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从秦朝的赵高开始，一直有“顾命大臣”摄政一说。摄政，是指代替皇帝掌管朝政的人，他（她）可能是太后、皇后，也可能是摄政王、外戚权臣、辅政大臣，其权势应在当朝皇帝之上，甚至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能被选中做“顾命大臣”的人，才能、品德一般都是文官中的翘楚，再加上没有裙带关系做后台，他们一般都比较小心谨慎，整体表现远强于外戚。
近来，由于清宫戏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顾命大臣”的关注，尤其是鳌拜，一直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中反面人物的代名词，我的一个刚会说话的小侄女那阵子就常有“杀鳌拜”的呼声。然而，当笔者真正翻开历史，却发现其实这只是一种民间演义。
历史上，满清曾3次任用“顾命大臣”却没有一次成功。第一位辅政大臣是摄政王多尔衮，他生前大权独揽，是没有名份的皇帝，死后被尊为“义皇帝”，庙号“成宗”。从他死后被揭露的“逆节皆实”可推断，若非其暴死，顺治亲政极难。顺治吸取宗室辅政的教训，临终前令鳌拜等大臣辅佐幼子，宗室在旁监督。岂料事与愿违，康熙通过“政变”才搬倒鳌拜这个大权臣。第三批顾命大臣肃顺等因为与女后发生冲突而被杀。
抛开引发的政治动荡不说，“顾命大臣”本身都是久经考验、才能卓著的朝廷栋梁，在成年君主的领导下本可以大放异彩，却由于体制的弊端而被杀，其实这也是国家的损失。
由此，笔者不由得联想到了我们很多现代企业制度下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空间问题，事实上，我们很多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下的职业经理人，有些却酷似“顾命大臣”。
一位职业经理人给我发来《IT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业绩与权力之争才是何经华离职的原因》，他在电话中说，看看吧，何经华在用友没财权、没人事权，此离职事件将问题提到了“职业经理人在中国企业生存状态的层面”。笔者细看，果然文中提到，一位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的主管说：无论是用友对其业绩的不满，还是何经华对于用友“不给予授权和信任”之说，再一次证明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引进在创业者参与经营的环境下并不成熟。
笔者此前也曾采访一位职业经理人，他所在的企业是一个完全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管理的企业，几年来，他领导的企业已经成功走向了国际市场，他的成功经验就是企业要走向世界，必须完全按照世界先进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体系来管理，然而，就是这么个职业经理人的管理空间却是出人意料的小，一位公司高层告诉笔者，这位经理人只有开拓市场的权限，说白了就是一个领大家干活的头儿。大老板脾气不太好，经常会突然来访，黑着脸说骂人就骂人。所以说你们要报道一定要注意，别写出让大老板反感的话。说者大概受中国几千年“忠君文化”影响太深，在谈到大老板时一脸崇敬。
诚然，在很多方面，治企与治国有着相通之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职业经理人带着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来参与企业管理，此时的职业经理人就像“顾命大臣”一样，在这个位子上不见得有权威，这包括权力权威和非权力权威，这就需要老板的帮助扶持。同时，要为顺利交接班准备条件、扫清障碍，处理好亲属和老臣问题。企业是讲权威的，如果都是亲属那是平等关系，不是等级关系，他的权威就执行不下去。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企业的“老臣”是跟着老帅打天下的，所有的荣华富贵是老帅给的，所以愿意听从老帅的命令，愿意和老帅交换。但新人没给他，他便不愿意和新人交换；另外，新人得到这个位子，没有立下多少功劳，“老臣”也本能地瞧不上。在工作中，就流露出本能的不支持、不默契、不合作。因此，很多的“老臣”需要退休。反过来让我们再看看那些“空降”的职业经理人，也就是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有多少投资方似乎为防止这些“顾命大臣”一朝“权倾”，而使这些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况无异于改革开放前的国企总经理，甚至不如原来的国企经理，因为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业绩考核。试想，这些被戴上“紧箍咒”的CEO怎么能放开手脚，创造企业利益的最大化？
“在用友，我得不到充分信任，有责无权。”何经华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到他所熟悉的企业环境，“在跨国企业里，我能够得到授权和信任，也有更大的施展空间……这在中国本土企业环境还是不能适应的。”
当然，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企业的资源要分散，不能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控制。对经理人要有股权激励，但更要做好内部的等级控制结构设计。如果一个公司的结构设计是老板控制董事会，董事会任命CEO，CEO再任命部门经理，这样的企业面临的风险实际会更大，因为公司的控制权完全掌控在CEO手中。
对此，西方国家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正是在某些方面做了特别的设计。例如，如果行政系统由CEO控制，那么审计系统就一定要隶属于董事会，独立于CEO。这实际上解决了行政效率与监督效率的矛盾。
而对比国外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制度环境，目前，国内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环境还远远不够成熟。但愿何经华的离职，能带给中国企业和中国职业经理人一个最好的反思和转折的契机。但愿我们企业的“顾命大臣”们不再重演历史上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