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一方面经历着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一方面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社会转型与体制的转轨并举的结果，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业内专家认为，这次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逐步孕育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此，中国农业银行南通分行最近组织课题公关,专门对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现状、加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进行了专题调查和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一、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家庭的生活已逐步由温饱型为小康、富裕型转变，逐步形成了我国社会新兴的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占比已经逐步达到了１５％到２０％。
1、从各地的分布情况来看，几乎都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在北京，北三环一线的写字楼和居民楼里，大半聚集着那些白手起家、依托科技与资本的成功对接的“知本家”，年薪往往不下30万；
在上海，从原先的各种角色蝉变而成的沪上新贵们中，有专业技术人员、有经理人、有文化人，有自由职业者。除了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外，他们几乎都有着对外语的强烈渴求。
在广州，据媒体披露，不久前的环道路三期项目资金信托计划投资计划首期两亿元5天之内即被预定完毕，第二期3亿元也在一天之内被预定完，意味着新兴阶层开始在此显山露水。
在天津，凭借港口优势，飞速发展的物流业以及房地产、通讯业等热门行业中犹如变魔术一般地催生了一大批成功人士，培植了一个新兴阶层。
在珠海，活跃着一群年收入在20万以上的律师、国外品牌代理商、外语培训学校创始人、公司经理。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近1/3拥有海外背景，视野开阔、外语熟稔。
在成都，一年进帐10万以上的人，除了那些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这支主力军外，还有律师、会计师、画家设计师、媒体的中高层管理、买卖古董的文化掮客，等等。
在长沙，在房地产营销、律师、证券、外企、广告、IT业、职业经理人等一些新兴的行业中，年薪20万元左右的群体与日俱增，一些人更是身价不菲，据报道，在该省第一个正规高尔夫球场“梓山湖”试营业的时候，他们就不惜代价弄到了会员卡。
在深圳，目前大约有12万多经理人才，平均年龄38岁不到，深籍不到一半，大多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他们充满朝气和活力，拥有良好的的管理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深圳经济发展的走势。
……
2、从人员构成情况来看，他们往往都依托着一定的历史背景而胜出：
一是各种经济类型的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在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社会运作中，出现了一个现代企业家群体。他们或是掌握高新技术者，或是留学海外的学成回国的创业者，或是由原体制下的掌握一定的权力资源者，都通过抢占先机，获得了较高的回报。
二是行政事务、公共事业专职管理者，包括垄断行业的“老板”。
三是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工程师及各类市场稀缺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那些善于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行业中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科技精英。
四各级政府机构的有能耐的公务员、办事员。他们往往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职业权力。 自80年代后期始，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他们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社会位置的过程中，以分别占有的权力资源、高质量的社会关系资源、知识资源等，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机会结构中，保持或换取了相应的地位优势。
五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高素质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 。他们解决利用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资源与流动机会，以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而独自从“市场”创业而成。
六是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其工作、劳动方式、职业声望及报酬均高于原国有企业及传统职业。
七是商业、服务业中的佼佼者。
八是传媒、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大碗儿”。
九是自由职业者等。
3、从社会特征来看，他们已经逐步具有了一定的阶层认知度。
一是从财富特征来看，往往具有中等以上收入水平。 据“亚洲市场调查公司”调查显示，新兴的中等收入阶层一般持有股票或者期权，有一个豪华住所（有人说，讲究情调的“小资”可能也会买房子，但是如果一个没有自己房子的“小资”，无论如何是升级不到中等收入阶层行列的），有一辆看上去不错的车（像宝来、帕萨特、POLO、捷达、奥迪，不同档次不同价位的车子，目前已是各色各类中等收入者们显示身份与实力不可或缺的标志之一），家里有最新款的台式电脑，随身提着体积最小的新款笔记本电脑，年收入一般在20万以上。
二是从职业特征来看，中等收入阶层的成分比较庞杂。一般工作在主流的或流行的行当，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包括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兼具体力劳动的职业，如高级技工等）。
三是从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来看，中等收入阶层往往与轿车、名表、名酒、化妆品、时装、保龄球、高尔夫球、酒吧、精品屋、舞厅、美容院、白领杂志为伴。诸如对时装及日用品、聚会性质、吃饭场所、购物场所、居住场所甚至打火机都有口味选择。
四是从个人修养情况来看，中等收入阶层一般都有表现出一定的“身份”意识和“品位”追求。在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声望上往往也处于中等和中等以上水平，往往会一门外语，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道德素养，大多具有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往往生活随意，乐山乐水。
种种迹象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凡是现代化国家中等收入阶层应该具备的条件，都已在中国小菏初露尖尖角。
也正因如此，不久前，据国家信息中心权威人士预测，未来5年，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消费群。而维萨国际组织中国区总经理熊安平则更加乐观地预测说，近来中国沿海经济发展已超越东南亚，估计2010年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可望达到2亿人！
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性、迫切性.和现实可能性
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巨大的现实差距：在西方国家，“中等收入阶层”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在美国“大众”几乎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代名词。而相比之下，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地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作用还未能得到有效发挥，特别是规模还很小。目前，中等收入者占全社会人口的18%左右。据全面小康社会结构的远景规划，今后20年每年将平均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2020年后，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比例便可达到38%。这表明，做大中等收入阶层，形势逼人！
1、维护社会稳定，需要一个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中等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当中等收入者阶级弱小无力并且组织很差时，国家就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敌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难妥协，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事实上，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由于社会两极分化，中等收入者阶级发育缓慢，结果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相反，日本由于战后中等收入阶层不断扩大(有90%的日本人自认为“中等收入者阶级”)，从而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对国家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可以说，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稳定发展，是与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壮大，“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逐步形成密不可分的。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社会结构显得很不合理。从财富分配情况来看，目前，国内金融资产总量20万亿元中，有80％的居民金融资产为30％的城市居民拥有，而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高收入者占有。这种人数上的“金字塔”和财富占有上的“倒金字塔”结构，直接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平均已达零点三九，直逼零点四这一警戒线，直接导致“仇富心理”、“财富原罪论”的蔓延,社会空气里流动着对财富的不满和愤怒。这种包含着不满和愤怒的“嫉妒”是破坏性的、颠覆性的，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如不迅速加以扭转，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果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样是迫切的政治任务。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
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说得好：“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这是基于对中外历史的清醒认识，党的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响亮口号时，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可以说，“中等收入者”现在已成为继“温饱”、“小康”之后，又一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标准、也是我国提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第三个追求目标。
3、刺激市场繁荣需要中等收入者作为支柱群体。
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稳定，薪金丰厚，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他们是是各种产品广告的主要定位对象，是超市最主要的购物者，也是城市最核心的观念和潮流的体现者，有时，甚至会成为主导者。调查表明，买房、购车、自费旅游是当今中等收入阶层的三大消费热点。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购买商品房的主力军，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不断扩容和提升层次，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汽车是西方中等收入者阶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对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从其消费倾向、未来发展趋势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作用，我们有理由将他们视为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汽车消费群体。
同时，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其在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上的示范作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常常会成为其他社会群体追逐的目标，并将影响着城乡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此可见，做大做强中等收入阶层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显得刻不容缓。
4、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现实可行的。
一是从可能大量产生中等收入者的行业来看，高新技术行业将会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孵化器。毫无疑问，那些知识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行业是产生中等收入阶层的最好土壤。目前，在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中，IT业及相关专业技术革新人才的月薪大致在3000--8000元之间，其中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以4000--5000元居多。
二是从可能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来看，高素质人才将会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主流。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科技企业家、金融、证券、保险和外汇从业人员、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的高级专家、外国公司在华的高级管理人员、私营企业经营者等5类人将进入我国中等收入阶层。这些人最基本的特征是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
事实上，有迹象表明，中国加入WTO后，各类人才劳动力的价格从总体上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其人才价格的提高已成为必然。可以预料，国际金融贸易人才、IT业高科技人才、医药生物类高级人才、外语人才将会变得特别紧俏和吃香，这类人才的价格也必定会突飞猛进地上扬。同时，演艺界人士、律师、医生这些具有特别技能的人以及优秀的白领人才和具备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也会成为未来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还有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那些“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
三是从最有希望的区域来看，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将是中等收入阶层崛起的核心地带。近年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在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正在迅速增加，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正在源源不断地汇入到这个阶层中来。所以有许多经济学家断言，再过一二十年，在国内大都市里和沿海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经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里中等收入阶层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主流群体。
三、有效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对策和建议
1、立法保护，政策鼓励，催生中等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阶层也是很脆弱的。在前不久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动荡最大的受害者。在当今中国，新兴的中等收入阶层所面临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香港特区政府就审时度势推出了首套针对中等收入阶层的政策，以恢复中等收入者人士对港府的信心。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提前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有效的保护。
2、政府调节，“抽肥补瘦”，做大中等收入阶层。
我们的目的是让穷人变富，但绝不是让富人变穷。尤其在我国进入WTO之后，将在多个领域与国际接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将产生新的格局，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将直接参与收入分配，大批中等收入阶层即将形成。因此，从增量的角度去做大经济蛋糕，进而提高穷人的收入，让他们进入社会中间阶层；而不是从存量的角度去剥夺富人，这应是我们努力的大方向。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发挥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两个途径来实现“抽肥补瘦”的目的。
3、大兴教育，分享成果，营造良好环境。
知识改变命运，只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才能使人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们要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打造学习型社会，从而使更多的人攀登知识的阶梯，有机会进入中等收入阶层。
4、做大城市，转移农民，打通晋“阶”通道。
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1999年的44%。但是，目前的这一比例仍然与现代化社会结构相距甚远，甚至还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进程，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体人员的基本生活，进一步放宽劳务政策，鼓励兴办私人企业等，尽可能多、快地使农民阶层成员将向上流动，进入社会中层。
5、广开门路，扩大就业，有效消除绝对贫困。
国家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放到与计划生育、国土资源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当前，特别要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积极引导全社会转变就业观念，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同时，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低收入者解决生存权问题，消除绝对贫困。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6、瞄准目标，提升服务，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实践证明，社会阶层的转型与金融业息息相关。社会成员的角色转换与金融业的兴衰关系极大。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在上海业务初创时，为什么要对小额存户收费？业内专家披露，其决策的依据就是美国麦肯锡公司的一个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我国目前已有120万家庭拥有高达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而且每两年翻一倍。该报告还认为，这个富裕阶层拥有中国所有零售银行业的大约50％的存款。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他们，因而是竞争焦点。这表明，外资银行在拓展业务前，很注重社会调查，并以此为依据，确立与什么阶层的人、有多少人与之发生关系。这很值得中资银行借鉴和运用。笔者认为，中国金融业应该密切关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收入的变迁，关注社会、金融的互动，特别是要努力通过准确的市场定位，个性化的金融服务，为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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