有两种载然不同的宗教相并而存，一是阿维斯陀教，传布于伊朗东部地区（大夏），一是麻葛教，传布于伊朗西部（米提亚和波斯）。嗣后，伴随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立，两教融为一体。然而，苏联学者伊。米。季雅科诺夫对此说持异议，苏联著名的宗教学家谢。亚。托卡列夫则认为，古伊朗诸部落与古印度诸部落的分离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在此之前，两个部落集团的宗教信仰十分近似。这无论在两者的语言、宗教仪式、崇拜对象，还是神抵名称等诸方面均有大量的相似之处。他据此认为，嗣后，以上述古老信仰为始基，一种别树一帜的宗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人地区臻于隆盛。

　　由此可见，古伊朗宗教及其圣典产生的时间与地点在学术界颇有争议、尚无定论，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no.5　《古兰经》为什么与十九有不解之缘？

《古兰经》为什么与十九有不解之缘？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也是历史上阿拉伯人的第一部书籍。《古兰经》又译《可兰经》。《古兰》是阿拉伯字的音译，意为“诵读”或“读本”。是穆罕默德在23年（公元610 —632 年）传教过程中作为“安拉”的“启示”陆续颁布的经文，为伊斯兰教最高经典和最根本的立法依据。内容主要包括：（1 ）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制度；（2 ）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各项主张和伦理规范；（3 ）关于《古兰经》本身的一些说法以及穆罕默德为传教需要而引述的各种神话、故事、传说等；（4 ）同多神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进行辨论的记述；（5 ）关于穆罕默德私人生活和轶事的记述。

　　穆罕默德在世时，《古兰经》只是零散记录，并未成册。后来经穆罕默德的继任者艾卜。伯克尔令人整理，辑缮保存，到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时期正式形成，并规定为标准本，又称“奥斯曼定本”，流传至今。《古兰经》的原文为古阿拉伯文，计有30卷，114 章，6200余节，现已有多种文字的译本。

　　《古兰经》在阿拉伯文学史和伊斯兰教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不知有多少学者以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了研究。最近，又有人讲《古兰经》的原文输入电脑进行分析，结果出现了许多令人注目的数据。其中最为奇妙而有趣的，就是《古兰经》与十九居然有着不解之缘。

　　《古兰经》全书共有114 章，而114 恰是19的6 倍。经书的第一句话由19个字母组成，这19个字母形成“名——安拉——大仁的——大慈的”四个单词，其中：“名”在全书共出现19次，“安拉”出现2698次，“大仁的”出现57次，“大慈的”出现114 次，而这些单词出现的次数，都是19的倍数。

　　第96章是最早颁布的《古兰经》经文，而此章按《古兰经》章次编排顺序算，是倒数第19章，由19节经文组成，共有285 个字母，这285 又是19的15倍。此外第96章的第5 节经文，由19个词组成，这19个单词，根据《古兰经》奥斯曼原本，则是由76个阿拉伯文字母组成，而76也是19的倍数。

　　《古兰经》中曾提到很多数字，如“40天”，“12道泉水”，“7 重天”，“1000年”等等，全书总共出现过285 个类似数字，这285 是19的15倍。

　　如果285 个数字各所包括含有的数相加，其和为17.4591 万，又是19的倍数。

　　类似上述《古兰经》与十九的关系，经电脑分析不胜枚举。这些奇趣现象，是偶合？抑或别有它因？不得而知。世界上已有众多专家，学者对此发生浓厚兴趣并进行深入研究。

no.6　儒学是何时传入日本的？

儒学是何时传入日本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之间便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处于汉文化辐射圈内的古代日本很早便传入了儒学。那么，儒学是什么时候、通过谁、怎样传入日本的呢？在中国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中对此却没有确切的记载，因此一般认为，对日本何时传入儒学的研究，现在只能借助于日本现存的古代史料。

　　据成书于公元712 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记载：“品陀和气命（应神天皇）在轻岛的明官治理天下。……百济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师献牡马一匹、牝马一匹。……天皇又命百济国贡献贤人。于是，百济国又派遣和迩吉师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成书于公元720 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也载有：“（应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一般认为这两则史料记载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儒学通过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了日本。

　　另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死后，本应菟道稚郎子继天皇位，但他却推让于异母兄大鹪鹩，其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且年长于己，故应由其继天皇位。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两人互相推让达三年之久，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其辞让之诚。有人认为上述二人的这种做法是在效法《论语。泰伯》所载，中国西周时期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君位于幼弟季历的做法，这是儒学传入日本后对日本人思想产生影响的有力佐证。他们据此断定《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

　　那么，确切的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纪年的哪一年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尚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公元285 年，也有人认为是公元405年，还有人认为是公元446 年。

　　然而，问题是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王仁到日本时带去的书中有《千字文》一卷。而《千字文》一书为南梁周兴嗣所作，其成书

　　时间当于梁武帝在位年间，即公元502 —549 年，如果《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无误的话，王仁到日本的时间当在《千文字》成书后的公元6 世纪，而上述几种推测中最晚的公元446 年也是在《千字文》成书之前。这不能不令人怀疑上述几种推测是否正确。但是，从日本现存的作于公元5 世纪的金文铭文中可明显看出儒学对日本人思想的影响，这又说明早在《千字文》成书之前，最晚在公元5 世纪儒学已传入了日本。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便简单地否定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的可信性，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两种可能。

　　第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有误，即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 世纪以前即《千字文》成书以前，王仁带到日本的书籍中没有《千字文》一书。那么，当我们引证上述两书的有关记载研究儒学始传日本这个问题时，就必须首先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证。

　　第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正确无误，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纪即《千字文》成书之后，王仁去日本时带去的书中确有《千字文》一书，有关此事的记载，并非儒学始传日本的记载，这是因为，在王仁到日本前、儒学早已随着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活动而进入了日本，并对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前引《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关于王仁去日本的记载，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日本官方首次引进儒学的记载，绝非儒学始传日本之史证。那么，传统的那种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两则史料考证儒学始传日本的研究方法及由此所得出的有关结论显然值得怀疑。

　　于是，有人提出儒学不是由官方经朝鲜间接传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民间交往从中国直接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具体地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徐福东渡首次把儒学经典——《尚书》带到了日本。因为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说：“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严令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诚然，欧阳修的诗作并非信史，且除此之外别无他证，更何况迄今为止，连是否确有徐福其人其事尚无定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尚不能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徐福其人其事，但可以肯定地说，相当于传说中徐福生活的年代，日本古代文明发生了一次空前的大飞跃，从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绳文文化时代，进入了以农耕生活为主要经济特征的弥生文化时代。其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即是这一时期有大量移民从中国大陆移居日本，带去了先进的汉文化，极有可能这一时期儒学经典便随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一起被移民们带到了日本。可见，欧阳修的说法不无道理。当然，这种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目前只能算是一种推论。

　　综上所述，日本何时传入儒学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探讨。

no.7　但丁的《神曲》写作于何年？

但丁的《神曲》写作于何年？
　
　　西方的文艺复兴最早产生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它的特征在于歌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反对神启，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倡导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时期的宗教桎梏。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丁便是这些巨人中的第一个，他拉开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

　　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亚利基利（1265——1321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兼诗人，其代表作是千古不朽的著名长诗《神曲》。《神曲》是但丁用意大利方言托斯坎尼语写成的三行体长诗，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中世纪文化艺术的结晶。全诗共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其中，“地狱”共34曲或章：“炼狱”和“天堂”各33曲，三部分一共百曲。每曲有若干节，每一节是三行（或三列、或三句），全体百曲总计1.4 万行。全诗押韵的法则是奇、偶相生，十分严谨巧妙。

　　《神曲》的词藻绝艳，想像巧妙、韵律严整、内容丰富，寓意深刻，这是众所周知、举世公认的。但对于《神曲》的著作年代，学者专家们却意见不一，看法各异。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但丁写作这部史诗、或者他开始写作此诗到底是在他1302年被敌党放逐出佛罗伦萨、直到1321年客死拉文纳之前呢还是在此之后？作者是什么时候将想象中的幽明三界之观念写成一部长诗的？

　　但丁的同乡、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薄伽丘认为，《神曲》开始写作是在1300年，即但丁被放逐以前。但薄伽丘又以为，但丁被放逐以后，在整理那些未完成的旧稿时，或许又对之加以全部改写。薄伽丘的这一观点是从但丁的作品《新生》中得到的暗示。《新生》的末尾（第42节）有一首短诗，此诗的第一二章如下：我心中的叹息忽然飞跃向上，直达到那眼界以外的宽广无垠的远方。

　　这叹息算是新的睿智，由“爱情”用眼泪培养，又由“爱情”这样送它到最高处翱翔。

　　“爱情”命令它停止在一个所在，它看见了一位圣女，被重重的光荣包围。

　　那圣女，她照耀着四方的那种神灿的光彩，使得我朝天的游魂急忙注视、礼拜。

　　在此诗后面，但丁加上了一段说明，即但丁梦见贝德丽采在天堂（这梦倘使按照《新生》成书的年代来说，应该是1292年的事），而但丁因此要结束了他的赞颂忆念贝德丽采的短诗（《新生》），用“从来对于一切女性都不曾用过的话”来赞颂她，那首诗的第二句中所说的“宽广无垠的远方”，后人以为是指“炼狱”。

　　如果把《新生》里那首短诗看作但丁哀悼他的“淑女”时激情的抒写，那么，假定说但丁在哀思稍减而恋爱的忆念“净化为”虔诚的礼赞的时候，决意要写大规模的诗篇将“他的淑女”捧上天堂，大概也不算没有理由罢？

　　然而在1310年以后他被逼得不能再尽“人事”的时候，他再理旧稿，却已心情改变，他将本来预定赞颂最光荣的女性的诗篇改作对于政治社会的批评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神曲》。在这时的《神曲》里，贝德丽采不复是“爱情”的化身而是“信仰”的象征了。

　　那么，这改定的《神曲》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改写”的呢？对此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直到1313年“日耳曼皇帝”亨利第七死后，但丁才动手改写；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最可靠的推断是将改写年代移至1305年到1306年。

　　对《神曲》各部分的脱稿时间也有不同意见存在。有的人从《神曲》内叙述的故事和但丁的政治主张上研究，较为肯定地认为：“地狱”篇开始于1308年以前，“炼狱”篇则在1308年至1312年，“天堂”篇肯定是在1314年以后。

　　普遍的意见（也是比较有力的假说）认为，“地狱”篇完成于1308年，“炼狱”篇大概于1313年完成，而“天堂”篇则是在1321年9 月但丁去世时刚刚完篇的“初稿”而已；也有一说是，但丁去世的时候，“天堂”篇最后数章（或谓共13章）并未脱稿，现在我们所见的最后13章实际上是但丁的儿子约各伯所续而冒称是但丁的手笔罢了。

　　研究但丁的学者们推定的这些时期，一方面固然根据了许多“传说”，这些“传说”的可靠程度主要是依各人的看法而大有伸缩；另一方面也在《神曲》里找到了有力的证明。《神曲》的三部分均述及但丁当时的政治，这些政治里的“人”和“事”大半可考。据研究的结果，“地狱”篇中所引证的史实除一个例外，其余都是1302年或1303年以前的：“炼狱”中的典故没有一个是在1308年之后的；而“天堂”篇中的描述则在1316年。

　　尽管对但丁《神曲》写作的时间推测各异，但有一点是比较为大家所接受的，那就是《神曲》的“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不是在一个时期里完成的。

no.8　哥伦布航海约定书是什么性质的文书？

哥伦布航海约定书是什么性质的文书？
　
　　1492年4 月17日，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平原的圣菲，哥伦布的代表和国王的代表签订了约定书，国王有条件地接受了哥伦布的大部分权益要求：（1 ）授予由其亲自发现或占据的一切岛屿和陆地的远征军司令头衔；根据卡斯蒂利亚的惯例，该头衔是终身的、可继承和永久的。

　　（2 ）授予所述岛屿和陆地的总督和总管头衔，有权向国王推荐管辖那些土地的三个候选人，国王挑选其中之一。

　　（3 ）在远征军司令辖区范围内可获得财产或商品的十分之一。

　　（4 ）如因所发现土地上生产的这些商品或财产问题出现诉讼，如“属于其职权范围内”，国王授权哥伦布或其副手负责裁决。

　　（5 ）准予他对去新发现土地进行贸易的船队投资八分之一，并可获取利润的八分之一。

　　这份约定书是合同，还是国王赏赐书？从其签订之日起，文件的性质就含糊不清，因为约定书和有关特权的行文措词都不严谨，这使一方和另一方都有可能按照不同的依据，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同西班牙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

　　首先，西班牙可能考虑到同葡萄牙的关系，在圣菲约定书中故意采取闪烁其词的做法，所以在这份文件中出现不少疑点。其一，文件中动词时态用现在完成时，似乎哥伦布已经在新大陆。其二，约定书没有提到去印度的路线，而只是讲到发现和占据大洋海中的岛屿和陆地。关于动词时态，也许说的是哥伦布过去的爱尔兰、冰岛和米纳之行。至于不提航海路线，哥伦布很快在其航海日记的序言中谈到（有些学者认为这篇序言是后来才写的），他明确指出国王的意图：“眼下，因一些理由和目的，我们派遣尊贵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三艘有装备的三桅帆船，经大洋海到印度地区。”据推测，约定书中所采取的许多措施，都是为了不让葡萄牙人知道协议的内容，因为1479年西班牙同他们签订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规定把到那时在大洋海所发现的一切岛屿都划归葡萄牙（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弗洛勒斯、佛得角群岛等），除开加那利群岛和在该岛至几内亚以外所发现和夺取的任何其他岛屿。西班牙人不能沿着葡萄牙的亨利王子所开辟的航道航行。哥伦布提出的发现计划是以航行在其对面海洋上为基础的。这表明，在西班牙南部的港口和土地，可以筹备航海活动，而又不侵犯葡萄牙的发现成果。

　　其次，在不同的形势下，西班牙王室和哥伦布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对约定书作出不同的解释。王室认为，所签订的文件是采取用国王恩赐的形式，而没有构成一份合同。由于我们尚不了解的理由，或可能为了维护西班牙国王的威望，文件采用由王室单方面赏赐的形式。1492年4 月23日一项王命，通过批准约定书，更明确了该约定书的性质，因为王命没有一次指明它具有合同的特点，相反，多次把它称为“赏赐书”。

　　但是，哥伦布及其继承人一直把约定书看作为一项合同。1492年4 月30日王室批准授予哥伦布的头衔，从“发现”之日起其头衔就开始生效。但这是一项有条件的任命，因为哥伦布如有发现，那将在陌生的、不确定的土地上行使其一切职权。后来他有了“发现”，所以，1493年5 月28日国王在巴塞罗那批准了上年4 月所作的一切任命，但是其承诺没有兑现。这样，1495年哥伦布与王室之间出现了第一次分歧，这就是著名的“哥伦布诉讼”的前奏。

　　美洲的“发现”和探测活动的发展，使人们确信这将涉及一个辽阔的新世界。这些因素可能促使西班牙王室坚持否认约定书是一项合同，并畜意缩减授予哥伦布的权益。1497年，国王重新授予和批准这一切。但是在第三次航行时，形势变得严重了。

　　为了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有必要分析在类似情况下王室的政策变化。

　　在15世纪头30年间，西班牙保持着中世纪制度：把所夺取的土地授予征服者作采邑，条件是征服者承认君主的权威和提供兵役。然而，到15世纪末，它已遵循另一种不同的制度了，已不再授予采邑，而是给予经济利益。由于上述的情势变化，王室不得不重新考虑约定书的内容。

　　原先应哥伦布的请求，王室勉强授予其重要的职权，因为哥伦布是第一个组织远航事业的人。现在，哥伦布果真“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国王如果履行约定书的承诺，那么它就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出现由一个外国人建立的政权组织，而西班牙王室并不深入了解哥伦布，所以它不择手段地赖帐，不让哥伦布拥有卡斯蒂利亚海外最大领地的远征军司令的职权，和担任这么辽阔土地的总督及总管。实际上，王室利用约定书措辞含糊不清的弱点，剥夺已授予哥伦布的职权。这样，从1508年起，哥伦布的继承人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案件积累了无数案卷，从而成为世界著名的悬案之一。

　　而这个悬案正是围绕着另一悬案展开的：哥伦布航海约定书是什么性质的文书：是合同，还是国王赏赐书？这是数百年未解决的难题。

no.9　《彼得大帝遗嘱》是不是伪造的？

《彼得大帝遗嘱》是不是伪造的？
　
　　1836年，法国一个名叫德奥的人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德奥首次披露了一份令世人震惊的《彼得大帝统治欧洲的计划》，因而引起轰动，回忆录立刻一售而空。

　　这份《计划》亦称之为《彼得大帝遗嘱》，其正文部分有14条。主要内容有：一，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二，罗致各种人才；三，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四，瓜分波兰；五，征服瑞典；六，王室联姻；七，与英国结盟通商；八，沿黑海、波罗的海向南北扩张；九，挺进君士坦丁堡与印度；十，对奥地利行使其种保护；十一，挑动奥地利与欧洲各大国作战；十二，全面统治希腊；十三，利用法、奥中的一个制服另一个；十四，征服日耳曼和法国。

　　《遗嘱》暴露了沙俄妄想通过称霸欧洲进而达到征服世界的野心，涉及到欧洲10多个國家的安全。许多國家对此表示密切关注，《遗嘱》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遗嘱》的真实性如何？这是许多國家关注的热点。

　　德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窃取《遗嘱》的详细经过。

　　德奥是法国机要局成员，奉命打入俄国宫廷窃取情报。当时的俄国，由彼得一世的女儿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即伊丽莎白）雄踞沙皇宝座。伊丽莎白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女人，她在宫廷里豢养了一批“面首”供她随时玩乐。德奥投其所好，成了一名走红的“面首”。德奥凭借这样的身份，不仅可以任意出入宫廷，还可以随便翻阅历代沙皇绝密档案，为他的情报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一次，在圣彼得堡城郊的沙皇夏宫里，德奥在堆积如山的档案中意外地发现《彼得大帝统治欧洲的计划》。他阅读后，深知《计划》的价值，于是将全文完整抄录。1757年，德奥将抄件全文呈递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

　　德奥的回忆并非杜撰，他确实奉命打入沙俄宫廷充当间谍，完全有可能获悉沙俄宫廷内部的绝密消息。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奥将《彼得大帝统治欧洲的计划》呈递法国国王42年后，一个流亡法国的波兰将军索科尔斯基向法国执政府提交了一份据称从沙俄档案中发现的《俄罗斯扩张计划概要》，内容竟与德奥的抄件相同，真是无独有偶。这么一来，《遗嘱》的真实性几乎不容人怀疑了。

　　但是，最有权威的前苏联历史专家说，《遗嘱》纯系伪造，断然否定它的存在，对于流传世间的种种传闻，表示不屑一谈，不值一驳。

　　曾经关注过《遗嘱》的许多國家经过长年考证，亦认为《遗嘱》是伪造的。

　　据史料载，1724年冬，沙皇彼得一世巡视芬兰湾后暴发肺炎，竟至一病不起。次年1 月7 日下午，彼得已处于弥留之际，他勉强写下了“将一切传给”几个字后便无法再提笔。彼得令唤公主，拟口授遗嘱。可是当公主来到榻前时，彼得已昏迷不醒，此后一语未发，直至1 月8 日凌晨死去。

　　实际上，彼得既没有留下书面遗嘱，也没有留下口头遗嘱，甚至连继位的遗嘱也未留下，所谓《彼得大帝遗嘱》有头有尾、有条不紊、读之成章、顺之成理，何来之有？

　　从《遗嘱》的发现经过看，高度机密的國家文件竟会夹在堆积如山的一般档案里，这是令人怀疑的。再则，依据德奥提供的线索，有关人员在沙俄档案中没有检索到所谓《遗嘱》原件。

　　从《遗嘱》内容本身看，全文的表述方式过于露骨，也是令人怀疑的。

　　各国翻译的《遗嘱》文本，其内容虽大体相同，但文字与细节有较大出入。

　　关于《遗嘱》的起草与修改时间，各种文本说法不一。

　　刘存厚同志在《百科知识》（1980年第四期）撰文说：“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毋宁相信，所谓《彼得大帝遗嘱》，并非出自彼得一世本人之手，而是他人的杜撰”。

　　谁是《遗嘱》的杜撰者呢？专家们认为，只能是德奥本人。德奥出于邀功的目的，杜撰了《遗嘱》。流传于世以后，法国、波兰、土耳其等国的一些人可能又进行过加工和补充。至于波兰将军索科尔斯基发现的《俄罗斯扩张计划概要》，或许是与德奥不谋而合，或许另有幕后戏。

　　专家们认为，《遗嘱》的文字虽然是杜撰，但内容完全可能是真情。

　　17世纪的俄国是一个远离海洋的内陆國家。彼得代表了俄国农奴主和新兴商人的利益，要求夺取出海口，开辟新市场。彼得上台以后，立即着手制定了征服世界的蓝图。彼得发动了长达21年之久的北方大战，战胜了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接着与波斯一决雌雄，获得里海沿岸一带。此外，又设谋瓦解了波兰武装力量，两次对土耳其作战。1712年，彼得下令将沙皇的宝座由莫斯科移至彼得堡，窥视整个欧洲。彼得还命令俄国海军总司令阿普拉克辛找到一条经北冰洋到中国和印度的航线。彼得的一生是穷兵默武的一生，他尽毕生之力，终于使沙皇俄国从一个完全的陆地國家变成一个濒海帝国。

　　从彼得大帝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与《遗嘱》是十分吻合的。刘存厚在文章中说：“《彼得大帝遗嘱》作为一份反映沙俄统治集团对外扩张野心的文件，还是有着极大的真实性”。

no.10　尼采的著作被人篡改过吗？

尼采的著作被人篡改过吗？
　
　　尼采是德国最引起后人争论的一位哲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战乱之苦的学者们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基础，纷纷认为尼采的思想是德国法西斯思想的直接来源。德国的桑德福斯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就叫《尼采与希特勒》，详细列举两人思想上的相似之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还写过三篇有关尼采的论著，分别题为《作为法西斯美学先驱者的尼采》、《法西斯主义和尼采》和《理性的毁灭》，最后的结论把尼采说成是一个极端的纳粹分子。这样说也事出有因，尼采学说确曾被法西斯利用。希特勒当年多次去魏玛参观尼采博物馆，并把尼采全集当作礼物送给墨索里尼。纳粹思想家罗森堡也自称信奉尼采的学说。

　　与此相反，也有些学者认为尼采根本就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尼采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两大基石——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始终持反对态度。

　　之所以会错将尼采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是因为尼采的著作被人篡改了。

　　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篡改者是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一尼采。

　　尼采终生未婚，与妹妹伊丽莎白的关系很好，但她有浓厚的种族主义思想。

　　伊丽莎白后来嫁给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者伯恩哈特。福斯特，与丈夫一起去巴拉圭建立条顿移民村。移民村计划失败，丈夫自杀；她回国照顾已成疯子的哥哥。福斯特一尼采通过整理哥哥的遗稿，垄断了尼采的全部手稿、书信以及尼采著作的出版权。她依靠手中掌握尼采的全部手稿，开始充当解释尼采思想的权威。她在整理尼采遗著时，常常用丈夫和自己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来曲解尼采的思想。她一面扣压尼采的某些手稿，一面从中断章取义地引证一些话加以随心所欲的解释。由于别人见不到手稿，便无从对她的解释提出异议。正是她篡改了尼采的著作，使之趋向法西斯化。

　　最早提出尼采著作被篡改说法的学者是德国的尼采研究专家卡尔。施莱希塔。他在1958年出版了《尼采事件》一书，揭露尼采妹妹的作伪行为，认为她还伪造了尼采的书信。同时，德国的理查德。卢斯和美国的瓦尔特。考夫曼也提出要为尼采正名。这样就开始了一场要求恢复尼采著作原貌还尼采学说本来面目的运动。

　　这几位学者所认定被篡改的尼采著作是尼采晚年的著作《权力意志》。

　　事实是这样的，尼采在1885年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写作后，确曾有过写一本叫《重估一切价值》书的计划，但他没有完成，留下一些散篇。

　　福斯特一尼采和尼采的朋友彼得。加斯特将这些散篇整理成书，取名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福斯特一尼采称这是尼采的主要著作，是尼采思想的代表作。施莱希塔怀疑福斯特一尼采整理这部分手稿时有作伪行为，遂根据手稿原来的顺序重新出版了这部分手稿。取名为《80年代遗稿选编》。

　　1961年意大利学者蒙梯纳里和科利为将尼采著作译成意大利文去民主德国的魏玛，在歌德、席勒档案馆查阅了尼采的全部手稿。经过40天的艰苦工作，他们发现福斯特一尼采编的书严重歪曲了尼采遗稿的真实面目。尼采手稿中一些重要的论文和断片被舍弃了。尼采力写《权力意志》一书准备了374 条格言体的断片，并作了分类，但福斯特一尼采在编《权力意志》一书时删去了104 条，并将别的手稿任意编入。采用的270 条中，有137 条被不负责任地改变，其中包括脱落标题乃至句子，拆散完整的段落。为恢复尼采著作的本来面目，蒙梯纳里和科利编辑了名为《新的批判版尼采全集》的尼采著作汇编，共33卷。他们认为把尼采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是恶劣做法。

　　他们在二次大战中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把尼采的思想作为精神食粮。“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尼采才在德国成了清除纳粹主义运动的牺牲品”。至此尼采著作被人篡改的公案似乎已经了结。

　　进一步分析，尼采妹妹的“作伪”究竟是歪曲尼采的思想还很难说。平心而论，尼采确曾有过写作《权力意志》的计划，福斯特一尼采所编的文本虽不可靠，但毕竟依据的是哥哥的手稿，纵有脱漏，却未有伪造之处。中国学者张念东、凌素心在翻译《权力意志》一书时，将尼采妹妹编的文本与施莱希塔按手稿原件编的文本对照，发现各条断片顺序虽然不同，但内容却完全一致。尼采独创了豆腐干式的格言体，各条独自成篇，没有一般文章起承转合那一套格式。因此各条的顺序就不具有什么重要性。就好比一副扑克牌，无论怎样洗，洗来洗去还是那54张。施莱希塔的《选编》好比一副按顺序排的扑克牌，而福斯特一尼采的《权力意志》不过是重新洗了一下。

　　根据这种说法，断言尼采著作被人篡改的说法还缺乏有力的证据，更难依此认为尼采妹妹通过编辑手稿使尼采思想趋向法西斯化。

no.11　谁最早用汉文介绍了培根？

谁最早用汉文介绍了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年）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他在哲学史上被著名哲学家罗素称为“占有永久不倒的重要地位”。他在科学史方面，也是一位拓荒者，他提出了科学的经验方法论，发明了归纳法，发展了科学实验，成为旧传统的勇敢反抗者。美国学者卡普拉在《转折点》一书中把那种深刻地改变了科学研究的性质与意图的精神称之为“培根精神”。代表了培根精神的《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等曾被译成各种语文，广泛地介绍给全世界各地的学者。谁最早用汉文介绍了培根及其著作，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而至今尚未真正探明的问题。

　　《培根及其哲学》一书的作者余丽嫦，在该书附录《培根在中国》一书中指出：“严复于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的重要论文，其中对培根的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肯定。至此，培根才开始为中国所注意并予以介绍”。并由此推论：“严复是自觉地把培根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

　　严复之前是否还有人介绍过培根呢？答案是肯定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格致书院特课春季答卷中，钟天纬这样写道：“贝根，英之伦敦人，父母俱有大名，叔为英相。贝根年十三，入大学肄业，厌弃旧学，即有超然独立之概，其后久历宦途，因案削职，乃专心于格致之学”。在早此12年，也就是光绪三年（1877年）作为出使英国钦差大巨的郭嵩焘在七月初三的日记中写道，英国学者“闻其最著名者，一为舍色斯毕尔（今译莎士比亚），……

　　一名毕尔庚（即培根），亦二百年前人，与舍色斯毕尔同时，英国讲求实学自毕尔庚始“。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日记中又记述：”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培根）。始时，……亦习刺丁、希腊之学。久之，悟其所学皆虚也，无适于实用，始讲求格物致知之说，名之曰新学。“钟叔河在《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的叙论《论郭嵩焘》一文中认为这是”中国介绍欧洲科学哲学思想的最早材料。“

　　在此之前还有否更早的记述呢？即使作为“自觉地把培根介绍到中国来的”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王韬。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前完成的《翁牖馀谈》一书中，他以长达800 余字的文章介绍了培根：“培根，英国大臣也。

　　生于明嘉靖四十年，少具奇慧，聪警罕俦。既长，于格致之学心有所得。生平著述甚多。其为学也，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而务在自有所发明。其立言也，不欲取法于古人，而务极乎一己所独创。其言古来载籍乃糟粕耳，深信胶守则聪明为其所囿，于是澄思渺虑，独察事物以极其理，务期于世有实济、于人有厚益。“夏良才的《王韬与中西文化交流》（载《近代中国人物》，重庆出版社1986年）一文即由此而断定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倍根的是王韬。

　　令人困惑的是，并不通晓外文的王韬却在早于严复论著的20年前就如此详细地介绍了培根的《新工具》，他写道：“培根初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之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

　　其所著之书，则后二百零五年之《洪范》也。西国读格物致知之学者，咸奉其书为指归。“并称”英国自巨绅显宦，下逮细民，共习培根之书，然皆钦其学而薄其行，殆爱而知其恶者欤？言固不必以人度，而公是非百世不能掩焉“。王韬早年曾与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墨海书馆——近代中国第一个译书机构中合作译过书，循着这一思路，笔者在1846年来华传教的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rhead，william ，1822—1900年）译述过的，1856年在墨海书馆刻印的托马士。米尔纳《大英国志》中找到了有关培根的内容，这部主要描述英王朝更迭史的第六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621年6 月30日，巴力门第三集议，”所议即王朝病民之政，廷议诸官府不法事，中有培根纳贿于民，时为盏瑟勒王所信任，自首其罪，冀众宥之，两院公议黜职，且下之狱，捐银赎罪，议上，王去其后二项，众论不协，至冬会散，各愤去，……“。也就是这位介绍了作为政治人物的培根后，慕维廉于1877年把《新工具》节译成《格致新法》一书，连载于《格致汇编》（光绪三年）的第二、三、七、九卷，光绪四年，又在七月至九月的《万国公报》上连载。

　　王韬早年对培根与《新工具》的认识是否来源于慕维廉目前尚难断言，但从当时流行的诸多培根译名，如毕尔庚、比耕、贝根、备根、柏庚；以及《新工具》的诸多译名，如《论新器》、《致知新器》、《新机论》、《新具经》等中，王韬的“培根”与《格物穷理新法》与慕维廉的译法是最相近的。

　　笔者的这篇短文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最早用汉文介绍培根的问题。培根生当中国明嘉靖四十年至天启六年，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直至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翻译出版活动，在这漫长的年代中，谁又是最早用汉文介绍培根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