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升职" 规则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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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试图通过对不同朝代升职制度的描述,使读者了解一些中国古代升职的规则。需要说明的是,升职加薪往往混为一体,故在此一概以升职代之。

    "升职"与社会同在,有社会就有升职,因此一部升职史算来也有5000年的历史。

    在尧舜禹时期,升职完全凭借的是口碑效应,老百姓说谁好,谁就能够升职。舜从尧手中接过最高领导权,就是一个口碑好。这种方式也影响了大禹的思维,著名的"十三年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之举,一举树立了个人品牌。有了这样的高层领导示范,下面自然照章进行,所以在那个时代,要想升职,完全在个人品牌美誉度。就此看来,祖宗们竞争,不唯学历、出身论,大家完全是"fair play".问题是,那时,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村长大家都没甚工资可拿,换来的是"青史留名".夏商周时期,国家的概念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但由于是奴隶社会,很多有才能的人因为身份缘故没有出头的机会,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其中正面的代表人物是商代的宰相伊尹和周代的姜子牙,前者通过当厨子,不仅抓住了最高领导人商汤的胃,还抓住了商汤的心;后者在渭水边用类似今天行为艺术的方式——无钩钓鱼引发了外界的炒作,从而被周文王起用。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做到"标新立异".伊尹和姜子牙得到的回报显然超值,得到了大片封地,尤其是姜子牙,齐国供奉的老祖宗就是他。

    但那时候打工风险也超大,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夏桀时期的赵梁和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前者迎合了桀追求娱乐的爱好,开创职场溜须拍马之先河;后者则成为了历史大片"烽火戏诸侯"的导演,为了升职加薪,给老板提供了一个导致"亡国"的IDEA,虽然两人职位升上去了,但不久都落了个身首异处。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各个政权的分立,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人才大流动,"跳槽、自主择业"成为了时尚。人只要有才能,就可能在某一国应聘上一份好工作(其代表人物就是在六个不同国家担任过宰相职务的苏秦),这导致了"个人职业规划"的一度盛行,而张仪、李斯等人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根据时局的发展情况制定好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并到处寻找王侯"面试"的机会,特别是李斯的那一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与如今俞敏洪那句著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对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着同样的励志功效。

    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留意,这批人在展开升职计划之前都毫无例外地干过"门客"的职业,这或许就是那时进入"职场"的资质认证吧。

    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由于秦代时间相对较短,"职场"并没有显露出典型的特征,暂且不论,而两汉时期之后,职场出现了"政府行为":"察举"和"征辟"制成为了主流,其特征就是官员的升迁取决于品德、学问、法令、能力等方面的个人综合素质,并要求通过由官方指定教材孔家学派的考试。两汉时期,国道中落,是职场黑市也开始兴起,在西汉时期,你在黑市上可以买到县令,到了东汉后期,黑市交易极度繁荣,包括"三卿"在内的最高级职位都明码标价,更有甚者,多买还能享受赠品。

    到了魏晋南北朝,职场出现了退化,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由于官员的升职完全由各个州郡世族豪门出身的中正官把持,官员的升职与否完全成为了"阶级、出身"论,其中最知名的两个大家族就是王羲之所在琅琊"王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不过此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些依靠各种手段走后门的升迁者没了施展之地——出身不行就当不了大官。

    也正因为出身论的副作用,使得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职业者"开始陆续出现,"竹林七贤"正是其中的翘楚。

    自隋唐开始,中国职场进入一个有相对序的发展阶段,由于科考成为选拔官吏的制度被固定了下来, 进一步推动了"三省六部"的国家管理体系逐步形成,官员的升职考核不仅有了一套明确的标准,还有了一个国家级的HR部门——吏部,更重要的是完备的薪酬体系开始建立起来。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当时升职有四条标准:在选拔官员的时候,首先要求备选者没有身体健康问题,其次要求备选者口齿清楚,语言流利,能言善辩。第三就是要求书法水平。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要求思维敏捷,论事有理,判辞优美。 同时该规定还指明了四个条件的平衡标准:考核四才时,以书、判为重点,如果书判通不过,就可以直接回家养老了。如果出现同等资质的情况,则德行优者先取;若德行相等,以才能高者优先;才能相等,以劳绩大效率高者优先。

    这一套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随后的南北宋、元、明、清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升职的考核制度。但自隋唐以降,由于升职制度被规范化,反而促使"走后门、溜须拍马、行贿"等不正风气开始蔓延。

    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皇帝们大多偏安一隅,贪图享受,宰相个人的职权开始膨胀,于是许多溜须拍马之徒有了用武之地,例如贾似道一手遮天十几年,官员要想升职就必须大量的送礼、拉关系,有年龄比贾似道还大的职人不惜拜贾似道为"干爹".元代相对比较特殊,虽然科举制和官员考核体系在执行,但官员的升职往往还是逃脱不了身份和背景的限制,例如蒙古人和色目(汉人以外的民族)其上升的速度显然要比"汉人"和"南人"(原南宋的遗民)快。

    而明朝那些事就有点难堪,从明宣宗开始,皇帝就常处于"弱势群体",基本上属于大臣和宦官们轮流执政。在大臣执政期间,官员的升职相对还比较正常,而在宦官执政期间,升职制度变得一塌糊涂,是否升职完全取决于官员的"站队"情况,只要是宦官派的,升职就十分快,而其对立面的大臣派人士往往遭到打压、迫害。

    清朝的情况稍好一些,官员的升职基本上能够按照吏部的标准来执行,但人际关系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康熙晚期开始流传一本《官场登龙十二术》的书籍,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升职秘籍的书籍。同时,清代买官的情况有所抬头,例如康熙时4000两银可捐一知县,以至使全国捐纳知县者达500余人,道光时知县的价格甚至跌到999两。捐纳制不仅可以捐官,而且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等待遇。

    至于薪酬问题,总体来说,明、清代两代,官员们的薪酬水平都不高,清代一品大员年薪也只有180两银子,折合如今人民币的购买力仅值36000元。比较前一段时间唐骏10亿元的转会天价,折合白银500万两,相当于乾隆时期一个富裕省的GPD,这确实不禁令人感叹。所以在明清两代,大部分官员只能在"福利"上找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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