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揭开康乾盛世的历史原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历史上有公认的三大盛世，即汉之汉武盛世、唐之开元盛世、明之永乐盛世。然而有一所谓“盛世”被某些专家在百家讲坛上吹得震天响，被近年来的影视剧一再粉饰、长期霸屏，但却经不起任何历史检验，更是早已被西方史学界揭穿真相，这便是所谓的满清“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这一提法，出自民国初年满清遗老编纂的《清史稿》。《清史稿》由于极力为满清歌功颂德、仇视辛亥革命，被民国政府列为禁书，历届民国政府都不予承认其正史地位，因称之为“稿”。自民国以来，学者对满清都持猛烈批评态度，且史学界普遍认为“康乾盛世”不过是满清御用文人和满清遗老叫出来的。这个“封建时代最后的盛世”得不到后世史学家的公认。
在这里，有必要追根溯源下满清统治者与明朝的关系。清太祖努尔哈赤原系建州女真，其先祖猛哥帖木儿、董山等被大明封为都督佥事和都督。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八年(1375年)，改定辽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洪武末年，明政府三次向东北地区进军，建立了对斡难河域的管辖。永乐七年，明朝在斡难河、黑龙江，嫩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格林河、松花江、享滚河等流域共设一百三十个卫所，任命了大批女真头人为指挥使、指挥佥事、千户和镇抚。永乐七年，又在黑龙江口的特林地方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正统十二年(1447年)，共有一百八十四卫和二十个所及五十八个地面(城、站)。万历时期，女真卫所增至三百八十一卫及三十九个千户所(地面、站、寨)，分设在西起鄂嫩河，东辖库页岛，北达乌第河，南濒日本海，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明朝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由此可知，满清先祖努尔哈赤，并非是什么独立政权的君主，而是明朝辽东巡抚辖属的“建州左卫都督”和“龙虎将军”，是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员。
《明实录》关于女真卫所的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有着详细的叙述，充分证实了所谓东北为满清嫁妆论的荒谬无知，也颠覆了所谓满清奠定现代中国版图的荒谬无知论。现代中国的版图是中华历朝历代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一枪一弹打出来的。
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满清统治者，被沙俄驱赶迁至明朝东北地区，被明朝政府收留，明末趁内乱入关，占据华夏河山。入关后，为维护对华夏民族的统治和奴役，在政治上高压、思想上奴化、经济上闭关锁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压，明朝“隆庆开关”以后近百年的对外开放格局被彻底破坏，明朝中后期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西学东渐被彻底打断，明朝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彻底扼杀。
满清康乾时期虽然社会经济有一定恢复，人口数倍于明朝，然其人口猛增的根本因素是得益于明末引进的番薯等农作物被推广种植。实际上，在满清康乾统治顶峰时期，依然与明末有巨大差距。
明万历末，中国耕地总数783万顷。而满清顺治16年，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直到乾隆31年，中国耕地总数达到741万顷，才接近明末水平。至于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20年所谓“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所谓“康乾盛世”都远逊明朝末年，更别提明朝中前期了，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思想禁锢和文化压制，大兴文字狱。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时文字狱30多起，雍正时文字狱20多起，乾隆时文字狱更是高达150多起。文字狱是满清统治者为了禁锢思想、巩固统治所犯下的泯灭人性的罪恶，在士人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不敢发表任何论述，生怕一不小心就跌入文字狱的深渊，被砍头和株连九族。在满清残暴的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遭到了空前残酷的摧残与扭曲。
康熙时，下令禁止公开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1715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也禁止了相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策问，都已禁止涉及天文、乐律和计算方法。满清社会无知无能和愚昧的种子，就是所谓“千古一帝”康熙一粒粒播下的，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
乾隆38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各地查缴禁书更高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再看看西方人印象中的所谓“康乾盛世”。乾隆59年，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记载满清中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 …很多人没有衣服穿… …军队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极度贫困落后的景象。”
“清初蜀中三杰”之一的唐甄，在康熙40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由此可知，“康乾盛世”根本是子虚乌有，实则是中华文明在满清时期陷入历史最低谷。所谓“康乾盛世”根本不存在，反而应称之为“贫困之世”“奴化之世”“没落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