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凤凰卫视的当家花旦，陈鲁豫被称为“东方奥普拉”，她在工作上游刃有余，风格鲜明；在生活中她自在愉快，潇洒自如。三年前推出的自传《心相约》中，鲁豫记录了她人生中的美丽时刻。近日，新版《心相约》即将面世，增加了约4万字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鲁豫这三年来的工作经历和生活趣事。

　　摘自新版《心相约》陈鲁豫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

　　第一次听说奥普拉的名字

　　“我要把《鲁豫有约》搬进演播室，每场300个观众，而且每天做一期。”

　　2004年夏天，当我向公司管理层提出这一想法时，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可我心里有数，我能做得到。做一个日播的访谈节目决不是我的任性之举，那是我十年前就开始做的梦。

　　1994年年底，我第一次出国，首站夏威夷，然后是西雅图。也许是从小学英语的缘故，美国带给我的所谓文化震撼并不大，我甚至有些意兴阑珊：“原来出国就是这样啊！”我平日里娇生惯养，最怕吃苦，唯独出国，我坚信只有痛苦才能诗意。

　　我理想中的出国该是凄美的。先凄，才能美。

　　我要去餐馆打工，但不是当女招待，电影里的女招待都系白色镶荷叶边的围裙，把腰勒得细细的，黑色制服裙下露出修长的小腿，她们一边给客人添咖啡，一边风骚地打情骂俏。这不仅轻浮而且难度太大，最主要的，这不符合我吃苦的标准。我该去厨房，双手浸在滚烫的水里，清洗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盘子。一不小心，泡在水底的刀叉刺破了我的手指，鲜血一滴滴染红了水池。我抬手用衣袖擦擦被汗水湿透的脸颊，再将手指放到唇边用力吮吸。身后传来老板娘催促的声音（要纽约口音，听上去更像资本主义社会），我深吸口气，微笑着继续洗我的盘子。如果是拍电影，这时背景该响起高亢的女声：“抖落异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地度过，过一日，行一程。”

　　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出国留学。可惜，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没有过。初到美国，能让我兴奋的只有两件事：逛商店和看电视。

　　先说逛商店。每次一走进占地足有足球场大小的safeway（华盛顿州到处可见的大型食品超市），我就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急不可耐地拽过一辆手推车，闷头向水果区域杀将过去。我最喜欢的普罗丝特问卷里有一个问题是：“Ifyoucouldchoosewhattocomebackas，whatwoulditbe？”（如果你能选择来生，你希望变成什么？）

　　“神啊，把我变成水果吧。”我总是边偷偷揪一个大大的提子放进嘴里，边这样在心里感叹。

　　买完水果，我总是去甜品柜台转一圈。最可恶的是那个甜品柜台里的胖阿姨，每次见到我就伸出肘棒似的白胳膊，脸上笑成了一朵花：“鲁豫，快过来尝尝这个，好吃极了。你得多吃点，你太瘦了。”

　　在safeway买了第20个纽约奶酪蛋糕后，我绝望地发现自己重了好几磅。再走进safeway的大门，我低头推车，眼睛瞟都不瞟甜品柜台一下。美国胖阿姨依然故我，隔着老远就冲我挥手。我好似和她有仇一样，狠狠地盯着她和那些挨千刀的蛋糕：“饶了我吧，我可不买你的甜点了。我最近都长胖了，这都怪你。”

　　“得了吧！”她咯咯地笑个不停，胖手上端着好大一块南瓜馅饼，黄澄澄的好像要流出油来似的。“尝尝吧，我刚烤的。”

　　我把脸板得更长了，一本正经地说：“你要知道，我在中国可是个电视明星。我必须要控制体重，否则观众会不干的。”

　　“Really？”（真的啊？）她一脸困惑的表情，“那你们中国的明星都像你一样瘦吗？那也太可怜了。我喜欢奥普拉，她可一点都不瘦，但我觉得她美极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奥普拉的名字。

　　我的白日梦：《TheLuYuShow》

　　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King，看DavidLetterman，看JayLeno，看BarbaraWaters，看DianeSawyer，还看DanRather、PeterJennings、TomBrowkow、KatieCouric和Connie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LuYu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5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

　　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崔永元令我郁闷

　　一回到北京，我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叔叔。我当时刚出校门没两年，还是怯生生的像个小孩，见到年纪比自己大的就忍不住要叫叔叔阿姨。我看了一两集崔叔叔做的节目，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释然。说着急是因为《实话实说》和我想做的节目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他抢得了先机，这意味着今后几年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我的计划，因为我做事最不喜欢跟风。（与其说这是特立独行，倒不如说是我的小算盘。我相信无论做么，只要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了标准，后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急过之后又很释然，毕竟小崔（后来知道崔叔叔叫小崔）的节目和我想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类型。想明白一切后，我坦然地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等待我的只有一档叫《音乐无限》的点歌节目。我居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懂得审时度势的道理，当时的凤凰刚刚成立，只有那么几个节目，我不去做小可爱式的VJ还能做什么呢？

　　音乐节目做了一两年，我实在提不起精神，就开始说起了新闻。当大家都开始说新闻后，我又觉得没意思，主动向公司要求淡出《凤凰早班车》，同时组成了三四个人的团队，于2002年初开始了《鲁豫有约》。

　　《鲁豫有约》做得好好的，我又不满足了。我知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004年的春天，好像是个周末的傍晚，我约了郭志成（凤凰卫视中国大陆节目总监）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金湖茶餐厅见面。

　　“我有个想法。”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我喝了口奶昔，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嘛？”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当然做日播的了。”“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可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难怪我，那一阵外面隔三岔五地就盛传我要离开凤凰，跳槽到诸如CNN、旅游卫视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国一家什么中文电视台。外面传得有鼻子有眼，我要说“冤枉啊，我真不知道”，恐怕鬼都不信。可我的的确确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我被他说得心潮澎湃。

　　2004年6月12日，我和郭志成以及《鲁豫有约》的主创人员共进晚餐，席间，由郭志成向大家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很巧，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那一阵前来求职应聘的人每天络绎不绝，几天后，编导、制片人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看哪个求职者都差不多，又觉得谁都不合格。开会时，大家不停地挠头，个个面露难色：“真不知道挑谁好了！”

　　“这个简单，当候选人的条件学历都一样的时候，就从细节入手啊！告诉你们，一定要以貌取人！”大家果然饶有兴致，等着听我的谬论：

　　“一个人的外表充分说明了他（她）的审美，而审美有问题的人绝对做不了一个好编导！”主编李舰提出了疑问：“什么样的人审美有问题呢？”

　　“黑皮鞋里配白袜子的人，就绝对不能要！除非他是迈克尔？杰克逊！”我话音刚落，就见李舰呼啦举起了左脚，黑色的耐克鞋里赫然一双雪白的袜子。大家哄堂大笑。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媒体都知道了我要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于是见到我的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比的温柔和关切，那一个个柔情似水又充满担忧的眼神里写满了疑问。

　　一开始我乐得全天下人都以为我每天为工作殚精竭虑，尤其在公司管理层面前，我总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点头：“就是就是，我累得要死！”可等了又等，老板也没有要给我涨工资的意思，我干脆就实话实说了：“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法让人相信，我在轻松愉快地做着《鲁豫有约》。

　　“东方奥普拉”，是在夸奖我吗？

　　我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提到奥普拉，所以上网goo了她一gle，赫然发现我的名字夹杂其中，名字后面一定有个破折号，外加那几个耸人听闻的字：东方奥普拉！哎，他们这是夸我吗？就连CNN记者采我，也问了个“你被称做东方的奥普拉，你对此怎么看”的问题，我还能怎么看，既不能做欣喜若狂状有失体统，也不能不解风情地回绝别人的好意，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半天终于说了句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最爱说的话：“我就是我！”废话！

　　我的团队倒是常常以奥普拉的标准要求我：“奥普拉出的杂志《O》，每期封面都是她，火得一塌糊涂。我们也该出一本。”

　　“奥普拉的节目去年20周年，她在一期特别节目中送给现场200名观众每人一辆轿车。”

　　“奥普拉又要出一本食谱啦。”“奥普拉还跑马拉松哎！”

　　以上种种令我倍感压力。反正马拉松我是绝对不跑的，至于其他方面，我，努努力吧！

　　“总是气急败坏直奔主题”

　　每天节目一播完，片尾字幕还在走着呢，我的制片人无论在哪，一定拿起手机贴向耳边，等着我的夺命追魂call准时响起。每次连寒暄都没有，我总是气急败坏地直奔主题：今天灯光不好，我的眼影太深，观众大笑时镜头为什么不切过去，他成名前的那段经历很好听为什么删掉了，他获奖的故事讲过无数遍了为什么还留下，字幕里又有两个错字……节目中每一处疏漏在我眼中都被无限扩大，这让我无法容忍。

　　樊庆元当时是节目的制片人，有一次上午十一点他正召集所有主编开会，这正是《鲁豫有约》在凤凰首播结束的时间。樊庆元看看表，冲大家做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缓缓从桌上拿起他的手机，把显示屏举向众人，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三二一，就是那么巧，电话在他倒数结束的一瞬间响起，大家凑上去看见屏幕上赫然两个字：鲁豫，不由哄堂大笑。

　　偶尔我也会放过制片人，直接折磨编导。我能想象，节目播完，编导的手机响起，屏幕上一闪一闪地竟是我的名字，他们的内心一定惊恐万分。有一天编导李安负责的节目刚刚播完，我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李安还在梦中，冷不丁被铃声吵醒有点蒙，可一看来电显示着我的名字，他一下子清醒了，先是有些慌，既而兴奋地想：“今天是我的生日啊，鲁豫姐来电话一定是祝我生日快乐的！”于是我听到听筒那头传来李安睡意未消但愉快的声音：“鲁豫姐早！”早字刚说完，李安的嘴大概还没闭拢呢，我劈头盖脸一通狂轰滥炸指出节目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我的语气尽管有些严厉，可还算有理有利有节，只不过在刚刚被铃声吵醒的人听来，简直有如晴天霹雳。我是个刀子（橡皮做的）嘴豆腐（不是冻豆腐而是南方那种最软的豆腐）心的人，听那边完全没了声音，感觉很是不忍，于是一个劲地鼓励李安：“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做得还不错！”简直就是废话，做得不错还批评人家？几天后，从主编雷蕾那我才知道了李安生日的事情，这让我愧疚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