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1878,7,27——1948,12,22)，日本陆军大将，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皇道派将领，甲级战犯，驻扎中国13年的中国通，大亚细亚主义的鼓吹者，1937年指挥日本中支派遣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除南京大屠杀外，还在入侵上海、南京的事件中纵容部下犯下滔天罪行。因此被订为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
老牌中国通
　　１８７８年７月２７日出生在日本爱知县爱知镇的牧野字村（今名古屋市中区牧野镇），是旧名古屋藩士、汉学家松井武国的儿子。松井石根生来身材短小，而且体弱多病，但性格倔强。松井家祖上世代为将，继承武家门第成为他日后从军的原因之一。松井石根幼年时代，日本处于社会大转变时期，明治维新尚未落下帷幕，而统治集团中却已暴露出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1885年，一些旧士族在东京开办了专门培养军人的成城学校。1890年，松井石根进入成城学校。严格的校纪，使他受到锻炼。1893年，入中央幼年学校，三年后进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1898年以第二名毕业。同学中还有后来成为大将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阿部信行四人。（这四个全是皇道派主将）同年，他获得天皇赐予的银质表，被授予少尉军衔。接着进入日本陆军大学。
　　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松井石根中断学业，随日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俄军作战。在首山堡一役中，松井所率中队几被俄军歼灭，松井本人大腿被枪弹洞穿。战后松井回国，继续就读陆军大学，并于１９０６年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天皇赐予的军刀，同时因他在日俄战争中表现突出而获2枚勋章。　晋升为步兵大尉。后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广东武官。
　　１９１５年，松井调任驻上海武官。１９１８年升步兵大佐，次年任日军步兵第３９联队长。1922年当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之际，松井任海参崴派遣军情报参谋，后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成为军界的一名“中国通”，他四处收买汉奸，布置间谍网，收买马贼汉奸，勾结前清遗老，挑起中国内部不和，并因此受到上司嘉奖。次年晋升为陆军少将。１９２４年任日军步兵第３５旅团长，１９２５年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从而“得以专心从事于平生最为关注的中国问题”。在任内大力资助中国工人省港大罢工，打击英国在华势力。１９２７年升陆军中将。同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著名的东方会议，制定对中国的方针政策。松井石根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张作霖，松井石根曾主张严惩背后策划人、关东军的河本大作，以摆脱舆论针对关东军的抗议。８月任日军第１１师团长。
亚细亚主义
　　松井石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曾掀起过一股“大亚细亚主义”的思潮，该思潮主张日本、中国及亚洲的团结，共同对抗欧美。松井石根正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推进者。他“以征服亚洲之责任自负，唱大亚细亚主义”。1932年，松井作为日本陆军全权委员，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裁军会议。会上，他看到中日代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而白人则宛如裁判一般从中“调解”，这更加坚定了他推行“大亚细亚主义”的决心：“日华间的问题要在日华间解决；要将白人统治下的亚细亚重新变为亚细亚人的亚细亚。”1933年，松井从日内瓦回国，立即发起了成立“大亚细亚协会”的运动。当年，松井晋升为陆军大将，并担任了军事参议官的要职。同年８月，调任驻台湾日军司令官，１０月晋升为陆军大将。１９３４年８月，再度调任军事参议官。此时，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尖锐起来。1935年，统制派的灵魂人物，号称日本第一大脑的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刺杀，松井因涉嫌此事，被迫引咎辞职，退出军界。
　　松井离开军界后，随即把全部精力转入政界。1936年2月，松并开始了中国华南、华中之行，为他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游说，并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2月底，他经台湾首先来到两广，会见了和蒋介石矛盾颇深的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和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以及陈济棠等人。会谈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3月12日，松井到达南京，并先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举行了会谈。24日，松井拜访了蒋介石，提出了帮助解决西南问题（即蒋与胡汉民及桂系的矛盾问题），蒋未置可否；又提出承认伪“满洲国”问题，立即遭到了蒋的断然拒绝。松井在日记中写道：“要之，蒋、张态度尚不十分明朗，蒋对余之单刀直入态度颇为警戒，避免当场作答。”至此，松井的华南、华中之行遂以失败告终，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征服中国的野心。
力主打南京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个多月后，淞沪抗战也拉开了序幕。8月12日，日本大本营决定以第3、11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以支援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松井石根因是公认的“中国通”和攻坚战专家而被重新征召入伍，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他在离开东京前，要求拨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他已经想好了在一旦占领上海后就进攻南京。”他从东京出发时，又在车站对前来送行的杉山元陆相等人宣称：“此番无论如何也要打到南京去！”。
　　8月22日，上海派遣军乘船到达吴淞口附近海面，在中国守军左侧背成功登陆，为达速战速决之目的，9月6日，日本大本营按照松井石根的要求，又增派第9、13、101三个师团及台湾守备队（重藤支队）到上海编入上海派遣军，达到了松井要求的5个师团的规模。但这时中国已经在上海集中50万精锐大军，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德国顾问建立的“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松井在击败白崇禧的桂军发动的反攻后，依靠强大的火力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线”。又用两个星期突破了中国军队的最后防御中心-大场镇，强渡苏州河，但此时的中国军队虽败而不乱。大本营因为华北战场进展顺利，决定向华中大规模转移兵力。10月30日，第16师团加入上海派遣军；同时，由第6、18、114三个师团及国崎支队编成了第10军，准备在杭州湾以北登陆，深远迂回中国军队的大后方。11月5日，日军柳川平助的第10军登陆成功。上海的中国守军陷入被合围的危险，阵线开始崩溃，不得不于11日晚下令撤离上海。上海遂陷。
　　松井出征之前，日本大本营在《关于派遣军之奉敕命令》中向他下达的任务是：“扫荡上海附近之敌军，占领其四方要地，保护上海侨民之生命。”这一命令将上海派遣军的作战范围规限于上海周围地区。因此，占领上海，大本营既定的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在上海失陷之前，大本营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台编为中支那派遣军，松井担任了该方面军的司令官；同时，大本营给该方面军制定了苏州――嘉兴的战略限制线，命令该方面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超过该限制线。如前所述，已成为对华强硬论者的松井一开始就叫嚣要直捣南京。上海已陷，通向南京的门户洞开，他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上海陷落后，日军参谋本部派河边虎四郎课长来和松井联络。松井对他发誓说：“请放心，吾意已决，非打下南京来给你们看看！”11月15日，他又向从东京来的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和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面呈“进攻南京的必要”。11月19日，各路日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纷纷抵达大本营的战略限制线。第10军部队首先突破限制线，向西追击。松井不仅未加制止，反而再次向大本营提出“向南京追击有利”的意见。24日，大本营解除了原限制线，同时又给华中方面军下达了无锡――湖州的新限制线。第一次违令成功助长了松井的气焰。他命令部队再次越过限制线，同时再次向大本营提出：“为迅速解决事变，华中方面军须乘当前敌之颓势攻取南京。”恰在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七七”事变及“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中对于中日纠纷主张局部解决和主张全面解决的两派始终存在分歧，两次为华中方面军下达战略限制线，正是这种分歧的具体体现，但后经激烈辩论，大本营最终决定全面推进中日战争。于是，12月1日，大本营通过大陆命令第8号，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应与海军相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而松井于11月28日就收到了进攻南京的电报命令。为此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于此，近日予热烈之主见终获成功，不甚欣喜之至。”
　　12月初，松井在等到大本营进攻南京的命令后，立即兵分两路向南京扑来：一路由上海派遣军组成，沿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向南京进攻；另一路由第10军组成，沿太湖南侧，经嘉兴、湖州、长兴扑向南京。不久日军又分为四路，两路由丹阳、金坛等地直扑南京，另两路分别迂回芜湖和浦口，以图对南京守军形成东、北、西南几面包围之势。从12月5日起，双方在南京外围发生激战。中国军队抵抗不利，日军于8日全线突破南京外围防线，完成了对南京的最后包围。
　　日军虽来势汹汹，然而却早已面临多重困难。日军经淞沪战役后，未经充分休整补充就开始向南京方向进击，其后勤保障也严重不足。松井的幕僚们多次向他提醒过类似的问题，他也深知自己的部队面临的困难，但他仍然一意孤行。11月20日，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第10军发出指令：“部队为求得补给，应尽量利用现地物资”。在当时的环境下发出这样一道指令，无异于指使日军进行公开抢劫。松井石根作为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对日军接到命令后的所作所为给予默认。“其结果大规模的掠夺行为自然漫延到整个部队”。可以说，日军此时的行为，正是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大规模抢劫的预演。12月7日，松井将方面军司令部从上海移至苏州。同日，他召集参谋人员，下达了《南京城攻略要领》。该要领大致内容如下：
　　“一、若南京守城司令或市政当局留守城中，则劝其开城以和平占领，尔后，各师团分别由经过挑选的一个步兵大队（9日改为三个大队）为基干，率先进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二、若敌之残兵仍凭借城墙负隅抵抗，则以抵达战场之所有炮兵实施炮击，以夺占城墙。尔后，各师团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进城扫荡。……”。
　　“一、应特别严肃部队之军纪风纪，使中国军民敬仰归服皇军之威武，期不至出现苟如毁我名誉之行为；二、严禁接近外国之权益特别是外交机关。在外交使团提议设立而为我军拒绝之中立地带，除必要外，应禁止入内，并应在重要地点设立岗哨。又，禁止进入城外之中山陵等革命志士之陵墓及明孝陵。……”。
　　同时，松井又训令他的部队：“南京乃中国之首都，攻克之乃世界性事件。故须认真研究，愈益发挥日本之名誉，增强中国民众之信赖。虽为敌军，然已丧失抗战意志者及一般官民，应予以宣抚爱护，持宽容慈悲之态度。”
　　12月8日，松井下令空投《劝降书》，要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和平开放南京城”，遭拒绝。10日下午1时，松井下达了向南京城发动总攻的命令。经过3天激战，守军渐显不支，13日，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南京陷落。随即日军临时攻城总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王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军队以搜寻败兵为名在在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一场持续6个星期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纵容大屠杀
　　松井的入城式12月17日，松井石根从苏州来到南京。当天下午，日军举行了所谓的“入城式”。第二天，松井又主持了“慰灵祭”。此时，日军的暴行正处于高峰。对于日军的暴行，身为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不可能不清楚。因为，在“慰灵祭”快要结束之时，他突然流着泪，对部下训斥说：“你们奋力苦战，使皇威增辉，然某些士兵之暴行，又使皇威一举扫地”。松井作出如此之训斥，表明他完全知道南京城内发生的日军“暴行”，并似乎要下决心整肃军纪。可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这里有三点可供说明：
　　（1）谷寿夫师团是在大屠杀中最为卖力的部队。若要整顿军纪，谷寿夫必将首当其冲。而松井却因谷寿夫师团最先进城而在入城式上对谷寿夫大加奖赏；在1938年1月松井第二次视察南京时，又邀谷寿夫共进晚餐，“以示慰劳，并听取其对实战情况之多种看法”。
　　（2）在战争环境下，宪兵是维持军纪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在攻占南京之前，整个日军配备的宪兵只有102名。由于占领了上海以及要维持其他占领地的“治安”，结果在“南京陷落之时，南京城内没有一名宪兵。12月17日跟随松井司令官进城的宪兵、包括宪兵队长在内只有17名”。后来给许多士兵发了宪兵臂章，实际上这只不过使他们的为非作歹格外便利而已。
　　（3）12月19日和20日，松井在南京视察了两天，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前10时出发，视察挹江门附近及下关。此附近仍狼藉不堪，尸横蔽野……”。松井看到的是什么人的尸体，他自己没有说。但南京陷落前中日军队从未在此发生过激烈战斗；南京临陷前，大批中国军民都想从此渡江逃命，而江北的日军又恰好是迎面冲来的。因此，这些尸体可以肯定为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松井看后竟熟视无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于12月21日匆匆返回了上海。在此之前，他还任命了嗜血如命的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因此大屠杀在松井大将入城以后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2月中旬”。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震惊了国际社会，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当时派驻南京的代表曾向其本国政府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日军是“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迫于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５日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将佐约８０人。同年７月２０日松井石根出任内阁参议，至１９４０年辞职。同年2月与其他退伍军官在他的故乡热海市建造有面向南京方向的“兴亚观音”，纪念日本及中国双方在战争中的牺牲者。企图为自己赎罪。次年任法西斯组织大政翼赞会下属的大日本兴亚同盟副总裁，１９４２年４月４日，松井石根受日本天皇“叙勋”，授一级金鵄勋章。1943年任总裁，继续宣扬大亚细亚主义，为配合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积极活动。
正义的审判
　　日本战败投降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９日，驻日盟军总部下令，将松井石根作为战犯逮捕入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１９４６年５月开始，对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２８名日本甲级战犯的战争罪行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审讯。审讯中，松井石根辩称自己当时因生病而未能阻止部属的暴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举证驳斥说：“他的疾病既没有阻碍他指挥在他领导下的军队的作战行动，又没有阻碍他在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日之久。对于这类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队又是属于他指挥的。他是知道这类暴行的。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统治他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无辜市民。由于他玩忽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不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宣读了起诉书共计三大类55项罪状(但后又裁定，起诉书中的“反和平罪”不成立)，判决其有罪，处以绞刑。其中松井在挣扎了十二分三十秒后死去，为四人中用时最长的一个。
　　有观点认为松井虽然是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之一，但是他也替日本皇族作了替罪羊，承担了别人的战争罪责。直接下命令屠杀的朝香宫鸠彦王因是皇族，没有受到任何审判，打着高尔夫球，逍遥活到94岁才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