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一个月薪2500元的工作，让三位留学归来的硕士生激烈竞聘——这条新闻很容易让人们得出“海归贬值”的结论。天道咨询公司的李芷西小姐说：“据了解，去年仅上海一地找不到工作的海归已达7000人。而一家外企的人力资源主管也说，外企原本是海归最理想的落脚地，但是，近几年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不少外企都加快了人才本土化的进程。还有一些海归为了尽快回收投资，在待遇方面要求过高，让有心纳贤的企业左右为难。现在海归身价降低，是市场作用下的正常回归。”另外，据欧美留学生会商会秘书处杜艳透露，现在欧美留学生会已经开始关注海归就业问题，因为最近有不少海归希望欧美留学生会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海归的归途
陈先生应该算是“深度”海归了，在海外摸爬滚打了8年。1994年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他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读取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两年后在当地一家半导体工厂做了3年的工程师，年薪3万元。“当时找工作还是比较顺的。新加坡那时一般大学生的年薪是2万，他们对在当地获得硕士学位的留学生还比较认账。”新加坡经济危机后，陈先生又想到美国留学。2000年6月，他顺利进入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2002年陈先生回北京找工作，却发现没有几年前在新加坡那么容易了。“我对国内的行情不了解，不知道用人单位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几经周折，陈先生进了一家电子厂，但处境微妙：“他们不愿放手让你去做，但是急切地需要你提供国外的模板。”陈先生说那家公司的薪水是每月不到1万，因为公司里有许多清华的学生，如果薪水太高，恐怕会引起不愉快，而人际关系也很复杂，“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后来，陈先生实在忍受不了，就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现在月薪7000元左右。
近两年，国内企业对海归的态度日趋理性。东方赛博咨询公司的申跃胜先生说，现在许多公司招聘海归都有非常具体的着眼点。海归身价在前几年网络经济泡沫的时候比较高，是因为他们对国外的模式很熟悉，只需要拷贝一个国外的商业计划就可以赚钱。但是泡沫破裂之后，人们需要更实在的东西。现在用人单位对海归的专业需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新技术，这是与国界无关的东西，掌握了就是抢手人才；二是海外市场知识，适用于那些正在向海外发展的国内公司；三是海外投资项目管理，例如半导体行业，现在还很少有人做。
高投入不能实现高增值，是目前不少海归颇为郁闷的事情。高小姐曾经到英国一所中等高校学习商务专业，两年的留学生涯一共花费了25－30万人民币，这些经费基本上都由家里提供。回国后，她却加入了媒体行业，月薪在五六千左右。如果纯粹从成本角度计算，她肯定是得不偿失。“我在出国留学前已经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了，所以说?现在是?贬值了。”高小姐说。有过留学经验的她，对那些尚在海外学习的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应该每年至少回国一次，这样可以了解国内的行情。” 海归网上，一位网友的说法更加形象：就算打扫卫生，也要在国外的公司熬两年再回国。工作经验是国内不少用人单位都看重的东西，许多希望将来回国发展的留学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目前就读于加拿大一家商学院的Ｊａｓｏｎ毕业后打算先在国外工作几年，深入了解国外公司的运作模式后等待时机再回国，但是令他最为担心的还是原来的各种关系都因人在他乡而疏远，以后还需要花费力气重新建立。
大量留学生回国也是海归身价“贬值”的另一个原因。美国《丹佛邮报》8月18日报道说，诸如巴基斯坦、印度、中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家的就业成长率和经济成长率有时比美国高出一倍到两倍，这导致越来越多的移民不再把美国视为充满机会的土地，他们正返回他们的祖国。在美国留学、工作了7年的肖然小姐现在拥有美国注册会计师（ＣＰＡ）和金融分析师资格（ＣＦＡ），目前在一家在ＮＡＳＤＡＱ上市的制药公司任财务经理，年薪10万美元。但是她打算明年回国，因为在美国永远进入不了主流社会：“虽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感兴趣，但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在欣赏而已，没有一种参与意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对海归的政策比较宽松，机会还是很多。”Ｊａｓｏｎ则认为还有许多在国外难以生存的留学生也只能选择归国：“比如到英国和澳洲留学，签证特别容易。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从这些国家回流的人员比例很大。”
对于近几年国内高涨的出国潮，“海归贬值”也许可以让很多人更加理性地看待出国问题。以ＭＢＡ为例，一位在ＴＯＰ商学院的朋友就这样说：“如果毕业之后想有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和薪水，ＭＢＡ的确是值得的，如果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目标，那么ＭＢＡ ｉ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同样，出国留学也不能保证任何东西。天道咨询的李芷西说：“我个人认为，在决定留学时一定要好好衡量一下，留学不是惟一的成才路。同样在确定回国之前，也要好好估量国内的薪金和人才供求状况，回国之后可能面临的许多困难和不适应，要合理而又实际地定位自己。”
高风险的投资
25年前，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扩大对外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中国大陆的大规模留学潮流自此开始。10多年前，出国留学的中国人还主要是所谓的“公派留学人员”，即依靠政府的奖学金留学海外。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收入的增长以及移民屏障的进一步降低，自费留学的中国大学生逐渐成为中国海外留学生的主流。而送孩子出国上寄宿学校也成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欧美留学生商会的杜艳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从1978年至今，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到58万左右，其中27万还在国外学习，15万已经回国。”这58万人中，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30余万。而依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数据，2001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为8．4万，2002年增至12．5万，其中总数的92％是自费留学生。
但是，对于中国学生的家长们，这笔毫不犹豫的投资现在存在很大的风险。新东方在线的钱永强先生认为要讨论“海归贬值”，首先必须对海归的层次进行筛选。他说：“海归的范畴太大了，应当加以区分。”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刘小姐在1993年出国热潮时到美国迈阿密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国外工作了5年，然后又在回国前读了一个ＭＢＡ。对她来说，在国内找到一份符合自己期望的工作并不是难事。在她的海归朋友中，有一位拿到了美国终身教授的执照，然后回国自己创业，有一位回国则拿到了100万的年薪，似乎都没有面临“贬值”的危机。但是，刘小姐一位朋友的孩子自从高中毕业后就到加拿大读大学，毕业回来却“什么都干不成”，在参加面试时更是一问三不知。刘小姐说：“现在很多高中生是考不上大学才出国的，关键还是看个人的实力，在国外瞎混一圈回来没用！”
中国大陆留学生队伍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少而精”，这种情况与20年前的台湾地区很相似。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尚不发达，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子女留学的费用，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凭优异的成绩取得各种奖学金出洋深造。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从1960年代后期，台湾人生活水平开始提高，到1980年代，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富裕的地区，一大批人开始选择自费留学，以期“镀金”。自那时起，台湾的留学生就不那么“吃香”了。
而1999年的中国大学扩招，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引发“留学潮”的因素之一。钱永强说，扩招使就业形势严峻，导致了考研热和出国热，而对大学扩招将影响教学质量的忧虑，也成为一部分家长考虑让孩子出国的一个原因。但扩招解决的毕竟还只是每年五六百万考生中极小部分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相比起国内高考的独木桥，出国不失为一个回避高考和就业的捷径。李芷西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家庭，有80％以上的家长为了让子女免受高考的压力，愿意自费让孩子从本科阶段就在国外读书。”而钱永强认为，“海归贬值”主要就是指那一批在二等学校自费留学的学生，尤其是“新新海归”——高中或高中毕业就直接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根据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三大“流行病”缠住小留学生》一文，福州小留学生中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的占98％，没有考上普通高中的占了50％，考上普通高中但无法读下去的也占了将近一半。
海外生源竞争
中国出国大潮似乎已经发生了从质到量的变化。李芷西认为，随着国外教育机构日趋激烈的生源竞争，一些国外高校的门槛和学费都一降再降，到泰国、马来西亚留学，每年的花销加起来不过三五万元人民币，低门槛让一些学习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学生有了拿钱混张洋文凭的机会。钱永强也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国外一些地区的教育是卖方市场。”英国在1970年代经历了“婴儿潮”，建立了许多大学，但是后来出生率下降，学校就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日本的情况也类似，日本的兵库县园田女子大学从今年5月开始在西安与上海建立了当地事务所，希望能在当地保证1／10的新生生源。
另外，还有许多国外大学需要用留学生的经费来弥补教育资金的空缺。最近澳洲高校开始主动出击，在中国、美国等教育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开展联合办学。目前，中国已成为留学澳大利亚人数最多的国家，且仍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9月1日，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正式实施。“不出国门实现留学梦”是《条例》的一个亮点。《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颁发的外国教育机构的学历、学位证书，应当与该教育机构在其所属国颁发的学历、学位证书相同，并在该国获得承认。另外，《条例》第三十八条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进行了规定，“必须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也就是说收费标准由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但“洋教育”的费用下降能否抵消人们的“镀金”冲动还不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