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张旭这样虽然拿着高薪却拒绝认同“中产”身份、并且自我感觉“易碎”的城市中产者，无疑不在少数。记者采访发现，在众多年收入在１０万元左右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理解中等收入者的焦虑
年收入十万算不算中产？在普通百姓眼里，在学术界，他们已经算是中产阶层，学术界认为年收入6万元~50万元应该基本可以涵盖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然而，《广州日报》记者近日采访的众多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我们认为，“中产阶层”普遍缺乏自我身份认同的背后，有一系列值得关注、亟待改进的社会原因：
首先，他们的社会和个人负担沉重。这一代中产阶层中不少人因为上学耗尽了家中的财力，因此，一个大家庭的负担基本上压在了一两个人身上。以每月税后8000元收入为例，扣除银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以及日常诸多的其他消费，每个月再给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实际所剩无几。从社会底层跨入中产很难，但要从中产滑入底层却非常简单，只需要你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就可以了！加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工作压力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致使各种现代病层出不穷。
其次，“中产阶层”的身份不够稳定，使他们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在今天，完全依靠能力进行职业选择和晋升的空间依然狭窄，大量的垄断性行业主宰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依靠权力和关系就业的空间依然很大，个人自由和职业空间无法得到全面舒展。研究表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间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
第三，中产阶层的税负过重。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好也是按揭购房的主力军，他们看似有令人羡慕的收入，事实上要承担利息与所得税的双重压力。
研究表明，中等收入者成为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改革和持续发展的先决前提。而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还很脆弱，甚至至今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最近，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意味着中等收入者成了迫切要壮大的社会阶层。我们认为，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一要扩大比重，二要稳定和维护：
一是政府要加大公共投入，特别是教育和覆盖全民的医疗、失业、养老等投入，避免一家人的财力和希望都投入到一个人身上、一家人的负担都压在一个人身上。前者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前提条件，后者是维护和稳定中产阶层的基本手段。在这方面，诚如吴敬琏先生近日所指出的：中国已有条件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起码在财政上已可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福利体系。
二是反垄断特别是反行政垄断要提速，以此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和公平，让更多的人拿到和其才能与付出相适应的工资；同时要改革企业内部的薪酬分配体制。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去年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而这只是总体层面上说的，基层员工的工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高层经理和专业人员的收入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
三要降低中产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如果按1980年的标准，以可比价格计算，个税起征点起码应在月收入12000元以上。现在则是1500元，明显偏低。我们已经在主要税种———消费税中每时每刻地纳税。个人所得税这块应该更多考虑个人和家庭负担。从整个财政收入的基本面上看，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也就1737.05亿元（800元起征点），这点钱对时近3万亿元（现早已超过3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来说分量不重，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却能大大激活其创造力。
四要完善产权保护。除了继承，绝大多数中产者都是由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没有对社会底层的基础权利的保护，中产阶层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况且，中产阶层本身也面临着一系列财产权保护问题，广州某建成不过一二十年的高档小区遭遇拆迁，即是一例。
“易碎”的中产：公共权利虚置下的生存焦虑
“我怎么就成了中等收入者了，就因为买了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正相反，我是给银行打工的民工。”——身为广州高档社区业主并拥有体面工作、年薪１０万的张旭（化名）向记者大倒吐苦水，“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等收入者，”“我现在是苦苦支撑着。”（《广州日报》６月２８日）
类似张旭这样虽然拿着高薪却拒绝认同“中产”身份、并且自我感觉“易碎”的城市中产者，无疑不在少数。记者采访发现，在众多年收入在１０万元左右的人当中，“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中等收入者。”——为什么这些被许多人看好甚至艳羡的都市白领们，纷纷倾向于“看扁”自己？
显然，表面优厚薪水背后其实潜伏着巨大的生活压力、风险预期，这是导致这种“易碎”心理的直接原因。以张旭为例，“虽然每个月能挣８０００元，但扣除３０００多的按揭款、物业管理、水电等费用，加上每个月还要给远在家乡的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每月实际上所剩无几，”张旭由此感叹：“我是住在中等收入者的社区，过着低收入者的日子，”“从马路那边（民工聚集区）要跨过来可能很难，但要滑过去却非常简单，只需要你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
不断疯涨的房价，动辄天价、令人生畏的医疗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有这些，早已是时下我们并不陌生的城市生活景观——既然它可以让那些社会底层群体“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并成为阻遏他们向上流动的经济瓶颈，当然同样也会时刻威胁着中产者看似体面风光的生活、蚕食乃至吞噬他们所谓的“高薪”，使其备感生活的“易碎”——“我一旦停止工作，现在的一切就不复存在。”而与此相佐证的一份最新数据是，在世界物价最高的２０个城市中，人均ＧＤＰ在世界百位左右的中国却有两个城市入选。（《人民网》６月２７日）
可见，当前城市中产的“易碎”，其实折射的是诸多公共权利——社会保障水平、公共品供给状况本身的易碎和虚置：住房、医疗、教育等等原本该为人们“遮风挡雨”，提供起码生活庇护、风险保障的公共项目，如今却成了个人需要赤裸面对、独立应付的纯市场化存在——为了买房，你得准备当２０年“****”；自己或家人生一场病，就能迅速耗尽你的全部积蓄；产业化的教育体制下，“送孩子读书如赌博”……即便是在社会保障的核心领域——养老权益上，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由于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长期空账运行，目前养老金缺口已达２．５万亿元；为此，有调查显示，９２．１％的人对自己“走不动以后”的生活感到焦虑，５７％的人觉得养老还得“靠自己另外攒钱”。（《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
其实，所谓中产或者中等收入群体，按照最初发明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定义，并不仅仅取决于单纯的收入、经济状况，还在于与其生活、心理和社会地位状态相连接的权利、利益。这意味着，要使“中产”成为可能，并且足够坚实而不是“易碎”，进而起到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表面薪水的多寡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足以支撑最广大社会群体公共权利的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品供给系统，为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利益兜底，使之后顾无忧。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过上一份至少居有屋、病有医、老有养的体面、“中等”生活，无疑是人人所追求和向往的，然而，竞争的风险性与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仅凭一己单打独斗去实现这种理想的脆弱性（当然少数大富大贵者不在此列），因此，除非我们尽快完善一个强大的社会公共支持系统，否则，不独中产阶层，而且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活，都难免“易碎”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