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的20种中国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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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GDP的20种中国纠结 GDP排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自省——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文黄俊杰 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GDP的20种中国纠结 GDP排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自省——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文黄俊杰 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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