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五年，在中国商业社会的培育与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由于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财富机遇和冲击，人的命运变得跌宕起伏。五种最具代表性的人生轨迹值得回味：海归、从仕途到商场、CIO成长、新创业者、职业经理人寻路，从中将可以看到中国商业社会五年最生动的一面


海归

    海归、互联网、新经济，是1998～2000年的亮点。至今海归回国潮仍不退热，撇去浮华的海归们的价值得到了更切实的承认

    张朝阳无疑是“海归派”中最有名的。他创办的门户网站搜狐在1998年正式推出，当年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50位数字英雄”之一。1964年出生的张朝阳在任搜狐CEO的同时，在天安门广场玩滑板、在迪厅领舞、登山。金光灿烂的履历、个人财富、生活品味，像旋风一样席卷了公众的注意力。

    1998年前后是海归们回来创业的颠峰时期，借着网络经济的火爆，张朝阳们一下子就路人皆知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年均输出两万名留学生。北大、清华等名校的理工科毕业生几乎一大半都出国去了。在遥远的国度好坏无人知晓。当“海外留学归来”中的一批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把网络热带回中国的时候，海归们实现了自身的超越，国人也震惊了。1999年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邵亦波和谭海音等创办易趣网站；在华尔街做风险投资的唐越回来创办e龙；哈佛MBA的“梦之队”唐海松等创办亿唐……风险投资，几千万的美元，亿唐、易趣、中国人、人人——满大街的广告，公司里有健身房、咖啡西点、美国式的开放，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的东西被海归们玩得团团转。张朝阳说：“我们做的本来就是得风气之先的事业”。唐海松写过一篇有关“明黄一代”的文章，说上海等大城市的中国年轻一代西服革履、说话中英兼有，意思是与美国没什么不同。网络给了他们机会，打出品牌和个人知名度也快捷很多，百万富翁的梦想似乎唾手可得，只要你是一只不太笨的“海龟”。

    在1998年到2000年的黄金时间里，在北京平均每天有两家互联网公司注册。e国老总张永青说：“为什么回国？有一天我登陆搜狐，突然发现上面有一个酒瓶在晃，我知道坏了，再不回国就什么都赶不上了！”这个酒瓶是北京牛栏山二锅头的广告。于是和他的同学张朝阳一样，张永青选择了回国创业。参与创建携程旅行网的沈南鹏毕业于耶鲁大学，网大创办者黄沁毕业于麻省理工，创办ChinaRen的陈一舟毕业于斯坦福，创立美国商务网的童家威毕业于沃顿商学院。1999年夏中华网在纳斯达克挂牌，到2000年春季其业绩增长了1200%。北京最昂贵的写字楼之一嘉里中心曾因网络公司云集而被称为“网站大厦”。

    中国经济以年均7%以上的发展速度快速增长；从1998年起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人数年均递增13%。回国的海归们引发了中关村的新一轮创业潮，带动了互联网等新型产业的兴起；还有一批没有自己创业的成了各大企业的抢手货，特别是在IT、金融等行业。彼时一些内地企业对于能够下一下“国际象棋”的海归派抱有很大期望；跨国公司希望雇佣没有沟通问题、有双语能力又懂中国情况的员工。1998、1999年互联网最红火的时候，一些网络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管不得不每个月都提高他们员工的工资，否则人才就有可能流失掉。

    2000年是一条界线。纳斯达克变脸使得网络泡沫一个个破灭，2000年成为网站倒闭年。一直与网络经济并提的“海归”，也开始成为一些当事人都不再愿意主动提起的背景。激进道路已告一段落，面对市场的萧条，给市场下“猛药”的“海归风格”不再让观众盲从了。

    撇去浮华，有良好教育背景和熟悉国际规则的海归派中确实大有人才。政府也在努力吸引这些外流的40多万人才回国。北京市给在京创业的归国留学人员最高20万元的创业资助；深圳提供无偿资助的前期费用补贴，一次性的高科技项目科研启动经费10～15万元。南京提供海归人员家属入户等优惠政策。

    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回到国内寻求机会，2002年保守统计累计有超过10万人，占历年来出国留学人员的1/3。国外IT业不景气，像朗讯这样的企业都在大幅裁员，而中国经济前景稳定乐观。海归企业经过大浪淘沙也在迅速发展。2002年搜狐宣布在当年第三财季实现了全面盈利。易趣还未赢利，但邵亦波在2002年又拿到了eBay的3000万美元投资，2003年6月eBay出资1.5亿美元收购易趣67%的股权，“美国人的率性、上海人的精明”帮了他。被誉为最成功海归企业的UT斯达康2002年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金。纳斯达克股市的寒冬中，几支中国概念股全线飘红。

    2003年的今天，中国的大商业环境已经越来越国际化，“海归”正在成为一个过去的名词。现在人才理念不再是本地化，而是全球化。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才，不管你是哪里人，都将纳入同一个标准体系中。海归好看，关键还要好用。

从仕途到商场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兴起了新的一轮官员下海潮。特别是一些主抓信息产业工作的官员，脑子相对活一些，也看准了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众多机会

    2003年4月，原浙江省领导主要智囊之一，有着“学者型、智慧型、亲民型”官员之称的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告别了政坛，下海从商去了。五年前的1998年，40岁的吴敏一出任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在这个位置上颇有政绩，例如为温州上至政府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称道的“温州数码城”和“信用温州”。他被称为“温州数码城的总设计师”，“在一定意义上，他是新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信息化和IT理论在温州的传教士。”一位省级机关的领导称赞，在浙江省和市一级的干部中吴敏一的能力和素质都不错，他曾是2001年中组部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察的4名优秀干部之一，与美国100多位政府官员对话交流，能用流利的英语演讲，电脑操作也堪称行家。今年45岁吴敏一竞选正市长失败，他拒绝了在省里给他安排职务的挽留。他表示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三步曲是求学、从政、经商，现在决定提前进入第三步—经商。吴敏一说：“当官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价值取向。‘上台为官，下台为民’，这应该是包括官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一个方向。”

    当地一位政界人士评价：“这是一件好事，原来的社会精英在哪里？在官员队伍里。而市场经济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经济，市场经济的领跑人和指挥官是企业家。我们原来是颠倒的，现在社会精英向企业界渗透应该值得肯定。”与吴敏一同时辞官的还有好几位官员。浙江省人事厅副厅长袁中伟以个人名义发表看法说：自有官一说以来，似乎当官才是人们步入主流社会的惟一方式和选择，当下一些官员走到“体制外”，一改千年的世俗眼光，对人们从做官走向做事具有良好的导向意义。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兴起了新的一轮官员下海潮。特别是一些主抓信息产业工作的官员，脑子相对活一些，看中了这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众多机会。1998年朱基在承诺经济发展的同时，宣布在分流250万官员且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下，建立一个高效而精干的“小政府”。在人大通过机构改革方案那天，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对新闻界轻松地说：“下海多挣钱，呆在机关里干嘛？”

    原国家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副处长，下海后的互联通总裁高红冰说：“信息产业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我越在机关里面工作，越感觉到商业上有巨大的诱惑。而国务院信息办的工作经验又为我积累了许多的思维和资源，不将它们有效地释放出来，是极大的浪费。”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曾对游宪生下海一事作过深入报道。他是福建省第一个提出建设“数字化福建”创意的人。2001年元旦前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游宪生辞官下海，去上市公司ST中福担任民营公司总裁。游宪生并非在仕途上干不下去；离任审计也表明他的一切财务经济活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游宪生认为ST中福所面临的困境是一种很好的挑战。他说自己不完全是奔着钱去的，ST中福当时聘请他的年薪只有20万，而且公司经营形势十分严峻。“如果仅仅只是把感冒的病人治好了，医生的高明是体现不出来的。”游宪生认为自己有政府和公司的工作经历，念博士时学的是经济，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后来游宪生又创办了自己的企业。

    还有一大批下海官员之前主管经济工作或是当地父母官，也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和经验。2000年6月科龙新总裁徐铁峰上任，之前他是顺德市容桂镇镇长。徐铁峰不同意有的媒体称之为企业界“新人”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对经济工作十分熟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主持培育了科龙、容声电器、冠华饲料、环球制药、松本电工等企业和品牌，科龙正是容桂镇最大也是最典型的企业。2002年7月徐刚成为汽车界的名流—吉利集团的CEO，不久前他还是浙江省厅局级官员中的一只“潜力股”：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兼省地税局总会计师，浙江省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原浙江省龙泉市长楼志新，辞职去了浙江传化集团做副总裁。

    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波官员下海热，2000年前后的新一波官员热要热得多。虽然极少数官员用下海的方式洗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从主流来看，下海经商的主力，从以往的待业青年做小贩，逐渐趋向于官员和学者从事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行业。这似乎可以透视出如今市场经济潮流下社会风向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本位”向“商本位”过渡正在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趋势。

    从社会的发展方向上看，择业自由和辞职自由肯定要成为公民的权利，这一点，官员也一样。当年香港税务局长黄河生的家人在香港堂堂正正地开税务公司。黄河生后来被解雇只是因为他在申报个人财产时没有如实地报出自己在该公司的十元钱象征性股份，影响了政府官员应有的诚信原则和公信力。微软也曾公开为中国入世谈判组的唯一女性齐红儿设立“政府关系高级顾问”一职。关键只在于政府权力有限且权力受到及时有效和严格的监督。良好的“政府关系”并非见不得人的事情。中国社科院有一个调查，官员背景下海的人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最占有优势，成为获利最多的一群人，其拥有的资本达到平均资本的2倍以上。高红冰说过，政府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储备和知识累积的场所，由于政府机关在社会上的特定作用和地位，使在里面做事的人能很快攀升到“上流社会”中去，有资源，有关系，所以一旦他出来做事情，就往往比别人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