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珠三角明年底将终结“民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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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教授黎友焕怎么也不相信珠三角出现了民工荒。在他眼中,2003年底开始席卷珠三角的“民工荒”,缺的是技术工人,而不是普通工人。他的理由很简单,一个拥有1.5亿富余农民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缺少劳动力?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在对珠三角企业的社会责任调查中,黎友焕终于意识了这一点。“民工的心态发生了转变,而独生子女民工——一个民工新群体的崛起,更是加速了这种转变,要求安全、受人尊重以及合理的报酬。”这种心态的转变,迫使珠三角企业在民工待遇及工作环境上作出改善。

  黎友焕很乐观,他认为珠三角“民工荒”不会年复一年无止境地持续下去。目前,政府、企业和员工等各方力量仍在博弈,博弈过程中必然有相关方会作出让步,而结果则是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民工荒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有所好转,我估计2007年下半年开始不会再出现缺工问题”。

  民工新群体:关注舒适安全度甚于收入

  信息时报:你什么时候认识到,珠三角的“民工荒”,缺的是普通工人而不是技术工人?

  黎友焕:2004年初,我承担一个全国性的调研课题,当中有一个结论是全国有1.5亿的农民等待着转移到城市去做劳工。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所以我当时一直不认为珠三角会缺民工,但是技工肯定是缺乏的。

  从2004年开始,我们对珠三角290多个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调查,受访企业主要以东莞和南海为主,也有粤东的企业。这一调查将在今年年底前结束,这一次调研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

  调研中发现东莞现在还有月薪仅500元的民工,月薪在800~1000元的情况非常普遍。外向型企业都非常缺工,似乎永远都招不满。我们调研的200个企业中,几乎所有企业都把缺工当成了首要问题,不仅是东莞,顺德、南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事实就摆在面前,其实鞋厂、服装厂等工厂的工人,并不需要掌握什么技术,也不需要有学历要求,企业缺的就是民工,而且后来我们又发现有些企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的地方。

  信息时报:你刚才说全国有1.5亿的农民等待转移到城市去做劳工,那为什么珠三角出现了如此大面积的“民工荒”?
 
  黎友焕:为什么缺民工?在调查的时候,不少企业发出“现在民工变了”的慨叹,以前加班也没关系,只要给补助就行。现在不是了,民工要求不能太辛苦,要舒适要安全。以前是把工资放在第一位,现在把舒服安全摆在第一位,可见民工心态出现了改变。

  另外一个现象是“独生子女民工”的出现。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这个新群体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引发了很多问题,推动了劳动力结构的分化,导致劳动力构成中有特殊群体的存在。

  “独生子女民工”的特点是,要求安全、受人尊重以及合理的报酬。以前民工的特点是吃苦耐劳,赚钱回家。随着民工身份发生变化,他们的要求也出现了变化。

  其实,独生子女在工厂中并不是很普遍。许多工厂厂长也跟我们说,“独生子女也不多,就那么一小撮。100个民工中可能就只有3~5个,但就是这几个民工很明显地带起了一群民工的风气。”

  劳资新关系:三方博弈必定会趋向平衡

  信息时报:应对“民工荒”,企业方面的表现如何?

  黎友焕:我们发现,“民工荒”出现后,珠三角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被各方高度重视。一个现象是,珠三角不少企业开始建球场,建卡拉OK厅、阅览室、游泳池,改善伙食等,还有些企业专门设立了“拍拖草坪”和“夫妻房”。在大量缺乏民工的今天,企业被迫更多地去考虑人性化的问题。

  我们调研发现,东莞超过一半的企业老板已经在这方面开始动作。饮食方面,以前员工的伙食是一个青菜加上几块肉,仅此而已,但现在我们发现工厂饭堂也开始搞自助餐,十几个菜任选4个菜,这就是很大的变化。东莞有些企业还为员工宿舍安装空调,这是民工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

  信息时报:企业的这些努力,能否扭转“民工荒”的趋势?

  黎友焕:其实情况已经有所好转,政府、企业和员工各方力量展开了一场博弈。比如广东省政府反应很快且很大,连续两次公布血汗工厂问题,还有所有地级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些都很明显是政府领导层作出的反应动作。企业也在博弈,它们根据劳工的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承受得了的企业继续提高工资、改善劳工环境,如果承受不了就搬迁,这方面珠三角企业的反应也很快。而民工也博弈,如果企业的待遇达到他们心目中的要求,就不会离开。

  所以,我不相信,劳工短缺会继续。各方力量的博弈一定会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政府、企业和劳工各方力量都能够接受的状态。

  信息时报:现在是不是民工荒最严重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出现你所说的平衡状态?

  黎友焕: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情况正在好转。按照经济学上的分析,这种博弈起码需要几年。民工荒在2003年底~2004年出现,我认为,2007年下半年不会出现缺工问题。如果“民工荒”持续下去,政府肯定还将出台政策;而企业也没可能等下去,要不就提高工资,要不就关门搬走,不可能三五年地等下去。如果民工接受企业开出的新条件,他们就留下来,如果不行就收拾铺盖走人。因此企业搬迁了,珠三角的民工需求也减少了;留下来的企业能够开出合理的条件,吸引民工回流,最终达到一种平衡。

  至于政府提升工资标准,我认为要一步一步来,企业有一个承受的过程,如果一下子将工资标准提得很高,肯定马上倒下一大片工厂。

  赢利能力:企业被跨国公司采购“卡着脖子”

  信息时报:珠三角企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这些企业其实是利用劳动力优势来赚钱。改善劳工环境、提高工资等社会责任,将令珠三角企业的利润进一步压缩。

  黎友焕:企业赢利能力的确在下降。过去,珠三角企业都是利用全国的廉价劳动力来支撑整个产业体系。现在这种方式,在面对跨国公司加强产业链建设时则显得空白无力。跨国公司一方面推行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整个产业链中的供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供应链上实行低价战略。比如沃尔玛要采购茶壶,自行设计茶壶进行公开招标,招标方式遵循低价原则,有一万家企业也好,一千家企业也好,哪一家企业的茶壶报价最低,沃尔玛就给谁订单。面对这个招标问题,企业之间竞相降价,降到最后已经无利可图,企业只赚取一点点加工费,这是导致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同时,劳动密集型企业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油价上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升,但是产品的价格却没有上升,这就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信息时报:你刚才说,大型跨国企业一方面要求产业链上的中国加工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方面又竭力压低采购产品的价格,导致珠三角企业赢利能力下降。

  黎友焕:的确如此,跨国公司转嫁社会责任成本。在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运动,一种国际潮流。消费者反对跨国公司购买血汗工厂生产出的产品,迫于这种压力,许多大的跨国采购商要求供货的制造商遵守一定的劳动标准,比如劳动时间、劳动环境方面。全球主要的200家跨国公司均有自己独立的公司社会责任标准,并不定期或定期安排本公司职员或委托独立审核机构对工厂进行现场评估。

  很多媒体都认为,跨国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际并不是这样,他们将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转嫁到供应链上,而不会为自身企业的社会责任放弃一分钱的利润。跨国采购企业通过经常性地检查工厂、监督质量,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单个产品的具体生产成本,于是肆无忌惮地只支付很少一点加工费。

  在珠三角,这样被下游企业卡着脖子的加工型企业太多了。加工型企业应该反思怎样从生产链的最低环节中走出来,这样才可以不受制于人,也才有基础去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劳动密集企业:创立品牌也难摆脱迁移宿命
 
  信息时报:劳动力密集企业确实是有苦难言,那么他们是不是除了迁移就别无他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是不是一种可行办法呢?

  黎友焕:产业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比如我们将企业区分为劳动密集型、资产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中,有些企业的确可以通过改造工序和增加投资设备,提升为技术密集型。问题就是,很多企业比如鞋厂、塑胶、五金、纺织品等,这些是很难提升的,它们的赢利建立在劳动力优势之上。它们的劳动力成本在整个生产成本中占很大一部分。比如做塑胶花,你怎么去提升它的技术含量?再比如,东莞很有特色的家具行业,红木家私上的雕刻也需要人工来做。这些人工成本占很大部分的企业都很难提升,因此一旦劳动力成本上升,他们就必须搬迁,你期望这些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改善技术来实现转型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些电子厂就不是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提升成为技术密集型企业。

  信息时报:比如纺织品企业,难道它们不可以通过创立品牌这条路,来摆脱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的宿命?

  黎友焕:我刚刚和欧盟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法国的服装产业在世界上是很厉害的,但它们的服装生产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现在的出路就是掌握品牌和设计,这样才能继续控制这个产业链的高端,但是整个服装生产,不好意思,你就不要跟中国争了,生产的劳动力优势上法国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

  创品牌是需要的,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走这条路。比如中国的纺织品行业如果有十万个品牌,其中只能有极少数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这些必须大企业来做,小厂很难去创品牌。问题是珠三角的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厂,要求他们去走创品牌之路,很难推进。而有实力的大公司的出路,一定是走高端路线。

  产业转移:企业跟市场走政府应少干预

  信息时报:这样说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路就只有不断地往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方迁徙?

  黎友焕:从国际上的产业发展线路来看,的确是这样,珠三角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承接了整个东南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现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问题又在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出现,因此迁移是势在必行的。目前迁移的趋势已经出现,未来几年会出现更加大的潮流。

  我曾经参与了一个全国性的课题调研,得以到越南等地进行考察,当时掌握到的一个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下半年全国有290多家企业搬迁到越南,其中46%是广东企业,现在的数字肯定已经远不至此。我们还发现,中国企业搬迁的一个特点是并不是全搬,只是将一部分工序搬到越南。
  
  信息时报:有人认为,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目前,广东已制定出相关的扶持政策,引导企业与中西部地区积极开展推动产业对接的合作。

  黎友焕:这些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做法。政府希望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来促使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搬迁到国内一些较落后的地区,帮助当地发展经济。比如纺织品企业,国家政府的层面希望纺企搬迁到西部地区,广东政府则希望珠三角的纺企搬迁到粤东粤西。政府希望通过行政管理,起到梯队发展趋势,实现产业对接。

  愿望本来是美好的,但是企业却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外向型企业受约束的是出口市场的门槛,面对的困境除了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配额问题,对于纺企来说,无论搬到西部还是粤东粤西,还是没有“门票”(配额),但是搬迁到越南等地,纺企就可以解决配额困扰。所以我认为现在还用行政命令来管产业显然是落伍了,官员的思维还是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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