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在寻找职业经理人的过程中不仅要判断职业经理人的经营能力而且要判断这一经营能力的“适用性”——该种经营能力对特定企业而言所具有的价值。这里，我们应当澄清企业家与经营者之间的不同：根据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解企业家能力是对潜在盈利机会的敏感性而经营能力是保持事物重复自身运行的能力。

　　对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服务质量的判断问题最早由研究韩国经济的学者提出。事实上，在亚洲诸“小龙”当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和社会历史原因，韩国的大企业具有最强烈的家族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为韩国经济起飞核心力量的那些家族企业大多在上世纪90年代遇到了“接班人”难题。其后，香港紧随韩国也开始面临家族企业寻找接班人的难题。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现阶段，由于比其他省份更早恢复民营经济传统，浙江的企业家们或许也要最早面临与韩国的家族企业类似的“接班人”问题。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资本市场实质的几次讨论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承认，资本市场其实就是“公司控制权的竞争性市场”。对职业经理人的服务质量的判断和定价之所以在韩国和中国以及必将在亚洲各国都成为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

　　让我们观察下面这个“典型”的创业过程：一个仅仅是在厨房里冒出来的创新理念(idea)到潜在市场的判断和论证再到寻求创业合伙人，初步地形成了一个“企业”。这样的企业，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成功上市的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一。如果初步形成的企业居然十分成功那么企业家可以寻求通过贷款和私募来扩展企业规模。最后，如果各种基本的和偶然的条件都具备大约经过两轮的私募以后，创业者们在资本市场上“IPO”(公开首次发行)逐渐获得企业家创业和风险投资的回报。这一理想型主要描述了企业家、风险投资家以及银行家们的行为在这一阶段里他们主要是在履行企业家功能而不是货币中介功能。因为他们承担着很大一部分甚至主要的创业风险，而且他们通常只能依靠敏锐的嗅觉来判断和识别那些可能成功的企业家。

　　企业IPO之后，股票的可转让性以及转让费用，决定了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流动性”。假设“全流通”那么，决定了转让费用的是场内交易商所谓的“厚度”(thickness)——即在任何时刻的任一价位上，都有足够多的供求数量，以致投机行为接近于“无利可图”——这一状态金融学家称为“no arbitrage”(无套利交易)，经济学家称为“均衡”。

　　只要市场足够“厚”任何上市企业的经营业绩就不会被投机行为掩盖资本市场也就在事实上履行着把资本从业绩差的企业疏导到业绩好的企业的功能。注意，这是上面给出的资本市场定义中“公司控制权”及其“竞争”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绝非全部必要条件。为了把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最密切地与企业股票的市场表现结合起来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还必须提供资信度足够高的会计、审计、新闻监督、法律细节、以及警察和政府的相应服务。这些服务，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监督的作用其重要性一点儿都不亚于基于各种显在法规的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治理结构。正是新闻所享有的这种受到社会故意为之的“偏向性”保护的自由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只要新闻业者认为该信息——通常是“丑闻”能够引起足够多读者的兴趣，就会充分地，往往是放大和扭曲地展示给公众。

　　如上所述从经营者业绩到股票价格波动之间的全部链条上所有环节的有效性支撑着资本市场的“厚度”——即股票在任一价位上的供求数量对公司经营状况的敏感依赖性。换句话说二级市场里的各个环节主要是在判断和识别那些可能成功的职业经理人。

　　在二级资本市场中对职业经理人的筛选最重要的环节不外乎以5个：

　　1. 基金经理 

　　他们是投资者的资本金代理人，通过为大批客户提供专业服务而获得更高的专家报酬。以“机构投资者”的形式基金享有“散户”难以比拟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也握有散户难以比拟的营私舞弊的可能机会。因此，只有那些建立了较高信誉的基金长期而言才可能维持足以保持基金内部的专家知识不流向其他基金的资本规模；

　　2. 对机构投资者的业绩调查和评价 

　　典型如《机械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这份刊物定期发布的资本经营者“money managers”的投资业绩排名曾经发挥了对基金经理人员的巨大的激励作用——例如，在排名榜上的名次下降一个档次，可以导致资本经营者本人报酬下降20%甚至被解雇。这类“排名”必须具有类似于韦伯所论的“内在”权威性，这种信誉是在同类排名机构之间激烈市场竞争中确立起来的。它意味着比其他排名榜更确切地反映了机构投资者的经营业绩；

　　3. 各种风险投资机构 

　　天使投资人、投资银行、风险基金、大公司的“种子资本”以及私募资本等其他资源的控制者。这类机构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筛选和判断创业者的企业家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

　　4. 以培养职业经理人著称的大企业和咨询公司 

　　典型如GE、IBM、微软、惠普、麦肯锡。一方面，这些公司所积累的市场信誉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培养的任何一名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任何一名高级职业经理人的败德行为足以对公司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害。这样作为大公司激烈竞争的幸存者，这些公司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不仅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营与改良性创新能力而且具备了通常足以获得其他公司的投资者信任的职业操守；

　　5. 企业家家族内部的筛选机制

　　享有世界市场声誉的化妆业龙头企业“欧莱雅”大致可以看作是家族内部筛选机制比较成功的例子。

　　以上罗列的各项重要机制都只发生在所谓“成熟市场社会”里，它们的发生与发展需要以成熟资本市场为依托。也就是说如果你无法进入一个足够“厚”的资本市场那么你的职业经理人的筛选机制就无从参与竞争当然也就无从建立它的市场信誉。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已经有相当多的国内企业正在借助于上述第4项所列的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筛选机制来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职业经理人。此外一部分以境外上市为目标的企业，通过寻求与上述第3项所列各种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来筛选和寻找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当然，随着中国的基金监管制度的完善化，以及基金内部运作的规范化，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或许可以成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经营者的主要筛选者之一。

　　在上述5种筛选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机制当中中国目前尚缺少的是享有内在权威的“排名”。这一缺陷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新闻监督能力的贫困。要弥补这一缺陷的途径如同弥补其他缺陷一样，可以引进那些在成熟市场社会已经建立了声誉的排名机构。这一趋势，我们在会计事务所的竞争市场上已经看到了。那些来自成熟市场社会的会计事务所对中国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所享有的市场信誉远远超过了中国境内的会计事务所对中国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在未来几年里，随着WTO条款的落实，这一趋势还会从诸如保险业和银行业这样的大规模资本运作的领域里凸现出来。

　　尽管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中国的投资者们可以借鉴成熟市场社会里享有声誉的职业经理人筛选机制但毕竟基于文化、心理、法律和政治、经济、社会、历史诸方面的重大差异，成熟市场社会里比较重要的那些职业经理人品性——典型如宗教信仰和党派联系，未必在中国社会里具有相似的重要性。而在中国社会里非常重要的那些品性——典型如家庭背景和私人联系网络，或许在西方社会里不被评价机构所看重。因此，借鉴来的筛选机制，未必十分适合中国投资者的最大利益。

　　我们需要的是以评价资源的本土化和资本的全球化为背景的职业经理人评价机制之间的竞争以及在这一竞争中，享有市场声誉的评价机制对投资者提供的足够低价的专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