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和对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问题。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不继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此时，会议又出现这个情况，彭德怀大为恼火，猛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吼道：“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谁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有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1955年8月金日成首相同参加朝鲜国庆庆典的朱德副主席亲切交谈彭德怀这一吼，会场气氛骤然紧张，有人仰起脖子想和彭德怀争辩，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请彭德怀说说具体情况，彭德怀也不语，会议只好不欢而散。

　　周恩来没有抱怨彭德怀的态度，会后又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要求国内的部队都要到朝鲜轮战；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周恩来自己抽空还到北京市的一些机关视察炒炒面的情况，他拿起铲子就动手炒起来。他的右臂负过伤，只能单靠左臂用力，不一会儿，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流。一位女同志上前抢他手中的铲子，说：“总理，不要累坏身体。”

　　周恩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说：“不要紧。我们在国内受点累，这算什么。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要把炒面做好送给他们当干粮，支援他们打胜仗啊。”后方供应的事情他一直过问得很细。1月份，东北军区开后勤会议，周恩来还专门要聂荣臻和他一道赶到沈阳听汇报，当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如作战部队反映大盖帽不便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立即指示改换解放帽。他了解到部队在山地作战，棉衣容易扯破，就指示在棉衣上面加绗线……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除了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决策重大问题外，又和军委各部负责人研究具体实施方案。他日夜奔波，十分紧张，本来已经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消瘦，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休息几天，因前线正紧张，彭德怀仍于3月1日匆忙离京。当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处境，请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两个驱逐机师和三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彭德怀离京后，从3月1日至3日，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所定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火气很大的彭德怀转而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效率大为佩服。

　　那一阵子，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常生病的他也病倒了。工作人员劝他休息，可他不听；连邓颖超劝也不管用。没办法，秘书就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的话他不能不听。结果，主席让周恩来休息三天。周恩来只好从命。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就忍不住了，但主席的话他又不能不执行，就让秘书给主席讲一讲，他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维持原判”，仍答复休息三天再说。秘书们很快乐，硬是让总理老老实实休息了三天。

　　即使在病中，一些重要的工作他仍无法摆脱。有时却是人为的干扰。一般人不敢干扰，干扰来自多事的江青。

　　总理生病期间，闲不住，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让秘书韦明从文化部调来一部电影片子。名义上是让总理审查，其实想借此让总理放松一下。平时总理从来不愿单纯娱乐性地看片子，这次是审查片子，他果真坐下来看电影了，工作人员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可是电影开映不久，忽然，屋外电话铃声响起，韦明就跑进去接电话。

　　“请总理听电话！”话筒中传来江青的声音。

　　韦明面有难色：“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在话筒那边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年轻气盛的韦明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这可把江青惹火了，冲着话筒嚷开了：“你不要管！”

　　韦明想，你既然说不要我管，我就把电话挂了吧。他挂了电话，回到里屋。不一会儿，江青又来电话了，质问道：“你怎么把电话挂了？”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说完，又觉得江青毕竟是主席的秘书、夫人，如果主席真有事，耽误了不好。所以语气渐渐缓下来，向江青解释说，总理病了，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一下，总理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有了个休息的机会，让他多休息会儿吧。江青仍坚持要找总理。韦明只好去向总理报告：江青来电话了。总理马上就叫停了电影，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一接就是40多分钟。原来江青看了一个电影剧本，给周恩来大谈了一通她对剧本的感想，本来这事一点都不急。

　　事后不久，江青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字的信，告了韦明一状，给韦明戴了10来顶大帽子，说他是“媚上压下”。周恩来把这封信给韦明看了。韦明心里有气，跟总理说：“说我媚上压下，她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周恩来没说什么。

　　江青并不知道韦明已看了她的告状信，没过两天，在一次周末舞会上，江青见了韦明，做出一副热情的姿态，说：“韦明同志，咱们跳个舞吧！”韦明心里上下直翻腾：刚写了两千字的告状信，现在又这般热情，真是个两面派！

　　韦明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直到11年后的1962年，韦明要去甘肃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才提起那封信，提醒韦明要接受教训，对人对事不要太简单……

　　1951年5月，由于周恩来日夜操劳，导致高烧不止，累倒了。毛泽东批准休息两个月，建议他去大连。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邓颖超一起去了大连。在整个休养期间，他仍关心着朝鲜前线的战况，只休息了一个月又赶回北京了。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

　　彭德怀戎马一生，早就患有肠胃炎和痔疮。到朝鲜后，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住在寒冷阴潮的矿洞里，吃饭睡觉极不规律，加上精神高度紧张，旧病时常复发。到了1951年8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肿瘤。第二年年初，肿瘤越长越大，经常胀得头痛。正在这时，美国又违背国际公约，用飞机将带有各种细菌的老鼠、苍蝇、跳蚤、蚊虫等活物，投放到中朝军队的阵地和后方，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彭德怀接到疫情报告，既震惊又气愤，立即通报全军紧急防疫。中央得知后，很快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先后组织了大批医学专家和100多个防疫大队到朝鲜，及时控制了疫情。这一个月来的紧张劳累，使得彭德怀的肿瘤病情愈加重了。医生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治。可他不听劝，总说没关系，死不了！其他几位领导见劝说无效，就联合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打电报，将彭总的病情和态度如实报告，并建议调他回国治疗。

　　周恩来接到电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几位医学专家认为，彭德怀头上的瘤子，可能挨着骨头生长，劝他回国治疗。这个彭德怀却说，你们割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用不着回国。我看应该去人换老彭来京割治。”

　　“你看谁合适？”毛泽东合上书，询问周恩来。

　　“陈赓怎么样？”

　　“他倒是一直没有离开战争，能很快熟悉情况。”陈赓刚刚从援越抗法的战场回来不久，因腿伤复发正在疗养。接到中央指示，二话没说，就到了朝鲜战场。一见到彭德怀，就把毛泽东的意见及他的来意相告，促其归国休养。但彭德怀没有表示意见。陈赓没有办法，第二天就和副司令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三人向毛泽东并军委发急电，说专家认为愈早手术愈好，这里没有X光照相检查，大家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5月份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得电，经请示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并陈赓等人回电，说：“德怀同志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到5月。”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一谈，但规定：“动身时间不要迟过4月上旬。至要。”

　　陈赓拿着电报去让彭德怀看，爱开玩笑的陈赓笑道：“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

　　1952年4月4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

　　彭德怀只好遵令。临行前，他把副司令洪学智叫来。洪学智一到，彭德怀就站起来，拉着他的手说：“学智同志，你辛苦了！”

　　洪学智一笑：“在彭总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说不上什么辛苦。”

　　彭德怀说：“我知道你那一摊子事情又多又杂，忙得很，本不想找你来了。不过，我这次回国，说是治病，实际上是军委让回去的，说回去以后就不一定再来了。所以还是见见你。”彭德怀非常看重洪学智的才能，而且在大榆洞那次轰炸中，要不是洪学智硬把彭德怀拉进防空洞，命也没了，毛岸英就是在彭原先的办公室里被燃烧弹烧死的。洪学智现在又兼任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司令员，工作异常繁忙。

　　陈赓接过彭德怀的话头说：“彭总这次回国，要当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总理太忙了，还兼着军委常务副主席，忙不过来，所以非要彭总回去不可。”

　　彭德怀背着手，说：“回去具体干什么不知道，还没和我讲。”说到这儿，他指指陈赓，说，“我回去以后，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同志代理。他是1922年的老党员，资格比我还老，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配合好。”

　　陈赓又开起玩笑：“可是，我在志愿军里的资格可没有学智同志老哟，我是后来的。”

　　洪学智向彭德怀表示：“彭总，你放心，我坚决服从他的领导。”

　　彭德怀点点头：“好，好。”

　　陈赓冲着洪学智大声说：“什么服从不服从的，你把你后方那摊子抓好了，就行了。”(见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被接回北京，周恩来亲自到北京饭店来看望他。随后，彭德怀住进北京医院，接受对前额上肿瘤的手术治疗。为了对外保密，化名“王校长”。经检查，他额上的瘤子是脂肪瘤，4月下旬便做了切除手术。5月初出院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是很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一家，西边不远是刘少奇、朱德的住所，东南边隔着春耦斋是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和常开中央会议的颐年堂，同军委的办公地点居仁堂也只有一墙之隔。彭德怀在这里休养两个来月，中央讨论了他的工作安排。

　　7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议把彭德怀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但彭德怀本人却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

　　多少年后，根据他在一本笔记中回忆，他是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了。而这种念头，并不是在这时才产生的。远在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就有过离开军队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常常在他脑海里盘旋。这次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这一工作，人们无从知道，只是在他的笔记里，有这样的话：“因为当时总参谋长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久病不能工作，粟裕同志(1951年10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同志(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为此，彭德怀在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后，专门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陈述自己不当总参谋长的意见。毛泽东让他推荐个人，彭德怀脱口而出：“让高麻子(高岗)当，他优点比我多，比我合适。”

　　毛泽东对高岗已有戒心，但没有明说，只是反问彭德怀：“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

　　“那就让邓小平同志来干，他身体好，又年轻。”

　　“邓小平是可以干的，他有这个才能，这么多年，他同军队各个方面都有较多的联系，是个适合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呀。我的意见还是你来干，恩来同志实在忙不过来，你再考虑一下。”

　　彭德怀回到永福堂，还在反复想兼任总参谋长的事。其实，从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到1947年春天，彭德怀曾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1951年10月，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三个多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从1947年3月到1951年的5年间，是军事工作极为繁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是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兼数职，哪个职务都很累人，哪个职位似乎也缺少不了他。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身体也疲累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才向毛泽东提出，让彭德怀管起军委的工作。

　　彭德怀不再推辞了。

　　周恩来为此很高兴，他见到彭德怀，略显轻松地说了一句：“我这不是让贤，而是物归原主，你本来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嘛，啊？”

　　周恩来的建议被批准后，他即于7月9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彪写了一个报告，作为正式向彭德怀交接工作。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从此，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卸下军委这副重担子的周恩来，仍然和毛泽东一起掌管着抗美援朝的事。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问题。斯大林同意中国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中国装备60个师。他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几次表达了他对毛泽东主张的看法。他说：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的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它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

　　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周恩来针对这种看法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斯大林脸上微笑了一下：“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他在桌面上敲敲烟斗，“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他同意援助朝鲜5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但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以南，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

　　周恩来回国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和邓颖超一起到海边胜地大连去疗养了一阵子。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意志与智慧较量的战争，也是一场后勤供应的比赛。这个伟大胜利，其实也是两位领袖人物默契配合的结果。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秘书王伏林将其概括为：如果说主席是总设计师，总理就是总工程师。雷英夫则分析得更为具体：“仅就军事方面而论，我党我军有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历史巨人相辅相成、协调运作的统帅部，真是一大幸事啊。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他站得高、看得远、魄力大，在战略决策问题上，往往是独具匠心，高人一筹。周恩来是名副其实的副统帅兼参谋长。他既有远大的战略目光，又有周密的组织能力；既能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一掷千钧地下定战略决心，又能将主席的意图和决策，化作严谨细致的技术措施，环环相扣的具体步骤，贯彻到千军万马的行动上，落实为千里之外的决胜事实。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掌舵和周恩来的辅佐，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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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08名战士生命的付出，让近代以来中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屈辱成为历史

　　9月22日上午8时，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本刊记者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馆”，看到“志愿军烈士墙”的上方镶嵌着29个金光大字：“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中标明了志愿军烈士人数：183108。

　　“志愿军烈士墙”的两旁分别标注了30个省区市牺牲的志愿军人数：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西5488人；内蒙古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人。

　　这是目前最新公布的志愿军烈士人数。

　　“叫化和龙王比宝”

　　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人数有过多种说法。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和负伤36万余人。也没有说明牺牲的志愿军人数。

　　本刊记者还从有关资料中查到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解放军卫生勤务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8万人，负伤38.3万人，患病后送45.5万人；失踪2.56万人。另据后方医院统计，伤员有2.16万人不治身亡，患病者有1.32万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战后统计志愿军总计有14.8万人牺牲。

　　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提供数据：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共伤亡36万余人，阵亡171687人。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据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该馆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

　　这一数字与军事博物馆公布的志愿军烈士数字相吻合，也是截至目前最具权威的数字。

　　就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本刊记者曾采访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39军116师师长对本刊记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少。”

　　本刊记者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与美军的装备进行了对比，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有如天壤之别——

　　美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坦克149辆，装甲汽车35辆，高射炮64门，155口径榴弹炮18门，105口径榴弹炮54门，火箭筒607门，无后坐力炮、化臼炮、迫击炮、六○炮共343门。总计各种火炮1086门、轻重机枪1008挺。可拥有航空兵50余架飞机的支援。火焰喷射器、自动步枪、卡宾枪等短兵器，比人还多，装在中、小型吉普车上，随时补给。这是当时达到现代化高峰的机械化部队。

　　志愿军1个步兵师的装备包括：马拉山炮12门，轻迫击炮、92步兵炮、六○炮共计40余门。坦克数量是零，飞机数量是零。汽车只有几辆，轻、重机枪150挺。全师短兵器绝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只有一些干部才有，就连手榴弹也仅有1000枚。毛泽东称这是“叫化和龙王比宝！”

　　然而，正是在这样装备对比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和受其指挥的韩国军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最后将战线稳固在“三八线”上，迫使“联合国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53年7月27日，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上签字，确定“三八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公布的数字显示：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军109万余人（朝鲜人民军歼敌13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万余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3064多辆，击沉击伤敌军舰艇257艘，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7695门。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发表的17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损失数字为1474269人。

　　1976年韩国国防部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披露的数字是1168160人。

　　199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将每个死者姓名都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约18万烈士长眠朝鲜

　　坐在本刊记者面前的志愿军老兵叫曹家麟。

　　他1950年10月入伍，是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退休前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培训交流部主任。

　　他业余从事志愿军烈士考察已经10年，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情况了如指掌。

　　2000年、2004年、2009年，曹家麟先后3次以志愿军老战士名义到朝鲜访问，对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进行了考察。

　　曹家麟介绍，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183000多人，除少数团以上干部和著名战斗英雄运回国内葬在沈阳、丹东等烈士陵园外，大约有18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曹家麟对当年自己服役的67军的志愿军烈士情况更为熟悉：“据我所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烈士遗体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的，我所在的67军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曹家麟曾走访当年负责志愿军烈士陵墓建设的原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刘秀峰。刘秀峰从陵园筹建到1957年奉命回国，一直负责烈士的安葬工作。根据志愿军政治部的要求，所属部队均建立了完整的烈士陵园墓地档案：1.每个陵园墓地均印制了《陵园墓地埋葬情况登记表》，内容包括陵园位置图、烈士墓地安葬分布图、安葬顺序、编号和烈士名册，包括姓名、功模、部别、职务和原安葬地；2.以师为单位绘制了烈士陵园墓地位置分布图，每座陵园墓地位置、编号、烈士数和无名烈士数均标在地图上。当时还请朝鲜同志帮助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目前，这些志愿军烈士陵园的档案资料存放在解放军档案馆。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志愿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在朝鲜的安葬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共12人，当年生者只有彭德怀、杨育才、胡修道；烈士李家发、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安葬在朝鲜，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杨连弟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李家发是曹家麟在67军的战友，金城反击战役中，李家发以胸膛堵住敌暗堡射孔而壮烈牺牲，志愿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的称号，朝鲜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李家发牺牲后安葬在朝鲜江原道昌道郡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编号为金356。这里还安葬了志愿军67军排以上军官、战斗英雄和功臣120人。

　　1954年10月，李家发烈士的父亲李继成随贺龙元帅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访问朝鲜，来到榆昌里志愿军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这里的儿子。

　　2009年10月27日，应朝鲜朝中友好协会邀请，曹家麟和11名志愿军老战士和烈士亲人组成的志愿军老战士代表团，赴朝鲜进行了为期7天的访问。代表团中有李家发烈士的妹妹李家英，访问期间，曹家麟陪同李家英专程祭奠了李家发。

　　青山处处埋忠骨

　　在距上甘岭不远的江原道金化郡九峯里，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伍先华、许家朋、杨春增和他们的16848位战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它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地域广，战线拉得长，战场情况复杂，以上八处烈士陵园，不可能将志愿军烈士全部安葬，很多烈士仍分散葬在朝鲜各地。除以上八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将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集中安葬于这些烈士合葬墓中。

　　2009年10月5日上午，在朝鲜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代表团全体成员等专程前往平壤以东约100公里处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1958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时也曾来到这里。

　　志愿军陵园群山环抱、满目苍翠。温家宝沿着240级青石台阶拾阶而上。这240级台阶象征着240万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将士。一层陵门门楣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碑亭梁枋四面有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志愿军英雄像。

　　温家宝、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朝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敬献的花圈摆放在志愿军战士铜像前。温家宝上前轻轻整理花圈缎带。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全体人员肃立默哀。

　　随后，温家宝来到毛岸英烈士墓前献上花束。他对着毛岸英的塑像说:“岸英同志，我代表祖国人民来看望你。祖国现在强大了，人民幸福了。你安息吧。”

　　安葬在国内的烈士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本刊记者说。

　　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它们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从朝鲜战场运送到沈阳的。翻开烈士陵园档案“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第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赵兴玉，他是66军588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他的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番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送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建立以来，每年前往凭吊、祭扫的国际友人和各界群众达数十万人。

　　最早的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美化。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

　　丹东地处抗美援朝战争前沿，许多重要的悼念活动都安排在这处陵园进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先后来到这里祭奠抗美援朝烈士。

　　丹东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还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来自中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

　　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经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预备医院99人牺牲，其中，7月牺牲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特别难过。这位女战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终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地区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就地分散安葬。

　　此外，个别牺牲的志愿军高级领导干部迁葬国内。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这是李湘带领67军打出的战绩。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当时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韩国境内的烈士遗骸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斗，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本刊记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军事分界线以南，也就是今天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情况。

　　曹家麟介绍，1954年，也即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1954年9月的一次双方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略超过1万具。

　　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包括三次战役的烈士遗体。他们是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

　　二是金城战役的烈士。他们是1953军7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他们是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抗美援朝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韩国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5.3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志愿军伤亡8.5万人。

　　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陆军部队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2007年1月，韩国成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

　　截至目前，发掘甄别团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包括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凤凰卫视记者秦晴今年在韩国坡州寻访了“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秦晴打听到，这块墓地属于韩国军方，他们必须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去拍摄，便向韩国国防部提出请求，但一直未得到回复。

　　焦虑等待中的秦晴终于等来了负责他们此次韩国行采访协调的韩国文化中心的电话，约请她去文化中心面谈此事。

　　见到韩国文化中心新闻处的两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墓地是我此次来韩国最想看的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

　　秦晴讲了一个她刚刚从同事那里听来的志愿军故事：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刚出生时父亲就去打仗了，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九十多岁的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亲的遗骨。带着母亲的嘱托，他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朝鲜，遗憾的是，都没能找到父亲。最后，他带着从朝鲜的志愿军墓地挖来的泥土来到已经昏迷五天的母亲床前，令人吃惊地是，母亲听完他的话居然又有了意识，双手紧紧握住那个装满泥土的罐子。

　　历经周折，秦晴和摄制组终于来到坡州墓地。按照韩国的传统，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发现这里的志愿军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这是为了让死者可以面向家乡的方向，遥望故乡。

　　志愿军撤离之后

　　1986年6月，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同时出土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GHYKYAN”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药瓶一个，有“四野卫”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铜钮扣、钥匙环等，计25件。“联合国军”方面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本刊记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中国小组最后一次履行职能是在1989年11月。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的一个高坡上，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非军事区的前沿进行修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一枚中国全国政协1951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当他们继续下挖至地下约1米处时，一具零碎的烈士遗骨显露出来，遗骨附近还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18万元纸币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391部”字样的空白临时介绍信。“军停会”中方人员和朝鲜军方前往现场检验后认定，这是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的遗骨。这位无名烈士终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战友长眠在松岳山下的烈士陵园中。

　　在韩国境内还会不会再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可以肯定的是，遗留在韩国的只是少数零散掩埋的志愿军烈士，不会有大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发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十个列强侵略过中国，区区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就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屈辱史。但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为首的17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