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山东民间方言的魅力
语言崇拜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现象之一，许多风俗习惯的形式与民俗故事的流传是与语言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到了胶东，宴席一般要备“吉祥菜”——鱼和炖豆腐。宴席到了最后，如果端上一盘整条的鱼，便表示酒宴结束，即使再贪杯的客人也应该知趣地干完杯中酒准备吃饭。以“鱼”谐“余”，表达幸福欢快的生活没有完结，余福长久。长岛等地过年少不了“炖豆腐”，也是取其谐音：“炖”音近粮囤的“囤”，“豆腐”谐音“都富”，还有“幸福”的寓指，可见，这道菜所包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它自身作为菜肴的价值，已经成为渔民心中美好祝愿的载体。

    不仅如此，在山东方言中，人们有时会觉得某种说法不文雅，或是不合乎讨吉利的心理，便避而不用，用一些文雅或是吉利的说法来替代。比如，烟台、威海等地过年蒸饽饽时，经常会由于火猛而致饽饽裂开口子，当地人叫“饽饽笑了”，不说“饽饽裂口子了”。笑是人的动作，赋予物体，将其拟人化，饱含了人民群众烘托祥和气氛的感情色彩。

    胶东地区称水饺为“姑扎”，水饺煮破了、碎了一般叫“挣了”。其实，饺子“破了、碎了、挣了”都是一件大家不情愿的事实，但一句“姑扎挣了”则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添了不少喜庆的气氛。在当地人看来，饺子“挣”得多就是预兆将来能挣好多钱。由这一方言民俗还演绎出一个生动的小故事《挣与赔》：

    有个做生意的，家里雇了个上锅的（方言词，厨师），姓裴。商人有个讨口彩的脾气，凡事儿都想讨个吉利，逢年过节就更不例外了。这年腊月三十晚上，商人和孩子老婆一大家子坐在炕上喜气洋洋地喝酒吃菜，上锅的伙计就在地上煮饺子，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商人又上来了讨口彩的毛病，他高声问上锅的：“伙计，姑扎怎么样了？挣了多少？”商人问这话的目的是希望上锅的回答挣得很多很多，哪怕一个没挣也要这样说。在商人的脑子里就有这样的迷信，说饺子挣得多就预示着主人来年会挣更多的钱，发更大的财。可是这位耿直但有点不开窍的上锅的偏偏就不明白主人的这层意思，况且他煮的饺子确实一个也没有破碎的，于是他高兴而且坚定地回答说：“一个也没挣！你放心吧，有我老裴（赔）在，一个儿也挣不了。”   

no.2　齐鲁秘籍珍宝南迁纪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中华大地上被战火摧毁的文化珍宝不计其数。几乎在故宫博物院国宝南迁的同时，齐鲁大地上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籍珍宝南迁的往事。

　　“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1937年秋，平津失守，日军逼近黄河北岸，韩复榘不战而退。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认为：“本馆为吾东文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老？”并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于是选取馆藏文物图籍精品，与典藏部主任屈万里及李义贵一起决意护送这批文献南迁。当时，先是将总共29箱文物分两次运往曲阜，不久由于战事紧迫，又从曲阜南下。限于运输条件，他们仅从转运到曲阜的29箱珍藏中筛拣了5箱，由兖州搭乘省立医院的随军车辆，开始了漫长的艰辛历程。这一天是1937年12月27日，也正是济南陷落的那一天。　　由曲阜出发，他们途经兖州、开封、长沙长海医院，也缺少好的医疗条件。人们得了病，主要靠中医、中药治疗。而当时的中医，又有“坐堂医”、“挂牌医”和“走方郎中”之分。
　　“坐堂医”亦称“药铺先生”，是指在药店内坐堂的医生。据说汉代名医张仲景曾官至长沙太守，他常在公堂上为民诊病。人们为纪念他，遂把中药店聘请来的医生称为“坐堂医”。后来自家开药店兼行医的人，也被称为“坐堂医”。光绪末年济南著名中医曹广勋，就在济南城里开设过博济堂药店，坐堂行医。知名最早的老字号、明朝开业的颐寿堂药店，其业主徐某也是由河南来济的坐堂医生。此外，当时济南比较著名的药店还有千芝堂、济诚堂、庆育堂、东永宁、继善堂、育德堂、一元堂等；稍晚一些的１９０７年，北京同仁堂药店的少东家乐镜宇（即电视剧《大宅门》中的白景琦），也在当时的院西大街创办了宏济堂药店。这些药店多数都有自己的“坐堂医”。
　　有的中医大夫，自己挂出招牌，只诊病处方，不开店卖药，这样的医生就叫“挂牌医”。“挂牌医”多为名望很高，就医者车马盈门，不以卖药谋生，图个清高的“名医”。也有少数人刚刚从医，没有资本，开不起药店，所以只看病不卖药。
　　“走方郎中”是指那些没有固定的行医处所、走街串巷行医的中医大夫，又称“游方郎中”、“江湖郎中”等。这些人有的以处方看病为主，兼带卖药；有的以卖药为主，兼带看病。有些江湖医生常常一手提着药箱，一手摇着串铃，边走边发出一串串“当啷啷、当啷啷”的铃声，人们便称这些“走方郎中“为“铃医”。《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初到济南时，就是以“铃医”为职业，替人看病谋生的。“铃医”使用的串铃，多为铜制或铁制，呈圆形，中空，里面有几粒滚珠，可套在食指和中指上摇动发声。传说唐朝时，有一只老虎难受地张着嘴来找名医孙思邈治病。孙思邈一眼看出老虎的喉咙里卡着一根骨头，便随手取来一只串铃套在胳膊上，迅速地伸进虎口中将骨头给拔了出来。那老虎一合嘴，牙齿正好咬在串铃上，没有伤及孙思邈的胳膊。从此，人们又把串铃叫做“虎撑”。
　　老残在高公馆为高公的小妾看病，并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随便地“望闻问切”，自由地跟女病人交谈，而是跟病人间隔着一层帐子。诊脉时，“帐子里伸出一只手来”，“诊了一只手，又换一只”……直到需要看看喉咙时，才肯“将帐子打起”，露出女病人的“庐山真面目”……可见当时就是医生诊病，也有着严格的男女界限。除此以外，医生看病还有许多禁忌。如平时出诊，忌敲患者的门，俗有“医不敲门，有请才行”的说法，敲门被认为是找上门看病，对病家和医家都不吉利；过年时医生忌出诊，怕“触霉头”，除非给双倍诊金“破灾”才行；医生还有“施药不施方”之说，即可以送给人家药物，不能送给人家药方，送药方等于砸自己的饭碗……
　　该书第十九回还写道，老残为昭雪齐东村的大冤案，救治１３条被毒害的人命，亲自到省城的中西大药房作调查，“次日，又到天主教堂去拜访了那个神甫，名叫克扯斯。原来这个神甫既通西医又通化学……”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在我省济南等大城镇中，已经有了西医西药；人们的治病方式，也从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单一的中医中药，转入中西医相结合。当然，这种从清康熙年间才传入我国的西医西药基础还很薄弱，它在我省的普及程度也很差。在广大城乡中，中医药仍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