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 《赵无眠辣说历史》 作者：赵无眠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20世纪最大的汉奸汪精卫
要说汉奸，第一当然是汪精卫。他不但是20世纪最大的汉奸，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那么，第二大汉奸是谁？不好说，因为汉奸的定义极不明确。抗战期间，爱国华侨陈嘉庚向重庆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此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根据这一最伟大的提案抓汉奸，首先就得拿下李鸿章。他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敌未退”即与日本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和台湾。这是19世纪末的事，他偏偏又活到20世纪。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9月“敌未退”，他又跑到北京与各国议和，赔银 4.5 亿两。
现在有人为李鸿章翻案，认为他不过秉承朝廷的旨意办事，实际作主的是慈禧太后。故慈禧太后才是真正的大汉奸。慈禧不是汉人是满人，怎么能当汉奸呢？顾不得那么多了，既然坐了咱们汉家的天下，她就有当汉奸的资格了。而且她从北京仓皇出逃，一身汉人妇女的打扮。正是咱们捉汉奸的好时候。
光绪皇帝批准了《马关条约》，虽说是不得已，但要是想不当汉奸，完全可以抵死抗命。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汪精卫也说得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既然从大民族英雄到大汉奸都这样说了，他光绪皇帝还不去死，看来是铁着心卖国求荣了。然后戊戌变法，按日本人的路子改革，还打算请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当中国的首相。是欺咱汉族无人吗？
继任光绪的末代皇帝溥仪，也当了汉奸。这是后话，是日本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事了。不过后话不妨先说，以证明当汉奸是满人的特长。一个为情势所迫下台的皇帝，回到祖宗的发祥之地重新建国，这放在古代简直就是“雄才大略”的作为，至少也要封他一个光复祖业的民族英雄。但不要搞错了，这可是 20 世纪。你都已经汉化成只会说“普通话”了，还当什么满人的英雄？老实当你的汉奸吧。
袁世凯当总统还想当皇帝，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谁都知道，这是一份著名的卖国条约。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怒不可遏，打算以武力对抗。但不要以为段祺瑞因此便不是汉奸。才两三年，他就向日本“西原借款”，配合日本政府和财阀实现“日中经济一体化”；又签订中日陆军、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打开了日本侵占北满的方便之门。幸亏两年以后日本主动要求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以释“中国人之误解”。但咱们中国人既然“误解”，岂是随便好释的？
中国“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没收给了日本。北京政府的代表，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力争失败，激起民众愤慨，爆发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于是北京政府整个成了卖国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被迫去职。过了没多久，钱能训内阁总辞。
军阀政府如此卖国，怎不叫在野的孙中山忧心如焚？他决定“中山再起”，但这回不能“合日”了，应该“联俄”。便有《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俄国跟日本的最大不同，是它侵占了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至今仍不归还。越飞到中国来与孙中山发表《宣言》之际，苏俄又侵占了中国近 2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外蒙。北京政府要求苏俄从外蒙撤兵，越飞的回答竟是：北京政府采取仇视苏俄的政策，以致苏俄政府“不得不进兵外蒙”。不过要当汉奸，不必在乎人家的这种态度。
孙中山两位继承人，一个汪精卫，一个蒋介石。汪精卫主张抗日的时候，蒋介石反而亲日。1927 年蒋介石下野赴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人密谈，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以换取巨额借款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他果然密令张学良“不抵抗”，失东三省 ；1932 年，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把抗战的十九路军调去福建打共产党；1933 年，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签订《塘沽协定》，失热河 ；1935 年签订《何梅协定》，失华北主权。直至 1936 年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抗日。由于仓皇应战，半壁最好的河山没多久就沦为敌手，自己也从南京一逃武汉，再逃重庆，还打算逃入西藏。及至抗战胜利前夕，又指派外交部长王世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外蒙独立。
这件事把咱们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弄得失声痛哭，不是打赢了吗？怎么反而是中国割掉这么大一片领土？怎么好端端的一片桑叶，变成了一只鸡？陈嘉庚防得了言和，防不了卖国。他不知道，“敌未退”之际，蒋介石已经不知多少次要跟日本人言和了。他更不知道，在卖国方面，蒋介石比汪精卫和北洋军阀更有魄力。就拿整个中国历史来说，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可有哪一个王朝，哪一位皇帝，有这种一次卖掉 170 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手笔？不错，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这是他的功。但咱们是捉汉奸，不看你有多大的功，只看你有多大的罪。对汪精卫咱们不就这样吗？
国民党领袖当汉奸，一脉相承，情有可原。兴中会、同盟会的元老们，绝大部分都留学过日本。共产党的情况呢？两位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汪氏集团的第二号、第三号人物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被王明、康生公开在《新华日报》上指为汉奸，接受日本人每月 30 元的津贴。康生是个专门暗算别人的小人，他的话本可不必作数。
王明没拿日本人的津贴，却一直拿苏俄的津贴，躲在莫斯科啃洋面包。好容易回国参加抗战，你猜他怎么说？他要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苏联”！大敌入侵，不思怎样奋起抗击，倒要去保卫同样占领中国土地，与日本签有《日苏中立条约》相互承认满洲国与蒙古国的苏联。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卖国主义精神，这是汉奸精神。他最后还是躲到要保卫的苏联去了，改名为“马马维奇”。
汪精卫这个汉奸，已经不需要论证了。他的伪南京政府及伪冀东政府、维新政府、伪满洲国，都是汉奸政权，也不需要再加以证明了。既是汉奸政权，它的各级头目，大小公务人员，也都是汉奸没跑。什么殷汝耕呀，王克敏呀，汤尔和呀，齐燮元呀，王揖唐呀，朱深呀，王荫泰呀，江朝宗呀，梁鸿志呀，张景惠呀，陈璧君呀，李士群呀，褚民谊呀……咱们的汉奸花名册，照单全收便是。
主席、院长、皇帝、亲王、委员长是大汉奸，下面的维持会会长、伪村长、伪村公务员是小汉奸。
同日本侵略者合作铁定是汉奸，那么跟英国侵略者合作也是铁打的汉奸。跟葡萄牙侵略者合作的中国人也没跑，通称老牌汉奸。
溥仪是大汉奸，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咱们要说内蒙古的“德王”，他在 1939 年出面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是一个由日本人操纵，与“伪满洲国”相似的傀儡政权。德王全名叫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 年出生，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由北京政府授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却与日本侵略者勾搭成奸，一心想从中国分裂出去。
而早在德王之前的 1911 年，另一个蒙古汉奸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怂恿之下，宣布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1921 年，外蒙古的汉奸们依靠苏俄的力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1924 年，进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蒋介石与苏联达成协议，允诺外蒙独立。中国版图一下大为缩水，而外蒙也将一块 7 万多平方公里原属中国的地区作为回扣，大大方方送给了俄罗斯。
伪军当然都是汉奸。还有一些身份不明的部队，如胡传魁的“忠义救国军”。他们是姓蒋还是姓汪？管他呢，这事儿阿庆嫂知道。抗战胜利后，伪军大多接受改编，摇身一变成了国军。他们本来就是国军。当然不包括“满洲国”的伪军，那是日本人建立的。
伪军是汉奸，直接当皇军的中国人更是汉奸了。比方翻译官，都这样说话的：“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太君的说了，你的良心的，大大的坏！”这什么腔？汉奸腔。作家周作人，倒是做稳了汉奸。他没当宪兵，当的文化官员，在伪政权里搞教育工作，大致相当于华北地区教育局长。为此坐了十几年牢。
抗日将士，应该最无汉奸嫌疑。但这样看问题未免过于简单。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里面就有汉奸。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羁留在租界三年半以后，被手下三个叛兵所杀。这三个汉奸，居然也都是壮士之一，而且能干掉日本人都干不掉的谢晋元，想想真教人冒冷汗。
而后来成了著名抗日英雄、战死疆场的张自忠，也一度被国人骂为汉奸。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北平市长，张自忠仍留在城内与日军交涉，接受日军指令解除保安队武装。南京、上海舆论界大加抨击，责其不抵抗丢失数百年的古都，标语口号贴上了街，张成了皆曰可杀的民族败类。张逃出北平，即以戴罪之身赴南京投案。
张自忠的上司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多次对日委曲求全，丧权辱国，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原拟口号中便有“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此次运动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策划组织的，当时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将这一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而学生仍遭镇压。宋哲元委屈在前，抗日在后，尤其是手下出了个张自忠，这才把戴了多时的汉奸帽子给摘掉。
军人守土有则，不抵抗即丢失领土，当然要比“敌未退即言和”的罪大。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长韩复榘，不战而退丢失山东，在武汉被蒋介石枪毙。
同情汉奸，也得以汉奸罪论。你不是汉奸，干吗予以同情？古代有一种罪，叫“腹诽”，也就是肚子里骂人，轻则丢官，重则是要杀头的。同情汉奸比“腹诽”可是严重多了，至少是“腹奸”。
爱上并嫁给汉奸，当然也是汉奸。这叫狼狈为奸。如女作家张爱玲，居然对汪伪名单上一度排第四位的文化汉奸胡兰成，产生“倾城之恋”。遍观当时的中国，爱国作家、抗战诗人、节操教授、热血青年比比皆是，你不去爱，偏偏爱上胡兰成。两个人在膏药旗下情浓意浓，酸死了。日本鬼子占了上海，爱国作家们都不写小说了，她偏偏写起了小说来，以表现日占区的“文化繁荣”。
吴清源当日本人，好歹还有过大战日本棋手、横扫东瀛棋坛 15 年无人能敌的战绩。何智丽竟然扬言：“打败中国运动员真好！”好像她嫁到日本，就是专门替日本人来揍中国人的。她忘了是谁把她培养成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连中国姓都给改成日本的了，叫小山智丽。
清第十代肃亲王的第十四格格金壁辉，生于 1906 年，6岁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做养女，改名川岛芳子，1947 年被秘密押到南京审判。我们看看检察官对她的指控，那才有意思呢：“被告既为皇室遗族，自然有恢复爱新觉罗帝国之企图。被告自幼受日本之侵略教育，实已具备背叛国家之可能性。伊年已 30 多岁，迟迟不肯结婚，又与日本皇室有密切关系，由是观之，已经具备作间谍之完美条件。你不是汉奸间谍，谁是汉奸间谍？”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田嵬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抗战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汉，可此时日本国内讨论最多的，却是儿玉源太郎提出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抽身？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大约70万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计划三个月内完结的战争此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要继续到什么时候。重庆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着打，一旦美国人引用《中立法》对日本贸易禁运，90%的战略物资都要断档，联合舰队、飞机坦克全部瘫痪。
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对于日本，那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北洋遗老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只能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个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分立与博弈
东京的陆军参谋部就眼睁睁看着自己人搞出两个中国政府唱对台戏吗？
其实“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日本陆军参谋部在1938年3月就主张“把华中政权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以便将来与华北政权合并组织中央政府”。不过，最终“中华维新政府”的名称、“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还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
这些都是日本“华中派遣军”为扩张自己势力与影响，与陆军参谋部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与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在1938年3月24日制定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纲》及《谅解事项》，确定“华中新政权是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成立的，将来仍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尽快使其合并统一”；但日方又表示:“所谓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宗旨，是作为对中国各地政权指导上的原则而规定的，至于(日本)帝国承认它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问题，则要另作考虑。”这说明日本在北京和南京分别扶植了两个“中华民国”，南京原则上听从北京的指导，但并不是隶属北京的地方机构。
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以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都无果而终。
但两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北京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还是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无论在资历、威望、影响及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日本当局认为，“王克敏德望不高，不会成什么大事，如寄国家信义于他，不难预见，将来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对于梁鸿志，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后任“梅机关”机关长的影佐祯昭就说过，他“只是过渡人物，无理政之才”。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政权，当然无法成为与日本签订和约，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抗衡的对象。日本人在等，等“第一流人物”就范。
恰恰是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以汪精卫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一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大权一统？
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会合后于19日乘龙云代包的专机飞抵河内，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经过1年零3个月酝酿，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统一的日占区“国民政府”。
为什么王克敏、梁鸿志能互不买账，而汪精卫一个既无地盘，又没军队的后来人，能把南北双方统一到一起呢？最本质的还是所有伪政府都只是傀儡，日本既然认为汪精卫能够助其从中国抽身，实现以华制华，那王克敏、梁鸿志自然不敢有异议。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国旗”也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伪政府成立当天，因为国旗，日军内部也爆发了不满情绪。他们到处攻击中国国旗，殴打悬旗居户。在南京鼓楼和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气势汹汹的日兵，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不难理解，日军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目的便是推翻中国政府。然而如今满街都是中国国旗，日军自然心有不甘。而且中国人更是不甘在国旗上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把黄布条取消了。
伪政府虽然在“国旗”、“国歌”等形式上三位一体了，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因为喜多诚一撑腰，王克敏对汪精卫并不驯服，甚至讥讽汪:“我们六十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一贯一本正经以爱国元首自居，这样的话无疑是对他人格绝大的侮辱。同时日本最高当局从战略角度出发，也希望“日汪密约”中关于华北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卖国条款制度化。于是喜多诚一去职后，王克敏也被更为最恭顺的王辑唐取代。不过终南京汪伪政府始末，它的行政力也没能涉及北方。
事实上汪伪的成立，并没使日本人从中国的泥潭抽身。这个政府在成立之初的八个月甚至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奢望南京伪政权能与重庆合流，事实上，蒋汪的矛盾之深，使重庆方面更难与日本妥协。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对日本无疑是不成功的。此举反而加剧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日军终没能从中国战场泥沼中脱身而出。
三、劫后南京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主笔 黄艾禾
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劫难三个月后，南京城依然一片凋弊。遍地尸体，满城瓦砾，三分之一的城区被焚毁，一度繁华的江南古都大片大片变成无人区。活下来的中国人大都躲在国际委员会设立的“安全区”中。
在大屠杀发生前的1937年6月，根据当年民国政府的统计，南京人口为101万人，其中城区人口有85万。在战争爆发前夕，大量公职人员和市民逃出了南京，据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发的一份公函，称南京市还有50万人没撤走，而11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一份报告，说南京市长称尚有30万至40万的市民仍在南京市内。据学者们研究，这个数字外还应加上大量涌进的周边地区难民，至少3万人以上，而城破后被困在南京城中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军队官兵，可能达3万余人。在大屠杀之后的两个多月，1938年2月底第一次统计人口(已经是“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主持的了)，登记人数是17万2千人，过了一个月这个数字增至23万5千人。
实际上，在日军攻占南京城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这里真正行使地方行政管理的，就是由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因为劫后余生的南京居民们大都住在“安全区”中。这个安全区，占地面积为3.86平方公里，约为当时市区的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内难民人数25万左右，其中有近7万人人住在安全区内的25个难民收容所里，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放救济，维持治安。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南京断水断电，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出面找到发电厂技工，在1938年1月2日恢复了供电，1月3日恢复了供水，国际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希望与日军保持一个能够合作的关系的。
住在安全区里的20多万中国难民，这时候只信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自己的生命全都交付给了国际委员会。1937年12月14日，日军攻陷南京的第二天，国际委员会给日军的第1号公函中，曾强调国际委员会暂行市政府的职权，后来又多次表示愿意与日军合作，恢复水电就是一个善意之举。此外，国际委员会更要面对20多万人每天的吃饭问题，那是一个极重的任务，所以日军当时也没有轻易提出接管安全区。
但是对于日军来说，占领之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一块“安全区”，而且是由外国人来管理着，他们是极不舒服的。第一他们觉得安全区里还藏了大量中国军人，那是对他们的安全威胁，第二他们对安全区里洋人们不断的抗议和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非常恼火。
况且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也让日本当局觉得颜面尴尬。而要恢复生活秩序，首先就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替代国际委员会，可以说，日本人想建立起一个伪政权的想法，比谁都急切。
三教九流的“自治委员会”
此时，日本人的目光，落在了陶锡三身上。
陶锡三，字宝晋，南京人，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这个“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学会”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37年的这场中日战争中，“红卍字会”也一直在参与战地救援，事实上，在日军攻进南京之前，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是由“红卍字会”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
当日军攻入南京后想建立一个伪政权时，他们发现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人。一方面，南京城中有点身份的人大都已逃走，而剩下的，因见到日军的行为实在残暴，无人愿意出来承担这种角色。最后日本人找到的，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社会慈善团体的负责人。
陶锡三一旦落入日本人的视野，就在劫难逃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红卍字会”的宗旨是不问政治，但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只有唯唯听命。他出任了“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他是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又与日本人有各种联系，或许，他也出于一种想法，总得有人出面为中国人做这种维护秩序的事吧。但是他一旦担任了这职务，也就不自觉成为了日军统治的工具。”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这样分析。
“自治委员会”其他主要成员包括:
“副会长”孙叔荣，一个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当日语翻译，后因涉嫌担任日本间谍被国民政府通缉的人；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留学日本警察专科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官，后被解职；
“顾问”王承典，南京城一个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南京下层社会混得厮熟，战争中又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曾在南京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卖仁丹，也帮助过西方基督教会在南京布道，粗通日语，日军进城后，成为日军的翻译；
程朗波，南京商人，曾在南京商会任职；
赵威叔、赵公瑾、王仲调:留日的中国留学生；
许传音、罗逸民、程调元:都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罗、程二位，因为不愿参加伪政权，乘乱逃出了南京，而许传音，作为南京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兼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住房委员会主任。《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曾判断说，许传音恐怕是出于更好地救助难民的目的，不得不同意加入“自治委员会”。
在当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曾感叹:“我们解嘲说，与国际委员会一起工作的，有美国传教士、中国基督教徒、德国纳粹商人、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卍字会和黑社会的三教九流”。而这个“自治委员会”的组成，就更“三教九流”了。
“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
1937年12月23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元旦的下午，他们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日军强令各难民所都要派代表参加，还要带上日本旗和伪政权当时用的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这样几条宗旨:“(1)解除人民困难；(2)回复地方秩序；(3)劝导工商复业；(4)恢复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来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盐等拨给他们，后来又强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救济物资转交给自治委员会。
这个时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自治委员会的关系，相当微妙。应该说，自治委员会同国际委员会是对立的。但是，从国际委员会的角度而言，它很少考虑自治委员会的政治色彩，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拯救难民的合作组织。用张连红的话说，“自治委员会与国际委员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是超过自治委员会与日本人的关系的。自治委员会的好多人就是国际委员会的人。在粮食运输，救助难民，埋葬尸体等等事物上，都有合作关系。”
说到埋葬尸体，当时有红卍字会、崇善堂等慈善组织的掩埋队，自治委员会除了资助这些掩埋队，自己也组织了一个16人的掩埋队，4个月中，共掩埋尸体9116具。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日军曾要求把江边的尸体推到江里了事，后来他们又重新掩埋。据战后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中提供的数字，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万5千具——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的最初统计数字。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布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
这时候的安全区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摊贩市场。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这真是战争之下人性的一种畸形映照。现在，自治委员会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他的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回忆到自治委员会派来小青年到难民营，用发一袋“军米”作奖励，动员难民们搬出难民营的情形。
难民们都不相信:“米在哪儿呀？你先出去领来给我们看！”
这些小青年，当下就涨红了脸，嗫嗫嚅嚅地说:“是他们叫我们这样说的嘛，究竟有没有米发，连我们也不知道呀！”难民们哄堂大笑。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了。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功夫就叫出28个妓女！”——这就是史迈士叹道国际委员会中有“黑社会的三教九流”的由来。
张传红指出，在大屠杀期间，自治委员会中有一些人，是卖身求荣的，他们帮日本人在南京设慰安所。不过，做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级的人物。
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罗森写下的报告，透露出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在会见他时，悄悄倒的苦水。这位副会长说道:我上过日本的学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郭岐还记载了大家口口相传的两个自治委员会的人的对话。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东一下西一下的，是否真的当了汉奸呢？
另一人答道:不当汉奸不晓得汉奸的苦，他妈的！哪个王八蛋再当汉奸！
欠下的债，历史总是要你还的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人员，那么这五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这也是郭岐他们最咬牙切齿的事。
郭岐在领取“良民证”时，曾几次遇险。一次一个汉奸突然问他: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若是脱口说出自己的番号，就完了。还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日本人操着极流利的中国话与他搭讪，但郭岐凭直觉感到这人是日本人，没有搭话，后来他看见这人上了日本人的车。
自治委员会当时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在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这样化装成商人最终通过南京城门投向自由天地的，他甚至还设法带出了四支手枪。后来，他又找到了部队，重新投入到抗日的战斗序列中。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是不是日本人因对陶锡三提出辞职不满，借机打击报复？张连红认为，倒不一定。他判断，是当时日本军方对自己的士兵已经控制不住，“这才恐怖，连协助日军维持秩序的自治委员会会长的家都要抢，说明多么混乱，屠杀抢劫有多么严重。”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中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以他当过自治委员会会长一职，可以说是汉奸头子，这个判决是轻的。”张连红说。“陶在汪伪时期还出任过日本人办的‘大民会’的副会长和汪伪的‘立法委员’。但实际上都是空衔，他没做什么事。我们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