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在唐朝后期政治极为腐败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地主官僚的田庄遍布全国，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所谓：“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两税法实行不久，由于钱重物轻和税额不断增加，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益加重。例如：由于钱重物轻，万钱原纳绢三匹，十五年后就必须纳绢六匹，人民的负担加重了一倍。在税额方面，两税法公布后的第三年（建中三年），每千钱加税二百文。而792年（贞元八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又奏请加征十分之二。

no.2　增加税额

唐末，随着地主阶级的日益腐朽，地方官任意增加税额的情况更趋严重。除了增加两税的剥削外，统治者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把大量的苛捐杂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主要的有：盐、酒、茶、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税。几乎无物不税，名目繁多，难以计数。

当时，在杂税中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盐税。德宗以后，盐价日增，百姓买不起盐，只得淡食。宣宗大中年间，仅河中两池盐就岁收盐利121.5万余贯，全国盐利的收入不下600万贯。随着盐利的增多，盐价必然日益提高。官盐价贵，人民吃不起，必然买价钱便宜的私盐。唐政府为了保证对盐利的垄断，便制定残酷的法律，镇压买卖私盐的人。残酷的镇压并没有消灭私盐贩的武装力量，相反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盐贩武装，是唐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人还当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

no.3　和籴、和市

唐政府还以“和籴”、“和市”等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夺。

所谓和籴、和市，就是唐政府定出低于市场的价钱强买食粮或布绢等物。如812年（元和七年），唐政府和籴粟123万石。825年（宝历元年），又在两京和河西和籴200万斛。这些和籴的东西，多不给钱，或只给很少的钱，史称其“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no.4　阶级矛盾激化
人民生活的痛苦，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危机的加深，连官僚集团中的少数有识之士也有所觉察。懿宗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了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赂贿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等。说明唐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no.5　浙东等地农民起义

浙东是唐政府财赋所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农民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里又是统治者军事力量较薄弱的地区，“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859年（大中十三年），终于在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历时八个月，曾一度建立了天平农民政权。

868年（咸通九年），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这支起义军发展到二十几万人，所向披靡，很快占领了淮南、淮北广大地区，并攻下了都梁城（江苏盱眙县北）和淮口，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史称“唐亡于巢，而祸基于桂林”。869年，庞勋领导的起义失败，但他们成了以后爆发起义的火种。
大起义爆发

873年（咸通十四年），关东地区遇到了一场严重旱灾，无数百姓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管农民的死话，仍派大批人员到地方上催交赋税，广大人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当时曹州（山东菏泽县北）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它鼓动着人们起来推翻唐王朝的残暴统治。

875年初（乾符元年底），濮州（河南范县南）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起义。他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深得人民的拥护。

875年六月，王仙芝打下了濮州和曹州，众至数万。这时，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

黄巢，曹州冤句人，出身于盐商家庭，与王仙芝同贩私盐。黄巢与王仙芝两支农民起义军合到一起，共同作战。淮南和河南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唐统治者，“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农民大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

no.6　起义军发展

876年（乾符三年）七月，起义军在沂州（山东临沂）被打败。起义军采取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方针，转向河南进军，起义军南下攻唐、邓，转战于荆、襄，又转而进围舒州，击庐、寿、光等州。878年，王仙芝动摇，打算归顺唐朝，但不久战败被杀。其余部加入黄巢队伍。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继续领导起义。之后起义军渡江，接连攻下了虔（江西赣州）、吉（吉安）、信等州，先挥戈浙西，再转战浙东。以后，起义军克服了种种困难，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攻下福州。

879年，黄巢率起义军向广州转进，克广州城，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起义军又分兵西取桂州（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 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又是岭南的政治、军事要地。起义军到达广州后，唐政府极为恐慌，急忙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驻江陵，又任命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他率兵十万屯驻潭州（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之后，即决定北伐。黄巢向全国发布檄文，揭露了唐朝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科举失才等弊政，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政治主张。879年十月，黄巢率大军自桂林顺湘江乘船北上，连下永州（湖南零陵）和衡州（衡阳），很快攻下了湖南重镇潭州，歼灭唐军十万，李系逃跑。起义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起义军在荆门受阻，损失甚重，不得不改变路线，渡江东走，转战于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队伍又迅速扩充到二十几万人。 880年（广明元年）七月，起义军自采石渡过长江，攻下和州（安徽和县），渡过淮河，进入两淮地区，沿途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速度扩大到六十万人。于是，起义军兵临东都洛阳。黄巢称“天补大将军”，向唐节度使发布文告，把打击的主要锋芒指向以僖宗为首的唐最高统治者，以减轻阻力。唐朝东都留守刘允章遂率领文武官投降。

起义军自洛阳继续向潼关进军。十二月初，起义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在没有经过大战的情况下，唐军全部溃逃。起义军入关，飞速向长安进军。 潼关被起义军占领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唐王朝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宰相卢携自杀，官员们也纷纷窜匿。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护卫下，仓惶南逃。十二月五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长安，不久，黄巢亲率大军进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880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义军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齐”。黄巢称皇帝，年号为“金统”。以尚让、赵璋等为宰相，孟楷、盖洪为左右军中尉，朱温、张言、李逵等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皮日休等为翰林学士。 起义军自878年三月渡江南下，至880年十二月打下长安建立大齐农民政权，共两年十个月，这是起义军发展极盛的时期。

no.7　起义军的力量衰弱

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齐政权后，黄巢等领导人满足于既得的胜利成果，麻痹轻敌，没有派劲旅追歼唐王朝的残余力量。因此，唐中央得以重新站稳脚跟，向各地节度使发号施令来围攻起义军。其次，起义军渡江北上后，已有了建立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但起义军领导人只注意流动作战，招降纳叛，连洛阳这样的要地，也没有派重兵驻守。进入长安后，他们也没有乘唐政府分崩离析的大好形势，有计划地消灭关中的节度使势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样，起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

881年三月，僖宗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指挥各路大军进攻起义军。郑畋传檄各地节度使出兵围攻起义军，被起义军招降的节度使相继背叛，从四面包围长安城。

882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又任命王铎为宰相，兼任诸道行营都统，统帅各路唐军包围长安。起义军号令所行，不出同（同州，陕西大荔县）、华（华州，陕西华县）。在唐军长期包围下，起义军的处境日益困难，粮食极为缺乏，不得不以树皮等物充饥。九月，起义军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叛交，投降唐朝。僖宗任命他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

唐统治者看到光靠已有的军事力量，还不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便请求沙陀贵族李克用协同镇压。十二月，李克用率领四万军队到达同州，唐任命他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朱温的叛变和李克用的参战，增强了唐王朝的力量。883年二月，起义军与三路唐军大战，结果起义军失利，伤亡数万人。

no.8　起义失败

黄巢在“兵数败，食复尽”的情况下，带领十五万起义军撤出长安，向河南退却。沙陀兵和唐军进入长安后大肆烧杀抢掠，造成“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的悲惨景象。五月，起义军退到河南，围攻蔡州（河南汝南），并分兵攻打河南、山东的数十个州县。攻陈州（河南淮阳）时，遇到唐军的顽强抵抗，陈州之役一直持续到884年（中和四年）三月，起义军前后围攻近三百天，仍没有攻下陈州。起义军长期胶着在陈州附近，失掉了转移到有利地区发展力量的大好时机，进一步陷于被动。

同年五月，起义军在中牟县北渡汴河时，突然遭到李克用的袭击，损失惨重。尚让等一部分农民军将领投降。黄巢带领千余人向山东撤退，六月，起义军被包围在瑕丘（山东兖州西），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殆尽。黄巢至死不屈，最后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

大起义的主力军虽然失败了，但黄巢余部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黄巢的侄子黄浩带领七千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达十六年之久。

no.9　光辉的篇章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首先，起义军规模空前，人数达到六十多万人，南征北伐，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唐军纷纷溃败，不少州县被攻破，许多官僚被惩处，使唐政府陷于土崩瓦解。唐朝腐朽统治的瓦解，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减轻了阻力。

其次，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各地，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残存的士族集团“丧亡且尽”。腐朽的士族终于被摧毁，成为历史的陈迹。农民起义军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也扫荡了地主阶级的田宅、财产。所谓“广侵田宅，滥渎货财”。如在诗人韦庄的《秦妇吟》里描写了洛阳附近一个拥有良田数百亩的地主，家产一半被农民军没收，另外的一半被唐军抢掠一空，这个地主只得四处流浪。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削弱，自耕农民的增多，土地高度集中和农民大量破产逃亡的状况有了某些缓和；同时，佃客的地位亦有某些改变。这就为五代和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农民起义军在战斗过程中，也打击了残暴的藩镇势力。如在880年（广明元年），农民起义军北伐时“所在雄藩，望风瓦解”，为后来的统一减少了某些阻力。

最后，在这次大起义的过程中，王仙芝、黄巢先后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和“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称号发布檄文，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像这样打出“均平”的旗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农民斗争已不仅仅是反对封建暴政、徭役、赋税和人身隶属关系，而且逐渐明确了反对豪强兼并，要求平均财富的认识。这种平均思想的萌芽对宋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具有直接的影响。

no.10　藩镇之争

黄巢起义失败之后，唐王朝名存实亡。史称：“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经过这场风暴，唐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藩镇之间经过互相攻战，最后仅剩下十几个。当时势力最强的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在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山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在陕西凤翔），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河北北部），镇海节度使钱镠（在浙江），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在江苏扬州），西川节度使王建（在四川成都）。

在这些藩镇中，又以朱全忠和李克用的势力最大。889年（龙纪元年），朱全忠打败了河南最强的藩镇秦宗权之后，“军势益盛”。900年（光化三年），又打败了刘仁恭，控制了河北地区。朱全忠与李克用为了扩大地盘及控制唐帝，连年进行战争，兵连祸结，人民不胜其苦。到902年（天复二年），朱全忠率大军终于打败了李克用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