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简介(千古“良臣”——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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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简介(千古“良臣”——魏征)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真正享有盛名的谏臣屈指可数。而在其当时受到朝野尊崇以致为后世楷模者,更是寥若晨星,唐初杰出的政治家魏征便是一位古今传颂的人物。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评价魏征:“贞观之治,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直谏,匡朕之危者,唯魏征而已,古之名臣,无人能及。”后代史家评价魏征:“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前代忠臣一人而已。”

千古“良臣”——魏征

魏征画像

魏征于公元580年生于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过早去世,年幼的魏征不会料理家业,家境很快衰落,全家清苦度日。而魏征落魄却胸有大志,发奋读书,长进很快,他又特例留心历代帝王兴衰之道。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即位,征敛苛虐,纵欲享乐,百姓灾难深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魏征为了躲避战乱,无奈地出家做了一名道士。公元616年,魏征看到隋朝气数已尽,毅然应邀投奔锐不可挡的瓦岗军,在元宝藏郡府中掌管文书,时年已经38岁。在此期间,魏征的文采被瓦岗军首领之一李密发现,立刻把魏征召到元帅府,升任参军记室。魏征有经国之才,尽管让他主管军中文书,魏征还是向李密进谏十项图霸策略,意图帮助起义军夺取天下。但刚愎自用的李密对魏征之言不屑一顾。魏征知道李密难成大器,便生离去之意。

后几经辗转,于大业年十四年十月,魏征来到长安投奔李渊建立的唐朝政权,但很长时间没有得到重用。当时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李密旧部也在山东一带占山为王,威胁着唐朝政权,魏征请求去安抚山东,李渊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秘书丞。魏征受命后,立即起身前往黎阳,劝说李密旧部李勣降唐。魏征在瓦岗寨时便同李勣交情良好,他在给李勣的信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李勣思谋良久颇觉魏征言之有理,遂归降李唐,并开仓运粮接济唐军。李勣一生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他随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方,两击薛延陀,平定碛北。后又大破东突厥、高丽,成为唐朝开疆拓土的主要战将之一。他出将入相,功勋卓著,被朝廷倚为干城,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历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司空、太子太师等职,累封英国公。

千古“良臣”——魏征

李勣画像

魏征首战告捷,又前往魏州游说元宝藏的军队归降唐军。当魏征由魏州回到黎阳的时候,恰逢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占领了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素知魏征文才,任命他为起居舍人。两年以后,窦建德被李世民击败,魏征逃至关中,被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恩礼有加。魏征深为感动,决心辅佐李建成早成宏业。但是,以政治家敏锐的目光,魏征清晰地洞察到,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屡建功勋;而李建成虽居太子地位,却无功绩,难以服人,将来谁能继承皇位,实难预料。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魏征对李建成建议道:“秦王李世民功被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功以镇服海内。”建议李建成趁窦建德旧部、毫无战斗力的刘黑闼反唐之际,以大兵临之,不仅可以兵到功成,同时可以增强太子威望。李建成欣然纳之,用魏征计策大财敌军。魏征帮助太子大立军功。

公元624年,唐统一天下。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尖锐。魏征屡劝李建成,欲图霸业必须尽早除掉李世民。尽管李建成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李世民机智过人,明察秋毫,李建成的所作所为均在其掌握之中。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趁其入朝不备之际,一举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牢牢掌握了军国大权。

千古“良臣”——魏征

唐太宗画像

李世民极善笼络人心,网罗人才。他素知魏征之才,想把魏征召在自己麾下,予以重用。在召见魏征时,李世民故作声色俱厉地问:“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使之为仇?”魏征坦然说道:“先太子若听我的建言,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人各为其主,当年管仲亦曾箭射齐桓公的带钩,难道有错吗?”对魏征的坦荡和胆识,李世民甚是赞赏,任命他为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庶务和文书。在李世民即位后,又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此后,魏征得以大展其才,协助李世民对唐朝的治国安邦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唐初的兴盛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河北各州县的部分党羽害怕被镇压,暗地串通,伺机起事。唐太宗听说后,欲以武力镇压,众谋士无不响应,唯独魏征有不同见解。他建议太宗不要计较前嫌,对这些人宽大为怀,尽量减少树敌,只有天下归心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祸患。唐太宗闻言有理,遂派魏征前往河北,实行安抚政策,并特地允许他便宜行事。魏征果然不负圣命,他来到磁州,恰逢官兵押送李建成的侍卫李志安和李元吉的护军李思行进京,魏征同副使商量道:“我们这次是遵皇命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去安抚他们。然而皇上命令刚刚下达,却又把李志安、李思行押解进京,这样言而无信,谁还相信朝廷的法令?安抚他们更是无从谈起。副使对魏征的看法很是赞赏同。他们当即释放李志安和李思行,此事很快传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余党听到后,疑虑顿消,河北不费一兵一卒而得以安定。

魏征返回长安后,李世民很高兴。作为新即位的皇帝,李世民希望励精图治,数次把魏征叫到卧室内长谈,访以得失。魏征素有经国之才,又喜逢知己之主,当然欣喜万分,他竭尽全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

千古“良臣”——魏征

长孙皇后画像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贤淑的长孙皇后怀着身孕在给李世民物色佳人,听说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容色绝姝,当时莫及。”于是就请求李世民下旨纳妃。被誉为同长孙皇后“鹣鲽情深”的李世民,很快将诏书拟就,当册使就要去郑家的时候,魏征查到这个郑女已经许配了人家,赶紧上书李世民取消纳妃。李世民只好下令停止。本来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但那些阿谀之徒不愿放过这个巴结皇上的机会。王珪等人上书说,既然诏书已经下了,郑氏也未必真有婚约,没有必要放弃纳郑氏为妃的计划。与此同时,与郑氏有婚约的陆爽唯恐圣上龙颜不悦,也上书说自己和郑氏并没有婚约,只是曾经有信物。刚刚死了心李世民的又心动起来,并试图说服魏征,但魏征还是不松口。因为李世民本来就喜好女色,玄武门事件中,他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却没有杀死嫂子郑观音和弟妹杨氏。后来李世民竟然把容貌极为美丽的杨氏纳入宫中,成为自己的妃子。尽管身上流着鲜卑人血液的李世民不把这种行为视为有违伦理道德,但在汉人知识分子心目中,却是有违人伦的原则问题。纳弟妹入宫刚刚一年多,又要纳已经有婚约的郑氏入朝,作为谏官的魏征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他甚至会认为,李世民是大唐的皇帝,不是鲜卑人的皇帝,大唐的皇帝应该遵循华夏民族伦理纲常。但魏征没有将此事升高到伦理道德层面说事,他委婉地说:“陛下您住在亭台楼榭里,就想到百姓有屋可住;您吃着膏粱之食,就会想到百姓也有可以吃的饭食;您看到自己身边的嫔妃,就想到百姓也有自己的家室。如今这位女子已有婚约,陛下要纳她进宫,岂不是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吗?陛下还是三思而后行。”太宗不得已才取消了诏令

千古“良臣”——魏征

房玄龄画像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房玄龄和王珪负责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唐太宗,称他们在考核处分官员时有不公之处。唐太宗接到举报后就命侯君集负责查证。魏徵劝道:“房玄龄和王珪均是朝中老臣,他们俩素来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他们所考核的官员也非常之多,其中难免有一两个人考核失当。我体察其情,他们绝不会故意有所偏私。假如您安排专人查证,找到他们的失当之处,那就说明他们不可信,朝廷怎么能继续让他们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以前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后,才开始表达不同意见。我认为这是想以此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则平白无辜地破坏了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至诚。听了魏征的建议,唐太宗对此事不再追究。

千古“良臣”——魏征

温彦博画像

魏征的一些建议,在有益于朝廷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权贵的利益,致使他们对魏征充满嫉妒和怨恨。贞观五年,为了除掉魏征,朝中有人诬陷魏征在朝廷安插亲信,结党营私。唐太宗即命温彦博去查办,结果并无此事。但温彦博向太宗奏道:“魏征无辜遭受诽谤,是由行为不检点引起,也应受到责备。魏征应当时常检点行为,远避嫌疑。”太宗听后,令温彦博责魏征要十分检点自己的行为。魏征对此并不认同,次日就入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臣协力治国,应该默契在心,形同一体,方成大业。如果置国事于不顾,专检点行为,远避嫌疑,上下都遵守这条法则,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听后当众认错。魏征又说:“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听了大惑不解,问道:“忠臣、良臣有差别吗?”魏征说:“稷、契、咎陶是良臣,龙逢、比干是忠臣。良臣,自身得美名,君主受显号,子孙世代相承,福庆传之无穷;忠贞的臣子,自己灾祸缠身被杀,使君主陷于昏暴,国破家亡,仅取得虚名。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太宗闻言道:“你不要违背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乃赐绢二百匹。

千古“良臣”——魏征

泰山刻石

经过唐初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国力逐渐强盛。贞观六年,有大臣上书皇帝,奏请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古代帝王登临泰山,祭祀天地的隆重典礼。“封”是帝王登泰山极顶筑坛以祭天;“禅”则是帝王在泰山南段的梁父山辟基扫除以祭地,主要意图是“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表明自己是皇天之子,受天命而统治天下,已经功成名就。其实,这种举动充斥着封建迷信,毫无意义可言,而一旦举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但此时唐太宗对自己政绩颇感满意,决定答应大臣的请求,而魏征认为不可。唐太宗于是召来魏征,责问道:“你不同意封禅,是因为我功业不高、道德不厚、天下不太平、年谷未丰,还是四夷未服?”魏征从容地说:“陛下功业虽高,但是百姓还未得到更多的恩惠;陛下道德虽厚,但是恩泽还未遍施于所有人;粮食虽有丰收,但仓廪仍然空虚;华夏虽已太平,但是百废待兴,财力还不十分充裕,不足以担负封禅大典的巨额费用。并且陛下封禅泰山,举国都要为之奔忙,荒山野坡都有人为之操劳,沿途尽是灌莽巨泽,进退皆为艰难,道路漫长,耗时费力,仅交通费用就非常巨大,假如遇上水旱天灾,就会遭到天下非议,后悔都来不及。”太宗最后听从了魏征的劝告,从而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盛世没有封禅泰山的皇帝。

太宗曾问魏征:“人生怎样做才算明智,怎样做又会昏暗呢?”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此,太宗向群臣提出:“朕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兼听广纳,使太宗减少了许多过失。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陕县丞皇甫德上书触怒了唐太宗,认为这是毁谤。魏征进言说:“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自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视为毁谤,谁还敢上书言事,请陛下仔细想一下,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觉得魏征说的有道理,遂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以资表彰。

千古“良臣”——魏征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葬于昭陵。长孙皇后入葬后,李世民对她思念不已,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一座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让魏征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清了,魏徵装作没看见,李世民顿时着急,问“怎么会没有看见,那就是昭陵啊!”魏征闻言回答说:“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 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

千古“良臣”——魏征

王珪画像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难道就应该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征进言道:“从古至今,亲王都位列三公之下。现在三品官员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让他们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节。求之于旧例,又没有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太宗说:“国家所之以立太子,是准备让他做国君,而人寿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太子不在了,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既然如此,怎么能不尊重我的儿子呢?”魏征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是嫡出长子,以此杜绝其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太宗只好同意王珪的奏言。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太子李承乾的嫡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太宗诏令天下在禁囚徒降罪一等,内外官职五品以上且子为父後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酺五日,大宴五品以上于东宫。太宗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即使古代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征两人。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员上封言事之机,上奏《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列举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千古“良臣”——魏征

长孙无忌画像

同年,李世民与群臣在丹霄楼饮宴,对长孙无忌说:“魏徵、王珪往昔在东宫为职时,尽心尽力侍奉其主,我从心里厌恶他们。但我能抛弃前嫌重用他们,以致有今日,也算无悔于死去的人了。然而魏征每次向我进谏,假如我不接受,无论我再发表什么意见,他总是不答应,这是为什么?”魏征答曰:“臣进谏,是因为觉得事情不对。如果陛下有些意见是错误的,而我表面违心地顺从了,那么只怕事情很快就要实行。”太宗听了,不禁笑道:“难道你就不能当面先答应下来,事后再找朕论谏,岂不更得当?”魏征说:“从前,瞬帝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有后言。如果我当面答应陛下,过后又谏,就是`退有后言’,这不是稷、契侍奉尧、舜的态度。”太宗听后大笑着说:“有人说魏征这个人粗鲁傲慢,我倒是很喜欢他的这种正直、朴实的性格。”魏征起身拜谢道:“臣所以敢犯颜进谏,完全是因为陛下引导的结果。如果陛下不能接受臣的谏言,臣又怎么屡犯龙颜呢?”

魏征在这里似乎是奉承太宗,有拍马溜须之嫌。事实上,他揭示了封建集权社会中,君臣之间的真实关系。在那个时代,封建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皇帝本人没有虚心纳谏的雅量,不论谏官多么正直敢言,也不论提的建议如何利国利民,只要违背皇帝的意愿,他不仅不听,甚至随时把犯颜直谏的谏官打成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这样的例子历朝历代史不乏书。即使时过一千多年,社会变得自由平等了,拍马溜须仍是官场的常态。

魏征诤谏具有独特的风格,能够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善于运用史实作论据,以理服人。他的态度刚直诚恳,语言却尖锐激切,甚至据理力争,不给人留任何情面,即使遇到太宗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征仍能做到神色不移,毫不畏惧,以致有时触犯了唐太宗的尊严。一次,太宗罢朝后,余怒未消,气冲冲地说:“我迟早非杀掉这个乡巴佬不可。”长孙皇后听了太宗发的牢骚后,于是“朝服进谏”。此后,太宗更加敬重魏征了。

贞观十七年正月(公元643年),魏征病入膏肓,势将不起。太宗亲自前往探视。太宗看到魏征所居宅邸非常寒酸,宅中连正室也没有,立即下令停建宫中小殿,用这些材料为魏征营构正室,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完工。与此同时,太宗派遣太医诊断病情,赐予良药,所派之人以致“相望于道”;命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一有最新消息,立即禀报;赏赐魏家朴素的布帛、被褥,之所以朴素,不是因为太宗小气,而是由于魏征崇尚简朴。

更能说明君臣关系的是,李世民两次亲自到魏家探视病情。第一次探视,屏退左右,两人整整谈了一天,具体说了什么,只有他们知道。第二次探望,是在魏征病故的前一天,这次李世民还带来太子承乾和的衡山公主,为了使魏征心情好些,免去后顾之忧,李世民当场指婚,许诺把年仅九的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魏叔玉,并对魏征说:“公强视新妇”,魏征卧床不起,不能谢恩,场面令人动容。

然而,这些眷顾都无法挽回魏征的生命,没过多久,魏征病故。噩耗传来,李世民罢朝五日,命令九品以上官员赴丧,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准备举行隆重葬礼。但魏征妻子裴氏说:“征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征志。”李世民以为然,就用素车运送魏征灵柩。眼看灵车缓缓向昭陵驶去,李世民登上苑西楼,“望哭尽哀”。为表达思念之情,他亲自撰写碑文,墓碑之上所书之字也由太宗亲自书写。李世民一生只为两个人撰写过碑文,一个是长孙皇后;另一就是魏征。

但令人遗憾的是,魏征死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根据《新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曾经推荐杜正伦、侯君集,说他们的才能可以任宰相,结果正伦以罪黜,君集坐太子李承乾谋逆受诛,朝中的小人遂指他们为阿党;又说魏徵曾经抄录前后谏争语出示给史官褚遂良。太宗更加不悦,于是停撕毁了魏征之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并推倒所立之碑,人们所看到的魏家也衰败了。

千古“良臣”——魏征

魏征墓碑

两年以后,辽东会战,唐军尽力死战,方才击败高句丽,且死伤众多。回师途中,太宗怅然,又想起了魏征,说:“如果魏征还在,我还有这次征战吗?”遂即召其家属觐见,赐劳魏征妻子和儿子,以少牢之礼祭祀其墓,重又立碑,恩礼超过以前。但碑上没有再刻字,想必是留待后人评说。但不论怎么评说,魏征侍奉李世民十几年,直言进谏,推行王道,辅佐李世民共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都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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