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陪睡”话题现在是全国热点，其出笼过程是这样的：数日前，有媒体了解到，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拟发布一份服务合同样本，以规范保姆家政服务，其中一条规定，“不得安排与异性成年人同居一室”。媒体把这一条款擅自改成“禁止保姆陪睡”。

       这种改动很“专业”，效果奇佳，马上吸引了眼球，引发了热议。于是很多地方媒体开始“余热利用”，进行本地化嫁接。云南省本来没有这类条款，媒体记者却找到云南省公共保洁与家政行业协会，要负责人表态。9月18日，广州市有关部门共同出台一个家政服务规范，本无“禁止保姆陪睡”之说，而媒体再次热议这个话题。

       目前，反对“保姆陪睡”禁令的声音占据压倒优势，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是保姆与主人你情我愿，那么陪睡就是保姆的个人权利，政府和其他组织无权干涉；政府或其他组织管不了，管不好，也不应该管得太宽。这些社会观察者以个人权利与自由为出发点，极力捍卫保姆的“陪睡权”，并抗拒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入。

       到底有没有“保姆陪睡”现象？来自广州市的情况表明，聘请保姆的主要是家庭，而家庭有家庭生活的伦理规范，保姆陪护卧床老人病人的情况是有的，但色情意义上的陪睡如果有，也应该是极个别现象。“保姆陪睡”受到两方面制约，一是雇方的家庭伦理，二是保姆的人格。不排除个别雇主对保姆进行强迫，但那已经不是“陪睡”了。

       如果“保姆陪睡”问题存在，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就会有相关的知识生产，形成社会化认知。社会学工作者可以进行明查暗访，政治代议机构有必要进行听证。卖淫嫖娼现象在法律打压下处于隐蔽状态，但学者潘绥铭还是取得很多调查材料，作了深入的社会学研究。“保姆陪睡”，在不公开身份的前提下，当事双方是有可能讲述真相的，而且会有受到伤害的家庭成员，他们也有可能提出控诉。

       现在除了极少量个案，社会上还没有面上的“保姆陪睡”的可信描述，有的只是道听途说，实际上只是传言和夸大其辞。偌大上海市、广州市，保姆有多少，多大比例的保姆存在陪睡问题，由此产生了多少家庭矛盾，都没有数据。提出一个“保姆陪睡”的问题，不过是以道听途说为判断依据，将所有保姆推进“陪睡”的舆论漩涡中。

       云南省公共保洁与家政行业协会会长毕诚说，禁止保姆陪睡的说法“有贬低保姆的意味”。那些捍卫保姆陪睡的“权利和自由”的人，实际上是在坐实“保姆陪睡”之说，促成一种新的社会偏见和职业偏见。如果“保姆陪睡”成了主流舆论标榜的一项人权，普天下保姆自然就是相应的权利主体。从此后，保姆将具有一种什么职业形象？她们自己和亲友要如何面对社会成见？

       这是一场居高临下的舆论抹黑，充满了“维权”、好心的意味，但从本质上说，它是对保姆这一职业行业的抹黑。保姆们多数来自农村，学历不高，在社会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结果就成了社会舆论、主流话语的牺牲品。在社会诸多正当职业中，舆论还敢拎出一个职业来，把它和“陪睡”捆绑在一起吗？那些极力维护“保姆陪睡权”的斗士，一副要替保姆伸张正义的架势，其实不过是抹黑保姆职业的带头大哥。      

       那些制造“保姆陪睡”话题的记者，那些推波助澜的媒体，应当受到公开谴责。他们制造了热点，引来了关注，通过抹黑一个弱势职业在市场上名利双收，但他们丧失了职业伦理，丢掉了社会责任。建议他们好好医治一下自己的道德良心，让昏睡的良知尽快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