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2年3月5日第20版 作者：严海建原题为：南京保卫战若干问题辨识
近年来，随着《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播放，一度鲜为人知的南京保卫战的有关历史细节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南京保卫战只不过是抗日战争时期诸多战役中的一次中等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它与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紧密相关，因此，其历史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层面。近年来，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原貌逐渐清晰。
南京保卫战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南京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这样的结论仅是从军事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任何战争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续，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决策，需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外交层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固守南京则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和意志），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因为自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而蒋介石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又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这样，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考虑存在矛盾，造成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摇摆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但是到了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在南京保卫战进行过程中，蒋介石于12月11日晚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还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可见，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
但是，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事实证明，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
怎样认识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
在全国抗战爆发时，曾经作为反蒋派的唐生智已经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只在国民政府内担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从唐生智的反蒋经历和当时地位来看，他被任命为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基干编制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是不合常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使蒋介石自己成为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在193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关于南京战守的决策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只是在南京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即主动撤退。另一种意见主张在首都南京至少在一定时期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这是蒋介石的主张。唐生智支持蒋介石的主张，提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然而,这种意见在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未能获得广泛支持。在11月18日的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短期固守作战。蒋介石提出由谁来负责固守南京的问题后，一时无人应答。最后，唐生智表示愿意担负这一职责。蒋介石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决定由唐生智出任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选择在政府、军队内已没有实力基础的唐生智，这样对自己来说是为了容易控制。由此，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指挥的还是蒋介石，但是又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唐生智身上。
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开始着手组织该司令部。蒋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至12月7日早晨离开南京。可见，蒋介石起初并没有给予唐生智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实权。从11月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18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战只坚持了两天，随即开始撤退。
蒋介石在南京时还能够统一指挥为固守南京被紧急增派的各个部队。然而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南京城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蒋介石才把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权移交给唐生智。而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中高级指挥官中也没有权威。南京卫戍部队后来的战斗详报中特别提到南京保卫战的指挥体制，认为：各指挥官不重视上级的命令、各部队首长之间缺乏相互信赖和协调的精神。这种指挥混乱的问题,主要源于唐生智及其司令部权力微弱。由于唐生智没有承担统一指挥南京卫戍部队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其担负。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期，拒绝日军的诱降，坚决表示固守，其抗敌表现，无可争辩。但是，他在南京卫戍部队撤退的问题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才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秩序混乱，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
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蒋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调表态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它们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万-9万人。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 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
怎样认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抵抗是激烈的，表现是英勇的。在淳化镇、光华门、杨坊山、紫金山、中华门、赛公桥、雨花台等地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过激烈交战。以淳化镇为例，当时驻守南京东南淳化、方山一带的是王耀武第51师，自12月5日起，携优势炮火的日军114师团，对防守淳化镇的51师的正面阵地则以飞机炮火连日轰炸。“其步兵又复猛烈攻击，战况异常惨烈。”从5日到7日51师“官兵伤亡达九百余人”，但士气依然旺盛，阵地也很稳固。日军猛攻淳化十多次而未得逞。8日早晨，日军又增加了两千多人，大炮十余门，其正面部队在飞机、炮兵、坦克车掩护下向淳化猛攻。51师守军奋勇抗战，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伤亡甚大，301团代团长纪鸿儒负重伤，连长伤亡9员，排长以下伤亡1400余人。305团团长张灵甫负伤，连长伤亡5员，排长以下伤亡600余名。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镇于午后4时失守。
新近整理出版的侵华日军的官兵日记即战斗详报等资料，也可以反衬出当时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抗战之激烈。侵占光华门的第9师团步兵第36联队乙副官菅原茂俊回忆说：在13日凌晨，“到城墙根一看，发现城墙阵地非常凄惨，满眼是壮烈战死者的尸体。”根据陆军省情报部编《大陆战史》记载：在光华门的战斗中，“敌人实施的是人弹战术和手榴弹战术，我军伤亡极大，突击队长伊藤少佐也牺牲了，双方都寸步不让。城上城下敌我双方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息声和说话声，战斗一直呈胶着状态。10日激战一直持续到11日。先后进抵各城门的各部队尽管都反复突击，但始终攻不下巍峨高大的城墙。”日军的战斗详报中记录的中日双方战斗伤亡情况，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军队在战斗中的激烈程度。日军在侵占南京中伤亡3893人，中国军队阵亡19030人。其中，第6师团谷寿夫部队在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日军伤亡1190人，中国军队战斗死亡7200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即长期以来，对于滞留城内的中国军人是否存在反抗的问题。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少数也进行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例如，在乌龙山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人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被外围日军部队全部杀害。不过，从现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人的反抗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中国军队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进行过一些局部的战斗，但在城陷后最初几周确实没有展开有规模的街巷争夺战。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在12日傍晚唐生智撤退令下达之后，城内守卫部队的任务即转变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且由于撤退时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溃，大多数士兵在南京沦陷后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在混乱中各自逃散。许多士兵为了求生，脱下军装、卸下武器，换上老百姓的服饰，躲入难民区或者潜入民间。还有一些部队并未丧失战斗能力，也向日军缴械投降。当时的中国军人投降时，以为至多被拉夫或遣散，而对日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因为遵照日内瓦公约，日军应该是不杀俘虏，投降能够求生。在无法顺利撤走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是他们可作的选择之一。
基于中国军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表现，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之下部分中国军人所作的抗争，这种坚韧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荣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苛求当时残酷战争条件下大部分中国军人放下武器的选择，但是，侵华日军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毫无敌意的中国平民进行残忍屠杀。这就更加凸显出日军的残暴和野蛮，从而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立场。（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主题链接：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总兵力、参战部队、主要将领
中国军队参加南京保卫战的总兵力约15万左右，具体参战部队及主要将领如下：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副司令：罗卓英、刘兴
第2军团军团长：徐源泉（第41、第48师）
第66军军长：叶肇（第159、第160师）
第71军军长：王敬久（第88师）
第72军军长：孙元良（第87师）
第74军军长：俞济时（第51、第58师）
第78军军长：宋希濂（第36师）
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3个旅）
第103师师长：何知重
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宪兵部队宪兵司令：萧山令（4个团）
此外，还有江宁要塞部队、炮兵部队、特务队等。
核心提示：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摘自《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看南京大屠杀》，萨苏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讨论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日本文献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Bie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松冈环《南京战》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9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7－3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250名，以及日军強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13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30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8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