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回归祖国的国宝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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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 高树龛释尊佛头


高树龛释尊佛头:北魏石窟造像的完美展现

龙门石窟研究院张全有说,这尊高树龛佛头是古阳洞高树造像龛释迦佛的佛首,高32厘米,头部饰波纹高髻,面目清秀,略带微笑、棱角分明。佛头造像是北魏后期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秀骨清像”的优秀范例,它处于雄浑阳刚的云冈期向秀骨清像的龙门期的过渡时期,强烈地体现出鲜卑拓拔族刚强雄毅的民族性格。斜披袈裟、偏袒右肩的服饰特征,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风格转变期的雕刻,艺术价值高。它的特殊性在龙门石窟是独一无二的。

高树龛位于古阳洞北壁上层,是一个重要的中型佛龛,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93~499年),完工于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高树龛所在的古阳洞是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前后(493年)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洞窟,是北魏孝文帝为祖母冯太后营建的功德窟,众多王公贵族和官员发愿雕凿。

no.2 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头像


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头像:大唐风范的优秀作品

火顶洞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头像高37厘米,面相稍长,脸部丰腴圆润,五官比例匀称,神态静穆端庄,头束高髻,长眉呈弧线形,眼睛细长微睁,鼻梁挺直隆起,唇部微闭翘起,是7世纪末至8世纪初典型的初唐后期代表作品。这尊菩萨头像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被盗。 观世音菩萨头像所在的火顶洞,因位于火烧洞上方悬崖上而得名,现有游览栈道可达洞窟前观赏。根据窟内残存造像风格、造像组合,同其他洞窟造像比较,断定该窟为武周时期(690~705年)的造像。

火顶洞的造像是唐代龙门造像艺术大唐风范的优秀作品,时间为武周时期(690~705年),正是唐朝国力强盛,文教事业发达,雕刻技术日臻成熟、完善的黄金时代,处于唐朝“开元盛世”的黎明时刻。造像展现的躯体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典雅端丽,线条流畅,精雕细刻,是唐代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的优秀作品。

 

no.3 飘逸的飞天造像佳品

飘逸的飞天造像佳品

张全有说,在这次回归的文物中,还有一件是飞天造像。这件飞天造像可以断定是唐代前期雕刻的,是从龙门某一洞窟中成组飞天中凿下来的珍品。

飞天造像长36厘米,从其优美的造型来看,她就像一个初出于云海的神女,飞天像的面部很饱满,文静秀丽,端庄飘逸。整体造型随其飞舞的姿势形成左高右低,腰身横斜,左臂飘带垂直上浮,头部双鬟随其动势成右大左小,脚部弯曲乘着云朵,身体下面由卷云托着,身上披着的布帛在风中飘舞,看上去极其轻盈悠然,于静中产生宛若飞翔的动。尤其是她那宛若少女般的妩媚端庄与婀娜娟秀的轻盈体态,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尊飞天从雕法来看非常简洁,几乎不做任何的精细雕琢,看上去却上那样的洒脱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佳品。


 

no.4 弥勒菩萨头像


弥勒菩萨头像姿态安详

弥勒菩萨头像在龙门石窟的确切位置还没有最后确认,但雕刻时期可以确定为北魏。弥勒菩萨头像高23厘米,头戴高宝冠,冠前有化佛,眉目清秀,双目低垂,姿态安详,应为龙门北魏时期某龛内主尊缺首的交脚弥勒菩萨头像。

no.5 立佛头像

立佛头像神态高雅

在这次征集的文物中,还有一尊立佛头像,是唐代的作品,佛头高17.8厘米。顶有波状高肉髻,饰3朵旋涡纹。面目丰满圆润,高眉长目,双目微闭,唇部略抿微翘,神态文静高雅,雍容大度。雕刻手法朴实,刀法流利自然,应为龙门石窟唐代某佛龛中散落的小佛的佛头。

no.6 九镶带钩


九镶带钩如何断代?
     参加本次拍卖的九镶带钩,是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文物。带钩一般来说是小件饰品,但九镶带钩却有28厘米长,一只如此巨大的带钩挂在身上,岂不是行动会很不方便?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佩戴如此巨大带钩的人,身高应在2米以上。在拍卖前的专家论证会上,部分来自中国台湾的文物专家在对带钩的材质、错金银工艺、白玉镶嵌工艺等方面进行了一番详细鉴定之后,认为带钩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因为带钩上镶嵌的白玉,是战国古玉,镶嵌的手法是战国的典型技术,白玉上的毂纹,也是战国时期最典型的装饰纹饰。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带钩上错金银的技术,是西汉早期的技术,所以带钩应该是西汉早期的产物。如此一来,九镶带钩的准确制造年代就难以定论了。

     不过,董亚巍、丁孟等专家都认为,无论是在战国还是西汉,这件九镶带钩都称得上工艺精湛、奢华名贵,是十分珍贵的文物。

no.7 彩绘云气纹贴金漆耳杯


彩绘云气纹贴金漆耳杯。


 据湖北鄂州博物馆馆长董亚巍介绍,皇朝·诚铭此次上拍的这两件东汉漆器的制作极其精美,十分罕见,“湖北虽然漆器众多,但这种造型绝无仅有,是第一次见到。在用40倍放大镜,对错金银纹饰带进行了仔细观察后发现,在纹饰带中的脱落处,可以看到v型槽,槽中可以看到细微的錾刻痕迹。这说明,铜质纹饰槽是錾刻而成的,而这正是东汉的纹饰制作工艺。从漆器底部‘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秉造’铭文来看,这种汉隶书体是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盛行的书体,所以可以断定这两件漆器应该是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之器物。”

     但与此同时,董亚巍对于两件东汉漆器还是提出了自己的疑惑,“翻开汉代皇帝年表不难发现,两汉在位时间超过15年的皇帝,一共有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光武帝、汉明帝、汉和帝、汉安帝、汉顺帝、汉灵帝、汉献帝13位。其中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是西汉早期的皇帝,那时候汉隶书还没有广泛使用,所以这两件漆器不大可能是那个时间造的。而汉光武帝刘秀之后,汉朝开始衰落,以当时的国力,已经不可能再制造如此精细和精美的漆器了。漆簋底部的圈足都精致到如此地步,显然当时制作这两件漆器的人不惜成本,极尽奢华,而东汉中期及以后的国力,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而且,从漆簋上错金银的工艺上来看,是典型的东汉早期特征,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两件漆器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时代的皇家用品,很可能被刘秀本人使用过。但是,刘秀到底有没有使用过这两件漆器呢?应该说还是个谜。”

     四羊方壶出自何方?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丁孟对于十分罕见的四羊方壶小件青铜器也有着自己的不解,“四羊方壶与故宫馆藏的莲鹤方壶有相似之处,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1923年出土莲鹤方壶的河南新郑李家楼村郑公大墓。目前公开的资料显示,当年郑公大墓出土的文物,被保存在北京、河南、台北三地,并无遗失,显然,这只四羊方壶不大可能是郑公大墓出土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显示,李家楼村附近存在一个春秋古墓群,这只四羊方壶会不会是周边其他古墓中出土的呢?又是如何流散到市场中?得到问题答案的价值估计不会小

no.8 四羊方壶


四羊方壶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丁孟对于上拍四件国宝的文物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四羊方壶是春秋时期小件青铜器中的精品,虽然器高仅37厘米,宽19厘米,但纹饰极其繁缛,其艺术风格与故宫保存的国宝青铜器莲鹤方壶有极为相似之处。而战国九镶带钩,长28厘米,宽4厘米,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沉淀,但其上的5块纯金螭龙,依然金光灿烂,而4块古和田玉,则已被沁成了蜜色。带钩通体用错金银工艺包裹,细腻的线条、繁复的纹饰,代表了中国古代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准。九镶带钩之名,就是由这9块金玉镶嵌而来,在当时能有身份使用‘九镶’工艺的,只有国之君王。就目前而言,就连故宫都没有收藏如此巨大而精美的带钩。至于分别名为彩绘错金银瑞兽纹漆簋和彩绘云气纹贴金漆耳杯的两件东汉漆器,漆簋口径25厘米,通高18.8厘米,耳杯高5厘米,口径17.5厘米。漆簋和耳杯的圈足内皆有朱隶‘内官’二字,足外有一圈12字朱隶铭文‘十五年内官赐器府义工秉造’。从漆器的纹饰风格和铭文内容判断,这两件漆器是东汉皇家御用之物,而且是同一批制作的,器形罕见且珍贵,纹饰异常精美。目前在故宫收藏的漆器中,也没有类似形制的器物。

no.9 圆明园猪首铜像


回归的圆明园猪首铜像
 据了解,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把流失文物定义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余年间,因战争、盗掘、盗凿等不道德的和非法途径而流失海外的文物。由此应当讨还的流失文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如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曾掠走大量文物,其中很多文物后来被英法两国的博物馆收藏。另外一类是不可移动文物,如雕刻、壁画、建筑构件等。由于在抢掠、盗凿过程中,文物造成了破坏,并脱离了原有的环境,最终导致了文物所代表的特有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艺术完整性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流失的不可移动文物最有代表性的,雕刻如被盗凿的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和“昭陵二骏”,建筑构件如北京智化寺藻井,还有敦煌被盗剥的壁画等等。“不是每个藏有中国文物的国外博物馆、它们馆藏的每件中国文物,都在讨还之列。”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总干事王维明说,“但既然已经明确提出讨还,下一步我们就要列出讨还的具体名单。当然这其中有很多调查研究工作,讨还要有根有据,还要征求专家的意见。而且我们是本着求同存异、加强合作、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向有关博物馆进行讨还。”

 

no.10 子龙鼎



2006年4月,目前已知的商代最大青铜圆鼎“子龙鼎”在流失海外多年后回归祖国。这是2002年國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资金启动以来的又一项重大成果。12月9日,子龙鼎、宋代木雕观音等四件珍贵回归文物入藏國家博物馆。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曾参与了子龙鼎和宋代木雕观音的回归运作。子龙鼎回归受到海内外各界、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专门制作了电视片《子龙鼎》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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