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艺术源于（敦煌艺术的渊源）

□ 林颐

《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附录收有作者何山知交袁运甫撰写的《追求艺术生命的永恒》，文中介绍：“何山1959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壁画专业。他长期从事壁画、中国画及油画的研究、创作与讲学。岁月如流，算起来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现在他旅居美国洛杉矶，往来于东西方，为中外的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

该文写于2006年，原载《中国当代名家画集：何山卷》。大学毕业之时，何山就远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在敦煌的十余年间，何山搜集史料，遍览各个洞窟的壁画，研究绘画作品里的场景，据何山自述，在那时，他就有了采用文字表述，结合壁画艺术，撰写专著的念头，初稿也一直在陆续完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何山主要投身于丝绸之路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他绘制的大型壁画《黄河之水天上来》等获得了诸多荣誉。这些经历和理念构成了何山创作《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的契机。这部30余万字的论著初版于1990年，新近出了三版。

这么下了心力的著作，是一个学人半辈子的结晶，很好地体现了何山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与理解。“顾名思义，也就是企图描述丝绸之路的畅通对敦煌文化艺术的形成所起的巨大作用。”何山自序如是说道。也就是说，何山的主旨是研究敦煌文化艺术的渊源，在他看来，这个源头与丝绸之路的畅通密切相关。为什么要重复这点呢？重复就是为了强调。正如何山指出的，敦煌学领域一直有“西来说”和“东来说”两类看法，必须破解两者的片面性。

敦煌学诞生的直接原因是敦煌文书的再现。即大多数人都略有所知的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及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考古学者劫掠之事件。中国学者痛心之余，遂一面呼吁清廷收集藏经洞劫余文书，一面抓紧就所见文书进行研究。1909年，罗振玉撰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刊登在《东方杂志》六卷十期。同年9月，王仁俊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六集，开启了敦煌文书整理、搜集、辑录的专项工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1924年起，以陈垣为首的诸位学者开始就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书8000余卷细加勘检，历经数年，至1930年出版大型目录书《敦煌劫余录》，并于书中提出“敦煌学”概念。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也兴起了敦煌研究的热潮，引发了对敦煌艺术源流的探讨和寻根热。西方学者大多认为敦煌艺术是西方艺术的东渐，主要指的是古希腊艺术的东渐。亚历山大东征带动了中亚和西亚的希腊化，并与这些地方流传的佛教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文明，继而促进形成了以于阗和龟兹为中心的佛教艺术，敦煌接受了以于阗和龟兹为中心的佛教艺术，由此即成“西来说”。中国学者大多认为敦煌艺术是中原文化的西延，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从殷墟青铜器的花纹、战国的壁画和塑像、秦始皇的兵马俑到汉代墓室的砖画，很多东西都与敦煌艺术颇有渊源。由此即成“东来说”。

何山认为，敦煌艺术是以中国西部的本土文化精神与世界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即与中国内陆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交融的产物，它是属于四大文明临界点的新型文化形态。这种交流与融合，这种新型文化形态的产生，在当时的世界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说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互补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内陆文明，那么世界四大文明的互补与综合则构成了敦煌的文明。

何山从敦煌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国西部早期开发的历史、游牧文化、希腊文明的扩展、印度佛教与佛教艺术的传播、世界四大古老文明的集结、敦煌本土文化精神、佛教在敦煌的传播及佛、道、儒的合流等方面作了详细分解。这些论述过程体现了何山建基在材料基础之上的宏观视野与比较分析的能力，何山有理有据地区分了敦煌艺术与古希腊艺术在精神追求上的不同，何山也能细致入微地梳理敦煌艺术对于中原艺术的差异，这些论述都结合了具体的画作或艺术品，在风格、纹饰、形态、色彩等方面作了充分的艺术品鉴，诚然，敦煌艺术是历经上千年的中西文化交融形成的，这样吸收多民族文化艺术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独具特点、体系完整的佛教艺术，是非常珍贵的。

何山特别强调一点，即丝绸之路的商业文化对敦煌艺术的影响。

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为了祈求商旅平安，在绿洲上开窟造像，你也开，我也开，敦煌的佛教艺术就繁荣起来了。比如，贵霜人东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经商，一是宣扬佛教，人走到哪里，信仰也就流播到了哪里。敦煌石窟艺术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大多来自于佛教故事，寄托着人们的虔心，很多作品都留存着供养人的信息。彩塑的形象是为了创造信众膜拜的对象，表现佛经和佛的传说故事的壁画，是为了普及佛教知识。佛教是入世的，敦煌艺术是大众艺术，它的创作者和接收者都是大众，内容也是世俗的，很多还与传统的儒家、道家的思想相一致，讲究善恶报应、忠孝节义，盛唐雕塑的菩萨像圆润丰满的美感，有些形似维纳斯的古典欧洲的审美。何山把敦煌艺术的形成与演变概括为勃兴期、全盛期、世俗化期和衰退期，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宗教情感与世俗生活相互影响的过程，比如，吐蕃王朝为了推行孝悌观念，就曾制造《父母恩重经变》等伪经，统治阶级意识的制约和行为的体现，渗透进入敦煌艺术，佛教成为敦煌地区世俗文化的主体。

任何形式的文化和艺术，都不是孤立发展的，都是在日积月累的接触和交流中，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借鉴。何山的这番见解，也是很多学者的公识，比如，季羡林先生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现在读《西域文化与敦煌艺术》，论点可以无须辩难了，不过，作者的分析过程及其中很多细节的阐述，依然很有启发性，这是厚重作品经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