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渠道与真相

       任何当皇帝的都偏爱做决策的快感，而任何决策都依赖于及时准确的信息。估计当年在嘉靖嘴里是吐不出“信息”这颗象牙的，因为四百多年前的古汉语中，尽管已经有“信”和“息”这两个字，但还没有“信息”这个词（台湾人就不用“信息”，而用“资讯”，似乎更贴切一些）。当然，这并不影响嘉靖通过掌握信息来控制他的朱家王朝。 别看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但内阁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句“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不敢不知啊”就足以说明他还是比较勤政的，虽然坐在精舍里修禅，却仍然掌握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大量信息。当然，私底下他也不无感慨地对严嵩、严世蕃说：“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也不是全知呀！” 脑神经科学的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想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情，大脑的硬盘空间恐怕不够，就算够，人类经过三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生物CPU在速度上再怎么奔腾也处理不了。如果非要让人脑去处理如此海量的信息，大脑内存也太小，肯定会出现死机，而人脑一旦出现死机，目前最先进的精神病院也无法修复。

　　从脑神经学理论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实践都证明，疑心病是所有皇帝的头号职业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疆域那么大，权力那么集中，全国都得实行委托管理，而人心又隔着肚皮，皇帝也难当。所以，皇帝都有两个梦想：一个是长生不老（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个好东东），第二个是当个全知全能的“十全老人”。但是，愿望归愿望，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全知。于是，人的欲望与可能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这种职业病的病根：对于不知的那一部分，他有权力怀疑。而任何事，越是去怀疑，就越觉得值得怀疑；越是值得怀疑，就越是会去怀疑。于是“怀疑一切”就成为皇帝统治王朝的座右铭。这个座右铭，后来也成为了该“职业病”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学名”。因此，如果有人要选择皇帝这个职业，或者有个别优秀企业家，梦寐以求想尝试古代帝王的那种酷呆了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事先就应该对皇帝的头号职业病有所了解，并事先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当然包括心理素质测试）。

　　由于皇帝的职业病是通过龙椅传染的，所以，从上岗的那一天起，皇帝最怕的就是自己成了瞎子和聋子。因此他需要众多的“耳目”，也就是投资“信息产业”。在这一项投资上，历代皇帝都是不惜血本的。因为监督成本中，首要的是信息成本。嘉靖应该很羡慕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通讯发达（天上卫星，海底光缆）、媒体自由（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信息渠道广泛（电视、广播、报纸、网络），而且价格便宜。想想看，一封浙江的八百里加急文件，跑死多少匹马，也得两天才能到达京城，而现在一分钱不要，免费电子信箱一秒钟就搞定。但是，嘉靖哪里知道现代人的麻烦。他肯定无法理解现代人为什么对信息产生恐惧，因为他不知道“信息爆炸”已经困扰着现代人。“信息无穷大”约等于“两眼一抹黑”，所谓“过量的不同信息等于零”。当无数个医生说出关于苹果在什么时候吃是金苹果，什么时候吃是银苹果，什么时候吃是毒苹果时，我们就不再敢吃苹果了。

　　嘉靖是幸运的，由于受到科学技术发展和信息成本的约束，嘉靖把信息渠道压缩为三个：第一个渠道是内阁的严党，第二个渠道是裕王府的太子党，第三个渠道是司礼监的太监党。多党合作，三党分立，古已有之。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羡慕人家老外，老祖宗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淀都是现成的，但看我们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当然，这是学者们的事，政治家只需等待即可。

　　嘉靖为什么要设三个信息渠道呢？如果三个渠道的信息一致，岂不浪费资源？如果不同渠道提供的信息不同，那相信谁呢？现代信息传播理论认为，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和准确性。在嘉靖的年代，时效性只能是靠马跑了，所以汉语中的“马上”表示“快速行动”，这让学汉语的许多外国人和今后的中国孩子们难以理解，其实你只要说清楚什么叫“八百里加急”，学生立马（跑到了，马立住了）就明白。而如何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嘉靖需要不同渠道的信息来互相印证，从而判断事情的真相。只有知道真相之后，他才能做出“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对于政治家来说，真相是一杯烈酒，敢不敢喝，这要看皇帝的酒量。嘉靖的酒量还行，至少在《大明王朝1566》中表现得还行。关于这一点，编导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剧情—

　　在胡宗宪的逼迫之下，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终于同意联名奏报皇上：因新安江决堤系经办人贪墨修堤工程款，因此一名知府、两名县令和宫里的河道总监已经就地正法，而水灾的直接后果导致改稻为桑必须缓行。这份联名上疏让嘉靖感到震惊：刚刚花了两百五十万两银子修的好河堤为什么会出现九处决口？为什么完全可以斩候决的案子，胡宗宪要斩立决，莫非杀人灭口？为什么改稻为桑的国策在胡宗宪那里也推行不下去？嘉靖想了解真相，于是决定下旨召见吕芳、严嵩、裕王三方的人员杨金水、胡宗宪、谭纶详问实情。

　　嘉靖首先从杨金水口中得知浙江“毁堤淹田”确为严世蕃指使，而胡宗宪之所以不透露真相，说明他的确是个识大体、顾大局、忠心耿耿、肯实心做事的难得人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胡宗宪有意替严嵩瞒着一点，扛着一点，是不忍心去点响严嵩屁股上的炸药，引起政局动荡，这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连恩师都不认的人，也很难判定是个忠臣。其实，在这个时候嘉靖也不想让人捅出一个大案子，毕竟浙江是朝廷的赋税重地，外有入侵倭寇未灭，灾后百姓还得安抚，东南只有胡宗宪能镇得住，倒了严，就动了胡宗宪的靠山，而且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填补国库空虚，嘉靖明知严党层层盘剥，但还得靠严党去敛财，因为严嵩已经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动一个人好办，清理一个体系，非同小可。所以“毁堤淹田”的事，如果能够一笔带过，这对嘉靖来说，眼下的确也是上策。

　　在浙江的问题上，尽管嘉靖和严嵩各有各的想法，但在必须尽快执行改稻为桑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共识的。于是，嘉靖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让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的兼职，只任浙直总督。令其专心剿倭，打通海上的商路，保证对外贸易正常进行。同时，嘉靖为了牵制严党，以免严党肆无忌惮，激起民变，肯定了裕王派往浙江的谭纶，并鼓励裕王继续派人。

　　谁也没想到，嘉靖让裕王继续派人的举措，竟引出了一位历史名人的出山，嘉靖的一个念头就这样成就了一代直臣海瑞的丰功伟业。一个举人能够走进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在重科举出身的明朝，这简直是个奇迹！而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直臣，居然能够影响四百年后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彭德怀的命运，这也是嘉靖当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从表面上看，历史上的奇迹往往是某人的一念所致，但实际上是各种矛盾交错的必然结果。

       犬牙交错看谁狠

      据动物学家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比蚂蚁与蚂蚁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要高，这种战争当然也包括动口不动手的政治斗争。古人云：“杀敌一万，自死三千”，这已经算是打了大胜仗了。所以，远离战争、维护和平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告别革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最根本的利益。

　　大明王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有着良好的阶级斗争的传统。一个要饭的朱重八阴错阳差，花了十七年，在那个还没有“枪”的历史条件下，硬是用“杆子”打出了一片江山，居然还当上了皇帝。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花了四年时间，率兵南下，活生生地从侄子手里夺得了皇位，接着还开创了一代永乐盛世（想永乐的人多半不乐，因为侄儿烧了皇宫之后死不见尸，活不见人）。朱元璋父子二人在阶级斗争和宫廷斗争方面的卓越才华，为朱家后代的确是树立了光辉榜样，也为后代的后代以及后来某些政治人物留下了丰富的斗争文化遗产。到了嘉靖年间，统治阶级高层的内部斗争，不论从战略上到战术上，应该说已经达到了职业九段的国际水平。而朱家能繁衍出嘉靖这样的皇帝，成功地操纵着整个斗争的基本走势，这其中的政治智慧的确非同小可。当然，嘉靖有这等高超的统治术，后天因素固然重要，但从朱元璋得来的先天基因也是不可忽略的。

　　公元1566年前后，由嘉靖宏观调控下的以裕王为首的太子党和以严嵩为首的严党之间的斗争，的确为今天的电视编导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想象空间。仅从这一点上说，你真的不能说中国人不够牛啊！只需从五千年历史的裤兜里随便摸出一根发黄的烟丝出来，就是一部电视连续剧—气死他们好莱坞的编导们。

　　当然，前人用生命和鲜血创造出来的斗争历史，后人要用笔（或键盘）写出那份儿精彩，并拍成电视连续剧，相对来说还算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接着看《大明王朝1566》是如何展示那份儿精彩的吧— 　　“改稻为桑”国策推行了几个月，竟出了毁堤淹田的事，胡宗宪为了稳定东南大局和避免宫廷斗争激化，先斩后奏开了杀戒，这是嘉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这场斗争以嘉靖调胡宗宪、杨金水、谭纶回京问话为一个段落，结束了两派第一个回合的斗争。太子党与严党打了一个平手。

　　在武打影视作品中，我们总是看到，敌对双方不断过招，不论好人坏人，要一下子把对方打死，却都不大容易。表现宫廷斗争的戏，要想让人觉得好看，也大致如此，双方反复较量，像拉锯一样，虽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总是在那里你不死我不活的。当然，这不完全是因为编导们为了片子好看设下的套路，而是因为在现实的斗争中，理性的双方基本上都能坚持对敌斗争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在没有绝对胜算的情况下，别逼着对方狗急跳墙，让人跟你鱼死网破。与其把对方逼急了，反被咬一口，还不如将对方慢慢熟死。因为，消灭敌人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自己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第二，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不争一时之高低，不计一日之长短。如孔子所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就像乒乓球竞技场上，你推我挡，你削我旋，在没有发现对方明显破绽之前，出手留有余地，因为狠招固然有效，但如果被人家接住了，来一个反攻，可能陷入被动。

　　第三，关键是要看皇上的眼色行事。通常情况下，皇帝要实现绝对的统治，每天能够安心地睡觉，必须看到下面的人有矛盾。有矛盾才有斗争，有斗争才需要皇帝来制衡，皇帝出来制衡，就凸显了皇权的作用。　　在以上三条原则中，第三条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让书生们忘记和忽略的。（所以书生气太重的人是不适合从政的，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如果你一上来就一味地穷追猛打，置对方于死地，可能就把皇上所要的均衡打破了，这时皇上看不下去了，站在你的对手一边，你可能转眼之间会成为失败的一方。古人把这个道理用两组成语说得既形象又生动，一个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另一个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古往今来，很多人高举伟大的口号、肩扛崇高的理念，自认为是在效忠皇上，却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枚棋子，或者就是“螳螂”和“鹬蚌”，而皇上正是那个黄雀和渔翁。

　　其实，再看透一点儿：人生似棋局，有赢有输，不时再来几把平局，这才有意思。因为，自古以来，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战争中，有的仗打着打着，之所以打不下去了，不是不想消灭敌人，而是想保存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士兵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给对方活路就是给自己生路，耗呗！结果政府耗不起了，士兵就可以平安回家了。这件事到了经济学家的眼里，则是另一个说法：当你认为自己的命比敌人的命更值钱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拼个鱼死网破，反之亦然。除非好歹都是死的时候，人们才会选择“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经济学说的理性人，在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都会算账，尤其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太子党与严党在“改稻为桑”的第一个回合中，为什么只打了一个平手？因为身为“黄雀”和“渔翁”的嘉靖，还没有动手，或还不敢动手，或还不愿意动手。争斗双方其实还在把握进攻的节奏。

　　此时，不妨做一个战争态势的简单分析—

　　从太子党这一方来说，明知严党会借“改稻为桑”做坏事，但又没有力量在中央决策的层面来改变这个态势，但也不甘心看着严党得逞，只好把工作重点往下移，派自己的人到基层去，现场干预浙江的“改稻为桑”，避免局势恶化。当然，这样的干预，是基于对胡宗宪人品的基本把握，他虽然是严嵩的弟子，但还是有良知的，也知道裕王终究是今后的皇上。然而，裕王派谭纶到浙江协助胡宗宪工作，实在不是什么好招。谭纶的介入，打乱了胡宗宪的部署，使胡宗宪原本想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消极抵制“改稻为桑”的策略，深深地烙上了太子党的痕迹。这在客观上，固然起到了离间胡宗宪与严党关系的作用，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但毕竟把胡宗宪逼到了一个无法再运作下去的境地。从旁观者来说，这是典型的弄巧成拙。

　　从严党这一方面来说，“改稻为桑”既是一个填补国库亏空显示政绩的好机会，又是一个可以让其个人和手下死党发财的好机遇。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势在必得。然而，胡宗宪的思路并没有统一到严世蕃的高度上来，这就给“改稻为桑”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在你失去某种东西的时候，可能你会意外地得到另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而当你以为你得到了某个好处时，另一个风险正在等着你。得失之间有时就是犬牙交错。胡宗宪的延误，以及他与谭纶的默契配合，激怒了严世蕃，逼着严世蕃下狠招，下密令毁堤淹田。结果慌乱之中，纸又没包住火，被嘉靖的第三只眼（太监吕公公）看到了。这对太子党来说，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严党丢大分了，忧的是严党干出这样的事，嘉靖还能容忍，不知嘉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真是天机难测啊！

　　一个领导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看到属下已经严重违规，却还得装着不知道。因为他一旦动手可能会酿成更大的事端。嘉靖的犹豫，使得严党意外地躲过了一劫。这个结果反过来对太子党来说的确有些不利：严党把持朝政二十多年，早已引起朝廷清流的不满，这次严党又干出毁堤淹田伤天害理的事，张居正在裕王府议事时更是义愤填膺，气急之下打算干脆让浙江乱了，一举推翻严党。李妃出面劝解，直陈大明朝不是严家的大明朝，更不是严党底下那些贪官豪强的大明朝。严党鱼肉百姓，裕王是皇储，却不能意气用事，还有世子都是将来的皇帝，是大明朝所有的百姓的君父，没有君父看着子民受难，却袖手旁观的！胡宗宪尚且知道爱护自己任地的百姓，裕王和忠臣们更不应该视若无睹。好人没有坏人狠，所以好人往往斗不过坏人。结果胡宗宪还是被撤掉了浙江巡抚的职务，接任他的是彻底腐败而且心狠手辣的严嵩的死党郑泌昌。下一步的局面将变得更加难以把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