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有很多不世出的英雄豪杰，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是怕一种老鼠——社鼠。这是有历史记载的。中国权谋学的第二号宗师——韩非子（第一号是老子，第三号是孙子），他写了一本书《韩非子》，里面记载了这样一则典故：

　　桓公问管仲曰：“治国何患？”对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涂之，鼠因自托也。熏之则木焚，灌之则涂毁，此所以苦于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则为势重以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谩侮，蔽恶以欺于君，不诛则乱法，诛之则人主危。据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执柄擅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

　　齐桓公，春秋五霸的头一号人物。管仲，春秋时期的大人物，其帮助齐桓公奠定了霸主的基业。而他也是古代政治家中，少有的理财高手，把齐国弄得很有钱，齐桓公国库里总是满满的。

　　据韩非子的记载，齐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最害怕什么呀？管仲告诉他，最怕社鼠。社鼠是什么鼠，这么厉害？社，是古代的祭祀的场所，有很多冷猪头、冷馒头，装修也不错。可惜，社里面的老鼠也多——社鼠。这帮老鼠很难对付：用火烧，很可能把社里的木梁也烧了；用水淹，又怕把墙上涂的东西泡坏了。不用说，一个国家、一个机构、一个企业里，要是有几个社鼠，估计就要“一颗鼠屎弄坏一锅粥”了。

　　看来，社鼠的可怕，并不在于它牙齿多厉害、繁殖能力有多强、跑得有多快、耳朵有多尖，而在于它无形之中，要挟了“社”这个大大的人质。《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围〉里面，有一段典故。曹操和汉献帝一起出去打猎，曹操用汉献帝的弓箭射中了一头鹿，群臣光看了弓箭，以为是汉献帝射中的，都祝贺“万岁”，没想到曹操却跃马上前接受“万岁”的赞誉。关云长火气大，想上前杀了曹操这个权臣，结果被刘备拦住了。刘备的理由就是“投鼠忌器”——为了砸痛一只老鼠，打烂一堆名贵瓷器，未免不大划算。其实，估计刘备忌汉献帝这个“器”是其次，忌自己的“器”才是首要。

　　其实，这并不能全怪社鼠，究其根源，可能还在“器”、“社”的身上。也许有人问：为什么不养猫？其实，对于国家、企业来讲，所有的皇帝、老板都未尝没想过养猫，而且养的猫还很多。可惜，有时候，常常是猫养得越多，麻烦越大，最后猫反过来成了最麻烦的事情。原来，所有的老鼠都是由猫变来的。

　　举两个例子，看看猫是如何变成老鼠，再变成更高一层社鼠的。宋朝的时候，地方上有州，也有比州更低一级的县。我们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来的皇位。他特别注意吸取唐朝末年、尤其是五代十国的地方上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烂摊子。在他眼里，估计这些藩镇、地方官、包括他自己，都属于让皇帝头疼的“社鼠”。

　　宋朝开国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把地方实力派、中央实力派的权力都给收了。那么，地方上的州、县，派谁去管呢？赵匡胤采用了一个土办法：他从中央派文官去治理，比如李三，他是中央某部的官员，这个官职照当，但派他去某个州、某个县临时管理，这叫“知州”、“知县”。赵匡胤的用意是，这样一来，这些知州、知县定然不会成为尾大不掉的地方实力派。在他眼里，这些知州、知县是他派到地方上去的猫。可是，久而久之，这些“猫”，渐渐地也变成了老鼠。

　　另一个例子，是明朝。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现在听人仍然有点毛骨悚然的特务机构，都是明朝朱家皇帝养的猫，数量最大、权力最大，可是，这几大特务机构，后来都成了咬烂大明王朝这栋大厦的硕鼠。看来，民间小偷小摸、鸡鸣狗盗的田鼠并不可怕，在庙堂之上、公司高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社鼠才可怕，而由猫变来的鼠，则是害中之害。

　　那么，既然养猫也不能解决问题，难道就任由社鼠逍遥下去吗？办法倒不是没有，只可惜没有几个老板肯用。所有的老鼠，最怕四个字“光天化日”，只可惜，老板们常常也不太喜欢“光天化日”，因此，社鼠们估计还得逍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