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遗址(探访北京房山金陵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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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遗址(探访北京房山金陵遗址)时间回到一百年前,当日本的关野贞博士初到房山对金代皇陵进行考察时,他拍摄了四张照片,后悉数发表在京都法蔵馆所出的《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1941年)中,而这四张照片,竟成为我们今天温故当年金陵面貌的重要资料。一百年后,当记者第一次涉足金陵,被触动的不是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而是历史的无可言说的苍凉。
金陵全景(摘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
时人常说金陵的风水好,曾有一段时间往往将风水视为迷信,而现在,我们必须认真的审视这个概念,唯独于此,才能知晓金人为何在此建陵,以及明人毁陵的原因。
金陵的主陵区在九龙山,它位于房山区周口店镇车厂村龙门口北山前的台地上,占地面积约65000平方米。九龙山北接连山顶,根据堪舆家的说法,这里有明显的“行龙”痕迹。追山脉逆推,可见明显的“少宗”、“少祖”、“太宗”、“太祖”等龙脉。九龙山低于连山顶,符合“玄武垂首”之说。九龙山之东为绵延逸通的山岗,是明显的皇陵“护砂”,即“青龙入海”的“左辅”。九龙山之西为几个突起的山包,亦是明显的皇陵“护砂”,乃“虎踞山林”之“右弼”。九龙山西北侧山谷中有泉水涌出,向东南流淌,千年不断,是明显的皇陵“水砂”,即所谓“朱雀起舞”。而九龙山对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此又称“朝山”、“彼岸山”,石壁山中央有凹陷,堪舆家将其附会成皇帝批阅公文休息时搁笔之处,因此又称“案山”。
自九龙山山顶俯瞰金陵主陵区
故而这里风水俱佳,刚刚迁都北京(即金中都)的海陵王完颜亮便相中了这里,随即将“太祖、太宗、父、叔”和大金立国前的始祖以下十帝(始祖葬光陵、德帝葬熙陵、安帝葬建陵、献祖葬辉陵、昭祖葬安陵、景祖葬定陵、世祖葬永陵、肃宗葬泰陵、穆宗葬献陵、康宗葬乔陵)分批迁葬于大房山陵,但其时这里曾建有龙城寺(一作“龙衔寺”),海陵王便拆毁寺院,在佛像之下凿穴,“以奉太祖旻(即完颜阿骨打)、太宗晟、父德宗宗干”(《金虏图经·山陵》),而完颜亶被杀,葬于山阴之处,因为“刑余之人不入”(《金虏图经·山陵》)。
虽然海陵王开始了房山金陵的修建工程,但他本人远没有那么好运,被谋害于南下征宋途中的他,先是于大定二年(1126)被降为海陵郡王,葬于诸王兆域的大房山鹿门谷,后大定二十一年(1181)又被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金史·海陵纪》),基本上已经远离了自己苦心营建的皇陵区。
有金一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开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县)外,其他皇帝均葬于大房山陵。不仅如此,大金追封四帝,有三位葬大房山陵:海陵父德宗葬顺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显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此外,房山还有诸王兆域,其中文献可考的有梁王完颜宗弼、荣王完颜爽、宿王划思阿补和海陵太子完颜光英等人。另外,可以确定的葬于大房山的后妃有二十三位,坤后陵是大房山惟一的一座后妃陵,乃世宗为昭德皇后乌林答氏而建,原葬有世宗乌林答氏以下六位后妃,其他诸帝后均陪葬诸帝陵,世宗去逝后,乌林答氏从坤后陵迁入兴陵与世宗合葬。
因此,大房山地区可视为金代皇家陵墓区,根据史料记载并结合考古调查的情况来看,金代帝王陵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东麓的九龙山、凤凰山、连泉顶东峪、三盆山鹿门谷。此外,大房山南侧的长沟峪也应有陵墓。
金陵三劫
与兴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一样,金陵的兴与废也是迅速的,历史上,它曾有过三次大的劫难。
首次浩劫是在明朝末年,在东北连吃败仗的天启皇帝把火儿撒到了金陵头上,据清康熙二年(1663)圣祖仁皇帝御制碑记载,“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师克取辽东,故明惑于形家之说,疑与清朝王气相关,天启元年,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可见风水太旺也不行,与满清有着远亲的女真金因为这可遭了殃,明人不但毁陵,而且把“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也搬了过来,正好压在金太祖陵之南,作为压胜之用,后来考古工作者在太祖陵南部正中50米处发现明代修建的关帝庙遗址,正与史书记载吻合。
明人的毁陵行为是粗鲁的,在毁陵之前的一百年,著名文人吴宽(1435-1504年)曾途经这里,写下《大房金源诸陵》诗,其中提到“奉先西下乱山侵,涧道回旋入莫林。翁仲半存行殿迹,莓苔尽蚀古碑阴。”可见在吴宽生活的年代,金陵还存有金代所立的石翁仲和古碑等物,但经过明天启年间的毁陵,这些地面遗存几乎损毁不见。
考古工作者发掘并复原的金代碑亭,从石碑和碑趺来看,显然是被人为砸毁,后就地掩埋,考古工作者将其挖出
其次是在满清入关后,清朝数位皇帝都曾对金陵进行重建,重建就重建呗,这些满清皇帝也不知跟谁学会了一些套话,张口就是仁义道德,似乎有种“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天命感,如康熙帝就说“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徳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徳是与。有徳者昌,无徳者亡,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有明末造,政乱国危,天命已去。其时之君臣,昏庸迷谬,罔知改图,不思修徳勤民,挽回天意,乃轻信虚诞之言,移咎于异代陵寝,肆行摧毁。迨其后流寇猖獗,人心离叛,国祚以倾,既与风水无与,而前此之厌胜摧毁,又何救于乱亡乎?古之圣王掩骼埋胔,泽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毁及前代帝王山陵,其舛谬实足,贻讥千古矣。”(《圣祖仁皇帝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清人首先拆除了明代为厌胜而建的关帝庙,但他们似乎不太确定金代数个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金太祖睿陵附近建一大宝顶,在金世宗兴陵附近建小宝顶,两座宝顶前都配有享殿,享殿前又建以碑亭。从关野贞拍摄的照片和考古发掘来看,两座碑亭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太祖的碑亭在世宗碑亭的东南方。这样一来,使得金陵现存的地面建筑大都带有清朝重建的痕迹,从保存金陵遗址的角度说,重建也是对原遗址的破坏(徐苹芳先生语)。
关野贞考察此地后,看见荒废的金陵与破旧不堪的清代建筑,似乎他并没有搞清楚太祖陵和世宗陵的位置,就谨以东陵(大宝顶,即太祖陵)和西陵(小宝顶,即世宗陵)加以描述,后来在常盘大定写的《支那文化史迹·解说》第12卷中指出其一为太祖陵,其二为世宗陵。
东陵前景(摘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与现在大致位置和保存现状比对图
东陵坟丘(摘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与大宝顶的现存状况对比图
西陵坟丘(摘自[日]常盘大定、关野贞著:《支那文化史迹》第11卷)与小宝顶的保存现状对比图
金陵历经明代的破坏和清朝的重建,原貌顿失。但对金陵的破坏远没有结束,而第三次,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次对金陵遗址地面建筑的破坏是致命的。也就是说,关野贞所拍摄的金陵照片,其中能看到的建筑在今天大都已消失不见。
据放羊人刘守山大爷回忆,东边的碑亭中的碑是康熙帝御笔,用汉文书写,西边的碑亭是满汉两种文字(应为顺治帝御笔《御制金太祖世宗陵碑文》),两个碑亭同毁于1975年左右,毁亭的动机很简单,是出于平整土地的需要:山里人多地少,土地不够分,所以拆毁建筑来扩大耕种面积在当时绝好不过。因此,在平整土地的过程中,这些清代建筑遗存也就静静的躺在关野贞的照片里了。刘大爷用地道儿的京腔对记者说:“我小时候儿还骑在碑亭的王八儿(龟趺)头子上玩儿呢。这碑去哪儿了?都让炮给崩了,拆下的砖让人垒房子去啦。”而金陵遗址西侧皋沟中的皋塔的,传说它下面压的是金兀术,之所以称皋塔,指的是牛皋,也就是《说岳》中“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那位。刘大爷还回忆说,打小儿它就叫皋塔,有两层高,四面坡顶,砖砌,在南侧二层正中刻有“征阳门”三字,1974年的时候为了盖学校,“就地取材”地把皋塔给拆了。皋塔一拆,至于金兀术跑没跑出来,这谁知道呢?
现存皋塔只剩塔基部分,应尽快加以保护
塔前不远处还曾有一方石碑,底部的碑趺早已不见,位置也移动过,刘大爷描述说,它原来就靠在皋塔前的一颗枣树上,该碑也是龙纹碑首,但碑文所刻竟与《说岳》相当吻合,只可惜该碑于2000年左右被一天津文物贩子盗走,我们不能据此碑来了解皋塔更多的信息,抱憾不已。
刘守山:那人·那羊·那狗
刘守山大爷的诙谐和对当地情况的熟稔引起了记者的兴趣,当即决定再对刘大爷进行一次私人访谈。
守山大爷和他的名字一样,似乎从他出生起,就注定了与房山、与金陵相守终生。生于1946年的刘大爷已逾古稀之年,身体还硬朗的他与他的羊,他的狗,还有这座大山生活在一起。
刘守山大爷抱着刚出生的两只小羊羔,大爷在笑,小羊羔们也在笑
大爷说,他祖祖辈辈都是守陵人,当初海陵王把金陵建好后,迁来了54户人家,专门负责看守皇陵,作为回报,皇帝把皇陵附近的土地赐给他们耕种,今天车厂村的刘家和冯家都是守陵人的后代。
在小时候,奶奶曾给他讲过抢皇陵的故事,什么是“抢皇陵”呢?就是每当祭祀皇陵的时候,用一对牛、一对羊、一对鸡、一对鸭、一对鹅和一对骆驼,在祭祀之后,大的呢,如牛和羊就由这54户人家给分了,小的呢,如鸡鸭鹅之类大伙儿就上去抢,这就叫做抢皇陵。
大爷还告诉记者,其实清人是知道太祖陵和世宗陵的具体位置的,他们在真的墓葬之上修建享殿,就是怕后人再度毁陵,大小宝顶的修建还起到了迷惑盗墓份子的作用。民国时期,军阀有组织的盗墓猖獗,当时人送外号“小老虎”的刘镇山在房山一带大肆盗墓以充军饷,金陵能幸免于难就是因为“小老虎”误认为大小宝顶就是陵墓所在,但挖开宝顶后,看什么也没有就放弃了。是否清人有如此前瞻性,我们不得而知,但刘大爷的这个思路颇具启发性。
不过之后的叙述颇为错乱,他接着说当时54户陵户都由旗人看守,以备不虞。记者不禁纳闷,继续追问下去,大爷说他祖辈是从山西迁过来的,乃山西洪洞人氏,但洪洞大槐树的故事被建构起来不早于明洪武时期(通常学者认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反映了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因此,时间逻辑的混乱使得刘大爷的讲述充满着逻辑漏洞,有摇摇欲坠的危险。不过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每个人在讲述远祖的时候,总喜欢把时间线拉的很长很长。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很久很久以前”便成为了一个惯用的叙事开端。那么,刘大爷的讲述靠谱么?
记者认为,其中自有他合理的成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明)天启元年(1621),罢金陵祭祀,二年,拆毁山陵,劚断地脉;三年,又建关庙于其地,为厌胜之术”,所以金陵的祭祀被废弃了一段时间,清军入关后,为追祭先祖,不仅重修了被明人毁坏的金陵,又恢复了金陵祭祀,据清乾隆年间张世法纂修的《房山县志》所载《皇上平定两金川遣卿致祭金陵记》可知,顺治时“修复祀典,设守陵五十户,每岁春秋仲月命礼部择期,惟知县官陵至祭,而金太祖世宗之灵爽遂长享血食于不衰”。故而,结合刘大爷所说,其虽是守陵人的后代,但是可靠的叙事开端应在顺治帝恢复金陵祭祀以后,至于他们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的,则又是一个祖源的母题。
之后,大爷还神采奕奕为记者讲起当年(2001-2002)考古发掘的经历,其中有很多主意都是大爷出的,比如当时为了开完颜阿骨打皇后的凤纹椁的棺盖,其为汉白玉质地,沉重无比,如果没有好的措施必然会对石椁造成破坏,大爷就出主意说,先用里面衬着稻草的木板把椁盖的两侧夹着,慢慢向上提,打开一个缝后立即插进铁管,这样一来,考古工作者便顺利的将石椁打开。而让记者很佩服大爷的是,他曾在主陵区东侧的排水沟里发现了一对儿汉白玉石雕——金龙盘玉柱,每根重达二百多斤,当年的金陵遗址还没通车,大爷仅靠一己之力就把这一对金龙盘玉柱给搬到了工作站,现在这对金龙盘玉柱存放在金中都水关遗址博物馆。每当提起这对金龙盘玉柱,刘大爷都会眼前一亮。
金陵保护,任重而道远
金陵遗址于2006年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就现状而言,并不十分乐观,记者实地考察后发现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离金陵遗址不远的石门峪山上,盗墓行为非常严重,不完全统计,有数十个盗洞。
新的盗洞
更可恨的是盗墓贼为了盗卖一件汉白玉须弥台座,竟然将其从半山腰推至山底,致使这件须弥台座摔成几段。
被盗墓贼摔碎的须弥台座
此外,金陵遗址主陵区内的在建新坟也很多,对遗址的保护和景区建设必然有着不良影响。
某负责人告诉记者,国家应对这里重视起来,金陵是北京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但目前相关配套设施不到位,金陵的重要性没有得以凸显,单靠几个60多岁的护林员想守住这么一座大山简直不太可能,它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协助,也需要政策的相对倾斜。
当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评上2016年度考古“十大发现”,除了固有的学术意义之外,其实还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的一个迟来的道歉。在习总书记“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让历史文物活起来”等有力举措下,全国的文物工作为之一新。而当金陵再次浸润在华夏温暖的阳光里,它必然会感受到新时代的恩泽。

(参考文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遗址的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与考古》(第6辑),200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2期;宋大川、夏连保、黄秀纯:《金代陵寝宗庙制度史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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