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1952年10月生，西安市人，1982年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7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致力于经济运行机制、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和企业问题研究，先后出版《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失衡经济学导论》等著述十余部，发表论文四百余篇。最近，魏杰教授企业问题系列论著《企业战略选择》、《企业制度安排》和《企业文化塑造》由中国发展出版社推出后，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1000多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大军，就业需求旺盛。但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力量明显减弱。有人说，铁饭碗正成为“过剩年代”最为紧缺的物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增加就业的出路何在？为此，记者日前走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

    不应过度夸大就业问题的严重

    记者： 就业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有人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许多非经济学界的学者也纷纷撰文对下岗和再就业问题表示关切。您多年来致力于企业和就业问题研究，能否谈谈您对当前就业形势的判断？

    魏杰： 就业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是自然的。在我国经济的转型中，关注就业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不能过度地夸大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错，近几年就业机会的确比前些年减少了。但在评价目前的就业形势时，也要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隐形就业的人数也在增加，例如非单位就业，非组织就业。我们知道，诸如家庭雇佣保姆、个人雇佣秘书等，并未在公开就业的人数中显示出来；个人健康顾问、个人法律顾问、个人投资顾问等现在也很多。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隐形就业的机会更多。事实上，这种隐形就业也是就业。所以，不能因为公开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放慢，就过度地夸大就业压力，而应该看到新形势下有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就业问题新的评价指标体系。

    记者： 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等因素的制约，部分下岗人员再就业越来越难，这些人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要求政府为自己解决就业问题？

    魏杰： 当人们能够从政府手中比较容易地获得就业机会的时候，他就不会向市场要了，因为向市场要就业机会，是要付出艰辛的。我认为，在就业问题上，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引导人们向市场要就业机会。农民的就业并没有过多地依赖政府，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也并没有完全依赖于政府，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当人们向市场寻求就业机会的时候，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不能形成这样一种倾向：谈判能力强的阶层可以比较容易地从政府手中获得就业机会，而谈判能力差的阶层则无法从政府手中获得就业机会。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不好的倾向，即：大家都向政府要就业机会，而不是向市场要就业机会，因为向市场要就业机会要比向政府要就业机会困难得多，但实际上只有向市场要就业机会，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的高效发展。

    为扩大就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记者： 政府在引导人们就业观念转变，鼓励人们向市场要就业机会的同时，在管理方面如何更有利于创造社会就业？，

    魏杰： 一般来说，为了增加就业机会，政府应该放松管制。对我国来说，更应注重这一点。为扩大社会就业，我国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企业审批制度、税收制度等，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减少政府行政的过度干预，为扩大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增加社会就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对企业控制得过死，就会导致企业成本过高，限制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就业机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应该放开的投资领域，我们却迟迟没有放开。另外，有的企业对社会贡献主要是提供就业机会，缴的税并不多，例如劳动密集型企业，应该实施税收差别政策，以利于增加社会就业。对政府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税收和就业机会，只要能提供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政府应该扶持的企业，至于企业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并不重要。

    记者： 为解决就业问题，一些地方提出把再就业数量作为评价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有的城市甚至提出“腾笼换鸟”，就是有意地减少外地人员及民工，以便让当地人就业。这是否合理？

    魏杰： 政府对就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不同意把再就业数量作为评价政府政绩的指标，更不同意“腾笼换鸟”，不能排斥外地人员在本地区就业。评价政府对于就业问题贡献的标准，应该是对就业机会的创造，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应做的事情，至于是哪些地区的人就业，则是就业者之间的选择和竞争问题。应防止因为就业压力而加大清理外地人员及民工的倾向。

    记者：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失业者或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一直是人们努力的目标。但不少企业反映，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缴纳的水平太高，他们宁可增加在业人员的奖金，也不愿多雇佣员工，这似乎又影响了增加社会就业？

    魏杰： 我国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保障的水平不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国家的国力决定的，因而不能离开国力谈社会保障问题。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不可能把社会保障水平提得很高，尤其应该看到，若社会保障水平定得太高，势必会影响到就业机会的增加，因为有的企业会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缴纳而减少就业机会。

    增加就业的重要路径是大力发展服务业

    记者： 近年来，各种媒体上的招聘广告比比皆是，但人们还是普遍感到：找工作难，找个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我想，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国产业结构近年来已明显开始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在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相关知识或技能不足的人对新的就业职位不敢应聘。从增加就业角度，当前是不是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魏杰： 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标志。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会带来就业机会减少，但我们不能因为就业有压力就延缓这种产业升级。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就业的一个重要出路，是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的发展来弥补因为产业结构转型所引发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弊端，从而保证社会稳定。

    记者： 我想你所说的服务业不会只是餐饮、家政等传统意义上的服务业吧？

    魏杰： 当然不是。事实上，服务业包括四个方面：产业服务业、企业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业。这四种服务业在我国有巨大的潜在需要。例如产业服务业需求就很大，那些从石化产业中剥离出来而上市的生产型石化企业，需要有专门为其服务的企业，而那些在重组中分离出来的石化续存公司，恰恰是具有专门为生产型石化企业服务的功能，因而石化产业的产业服务要求，为石化服务业创造了极大的就业机会。又例如，企业有着咨询、培训等方面的巨大服务需求，会创造很大的就业机会。再例如，家庭需要有健康服务、日常家庭生活服务、家庭教育服务等需求，个人需要有工作性服务及生活服务需求等，这些都创造了很大的就业机会。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解决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

    记者： 发展服务业，受益的可能是城镇居民，而这些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大多都在城镇，广大农村能否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魏杰： 总的来看，广大农民并不是消费已经达到了饱和，而是还有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因此，为了推动生产，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应该提高农民的收入，尤其是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可以说，解决农村问题，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我们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以及全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一环。在我国这样一个还未完成农村向城市化转变的国度中，农村城市化建设对减轻就业压力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积极财政政策应注重对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支持，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农村城市化的建设。同时，我们应该调整对农业的补贴方式，使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真正能够流入农民的手中，从而推动农村的城市化进程，最终为农村和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 说到提供就业岗位，人们一般想到是投资办工厂、开公司、搞建设等，事实上，一些非营利性机构也可以提供就业。比如，有的学者筹到一笔钱创办研究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却能提供就业机会。

    魏杰： 所以，从增加就业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支持非营利机构的发展。我认为，只要遵守国家法律，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创办非盈利机构。事实上，我国现在虽然还很穷，但是也有些富有的人，这些人为了追求某种社会目的，愿意以慈善的方式向有关非营利机构捐赠，这是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的。因而对于这些捐赠者应该适当免税，同时允许和鼓励非营利性机构的发展。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目前人们的基本行为，但是在人们追求的利益中，也有非经济利益，有的人在基本的经济利益满足之后，会更多地追求非经济利益，因而应允许非营利机构的发展，这些非营利机构是会创造应有的就业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