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阜王声 这不是我的（苗阜王声）原创郑捕头2020-12-14 17:10
与王声老师打过交道，但与苗阜老师没有直接接触过。从微博上他这些年的言论来看，这应该是一个敢言敢为的性情中人。随着身上社会职务的增多，网络上总出现他被“招安”的说法，这样的问题我并没有列出，没想到苗老师刚一开口就主动提到。他不认为民营团体负责人社会职务相对多些是坏事，这其实是在为民营相声组织发声。
面前的苗阜老师果然是快言快语，不掩饰问题，也直面质疑。梯队建设方面他开始反思是不是管年轻演员管得太严，可以适当安排他们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在加强管理的基础上让他们能够被更多人认识，而非像以往那样完全屏蔽娱乐平台。
说到相声的媚俗问题，他说到其实过去很多先生比如张寿臣那些前辈都会说荤段子，现在的相声演员很多也知道，但嘴上有把门的就是不能公开讲。说是不能讲，接受采访时苗老师还是顺便讲了一个张寿臣说过的荤段子，语言可以说非常直白，考虑到影响没有整理到下面的访谈录中。
另外“屏蔽”的一段内容，是关于青曲社和德云社的关系。德云社多年前遭遇重大舆论压力，青曲社第一个在微博发言声援，可是后来两家团体开始关系对立，不再公开往来。苗阜老师谈到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考虑到有可能引发相声界更大的矛盾，访谈录中也不作记录。一句话概括，他认为郭德纲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郭德纲，郭德纲过去做的事情对相声行业有利，如今则未必。
采访本来安排一个小时，实际上聊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将近中午一点才告结束。采访是在青曲社剧场进行的，我们坐在平时前方观众坐的圈椅上，身后上方是一行硕大的宋体金字，“中兴西北相声，弘扬陕派文化。”
最后在我带去的留言册上写完留言，苗老师的署名是，长安苗阜。
苗阜接受采访中。张望志拍摄
苗阜访谈录
苗阜：1982年生，陕西铜川人。自幼喜爱曲艺，后拜郑小山为师学习相声。2006年开始与王声合作表演相声，2007年与王声创办陕西青年曲艺社，常年坚持在小剧场演出，陕西青年曲艺社后改名青曲社。2014年，和王声在北京春晚表演相声《满腹经纶》，2015年两人在央视春晚表演相声《这不是我的》。代表作品包括，《满腹经纶》、《杯酒人生》、《礼仪漫谈》、《这不是我的》、《大话方言》等。
采访时间：2019年4月26日
苗阜接受采访中。张望志拍摄
“不是招安，是为民营相声发声”
问：这段时间您一直比较忙，平时您官方的身份也很多，这会不会影响到青曲社的业务发展？
苗阜：其实倒不影响。
问：您现在还是陕西曲协的副主席对吧？
苗阜：对，我官方的身份主要是在团上。我做团工作时间特别长，原来在单位就是团委书记，后来到省青联做副主席，今年刚给了个大任务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长。而其他的职务都和相声有关，比如相声艺委会的委员，我觉得这是为我们相声站台的。
问：能推动相声事业发展。
苗阜：对。网上有声音说我被“招安”什么的，第一我本来就是党员，很多年的党员了，第二我做民营社团，其实我们站得越高说明民营社团的地位越高，我们是为民营组织争取发声的渠道。
问：民间总把两者对立起来。
苗阜：对。尤其从十届“文代会”之后，大家对新文艺群体和新的社会阶层很重视，我觉得这是好事。过去不够重视，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我们就这么一块舞台，和老百姓离得最近，如果没有正确的引领会出现问题。其实说白了，不是我们不愿意和组织在一块儿，是没人管我们，这两年有人管了。您刚才说舆论总把两者对立，我觉得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搅浑，浑水好摸鱼。全国现在有917家园子，35万从业者，其中21万是体制外的，体制内的还在逐渐减少，加上部队文工团解散，现在体制外的数字估计还得涨，大概能到25万左右。那天我跟林永健聊，他说他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体制内的，部队一改革忽然就体制外了。我们在研究民间艺人的评级问题，我从前年到今年提案都是这个，好在已经批了，从今年开始民间社团也将纳入国家级演员的评定。而且这两年的牡丹奖……牡丹奖您知道吗？
问：知道，曲艺最高奖嘛。
苗阜：最高奖。牡丹奖得主29个，现在民营团体演员占了一多半。上上届牡丹奖评选整个相声界就王声一个人得奖，这一届我们青曲社一个孩子拿了奖，1993年出生的。我最高兴的是，陕西快书第一次进入牡丹奖评选。我们青曲社拿了三个牡丹奖，两个“牡丹绽放”，“牡丹绽放”是牡丹奖里的牡丹奖，现在全国只有20个人获得，我是第一批获奖的，王声是第二批。社会职务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是责任和担当。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觉得孟子说的是实际行动，思想上得反过来，独善其身则穷，兼济天下则达。青曲社13年了，从最开始我的口号就是剧场上方这句话，“中兴西北相声，弘扬陕派文化”，这么多年就没有变过。我们也认识到，小剧场长期演出，作品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年轻人不愿去尝试。北京还好点儿，机会多，晓攀、印泉还有大逗的演员们，北京台录像有各种演出机会，你不弄新活就没办法。西安不一样，西安现在有四家社团，七个园子，几个几社团的负责人几乎都是从青曲社走出去的，也都发展得挺好，哪儿能出那么多新段子？说新活就包括我和王声有时候也害怕，在现场新活使着使着就觉得不对，得赶紧拧过来。
问：有这个问题。那您怎么判断一段新活是该一直坚持改下去，还是放弃？
苗阜：我觉得新活之所以不响，就是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想通。我把前些年报给央视春晚的节目拿过来看，有些活我就想通了，比如《西游趣谈》，其实那是《满腹经纶》的路子，但当时说得有些过于直白。
问：相声演员到一定年龄总想有所表达，但又不是在表演中敢说就行，需要在有所表达和艺术性上做到兼顾。
苗阜：对，我和王声现在已经不愁吃喝了，在提前迈入小康社会之后，就会想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做点儿什么，包括刚才说到的社会职务问题。我们这些年的相声开始不重数而重质，在全国相声演员中我们也算是创作型的。去年我们创作出《朦胧诗》、《纹身趣谈》、《寻侠记》、《二维码时代》，一年我们写了将近20段新活。这些节目我不敢说每个都能立住，但大部分是可以用的。传统活是和当时那个时代贴近，我们春晚那段相声《这不是我的》，当时我就跟别人说过一句话，这个节目十年之后再看它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2015年春晚，苗阜王声表演相声《这不是我的》
问：这个作品观众当时是寄予厚望的，媒体提前报道说春晚讽刺型相声多年未见，上次比较突出的还是1988年的《巧立名目》。你们演完大家感觉还是有一定力度，但确实也能感觉出时代不太一样了。
苗阜：我们感觉到挺遗憾。
问：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个命题作文对吗？
苗阜：命题作文。
问：是春晚剧组先选的你们这两位演员对吧？
苗阜：是这样，每年在合肥有个“包公杯”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展演，我们俩有个节目是反腐的，春晚剧组看上了这个节目，就约我们创作反腐题材作品。第一版用的是我们“包公杯”那版，后来感觉力度不大，他们就说能不能换个角度，我们说我们没有这种经验和生活。我们从北京回来，跟有关部门开了两天闭门会，面对全国30多个典型案例，我们逐个分析贪官心理，收获很大。然后再到北京把新节目一演，节目组很满意，但到最后我们演的也不是那个版本。初审的是这个力度比较大的版本，中央台记者也看到了，当时新闻报道就说，这将是30年来反腐力度最大的相声作品。最后为什么没这么演呢？大家都说，那年抓了十几万人，十几万人背后就是十几万个家庭，人家也得过年。
问：春晚不好弄就不好弄在这儿。
苗阜：后来我们就只能往回收，总体还是把一些原意表达了出来。
问：而且你们的演出时间也往后放了放。
苗阜：本来是11点演。
问：11点其实是一个黄金点，原来赵本山的小品经常放在那个时间。
苗阜：本来是最好的时间，后来放到更后面了。
问：春晚很难办，让全国人民都满意不太可能，能不提出太大意见就已经不容易，所以如今能出现你们这样讽刺力度的相声作品，其实也很难得了。
苗阜：不容易。原来我不理解，中央电视台一位领导给我讲了故事，我就明白有多难了。他说黄宏老师和宋丹丹老师当年那段《超生游击队》特别别火，而且那还不是春晚……
问：那是元旦晚会。
苗阜：对，但是节目反响很大。就因为这个节目，全国计生委找中央电视台好长时间，说我们做计生工作本来就难，现在倒好，还有了新外号“小脚侦缉队”。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说，央视春晚就是皇后，得端庄，其他卫视的晚会可能就是贵妃、嫔妃，艳丽漂亮就可以了，但和皇后两回事。
“那天表演效果最好的是我和王声”
问：你们参加北京春晚就没有那么大的顾虑是吧？他们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苗阜：最早得益于李金斗老师。当时他是北京曲协主席，他搞过一次北京小剧场发展研讨会，在陕西请了两个园子，一个是我们，一个是王木犊剧场。李金斗老师在西安看过我们的节目，感觉我们青曲社做得还不错，就请我们过去座谈。后来在北京第四届青年相声节的时候，李金斗老师邀请我和王声参加。最后一场是全国名家展演，人家那真都是名家，那一场的底是冯巩，其他演员还有大兵他们，只有我和王声是……按照现在的说法是素人。
问：对全国人民来说相对是生脸儿。
苗阜：但那天表演效果最好的是我和王声。
问：你们说的是《歪批山海经》？
苗阜：对。台下当时有很多人，有电视台的，广播电台的，结束之后很多人就开始邀约。刚好北京喜剧幽默大赛有一组演员临时来不了，就把我和王声添进去了，我们是最后一场最后一个节目。观众现场评分，最终我们的得分到现在也没人破，594分，满分是600。我们前一个节目演完评分589，已经非常高了，是嘻哈包袱铺演的小品，几位演员下来走路劲头儿都不一样了。
问：他们感觉第一稳拿了。
苗阜：我和王声相视一笑，我们俩没打算拿奖，能在这里录个节目就挺不错了。所以我们在台上也非常放松，而且北京台最大的好处是不给你限时，演员完整表现就行了，最后播出的时候那个节目也实打实没有剪，将近20分钟。这个节目在当时等于就留了一个特别好的扣儿。但当时北京春晚并没有请我们参加，最早请我们的是湖北卫视春晚。
问：是哪一年呢？
苗阜：就是那一年。
问：但是北京台春晚播出早是吗?大年初一。
苗阜：北京晚，湖北卫视是腊月二十八。
问：在湖北卫视录的是什么节目？
苗阜：一模一样的节目。录湖北卫视春晚，那天我们接的是郑钧。
问：也是西安老乡。
苗阜：对。我们就演《满腹经纶》，那是正经原版，一个字没改。在演艺中心录完我们拉着行李往外走，北京卫视电话来了，说想请你们上北京卫视春晚。我说好啊，放下电话我想起个事儿来，就又给人家打回去。我问在一个电视台录完的春晚节目别的电视台是不是就不要了，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我刚在湖北卫视录完这个节目，他说那确实就不行了，我说那很遗憾，录不了了。过两天北京卫视又打电话来说，能不能改改，他们去找了湖北卫视，商量好湖北卫视把这个节目叫做《学富五车》，其实是一个节目。
问：是湖北卫视吗？我怎么感觉央视你们的节目叫《学富五车》啊？
苗阜：央视是另外一版，那个节目是重新写的，内容和《满腹经纶》没有关系。到北京卫视录春晚的时候，节目里前面那些愚公移山啊葫芦娃呀都是现改的词儿，那两天我还发高烧。就在这个时候天津卫视又打电话，希望要这节目，我跟人家说明情况，这段子已经录了俩卫视春晚，湖北卫视录了完整版，北京卫视保留了后半截。天津卫视来了一句，那前半截不是还在吗？
问：电视台也真行。不过这也说明他们求贤若渴，好节目还是难得。
苗阜：所以李金斗老师请我们演出那场，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是机会。
问：对于演员来说，很多时候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到来，你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到最后可能才发现并不是机会。
苗阜：对，我和王声从来没有想过靠这个节目能火。我们原来有很多作品，包括《杯酒人生》。昨天还有人跟我谈《杯酒人生》拍成电影的事情，因为那个节目比较深刻。还有后来我们写的《道德经——老子老子》，去年我们写的《朦胧诗》也不错。师胜杰先生是去年去世的，我和王声还改过一批师胜杰先生的节目，比如《恋爱历险记》。我和王声改的时候，师胜杰先生还活着。
苗阜、王声与病中的师胜杰
问：段子给他听过？
苗阜：让他看过，老头儿比较满意。
问：细节当然有时代局限性，但《恋爱历险记》现在听都觉得好玩儿。
苗阜：我们都改成现代版了。最早那是田连元先生一个评书小段儿，叫《九枚硬币》，师胜杰先生感觉特别好就改成相声《恋爱历险记》。我和王声把它改成九十块钱谈恋爱，叫《新恋爱历险记》。
问：这新段子现在说过了吗？
苗阜：说过了。但我们做版权保护比较严格，我手里有将近2000个小时的节目。这节目第一次正式亮相，是师胜杰先生去世的第二天。师胜杰先生是我干爹，去上海参加专场的飞机上我得知老头儿走的消息，那之前我曾经在哈尔滨陪院，我给干爹念叨过一遍，老头儿说不错。但后来我一直没有演，到老头儿走那天我一晚上没睡，把王声叫到房间对了一晚上活，第二天登台演出，当时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
问：也是一种纪念。
苗阜：对，向经典致敬。我们把原来段子里的公园改成陕西秦岭野生动物园，门口找人找不着，翻墙进去看见熟人了，那里正好是老虎山，一低头发现姜昆先生在老虎洞里呢。
问：嘿，两方面同时致敬，而且这两位也是很早以前的搭档。
“我和王声合作起来感觉很舒服”
问：那咱们从头聊吧。您最早对相声产生兴趣是多大？
苗阜：我7岁登台，王声是6岁登台。
问：但他最早说的不是相声，是评书。
苗阜：对，王声正儿八经说相声是跟我合作以后，在那之前他说的几乎都是评书，偶尔说相声。
问：包括现在他一直还在说书。
苗阜：对，每周有几天固定说评书。
问：说明他对评书是真爱。您小时候也是通过电视还是广播接触相声？
苗阜：广播居多。我是铜川人，铜川是能源型城市，是陕西第二大省辖市，文艺比较繁盛，《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铜川人写的。我妈是铁路系统的，我爸做商业，家里想让我进一个好学校，而矿务局子弟学校最好。
问：王声老师是矿务局子弟。
苗阜：对，他是大院的孩子。我是地方的孩子，跟大院里的孩子总玩儿不到一块儿，他们也排斥我，想进入这个圈子怎么办呢？我就展示自己。我们学校文艺活动搞得特别多，钢琴、小提琴、管弦乐。我从小跟着外婆长大，我姥姥今年100岁，带我的时候就70多了，老人节俭惯了不可能给我花钱报班，那我学习什么才艺、展示什么呢？相声最方便，听匣子（收音机）就行。马季先生，李伯祥先生，那时候我听他们的段子，边听边学，7岁就开始说。而且当时铜川的相声氛围也特别好，有周立文先生他们这一批人。铜川矿工多，隔几天就搞文艺演出，包括消夏晚会和广场演出。
问：都是群众艺术对吗？
苗阜：群众演出特别繁荣，氛围特别好，我跟他们也学。到现在看，目前陕西省说相声的五个人拿过全国或全军金奖，五个人全是铜川人，所以这个传统基因是有的。王声是我们学校的标杆，6岁就拿了全省少儿曲艺大赛金奖。
问：那会儿他讲的还不叫评书。
苗阜：叫故事。他学王木犊，那是王木犊最火的时候。王声那时候是我们学校的书库，从小他就爱看书，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去哪儿演出找不着人，就是去书店买书去了。那时候小孩儿看两套书，一个是《七龙珠》，一个是《圣斗士星矢》，王声是最早把书收集全的。现在我们学校档案室，还留着王声6岁获奖时的奖状。
王木犊原名石国庆，陕西独角戏和喜剧演员
问：也就是说，并不是像一般人想的，陕西的相声氛围远不如天津和北京，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苗阜：陕西的相声氛围特别好。而且解放前好多老先生都在西安演出过，张寿臣先生、马三立先生、侯宝林先生、张杰尧先生。
问：张杰尧先生在西安待得时间最长。
苗阜：对，《关公战秦琼》就是从西安发展起来的。西安的游艺市场特别红火，包括它在内当时全国说相声有几个地方，沈阳的北市场，天津的“三不管”，北京的天桥，河南的相国寺，山东的曲山艺海。李润杰先生开山门是在西安，大徒弟赵桂兰就是在西安收的。
问：那时候他们来内地是为躲避战乱对吧？
苗阜：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内迁到这里。张玉堂先生功劳最大，后来西安说唱团也是他创立的。这两年说唱团做得不太好，政府部门找到我说，这么大的国营团体不景气，看我能不能收购。我不想收，大包袱，我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斗争，还是收吧。当年张玉堂先生他们把这个摊子撑起来，现在他的两位公子还在我这里演出，我说不能让这样的团体凉了。其实七十年代末西安说唱团火过一段时间，两个相声剧在全国打响，马季先生他们都来西安学习。东北的杨振华先生首创吉他相声之后，西安跟得也比较快。但是到后来，就慢慢沉寂了。
问：全国其实也是这样，九十年代之后相声就开始走下坡路。
苗阜：对，所以我参加工作要走这条路我妈死活不同意。他说你到铁路系统是铁饭碗，说相声有今天没明天的。后来我先听老人的，先进了铁路系统，后来我瞒着我妈考文工团。
问：这个文工团叫什么名字？
苗阜：西铁文工团。
问：也是铁路系统的，有点儿像侯耀文老师他们的铁路文工团？
苗阜：那是中铁。
问：有隶属关系吗？
苗阜：没有。我们文工团的小品做得特别好。
问：像郭达老师他们……
苗阜：他们原来跟我们都有合作，他们有些小品是我们团写的。全国总工会后来在全国命名了三个示范单位，北京比较突出的是合唱，上海突出电影，西安就突出小品，正式命名叫全国总工会小品培训示范基地。就因为这个我们这里专门设立一个团，我现在还在这个团，我是艺术总监，以前还当过一段时间团长。在那个时期考这个团是特别难的，那时团里的小品最火。我考进来之后经常下基层，说相声、演小品，反正都是语言类节目。慰问演出的情况您也知道，那时候我相声、小品什么都演，有个外号叫“苗半台”。最开始我们还不是正式的团体，属于工会管理的群众组织，后来委托我建团，连我一共才五个人。给我20万建团款，就这点儿钱，我一毛钱一毛钱地算账。
问：那时候您跟王声老师就开始接触了吗？
苗阜：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搭档了。我们这个团能建这么好得益于青曲社，因为我有青曲社的建团经验。
问：青曲社其实是2007年建立的。您和王声老师开始合作是从……
苗阜：2006年。陕西电视台国庆有个特别节目叫《捧逗先锋》，是个相声节目，相当于《国庆七天乐》。我先跟团里的搭档一起说，后来他有事儿实在录不了，别人给我推荐了王声。
2019年，苗阜、王声表演相声。杨明拍摄
问：他当时的状态……
苗阜：陕西师大刚毕业。
问：没有在任何团体？
苗阜：没有。原来有个大学生组织，就是西安大学生相声班社，他参加演出，有时候也主持个婚礼什么的。有人推荐说这人不错，跟我年龄相仿，文化水平比较高。当时已经录了三天，还有四场演出。实话实话王声当时说相声还有点儿青涩，毕竟他那时说相声还是少，说评书多，但是他有另外一股劲儿，我们合作起来感觉很舒服。录完节目庆功的时候我俩聊天儿，就在陕西电视台旁边的八里村夜市，一起喝啤酒越聊越近，最后才发现我们曾经是小学同班同学，他就是当年那个获金奖的人。
问：在那之前你们俩都没有想起来？
苗阜：因为他父亲工作调动，五年级王声就转学从铜川到了临潼。
问：王声老师的头发是怎么回事？那会儿他有头发吗？
苗阜：有有有，我们刚合作的时候他还是板寸。他头发挺多的，现在这样是为了省事，在家没事儿就自己拿推子推。当时这么一说我一下子都想起来了，当年他获奖还给了个雅马哈电子琴。
问：奢侈品了。
苗阜：绝对奢侈品。从那时候起，我俩就开始正式搭档。团里我当时的搭档是完成工作任务的，但我和王声就是一起干事业的。这么多年，王声忍受了我很多臭毛病，我也忍受了他很多坏脾气。
“经济问题对我俩来说不是问题”
问：相声搭档是像你们这种性格互补、互不干涉的多，还是俩人志趣相投、形影不离的多？
苗阜：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在一块儿长不了。互不干涉原则很重要，事业在一块儿，生活有各自的圈子。对这个我刚开始也接受不了，我做所有事儿都拉上他，后来发现我是错的。比如我们的《苗阜秀》，最早的策划案定的是《喵汪秀》，俩人一起参加。他不同意，他又不好意思驳我面子，就找了很多种借口，我就想不通。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从那时候我就明白，各自得有各自的圈子。
问：王声老师的性格，以及读书思考的习惯，可能更适合搞创作，您更适合在外围多张罗一些事儿。
苗阜：我们搞创作一般是我先拉大纲，因为我接触的人多，接触的事儿多，灵感也多，王老师再给它细化，从文学角度给它升华。再比如王声爱踢球，我从来不爱运动，我好喝酒他不好，互相跟着都不合适。我们所有东西都放到明处，最早的时候我就害怕出现一个问题，很多相声搭档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分开，对我俩来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最早我们还一起主持过婚礼，那时候总共挣300，我们俩一人150。每次演出结束人家给个信封，我把信封交给王声，让他把我的钱点出来给我，从那时候就这样。现在更不牵扯这个问题，我们俩的账都进公账，然后再分给我们，更透明了。有一次我们挣了1万块钱，那时候还没火呢，节目是王声写的，我就给了王声6000。
问：包括创作费。
苗阜：王声跟我翻脸了，他说咱哥儿俩永远是五五分。当时我挺感动，但后来我一想，上当了。开玩笑，我俩永远是这样，原则的东西永远不能碰。过去有什么演出，王声不去我就推了，但后来我和王声商量，有些演出还是不能推。现在我们就养成习惯，有演出我第一时间给王声打电话，问他能去不能去，比如心连心艺术团慰问西藏，他说我去不了我高原反应，他去不了我再带徒弟去。北京有演员出现过那种情况，挣钱的演出带徒弟去，因为自己分得多，政治任务演出带搭档，闹得不很愉快。我们俩不牵扯这种问题。
2019年，苗阜、王声表演相声。本文作者拍摄
问：你们俩平时表演文哏的作品居多，您觉得你们的文哏和马三立、苏文茂先生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哏作品，区别在于哪里？陕派的表演特点，即使说文哏也要有“大咔嚓”的包袱儿是吗？
苗阜：有设计。有很多人问京派、津派和陕派相声的区别，陕派相声是我提出来的，现在西安满大街都是陕派。
问：其实你们最早提的时候在全国有争议。
苗阜：我当时就说，陕派是我的梦想，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我的目标。
问：西安当年有50个园子的时候也没有提这个？
苗阜：没有。西安最早的园子是我师爷开的，叫红星曲艺研习社。我们最开始提陕派的时候争议非常之大，其实要形成派，必须是拥有众多的代表人物，众多的代表作品和传承有序的关系，现在还达不到，但我们的梦总得做，要不然朝着哪个目标走呢？各地的相声一定会揉进各地人的性格，陕西人的性格本来就是“生冷蹭倔”，天津相声里那种“小夹磨”劲儿，在这里不认。京派相声帅气、大气，人家是皇城根儿，西安是“废都”文化，天津是外来文化、码头文化，市井气比较重。王声是汉语言文学和语文教育专业出身，我个人从小就喜欢历史文化，到现在我记别的记不了，碑文和故事记得特快。您看我们俩的表演，开始的风格大部分是先“扑盲子”，根据观众的情况“扑”着走，当然这是在多少年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在这种表演风格下后来形成很多作品，包括《歪批山海经》也就是后来的《满腹经纶》。《满腹经纶》是节目播出之后，我才知道的名字。
“到大年初三我知道我火了”
问：你们录的时候还不叫《满腹经纶》？
苗阜：那时还叫《歪批山海经》。当时咱人微言轻，北京台也不征求我们意见，最后这个名字是北京台起的。现在我和这位起名字的编导是好朋友，我还经常说他给我们的作品起了一个好名字。
问：还真是，比《歪批山海经》更适合传播。这是大年初一晚上北京台播的，第二天是不是就感觉到朋友圈传开了？
苗阜：在那之前，我的微博一天没几条评论。那年大年初一的晚上，三家卫视同时播我们的段子，东方、天津和北京。那天晚上我跟我爸说，我上了四个卫视春晚，湖北春晚年前播了，那天晚上同时有三个。
问：但湖北那场动静不大，是吗？
苗阜：不大，那时候人们都忙忙叨叨的，还没有过年的气氛。初一晚上我爸说那恭喜你一下咱们开瓶儿茅台，我平时一口茅台不喝。
问：喝不惯酱香。
苗阜：对。但我爸说了那就喝吧，老头儿高兴。我们爷儿俩喝了一瓶儿，后来来了个朋友我们又喝了一瓶西凤，我跟我爸开玩笑，今天晚上播完说不定我就火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一打开手机吓一跳以为手机坏了，微博的评论信息不是都显示数字吗，那天早上一看是点点点。
问：那就说明数量极大。
苗阜：几十万。那天我就不停看手机，清空以后过一会儿又两万、三万，就这速度。这是初二，到初三我就知道我火了。记者初三上班，打那天开始采访电话多到手机只能插着充电器接，没完没了。北京台编导一弛后来跟我说，当时很多电话打到北京电视台，第一句话是，你们北京台春晚今年办得很不错，第二句话就是，苗阜电话多少？后来接电话的拿起电话直接说，苗阜电话我给你发过去。从初三一直到初八，电话就没停，初八晚上我接到中央台电话，邀请我们参加元宵晚会。
2014年北京春晚上，苗阜、王声表演《满腹经纶》
问：坐上火箭的速度。
苗阜：正月十一我和王声到北京，我跟晚会导演组说写新节目来不及了。在办公室，他们把当时网上能找到的我们的节目视频全部找出来，一个一个挨着放。我和王声拿着纸和笔记，他们一边看一边说，我要这个包袱儿，我要这个包袱儿，您注意这都不是一个活啊。他们说，希望你们说的段子里有这些包袱儿。我和王声住到影视之家，俩人都蒙了，一天时间写了段新活，把这些包袱儿放了进去。
问：2014年北京卫视春晚你们的节目之所以能火，和当年央视春晚没有出现比较有影响力的相声作品也有一定关系。
苗阜：央视春晚我们报节目来着，给刷下来了。后来我跟央视的人说，他们说没有见着，我说那肯定，因为我们是在网上报的。
问：啊？这样啊。
苗阜：那时候没腕儿嘛，春晚剧组公布了一个邮箱，我们就邮件报的。
问：那基本是石沉大海吧。
苗阜：石沉大海。那年还是北京卫视春晚的翻身仗。我老感叹，时也命也运也。
问：你们这作品里有唐山话、河南话，最后是宝鸡话，你们当时有没有想，宝鸡话对于全国大部分人来说习惯不习惯？
苗阜：这个段子我们在陕西演的时候，里面全是陕西省内各地的方言，陕北话、关中话、宝鸡话，我们叫东府西府。在北京卫视改完之后，陕西省内的话只留了宝鸡话。
问：加上的是全国人们更为熟悉的方言。
苗阜：对。
“第一季《欢乐喜剧人》就邀请我，我坚决杜绝”
问：文哏相声一般来说是比较雅的，好相声需要做到雅俗共赏，在这样一个娱乐化时代，相声雅俗共赏是不是越来越难办到？
苗阜：其实不难。我一直认为现在很多人在偷懒，相声说的本来就是老百姓的话，我站台上给你讲“十九大”你恐怕也听不进去。演员得琢磨人物，得把人物带进来。而您说到的娱乐化问题，这是我深恶痛绝的一件事。
问：您觉得相声娱乐化的趋势可以逆转吗？
苗阜：可以逆转，最起码它得回归。我现在特别害怕年轻观众看到一些表演认为这就是相声，其实那什么都不是了。当年我和王声写过一篇文章叫《这年头，我们说相声》，开头引用台湾李立群、冯翊纲相声瓦舍的一段台词，还说到我们特别害怕多年后爷爷领着孙子进博物馆，孙子问爷爷什么是相声，相声是这张光碟、这盘录像带、这本书，还是磁带？我为什么不参加现在非常火的综艺节目？第一季《欢乐喜剧人》他们就邀请我，那时候沈腾都没有火透呢，我坚决杜绝。第一季节目的制片人是我师兄弟，堵到北京北展后门跟我说，我还是坚决不去。我说，综艺节目不能让人好好说相声，即使我好好说了你们也会剪得乱七八糟，而且相声和小品放到一起没有可比性。有人告诉我会名利双收，名利双收我也不去，人总得知道自己要什么，干什么。
《欢乐喜剧人》片头标识
问：当时你们已经火了，按理说你们只要参加，知名度肯定还会往高拔。
苗阜：对。《欢乐喜剧人》第二季的时候又找我，说你看怎么样，我们第一季火了吧，这一季该来了吧？我说对不起，还不去。后来我也一直没有去。去年有档节目叫《相声有新人》，导演给我经纪人打电话，说让苗阜老师来，给七位数。
问：《相声有新人》您作为什么身份去呢？
苗阜：导师。
《相声有新人》节目照，右起依次为张国立、郭德纲和程雷
问：只能作为导师。
苗阜：让我跟郭德纲老师坐一块儿，他们就想要这效果。网上当时已经炒成那个样子，我还是坚决杜绝。
问：对娱乐化倾向您一直保持清醒对吗？
苗阜：青曲社后台原来挂了四个字叫尊师重道，后来我又添了四个字，居安思危。我们吃的、用的、穿的，就连内裤都是相声给的，我们得为它负责。我听到过很多采访，有演员说我没打算长期干相声，以后我会转型，这话已经非常暴露了吧？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为相声来的。有人问我，你们为什么不把你们原版的视频放到网络上，我说第一我版权保护，第二，有些团队把视频放到网上是为了相声发展吗？有些人是为了火了之后干别的，拍电影不比说相声挣钱吗？你看我拍过电影吗？
问：我问过几位年轻相声演员，有人说需要借助电影这种大体量的形式，然后反过来推动相声。
苗阜：都没有错。我们刚起来的时候电影邀约不断，每天的劳务费按百万计，我都拒绝了。
问：刚才说《杯酒人生》要改成电影，您去演吗?
苗阜：这个我一定参加，青曲社全员参加。
问：相当于你们的大电影。那这个电影为什么不拒绝了？是因为属于你们自己？
苗阜：本来我就准备把《杯酒人生》往舞台上搬，我原来立下了一个flag但是后来没有成，我说一定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杯酒人生》，因为当年我和王声认为将来如果火可能会是因为这段相声。
问：这个作品是你们下了功夫并且寄予厚望的。
苗阜：寄予厚望。所以我就想将来把他改成相声剧，上国家大剧院。后来我花了60万剧本费，请总政话剧团团长王宏老师给我们写剧本。到现在还没演，我一直还在改，一直在打磨。
问：您去年在国家大剧院演过《西望长安》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