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美国民主党议员伯纳德·山德斯（Bernard　Sanders）牵头，两党议员共同提出一个法律提案，要求联邦融资与担保机构向申请贷款的公司索要其海内外雇员的人数和付给他们的薪酬。如果提案能为美国国会通过，一年以后，申请贷款资助的公司必须公开其解雇的美国雇员占全部雇员的比例，一旦发现其解雇的美国雇员超过海外雇员，该公司就将失去取得资助的资格，直到它重新雇佣美国人。

　　山德斯的提案，把现在在美国引发的有关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企业业务外包）激烈争论，再次推向高潮。

　　“正从事技术工作的人们很清楚他们面临的威胁。”据报道，山德斯的发言人巴尔金（Barkin）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工作岗位流向印度，这一数字没有几十万也有几百万。而这一提案的目的正是让美国公司在把这些技术工作移往海外之前三思而行。”

　　工作流失，还是增加了就业

　　美国企业界的声音，则和政治家们的大相径庭。

　　美国信息技术协会（ITAA）副会长鲍伯·克恩（Bob　Cohen）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认为，和政客们的理解恰恰相反，外包最终可以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增加工作机会并提升整个美国的生产力。

　　ITAA近期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通过外包，美国企业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从理论上讲，利润的增加必然会导致企业购买新的设备以及建立新的实验室，从而增加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2003年美国企业通过外包节省下来的资金为国内增加了9万个就业机会，其中的十分之一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而到2008年，因外包而增加的就业机会将达到31.7万，其中3.4万个在加利福尼亚。”克恩说。

　　ITAA总裁哈里斯·米勒（Harris　Miller）则表示：“有些人认为外包会减少美国国内的工作机会，主要是因为经济的低谷期已经持续了太久。经济复苏后，就业形势有所好转，IT职位将会增加。”

　　另一位外包问题专家，美国外包中心（Outsourcing　Center）CEO彼得·本多·塞缪尔（Peter　Bendor　Samuel）也对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事实上，每损失一个职位，我们实际上又创造了两个职位。”

　　塞缪尔认为，确实有一些职位被转移到了印度等国家，但这对双方都有利。“外包使得美国、中国和印度生产能力都增强了。生产能力的提高为美国其他行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自由贸易使两个国家都受益。这对于两国来说，都具有长期效益。”他说。

　　塞缪尔说：“现在的问题是，短期内那些失业者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使如此，美国还一直举办再培训项目，帮助这些人重新获得就业机会。”

　　政治噱头？

　　塞缪尔说，“上周，美国几大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都介绍了外包的好处。”

　　“现在你所看到的政治宣传文章，尤其是有关美国本土被印度等国‘替代’的职位数被严重夸大了，他们扭曲了这个数字。”塞缪尔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创造的岗位多于流失到国外的岗位。目前美国的就业仍在增长，但是由于前期长时间的经济衰退、自然失业率的存在以及选举年等综合因素，这个问题才会变成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在我看来，再过几个月，这些争论就会平息下来。”

　　谈到选举年，塞缪尔进一步解释说，“事实上，从经济总量来看，美国失业的人数还是相当少的。外包问题因为两个原因被夸张了。第一是人们的感情因素，一些人感觉美国公司是将工作岗位奉送给外国人；第二是大选年的因素，两党的政客们正在这一事件上夸大其辞，吓唬美国民众。很多民众其实并不很明白事情原委。在11月大选结束后，这个问题自然就会降温了。”

　　他认为，可能仍会有人提出立法和其他限制措施，但“问题会变得更缓和，并且这些提案不会通过。我们不可能阻止这种自然的工作转移，因为这是不断壮大的生产的一部分。它也许会有所停顿，但不会太久”。

　　外包：从传统到现代

　　塞缪尔说，外包是个很宏观的话题，其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外包市场。它在北美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存在了大约50年左右。

　　他说：“IT外包原先是整个外包市场的基础部分。现在，随着新经济的发展，IT服务外包正逐渐渗透融合到其他领域。”外包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核心业务和后来发展起来的非核心业务，如金融审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IT应用等。

　　一个例子是，2002年7月30日，IBM公司在美国宣布，以35亿美元收购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当时引起业界震动。为了进行业务转型，IBM投入了100亿美元和全部35万员工，这使得IBM向BTO（业务转型外包）转变。IBM提供的BTO服务包括了财务管理、采购、人力资源和客户关系管理服务等四个方面。

　　塞缪尔说：“过去传统外包的特征是在一个经济体内，职位在公司之间转移；但现代外包的特征则是导致职位在国家之间转移。比如，美国许多制造业职位被转移到中国，而许多服务业的高薪职位被转移到印度，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激烈的争论。”

　　他说：“如果你观察北美的外包行业，你会发现，传统外包减少了2％，但外包到国外的项目增长了44％。”塞缪尔着重强调了“传统外包”与“离岸外包”的区别，他提示这是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外包的关键。

　　历史说明，贸易和技术的发展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一种力量也可以毁掉工人的工作，即使是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美国当前的软件业外包就是明证。或许美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就业率，但这种“保证”将会是脆弱的。

　　价值链之结

　　克恩说：“目前印度程序员的工资只有美国同行的六分之一，而中国程序员的工资更低。”可以说，尽管印度软件业接受了大量外包，但仍只处于全球软件业价值链的低端。一些美国公司谈好订单后，转手包给印度企业去开发。而在这之前，这个订单可能已经转包了好几次，利润被剥去了很大一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说，印度软件业实际是依靠大量较为廉价的软件工程师为美国等信息产业发达国家做软件加工。

　　现在，印度软件产业自己没有核心技术。其发展的规则是完全受制于欧美分包商的，技术劳力的出口是为换回国内软件产业的充分就业。就算技术形象再好，印度软件产业的基本特点仍然是专业加工。

　　不过，塞缪尔说，很多印度软件公司已开始向信息技术价值链的上游推进，开始提供系统集成、信息技术咨询等服务。除了传统的金融服务、电信设备和制造业之外，印度企业还在欧美瞄准了公用事业、保健和零售等新行业，希望在上游产业赢得一席之地。

　　克恩展望了外包行业的前景：“2003年，美国企业共投入了100亿美元用于外包，所涉及的领域从医药处方到纳米技术研究无所不有。而ITAA预计，到2008年美国企业用于外包的投入将达到310亿美元。美国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将会持续发展。”

　　塞缪尔总结说：“这个市场也会不断扩大。不论在IT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外包需求都会不断增长。目前，这个市场刚开始发展，开发了10％都不到，在未来5至10年，它的总量至少还会增长58％以上，增长速度会相当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