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争时期，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陷徐州，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1938年6月9日，为阻滞日寇西进，国民党政府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坝，河南肥沃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这次人为的“黄河泛滥”， 在黄淮平原形成了跨豫、皖、苏三省44个县400多公里的黄泛区，导致89万中国平民丧生，1200万人踏上了流亡之路。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部署，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但对于河南的百姓来说，则损失惨重。
刚刚度过水深火热之后的1942年，一场天灾人祸再次袭击了河南大地。1942年河南全省遭到旱灾，秋粮完全绝收。大旱导致蝗虫遍地，蝗虫过境，大地无半点绿色。从1942年春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1944年的大饥荒中，1000万人的河南省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了流民。据《许昌县志》：1942年全县饿死4.3万人，逃荒4万多人。《密县志》：1942年全县饿死万余人，逃荒者15万余人。《登封县志》：1942年全县饿死万余人，许多灾民逃荒至陕西。《汜水县志》：1943年春，饿死3446人，外出逃荒者29648人。
1942年发生的不仅是旱灾而是多灾交错，据《荥阳文史资料》，1938年，汜水县属黄河以北四个“保”被日军占领。1941年冬，经郑州、广武战事，汜水紧临前线，连年军事供应繁重，多数村民早无余储。适于同年麦秋，粮食遭歉收。秋后麦播又因缺雨失时，一冬无雪，造成1942年麦季只收一成。
据河南省档案局编纂的《水旱蝗汤悲歌》：1942年大旱，河南110个县受灾。1942年蝗灾，受害县40个，1943年发展到90个，1944年则达106个。据《河南省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度各县蝗灾调查表》：1942年蝗灾发生面积在百万亩以上的有9个县；1943年，这个数字上升至21个。
据《扶沟县志》：1942年秋，小麦已由10元（纸币）一斗（十四市斤）涨至22元一斗。1942年冬，涨至百元一斗。1943年春，暴涨至800元一斗。那时村民将祖传的古董和上好的大衣卖掉，也只够喝一顿稀粥。为活命，只好贱卖田产。米当时330元一市斗，土地一亩才200元。最后，卖得只剩一只碗——那是讨饭必须用的。
据《前锋报》，当时日军已侵入新乡，开封和信阳沦陷。河南半壁河山，遍地烽火，只有从洛阳到西安，还有一段铁路可走。洛阳火车站一时成为河南灾民的大聚口。据《前锋报》当年引述车站负责人的话：“该路自8月10日起灾民强占车辆赴西北逃荒，每日达三千人，月底每日即达五千人，乘车未遂步行西逃者每日均6800余人。”
“灾民有的北上进入抗日边区，有的南下逃亡湖北，有的无奈向东进入日占区，而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境内。”当时陇海铁路就通到宝鸡，终点站就在宝鸡城东门约一公里处，从河南逃荒出去的难民沿着陇海铁路西行的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宝鸡、铜川、天水，扎根落户、生根发芽，直把沿线城市改造成了一个个的“小河南”。
据成都商报牛亚峪《1942河南大饥荒纪实》”赵喜云，河南省登封县石道乡赵村村民，1942年那年他只有11岁，跟着妗子、表哥、表姐外出逃荒，步行两天两夜才走到洛阳。两手空空的他，只能和多数人一样扒火车，“那是一列拉煤的闷罐火车。车上车下都挤满了人。”赵喜云回忆，“又挤又饿。”赵喜云的目的地是陕西富平。妗子曾在富平一个地主家当长工。他记得，火车开了两天三夜，时走时停；临到潼关站停了半天，到夜里才“闯关”。”赵喜云回忆，车到渭南后，又走了两天两夜才到达富平的张宝山，给地主家放牛。赵喜云在富平放了一年牛之后，经老乡介绍，到铜川一家煤矿当矿工，从此落户铜川，和众多从河南逃荒来的人们一起，继续新的生活。
据铜川建市五十年专辑郭城文章《铜川的河南人》记载：万文炳，刘桂琴夫妇，河南许昌人，1942年河南大荒，爷爷饿死后，父亲把妹妹卖了三斗荞面，对他们夫妇说你们逃出去吧，如能活命，也算给家留条根，万文炳，刘桂琴夫妇一路要饭逃到陕西铜川宜君县，后来在铜川居住下来。
郭玉亭，河南济源人，1942年的天灾人祸，椿树叶，杨树叶，榆树叶都被光，没得吃就剥树皮树皮，后来树皮也剥光了，吃了树皮做的面条，不能吃蒜，一吃就全身浮肿，只有等死，吃了这些，大便不下，得用棍掏，实在活不下去，就挑着担子，一路步行逃到洛阳，大年初一扒上火车，由于一路会遇上日本人的炮弹，火车开开停停，直到大年初五才到西安，后来到铜川。
《 华商报》薛振宇《铜川 三成是河南人后人》77岁的雷天佑老人，原籍河南巩县，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和妻子来到了铜川，6个子女都是在铜川出生的。1942年，他当时已经7岁。忆起当年，雷天佑黯然神伤，“那时先是发生了旱灾，庄稼没有收成，然后又来了蝗虫。蝗虫有五六厘米长，从天上飞过去，好像连太阳都遮住了。”雷天佑的老伴叫姜玉君，比他小一岁，和他邻村。在那个饥饿的岁月里，她的两个姐姐，一个10岁，一个12岁，都被人拐卖到了陕西。1942年，为了逃避战乱和自然灾害，大批河南人来到陕西。
陕西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占领我国山西、河南很多煤矿，陇海铁路机车缺煤。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铜川地区发现有煤矿，于是决定修建一条主要用以运煤的铁路——咸（阳）同（官）铁路（同官是铜川的旧称），1941年建成。从此铜川渐渐成为西北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铜川铁路是陕西省仅次于陇海线而建的第二条铁路）。
陇海线咸（阳）同（官）铁路贯通，铜川煤炭的开采，急需大批的煤矿工人。当时的铜川，全同官县仅有5万多人，矿区成了河南人最集中的地方。据民国30年县志载，当时在铜川的河南籍人士有3000多人。
河南蛋(河南担) 和此地猴（此地厚）是陕西人和河南人对攻时最常说的两句话，关于河南担的说法，在于河南人逃荒的时候，挑着两个箩筐，一个箩筐里是年幼的孩子，一个箩筐里便是所有的家当。后面跟着的，或许还有背着大包小包的，一根扁担变挑起了河南人逃荒路上的全部家当。关于此地猴的说法在铜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铜川当时人口少，和外界接触不多，因此对来铜川的外地人心存厚道，待人热情，因此叫此地厚。另一种说法，当时从河南逃荒来的河南人，到了铜川后，不求安逸，只求安身，在漆水河两岸搭个草棚便算安了家，当时他们对于为数不多的当地人住在半山腰的习惯很是奇怪，觉得这些当地人真傻，用水还要到沟底来担，铜川沟多，到了夏天，疾风暴雨，山洪从每条沟里涌出，汇聚到漆水河，形成汹涌的洪水，河南人在漆水河沿岸辛苦搭建的草棚一下子被水冲走了，这时这些人才明白，此地人猴精猴精的，住那么高，水冲不到，于是这才赶紧和当地人一样往山上搬，于是留下此地猴的说法。
秦豫自古相连，在铜川的历史上，河南人和铜川人始终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据历史记载早在唐代就有河南籍官员在同官任职，明代同官知县留名者57人，河南籍者有七人，清代同官知县77人，河南籍人士10人，明代河南籍知县彭好古为官清廉，为民办事，以致积劳成疾逝于任上，人们在检查他的遗物时发现只有锋银四两，这些钱无法将他安葬，更别说灵柩返回故里，同官力敏吏民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为他做了一副棺板，并将其灵柩运回故籍，并在县城文明门为他建立了“彭公祠”，以示纪念。
1938年的黄河大决口，1942年的河南大灾，铜川地下煤炭资源的开采为河南人创造了生存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铜川煤炭的大规模开采，需要更多人来完成，许多河南人听说铜川的情况，便托亲访友，举家来到铜川，成为铜川大家族中的一员，这次河南人的大规模进入，不是逃荒，而是为了铜川的建设，在铜川的河南人带来了河南人的饮食习惯，胡辣汤、油条、豆沫等河南小吃融进铜川小吃，羊肉泡馍、面皮等陕西大众饮食也融进河南人的生活。
在铜川听得最多的是三种语言，陕西话，河南话，普通话，河南话成了这个城市许多人互相交谈的大众话语，铜川城市的发展融入了铜川人和河南人的心血，如今的河南人已经和铜川这块土地融为一体，铜川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河南人后人。他们的工作身份也从最早集中于铜川煤矿到目前已遍布铜川各行各业，和居住在铜川的所有外省籍人士一样，成为铜川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力，勤奋努力的精神，改变着铜川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