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星羽现象”拷问人才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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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嘉宾 卢新智

    从操刀卖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到街头擦鞋工程师陈星羽,近段时间以来,由两宗个案引发出有关人才价值的讨论不绝于耳,为探究内中精髓,本期特别邀请到最早参与聘用陈星羽的原星火科技总公司副总经理郭瑞森,陈就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时的校友刘直?化名?,以及撰写《解读陆步轩现象》(现名《价值错位论》)作者——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职陕西日报海外版记者部主任卢新智展开对话,期望借助他们鲜为人知的讲述和精到观点,更深一层解读“陈星羽现象”。    

    剖解陈星羽

    主持人:媒体对于陈星羽的报道不亚于早前对陆步轩的关注,截至目前,央视《纪事》栏目依然在咸阳活动,采访有关陈的种种情况。随着报道深入,关注此事的人们不禁生出疑问,陈星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作为和他曾经走得比较近的上司、同事和校友,你们如何评价﹖

    郭瑞森:1992年5月,我受咸阳市科委下属星火科技总公司委托,在市体育场举行的人才交流会上招募贤才,与陈就在这时相遇。选中陈的原因是他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以及在国有科研单位工作的良好背景,和他给人留下的朴实印象。

    刘直:我和陈星羽都是1987年毕业于原北京工业学院,虽然所学专业不同,可是最终分配进同一单位,那年和我们一道进单位的有20多名大学毕业生,其中四五名是校友。最早陈星羽表露出离开单位时,我们对他敢于冒险的精神很钦佩,到他真正要办理调动手续时,还是忍不住想劝他慎重些。大家认为西部地区大环境不是太好,担心他创业受挫,事实上,那时已经没有可能挽留他了。

    郭瑞森:我与陈星羽相处完全建立在工作基础上,因为对方有能力,不到两年就被任命为星火科技总公司下属通讯设备厂厂长、总工程师,主要负责厂里重点项目矿用声能电话研发。客观上讲,通讯设备厂经营失利与陈个人能力无关。身为公司主管业务的副总,我曾经到东北大矿推销过产品,矿方允诺可以购买500套设备,前提是要一定比例提成,按照当时定价一套设备至少可以产生近千元利润,但向公司反映后,答复是不能给付提成。显而易见,通讯设备厂并不掌握财权和人事调动权,重大事宜都需要经过总公司。

    刘直:虽然与陈星羽不在同一个部门,可是陈的友善随和很容易与人相处,加上单位主要是从事技术工作,不存在因为有矛盾呆不下去。印象中,大概在陈办手续两年后,曾经回到单位,言语间流露出想返回的愿望,当时正逢单位工作任务繁忙,有关领导也表示愿意接收,可能是考虑到长时间没有搞技术,担心具体工作拿不下来,陈终于没有张口。这也恰好反映出陈是个负责任的人,比较讲诚信。

    郭瑞森:在这种机制下,个人很难发挥所长,我在两年后还是选择回到了原单位。回过头看,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少有些内疚,毕竟陈星羽是自己招录来的。最近以来,媒体对他的报道也不少,在表露出同情的同时,客观上也将陈的优缺点放大。在这种背景下,很难预测陈最后的去向,至少本地企业很难有勇气接收他这样的人。

    刘直:在陈之后,同批进单位的大学生中,先后走了有两三个人,包括出国未返的一个。留下的同学现在大都是高级工程师,依照相关规定,工作满5年就有资格申评职称,当然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和陈星羽现在的生活状况相比,我们的生活能稳定些,一个月有2000多元收入。

    从生存角度理解

    主持人:与陈星羽面对面,能够清晰感知到,对方对实现自身价值的渴望,但是在陈决意以擦皮鞋来维持生计时,这种行为在旁人看来,同情之余不免心生悲凉,包括陈本人也存在相似情绪。对于媒体来说,无论是关注陆步轩还是陈星羽,都缘于他们前后极大的落差。那么对这种状况,你怎样看待﹖

    卢新智:细析陆步轩操刀卖肉、工程师街头擦鞋现象,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价值观不同认识自然不同,人的自身价值应该怎样体现,其实是个综合性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传统观念看待价值观,难免带有世俗性和表面性,没有显现其内在价值。因为价值观不同,评判标准也随之不同。

    改革开放前,人们考虑经济因素较少,认为经济不是惟一的,事实上,一个人如果才学出众,但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想来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单就工程师擦鞋遭遇来说,不管自身技能专业怎样,他目前需要解决的还是生计,陆步轩经营肉店也同样,他给肉店取名“眼镜”,就很有见地。陈星羽在创业失败后曾找政府要求落实工作问题,但他一直没有停下依靠自己的能力创业,他没有到处向人哭诉他的不幸,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街头擦鞋,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人们在认识上有差异是正常的,因为价值观本身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自身价值与人的现实追求有着很大关联,很多人为理想而活着,执意要实现某种追求,在实现某种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接近并完成了自身价值,过程在这时显得更重要。

    文凭不是“金书铁券”

    主持人:陆、陈二人都有过高等教育的背景,作为早期的大学本科生,其所学专长含金量不言而喻,可是现实层面似乎又没有给予他们更好地发挥所长的平台和机遇,从人尽其才的角度,该怎样来理解现实存在的这种现象﹖

    卢新智:中国人的职业特性是从一而终,这和国外不同,也是悲哀所在,毕竟人的价值观包含有三方面内容,幸福感、成就感和安全感。如果价值取向错位,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那就谈不上幸福,甚至还是痛苦,当然选择自己愿意接受和付出的职业,不能妨碍到社会和他人,从另一个层面看,还需要具有可操作性,至少要和时代、市场合拍。

    在目前情势下,社会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是忽视自身价值,更多以社会价值取代个人价值,这是个误区。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机制,客观上扼杀了许多人的个性,事实上,只有差异才是个性的,差异越大,才更利于创新和发展,对个人是这样,对社会更是如此。

    工程师打起横幅在街头擦鞋,从表面上看,他是想通过此举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吸引社会目光,为自己日后发展开创较好的工作环境。单从擦鞋本身来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国外很多名人在成名前,其中不乏从事低级工作的,就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来说,在位时风光无限,一旦下来,还是一个普通市民。

    无论是曾经有过较好的工作环境,还是曾在知名学府受过教育,固然有其必然的价值,但却并不是保证崇高社会地位或丰厚收入的“金书铁券”。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人的地位一定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人已经被异化成为“劳动力”、属于一种生产资料的时候,其收益一定与其价值密切相关并成正比,套用邱吉尔的那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文凭,也没有永恒的地位,只有永恒的价值。

    人才使用的社会化出路

    主持人:媒体追踪报道的背后,其实也表达了更多读者的善良意愿,希望能够得到政府重视,最终有个圆满的结局。事实上,这种善意的期望与时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那么,对于陈星羽乃至更多陈星羽们来说,什么才是最好的结果﹖

    卢新智:当初决定写书,并不是要写陆步轩,在我看来,陆步轩不过是个符号,他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用人,说到底还是和人才机制与政治体制有关。陈星羽当初放弃工作单位,将自己置身于市场,这与当年毅然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有相同之处。北大校友会在西安的348名校友中,到目前少说也有十多人“下海”,其中不乏在省级机关担任要职即将被提拔者,这就是一种选择,一种价值取向。

    从现实层面看,过去人才非市场化而由国家统一分配、安排、使用和培养,这是计划经济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进入市场经济,告别了统包统配,就业和职业选择成为个人行为。那种希望坐着等别人来发现你优秀,发现你是人才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对于好的用人单位而言,吸纳、维系和激励优秀的员工成为人力资源的战略性工作。但在市场化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自我生存意识、发展意识、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而不能完全等所谓伯乐发现自己这种撞大运的事情发生。

    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陈星羽是个很有潜力的人,而且很真实,他有他的苦恼和困惑,特别是在创业受到困难后,他想着要把过去的工作找回来,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但从现实情况看,还是不要回头比较好,在这种情势下,即便被安排工作,多年来已经形成的价值观要与传统观念重新对接,难度不是不存在。就拿陆步轩来说,他过去经营肉店生意很好,自己说了算,也不受约束,现在被单位接收,未必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要看到最后结果,还需要时间。所以说,目前对陈星羽更关键的,是树立起自信心,有过失败经历往往会加剧反思,但反过来也会对自信力造成挫伤。

    谁造就了“陈星羽现象”

    主持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工程师擦鞋”新闻的惊诧中,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这也就不难理解社会对陆步轩、陈星羽最终结局的关注,那么到底是谁造就了“陈星羽现象”﹖

    卢新智:陆步轩操刀卖肉、陈星羽街头擦鞋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社会反响,主要是由两个巨大反差引起的。其一,陆是以当地“状元”身份考进北大的,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陈则是从科研单位走出来的,有这样的基础和平台,在常人看来非常高的生活目标已然实现了。其二,卖肉、擦皮鞋这两个职业在今天仍然非常强调面子的中国社会中具有符号意义。受长期传统文化影响,社会有意无意地对职业有等级划分。特别是在普通人心目中,“卖肉”、“擦鞋”显然是不太令人愉快的高尚职业。

    国外对职业的认识和我们有很大不一样。在美国,不管是扫垃圾还是管道维修的,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并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自卑感,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负责烟灰缸清理工作的人要经过严格挑选才能上岗,一般是由特别负责的老太太担任,她们工作认真出色,也受人尊敬。“陈星羽现象”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对职业与成才过程的认识还留于表面化、简单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初,我们曾经对人才流动的问题困惑过。可现在已经对司空见惯的“跳槽”熟视无睹了,因为这是雇主和雇员在双向选择中共同调节不均衡的正常结果。也许现在北大毕业生卖肉还有些惊世骇俗的味道,可等人们习惯于用理性的思维去看待社会选择中的种种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北大毕业生卖肉和北大毕业生当CEO是一样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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