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建设的"第三次浪潮"隐忧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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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在华东地区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不顾本地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规律,争相上马所谓“高科技园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旗号下,重复建设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掀起,造成资金浪费、有限的科技资源被稀释、产业分散和弱化。      继彩电、冰箱和汽车两轮重复建设后,“十五”以来,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项目遍地开花。常熟是江苏省的一个县级市,2000年7月,定位为软件园的“常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开业。尽管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最终入园企业仅6家,或从事软件销售,或做普通化工、印染。园区内的一家软件公司负责人说,他们常年在常熟人才市场设摊招聘,但从2001年7月至今,只招到1名软件技术人员――这里“根本没有发展软件产业的基本条件”。开发区管委会人士承认,常熟建这个“软件园”是受了周边大上“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别人都上,我们有压力”,于是跟着上。更有一家企业号称在全国各地建了26个软件园,建软件园似乎比开连锁店还容易。        软件之外,集成电路项目也非常热。京、津、沪、苏、浙、粤、闽、川等地已建了20多条生产线,信产部的一位知情者说,“至少还有十几个省市提出要上线,而且热情都很高”。以上海为例,在建的集成电路生产线有13条之多,但赢利的只有2家。据统计,在各地“十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中,集成电路产业的同构性达35%,应用软件系统的同构性为42.5%,纳米材料的同构性为48%,计算机网络为59%,软件产业为74%。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十五规划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产业都是电子信息、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工程,趋同率达70%。上海在建中国“硅谷”,杭州提出建设“天堂硅谷”,苏州要打造长三角“硅谷”。一些专家感到迷惑,目前全国在建的各式“硅谷”至少数十家,区域产业特色和产业互补远未形成。      并非只有IT产业如此。“大炼钢铁”风目前也正在浙、苏、闽、粤等地猛刮。仅限对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东南某省近期将形成1670万吨钢产能,远期规模达2500万吨。专家告诫,从技术角度讲,这些项目很可能是低水平重复。钢铁生产的技术要求极高,不是光靠引进设备就能解决的。目前国际上钢铁先进技术为美、日、德掌握,严禁扩散。“我们新上的线都在讲是生产高技术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实际上仍在中低档产品上竞争。”      记者发现,此番“高水平”重复大多引入了外资和民间资本。有人由此认为,“企业对自己的钱最负责”,是否“重复”他们最清楚,只要政府不投资就行。但事实不然,各地为引得高新产业,争相在地价、税收、电价诸方面进行无底线“优惠政策大赛”,地方政府为此付出的“隐性代价”越来越重。江苏省无锡市新区信息产业科技园的一位管理人员说,无锡一亩地的开发成本在22万元左右,而卖给外企每亩不过5万元,有的甚至是白送。在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果真的是上芯片封装生产线,不要钱也可以”。“倒挂”缺口由财政补贴,或通过提高民用房地产土地使用权转让金来补偿。      各地地价优惠大比拼还使得一些企业在高技术旗号下大搞“圈地运动”成为可能。在全国各地圈起20多个“软件园”的一家企业的知情人士说“我们走的就是圈地―圈钱―圈人―圈项目的路线”,“空手套白狼”。在这家企业的“东部软件园”,由于大量地皮闲置,正在发展“生态产业”,进行草皮、花木的生产销售。      税收方面,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被架空。各地名义上实行“五免五减半”,私下均以奖励的方式变相地将地税返还给企业,行“十免、二十减半”之实,以此招徕投资。上海某高科技园区为吸引福建冠捷入园,就曾开出“所得税十年全免,免税期后税率15%”的优惠条件。      此外,即便是有民间资本和外资介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仍牵动着银行贷款及各种融资。据悉,在无锡新区信息产业科技园,每一笔大型外商投资,中资银行按与对方出资额1∶2或1∶1的比例进行配套贷款。在北京,对高新技术产业规模项目,政府财政均拿出15%的项目启动资金。专家担心,由于贷款的大多是国有银行,一旦项目失败,求偿无着,受损的还是国家。      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铨说,“高水平”重复建设最大的代价或许还不在资金,而在资源内耗及其产生的对产业强度的损害。省市间、省内的地区间都在争项目、相互克隆,有限的科技资源、扶持政策在撒胡椒面,人才集聚程度低,创新能力更弱,核心技术少,产业强度就弱。信息产业部的一位专家指出,产业发展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资源整合,我国很多高新技术产业整体薄弱、产业规模小都与散乱重复布局不无关系。      地方政府为何无视重复布局、纷纷上马高新技术产业?“优惠政策大赛”的背后是“数字政绩”的较量。福建省的一位领导说,重复建设的病灶往往出自“诸侯经济”的考核病根。现行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体制过分看重“数字”,引资、GDP增长是个刚性的指标,“产值增长了30%的就比增长了20%的强,至于谁是可持续发展的,谁是杀鸡取卵则没人管。所以现在每个省市应当将自己当作一个国家来进行产业布局。”而领导干部在每一层级上的工作年限一般不超过3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充分体现政绩,“高技术产业”的引资、出口拉动最能见效。于是有外来投资、账面上能增加产值就上,重复不重复不问。      浙江省经贸委的一位产业研究专家说,如果经济指标不与政绩等同性挂钩,各地政府的产业决策与安排很可能不是目前这样。显然,在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能否形成税收、利润和效益综合考评机制是实现产业合理布局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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