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寻找“北京人”
寻找“北京人”
“北京人”的故乡在今天北京西南约50公里处的周口店龙骨山。周口店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一条铁路蜿蜒而来，把小镇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镇的东南是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西面和南面却是绵绵群山——太行山脉的一部分。龙骨山就坐落在其中。不过龙骨山没有太行山的“巍巍雄风”，它只是一座馒头形的低矮小山。山上盛产石灰石，相传从宋代起就有人在此开山烧石灰。烧石灰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行业之一。
石灰岩容易被地下水穿通，形成一个个洞穴和裂隙。在这些洞穴和裂隙中，又藏着许多珍贵的动物化石。“北京人”的化石也藏在洞中。当地的老百姓把化石叫。“龙骨”，挖到了龙骨就卖给中药店作药材，家家户户也大多藏一些以备自用。也许“龙骨山”就是因此而得名的。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在山上烧石灰，挖龙骨，“北京人”则默默地静躺在某个洞穴的深处，世事的变迁与他全然无关。
然而科学的进步执意要请出人类的这位祖先。
19世纪后期，达尔文的“进化论”已普遍被人们接受，“人猿共祖”的论断也已深入人心。科学家们急于要用人类的化石来证实人类进化的历史。
1891年，荷兰人杜布尼在爪哇发现了原始人类的头盖骨和腿骨化石，起名“爪哇猿人”（俗称“爪哇人”），由于头骨带有很大的原始性，人们不敢相信杜氏的结论。20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施洛塞尔教授从一包中国带去的“龙骨”
中发现了一颗很像人的牙齿的化石，但是他也不敢贸然断定为人的牙齿。这颗牙齿却引起了另一位科学家——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教授的兴趣和注意。
1914年，安特生应北洋军政府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这给了安特生收集中国“龙骨”的机会。1918年，有人给他看一包“龙骨”，并告诉他这是从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上采到的。安特生闻讯立即赶到鸡骨山去考察了2天。1921年，奥地利青年学者师丹斯基来华，准备与安特生合作研究中国的古动物化石，安特生把师丹斯基带到鸡骨山，准备发掘那里的化石。就在这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而又热情好客的农民，对他们说，我带你们去离这里不远的另一个地方采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他们来到了龙骨山。第一天他们就采集到了肿骨鹿的化石。在采集过程中，安特生发现地层的堆积物中有一些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心想：用它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它们会不会被我们的老祖宗用过呢？他转身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师丹斯基在龙骨山挖了几个星期，后来又来挖了一次，带了许多化石回国，但没有发现人类的化石，只有1颗“可疑的”牙齿，师丹斯基没敢把它说成是人的牙齿，只好说是类人猿的牙。但是5年以后，师丹斯基在重新整理化石时，又发现了一颗“明确的”人牙。于是一切都清楚了，他竟发掘到了两颗人牙。可是师丹斯基仍然小心谨慎，他在结论“真人”
的后面又加上了一个问号，成为“真人”？但是安特生与他完全不同，此时恰遇瑞典皇太子访华，于是安特生借欢迎盛会之机，向外界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消息立即引起震动，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将信将疑。安特生的朋友、英籍加拿大学者步达生 （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在他的论文中高兴地说：“早期人类在亚洲东部存在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猜测了。”
不过仍有不少人因为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而不敢苟同步达生的意见。但是在龙骨山发现古人类牙齿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重视的，于是一项旨在进一步发掘龙骨山的计划便紧锣密鼓地出台了。
1927年初，在步达生的提议和联络下，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规定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研究基金，双方合作，用2年时间共同系统地发掘周口店 。协议书还规定，发掘所得的一切化石标本和文物都归中国所有，不得运出中国。
该年春季，发掘计划付诸实施。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时局动荡，周口店也时常可闻隆隆炮声。由中外科学家和工人组成的野外发掘队不顾一切，开始了寻找“祖宗”的战斗。第一年成绩斐然，共获得500多箱化石材料，瑞典占生物学家步林找到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据步达生研究，这是一颗成年人的臼齿。据此，步达生提议，把新发现的化石人种定名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black and zdansky”中文直译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名“北京人”。这就是“北京人”名称的由来。1928年，也挖到了500多箱化石材料，发现了2块“北京人”的右下颌骨，其中的1块还连着3颗完整的臼齿，但仍然没有找到头盖骨。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原定的协作计划即将到期，为了使发掘和研究工作能够继续下去，1929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地质、古生物和古人类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即今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为了彻底弄清化石的蕴藏情况，研究室买下了龙骨山的永租权。但是发掘结果却不那么令人兴奋。
1928年底，发掘队遇到了坚硬的石层。这一层是“北京人”居住的山洞的洞底，里面化石稀少。许多人认为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其实，这并非真正的“底”，人们后来才知道它是一个含化石的灰烬层，硬而难挖，化石又少。但如放弃发掘，又觉可惜。当时进退维谷的窘境犹如裴文中教授所讲的：
“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于是从1929年以后，一些人陆续离开了龙骨山。山中发掘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他就是裴文中先生。
裴文中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8年开始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年仅24岁。
1929年春天，杨钟健（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和步达生（研究室名誉主任）等人向裴文中交待完工作，也离开了龙骨山。热闹的发掘队似乎一下于变得冷清起来。裴文中在艰难困苦之中，顽强地指挥工人挖掉了硬石层，一直把发掘工作坚持到12月初。12月的龙骨山已经很冷了，天上下起了小雪，按惯例该停止野外工作了。但是由于没有重要发现，裴文中仍不肯死心，又咬牙坚持了2天。
12月2日，在开挖地点的北部，发现了一个很深的小洞，钻进去一看，哇，里面化石很多。裴文中很高兴，拿起绳子系在腰上，让工人们攥着，也下洞去看。看完又让工人把他拉上去。他一边上洞，一边用手电筒照看着洞壁。突然，一个圆圆的，黑黑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天色渐黑，寒风摇曳着洞边的枯草，洞中传出一阵阵低闷的锤镐声，相比之下，洞口显得十分安静。裴文中叫工人把洞口扒得大一些，探下身子仔细一瞧：“那是什么？是人头！”一声惊呼脱口而出，清清楚楚地传入在场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立即有许多颗脑袋聚拢起来朝下观望，果然是人头！
一个“北京人”的很完整的头骨——大家盼望已久的东西终于露面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抑制不住的激动神色。“北京人”的头骨只露出了一半，还有一半埋在坚硬的沙土之中。马上把它挖出来，还是等到明天再挖？天色已晚，马上挖会不会损坏头骨？不挖，还要等10几个小时，会不会“夜长梦多”？裴文中的脑于飞快地转着，决定着如何办才好。挖！他抑制不住喜悦的煎熬，决定连夜把头盖骨挖出来。本来洞内挖掘，点汽灯照明，但是那个洞实在太小了，工人们只好点上蜡烛小心地用镐刨。四周的土慢慢地掏空了，可头盖骨还是不下来。裴文中只好拿起撬棒，准备把它撬下来。铁撬一使劲，头骨的一部分被震裂了。裴文中好不懊悔。还好，头骨只破了一点点，过后一粘接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头骨，一点儿也不影响研究。裴文中从裂缝中窥见
“北京人”头骨的厚度——比现代人的头骨可要厚多了。
头骨被带回驻地后，裴文中仍然沉浸在喜悦之中“晚上我没有吃好饭，因为太高兴了。”他马上给北京写信，并派专人去寄信。后又担心信太慢，就又打了个电报过去。但是在北京的人却不太相信这是真的，甚至还有人说，裴文中不认识“人”！事后，裴文中感到好笑，天大的喜讯突然而至，有时反而使人怀疑其真实性来了。北京方面命令立即将头骨送回。刚挖出的头骨很潮湿，一碰就碎，必须马上处理才行。裴文中带领工人连夜生火烘烤，干了以后糊上几层厚厚的棉纸，再抹上石膏，糊上麻袋片，重新再烘，直到石膏干硬。忙了整整一夜。12月6日，裴文中用两床棉胎包好头骨，外面再裹上毯子，用绳子捆牢，这才带着它坐上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顺顺当当地把头骨送到了研究室。
头骨直接送到步达生的手里，由步亲自修复。12月8日，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特别会议，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和新闻界的朋友参加，宣布裴文中的重大发现。不多久，消息传遍世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证实了“爪哇人”的存在，使关于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着过渡类型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北京人”头骨的发现也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
1930年以后，发掘“北京人”的工作开始向另一个高峰攀登。裴文中教授后来回顾说：“在1927年以前，龙骨山的挖掘工作，是古生物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动物骨骼的化石。1927年至1930年的工作是人类学的，即目的在于挖掘人类的化石。1930年的工作，除了发现人类化石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石器，发现了北京人用火的痕迹。从此而后，龙骨山上的工作就成了考古学的范畴。”
最早把龙骨山上的脉石英碎片理解为“北京人”的工具的人是安特生。
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想，并未得到证实，也未被后继的发掘、研究者所重视。
裴文中在发现头盖骨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块具有打击痕迹的石英块，后来又从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很多类似的石块。他把这些石块收集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它们是“北京人”使用的工具。这个结论开始也不为人们听信，1931年法国史前考人学权威布日耶教授访华，证实了裴文中的结论。这一年，在“北京人”遗址发现了两处含有丰富石英的地层。这时，龙骨山上又来了一位年轻人，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教授的贾兰坡先生。贾兰坡对北京人的研究就是从发掘石器开始的。现在人们已经从“北京人”的老家挖出了数以万计的石器，数量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类化石地所没有的。在“北京人”制造的石器中，以石片石器为主，石核石器不多。其中有“砍斫器”（用来砍伐木材等）、
“刮削器”（用来切割兽肉等）、“尖状器”（用来剥割兽皮等）。
“北京人”用火的痕迹，人们其实也早已看到了——那种松软的黑色物质。但是谁也没有真正将它与“北京人”的用火连在一起。直到1930年才有人把它送去化验，结果这种黑色物质被证实为“炭”。现在，人们不仅发现了北京人使用过的灰烬、炭块，还发现了被烧过的骨头和石块。“北京人”
遗存的灰烬都是成堆的，这证明“北京人”已有了不使火向外蔓延的管理火的能力。
工具和火的使用这两个事实，雄辩地证明“北京人”不是猿类，而是已经形成的人。
1933年到1934年间，由于山顶洞被发现，野外发掘的主要精力被吸引过去，从中找到了晚于“北京人”的“山顶洞人”，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期古人类化石的空白。山顶洞的发掘告一段落，大家又回过头来继续寻找“北京人”。这时，裴文中先生准备赴法国留学，渐渐脱离龙骨山。山上的发掘工作交给了贾兰坡负责。
发掘在继续，不断有化石出现。可是贾兰坡仍有“山穷水尽”之感。原来每天挖出的化石只见数量增多，不见质的改变。虽然也有人的牙齿或颌骨出现，但一直没有头盖骨。贾兰坡试图扩大发掘范围，他东奔西找，寻找“新大陆”，结果一无所获。1934～1935年就是在这种单调、枯燥的发掘中度过的。贾兰坡有着执著的追求，旺盛的工作热情和顽强的意志，这才使他熬过了艰难的2年。
1936年初夏，情况出现转机。6月，挖到了猕猴的化石。过去都是先见到猕猴化石，再发现“北京人”遗骨的。这次能否应验呢？果然，不久就挖到了“北京人”的牙齿，还发现了几块碎小的头骨！一看到这些东西，在场的人似乎都被注入了生气，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可惜雨季接踵而来，发掘只得暂时中止。
再次开掘是该年9月。一开始就发现石器。10月上旬，在一个面积不大的范围内，集中出现了约40个肿骨鹿的下颌骨，过去从未有过，情况有些反常。10月下旬，技工刘二挖到一块保存完好的“北京人”下颌骨，贾兰坡眼尖，立刻过去用钢钩小心地挖出。大家信心倍增，每天都在希望能有重大发现。可是转眼秋季即将过去。
11月14日，天气开始变冷，晚上还下了一场雪。11月15日是星期天，上午9时天才开始放晴，贾兰坡抓紧时间工作。他一点儿也不敢疏忽，在挖掘现场巡视不停。9时半钟，他从5米开外一眼看到技工张海泉正往筐里装一块碎骨片，心里陡然一惊：这不是头骨的一部分吗？赶紧上前，稍一端详，立即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于是马上采取紧急措施，将周围6平方米作为特别区域，调来3位技艺高超的发掘能手通力挖掘。不一会儿，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耳骨、眉骨、枕骨等相继露面。头骨埋在松软的砂土之中，可大伙儿直到中午才把它们全部取出。然后分装在二只荆树条编成的小筐中，小心翼翼地捧回驻地。晚上，贾兰坡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将破碎的头骨烘干、粘接、修复好。就在这天下午，距上午挖出的头骨1米之遥，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也破散成好几块。由于当时天已暗下来了，贾兰坡怕看不清挖坏了头骨，决定到第二天再将它们取出来。为了防备万一，当夜派了6个人守卫现场，规定6米之内禁止入内。第二天，将第二个头骨完整无损地挖了出来。
11月17日，贾兰坡带着第二个头盖骨返京（头一个已先行送回）。11月24日，消息对外发表，再一次震动了世界。 11月25日，夜里又开始下雪，一直持续到26日凌晨。一早起来，天气晴朗，贾兰坡8时半开始工作，9时，竟然又发现了第三个头盖骨，而且这个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样破碎，保存得相当完整，连部分鼻骨、眼睡骨等都有。这时，头盖骨出土的消息早已沸沸扬扬，贾兰坡怕有闪失，当即将头骨修复完毕，连夜送回北京。
在短短两周之内，连续发现3个头盖骨，实在令人激动不已。12月19日，中国地质学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报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任魏敦瑞 （著名美籍德国人类学家。原名誉主任步达生已于1934年病逝）在报告中说：“中国猿人为最原始的化石人类……完全可以用来解决爪哇猿人的问题。爪哇猿人很久就被认为是大长臂猿的化石，但因头骨的性质与中国猿人相同，由此可见爪哇猿人并非他物，即与中国猿人相类的一支人类。”“关于中国已有的中国猿人材料，如头骨、下颌骨和牙齿等，实在是最完善、最优美的采集。只是四肢骨骼始终未能找到。”这在当时确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不过，1951年贾兰坡在整理标本时，认出了北京人的一段肱骨 （上臂骨）和一段胫骨（小腿骨），弥补了研究的缺陷。“北京人”
的上肢已接近现代人，下肢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性，平均脑容量为1059毫升。“北京人”的这一些特征证实了“劳动创造人”的伟大真理。
寻找“北京人”在1936年达到了高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寻找“北京京人”的工作被迫中断。更惨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标本竟然在美国人手中弄得下落不明！原来，“北京人”化石标本一直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的保险柜中，1941年以后，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北京人”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安全起见，决定将“北京人”转移到纽约自然博物馆去——尽管这是违反协议的。于是“北京人”被分别装入两个大木箱中，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押运。
途中，“珍珠港事件”爆发，运送“北京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在秦皇岛被截。从此，“北京人”下落不明。战后，经多方查找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全国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下，又重新开始在龙骨山挖掘“北京人”的遗址。又发现了5颗牙齿、一个相当完整的下颌骨和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而且，科学工作者还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北京人”的“兄弟姐妹”。结果，在陕西蓝田和云南元谋，发现了和“北京人”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蓝田人”和“元谋人”。
no.2 寻找“蓝田人”和“无谋人”
寻找“蓝田人”和“无谋人”
“蓝田人”的发现是在1963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一批科学家到陕西蓝田地区考察古地质和古生物。当这些科学家行至距蓝田县城16公里的公王村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科学家们只好走进路边的一家小商店，一边躲雨，一边与村民闲聊。聊着聊着，话题扯上了“龙骨”，村民们听说北京的科学家是来找龙骨的，马上热情地告诉来自远方的客人，公王村背后的公王岭上就有许多龙骨。科学家们一听，当即决定不走了，就在公王岭上挖。短短3天，挖了5箱化石回去。回北京重作准备后，第二年科学家们又来了。这一回是大规模发掘，贾兰坡先生也来了， 住在蓝田县城。可惜天公不作美，哗哗地下着雨。5月22日，两位年轻人冒着大雨急促地朝县城赶去，一头撞进了贾兰坡先生的住处，摸出一个纸包交给贾先生。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颗人牙化石，它是在一大堆动物骨骼的化石上面被发现的。有牙齿就可能还有其他猿人身上的东西。在场的发掘队员们都很激动，真想把这一大堆的化石全部打开看个明白。但是考虑到恶劣的气候很可能会破坏其中的国宝，只好忍住急切的希冀的心情，把这一大堆足足有800多千克重的化石整块地装入一个大木箱中，运回北京。经过2个月的室内整理，专家们从中找到了猿人的2颗牙齿、1块上颌骨和1个头盖骨。
1965年，几个青年地质工作者到云南元谋县考察，经一位牧羊老人的热心指点，他们在上那蚌村的山沟中，发现了“元谋人”的2颗门牙。年轻人欣喜若狂，立即拿出水壶，以水代酒，庆祝这意外而又重要的发现。
“蓝田人”和“元谋人”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中国是人类的诞生地之一。
今天，在“北京人”遗址中，总共已发现了150多颗牙齿、6个头盖骨和一些肢骨。还发现了几万件石器和用火的痕迹，还有大量的动物化石。这些珍贵的化石标本告诉了我们人类童年的历史，是我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珍贵财富。
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前。
蓝田人距今65～80万年前。
北京人距今23～70万年前。
达德拉尔特·阿卡库斯石窟画
达德拉尔特·阿卡库斯石窟位于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
在这个多石高原上发现了数千件雕刻和石窟画，向人们展示了从公元前12000年至公元1世纪之间截然不同的绘画风格。这些绘画反映了当地动物和植物随着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深刻演变，刻画了在当地繁衍生息的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
达德拉尔特·阿卡库斯高原在加特城东的菲桑，是一片面积为250平方公里、现已荒芜人烟的广阔山区。
从1955年起，在法布里西奥·莫里和保罗·格拉西奥西等专家主持下，意大利—利比亚联合科学考察团清点了百余个石洞，发现了数百幅雕刻画和数千幅绘画，以及许多石制和陶制物品。这些不同时期的绘画和文物以不同的风格向人们展示了由于气候的演变而使当地物种和居民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的情况。
“自然主义时期”留下许多描写大型草原哺乳动物的雕刻，如大象、犀牛和长颈鹿等；在“圆头时期”，可以看到湿润气候带所特有的动物群和一些魔幻——宗教场面，在这个时期，雕刻和绘画同时存在；在“放牧时期”，众多的牛群被画在洞穴的墙面上作为装饰，这个时期的雕刻和绘画数目最多，因而也最重要；在“马”时期，半干燥的气候造成某些物种的灭绝并从画面上消失，驯马开始出现；最后是“骆驼时期”，即公元后头几个世纪，由于沙漠化日趋严重，单峰驼是当时石窟画的主题。
达德拉尔特·阿尔库斯高原是塔西利·杰尔的自然延伸，高原上的石窟是这里曾经存在过人类文明的极好的见证。
no.3 喀尔寇阿内布匿城遗址
喀尔寇阿内布匿城遗址
喀尔寇阿内布匿城位于突尼斯纳贝乌省。这座腓尼基城在公元前250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被废弃，罗马人也未予重建，现在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腓尼基城的无与伦比的见证。城内房屋建筑规范，布局十分讲究。
这座城市遗址最早于1957年被发现，它增加了人们对布匿人城市布局的了解。喀尔寇阿内与载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其他城市（如迦太基、提洛或比布罗斯）不同，这里没有任何罗马人的建筑痕迹。1968年发现的港口、城墙、居民区、商店、作坊、街道、广场、寺庙和陵墓，清清楚楚勾画出公元前3世纪腓尼基城的面貌。
民居一般呈长方形，有大门和一条通往内院的廊道；院内有一眼井，一个排水沟和一个浴盆。院子四周是房屋，其中一间是客厅。民居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是有些民居的内院设一神坛。此种布局反复出现，证明当时城市确实经过规划，其中的水利及卫生设施尤为突出。
对出土的钱币、陶瓷器、各种日用品等小件物品和建筑物进行的研究表明，这是一座无农牧业活动的城市，集中从事手工业，主要有通过加工骨螺制作紫色染料，石雕、建筑、粉刷、陶瓷等。研究者还发现这个腓尼基港口看来从公元前6世纪起即与西西里的布匿人城市，尤其是莫兹亚城，有贸易往来。
在一块长170米、宽100米的土地上，分布着200余座坟墓，其中50座尚未挖掘。墓分两种，一种墓的墓穴在岩石上凿成，另一种带着廊式墓室和地下厅室。地下厅室内有石凳、神龛、石棺……还有许多装饰精美的赭红色陶器、青铜器、首饰、钱币等陪葬品。
no.4 奥朗日古剧院
奥朗日古剧院
奥朗日古剧院位于法国普罗旺斯——蓝色海岸大区沃克吕兹省奥朗日市的奥朗日古剧院，是保存最完好的古罗马式大剧院之一。奥朗日凯旋门是奥古斯都时代最壮观的乡间凯旋门，门上浅浮雕描述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和“罗马和平”的确立。
公元前105年，罗马人在这座凯尔特人居住的城下被辛勃罗人和条顿人击败。在“罗马和平”时期，奥朗日繁盛一时，人口曾达10万，有剧院、露天剧场、马戏场和体育馆，还有寺庙、温泉浴池和一座宏伟的凯旋门。17世纪，毛西奥·纳萨乌拆下古建筑物上的石料修砌城防。乌特勒支条约 （1713年）使该城转受路易十四统治。19世纪卡里斯蒂重修剧院，并与勒诺（后由丁·福尔米热接手）一起重修凯旋门。
奥朗日剧院建于奥古斯都时代。剧院为半圆形，看台坐落在山丘上。剧院的正立面是一道长130米、高38米的高墙，中央辟有剧院正门，墙内侧即是剧院的背景部分。墙内侧基本保存完好，只是天柱上装饰和雕像等已荡然无存。1951年，在中央大壁龛内安放了高达3.55米的奥古斯都皇帝塑像。
在福尔米热领导下，考古工作者在剧院附近发现了大概是亚德里亚诺王朝时期一座寺庙的地基和一座长400米、宽800米的体育馆的一部分。此外，山顶上矗立着一座60米宽的神殿和三座寺庙。它们居高临下俯瞰全景，构成高卢时期最美妙的景观之一。
no.5 蒂卡尔國家公园
蒂卡尔國家公园
坐落在危地马拉东北部的热带丛林深处，它是迄今人们了解最多、规模最大的玛雅古城之一。然而这座古城只是在最近25年才被发掘者揭开了面纱，整个古城的规模现在已大致清楚。
发掘出的3000余座建筑，从已填平的陋室到巨大的金字塔庙宇，为考古学提供了充足证据，表明这里是平原玛雅帝国的最大首都和玛雅文明的中心，反映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玛雅文明最高的工艺水平和文化成就。
蒂卡尔城最高的建筑是6座傲然耸立的金字塔，石灰石构筑的金字塔平台在莽莽森林中矗立而起，顶端各有一座小庙。最高的一座金字塔自底部至顶端高70米，是美洲印第安人修造的最高建筑物。蒂卡尔的庙宇宫殿皆环绕广场和庭院而建，建筑物前雕刻的石碑和祭台林立成行，井然有序。宽阔的石阶路自外部庙堂通向中心广场。城市用水由蓄藏量丰富的地下水库供应。
蒂卡尔堪称建筑奇迹，尤其在缺乏车辆、滚轮和拖曳牲畜的条件下建造如此辉煌壮丽的都市，实在令人惊叹。
蒂卡尔经历了玛雅文明的黄金时代（公元300～900年）。这是一个修建巨型纪念物、发明象形文字（其中大部分至今尚未破译）和制造复杂计时器的时代，也是制陶工艺和宝石加工按照独特风格蓬勃发展的时代，这种风格以自然主义的叙事场面为主要特征。大量的还愿石碑上雕刻有祭司或显要人物的头像，以及铭文和按照玛雅历法推算的年份日期。石碑铭文最早的年份为公元292年，最晚的是公元889年。出于至今仍不十分清楚的原因，后来这座城市的人口慢慢地减少，以至整个城市最终被遗弃。
对于类似蒂卡尔这样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还不十分清楚。巨大的建筑物内部空间狭小，光线暗淡，其原因可能是覆盖建筑物的挑头式拱顶窄小所致，也可能是玛雅人为保持他们庆典仪式的神秘性而故意为之。但是，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那些坐落在长1200米、宽800米的长方形地段内的建筑物仅仅作为行政管理和举行仪式之用，所有居民 （大约有50000人）都居住在环城而建的城郊居民区中。
城内还有许多庙宇和圈围起来的球类游戏场，庙宇的过梁和由过梁构成的门楣上皆刻有反映玛雅国王登基盛况的浮雕，这一切都再次证实蒂卡尔在玛雅礼仪庆典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
蒂卡尔城于1931年被确定为國家级历史建筑，在其周围2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设立标志，辟为國家公园。尽管蒂卡尔的植物生长繁茂，但同大多数郁闭乔林一样，生境仍然十分脆弱。这里的动植物品种繁富，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佩腾孔雀。
no.6 查文·德胡安塔尔古迹
查文·德胡安塔尔古迹
坐落在西安第斯山系布兰卡山脉东坡，属秘鲁安卡什省。公元前1500～前300年，这里曾出现查文·德胡安塔尔文化，是哥伦布之前时期美洲最著名的地区之一。
查文·德胡安塔尔古迹区位于安第斯山脉—高山谷地，海拔3177米。安东尼奥·巴斯克斯·德埃斯皮诺萨曾在1616年到过此地。他写道：“在靠近查文城的地方有一座很大的由雕刻巨石砌成的建筑。它曾是著名的圣地之一，就像我们心目中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一样。许多印第安人都到那里去奉献他们的牺牲。”
查文一带产生的文化就叫查文文化。它存在于公元前1500～前300年，为南美洲地区最早的文明——萨利纳尔文明、马兰瓜文明和那斯卡文明开了先河。从1919年起秘鲁考古学家胡里奥·塞特尤开始研究这种文化，其研究成果使该地区闻名于世。1945年一次泥石流吞没了大量文物和建筑，1970年的地震又使这一地区再遭劫难。
查文城曾是宗教和文化中心，这一特点在建筑风格上有明显体现，尤其是纵横交错的长廊和高大的兰宋庙及泰优金字塔即为明证。此外，从巨石碑的雕刻装饰中也可略见一斑，其中有4米多高的兰宋花岗岩独石碑，用闪长岩雕成的2米高的拉依模狄石碑以及泰优方尖碑。
石板、房梁及石柱上的浅浮雕装饰一般以动物形象为主，如美洲豹、蛇、鹰及鳄鱼等，也杂有一些人像雕刻。查文最突出的艺术作品要数著名的镶嵌头像（即将人物头像嵌入墙上巨石之中），镶嵌头像至今仅在庙宇南侧城堡墙壁上有一幅尚存。
no.7 卡卡杜國家公园的考古区
卡卡杜國家公园的考古区
卡卡杜國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市以东200公里处。这个世界唯一的考古学和人种学保护区，从40000年前起一直有人居住。现存的一组组绘画和象形文字忠实地再现了从新石器时期到 20世纪土著人渔猎情形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历史以及日常生活场景，这些象形文字的意义至今未变。
公园面积为614400公顷，按地形分为5个区：海潮区，植被主要由丛林及海蓬子科植物组成，其中包括海岸沙滩的半落叶潮湿热带林，这里是濒临绝迹的潮淹区鳄鱼出没之地；水涝平原区，多为低洼地，雨季洪水泛滥形成沼泽带，是移栖鸟类的理想去处；低地区，多起伏平原，间有小山和石峰。
植物形态不同，有稀疏的树林 （多为蓝桉），也有草原、牧场和灌木丛，在与水涝平原交界处分布着沿海热带森林，林内有多种动物；陡坡和沉积岩孤峰区，雨季形成蔚为壮观的瀑布，这里也有多种动物栖息；高原区，由古老的沉积岩组成，高度在250～300米之间，个别突兀的石峰，高可达520米，主要植物为灌木，偶尔可见茂密的森林，多为野生巴旦杏，属多年生桃金娘科。本区内生活着多种稀有的或当地特有的鸟类。
卡卡杜國家公园有三个考古区，在这里发现了澳大利亚最早的人类定居点遗址和世界上最古老的用磨光的石头制作石斧的作坊遗址。在遗址内还发现了用来绘画的赭石块，据考证有2500o年的历史。
土著艺术集中在阿纳姆地陡坡一带及其孤峰上，堪称石窟艺术的典范。
赭石画在当地的日常和宗教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有些画描绘的是传统中的英雄，有的则表现今已绝迹的动物，如塔斯马尼亚狼。
no.8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卧薪尝胆”。说的是公元前493年，吴王夫差为报父仇，领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兵败投降。后来勾践表示顺从吴王，得到信任，3年后得到释放回国。
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恨。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他睡觉不用被褥，躺在草中。又在自己起居处悬挂一个苦胆，坐卧时都能看到；每次吃饭前，都要去尝一尝苦味。后来，他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发展生产，并亲自扶犁种田，让妻子纺织；同时奖励生育，增加人口，加强国力，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使越国强大起来，打败了吴国。接着，勾践挥师北进中原，在徐州大会诸侯，成为春秋末期的霸主。
后来，人们根据越王勾践的这段经历，概括出“卧薪尝胆”的成语，用来比喻刻苦自励，不敢安逸。
越王勾践还有一个嗜好，铸制名剑。据古书《拾遗记》记载：“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祀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一名掩日，二名断水，三名转魄，四名悬翦，五名惊鲵，六名灭魄，七名却邪，八名真刚。”
他还广泛地搜集、珍藏了许多名剑。当时有一个极有名气的宝剑质量鉴赏家，名叫薛烛，当他看到勾践珍藏的一把名为“纯钧”的宝剑时，不禁大吃一惊，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稀世之宝。
剑在我国已有 3000多年的制作历史。剑是中国武术器械中的“百刃之君”。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有质量很好的铜锡合金剑，斗剑之风也较盛行，剑术理论也相应得到发展。据 《吴越春秋》记载：民间武术家越女，曾向越王勾践详论“剑之道”。战国后期，铁剑普遍出现。到了汉代，《晋书》中记载：“汉制·自天子至百官，无不佩剑”，并有一套严格的佩剑制度。击剑更是朝野风行，不少人以剑术立名天下。汉高祖刘邦自夸：“我提三尺剑取天下”，隋唐时，剑形十分精致华丽，贵族、学士亦多随身佩剑，对后世影响很大，故唐剑有“鼻剑”之称，宋代之后，击剑之风逐渐为剑舞取代。
由于中国名剑众多，收藏价值极高。特别是勾践死后，有许多人士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他所珍藏的宝剑，结果一无所得。那么，越王勾践的宝剑到哪儿去了呢？
1965年，在发掘湖北江陵的一座楚墓中，发现了两把珍贵的宝剑。其中一把就是长期失传的越王勾践的宝剑，宝剑全长55．7厘米，剑身宽4.6厘米，剑柄（剑把）长8．4厘米。剑首 （柄头）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11道极细的同心圆圈。金黄色的剑身布满了黑色的菱形花纹，剑格 （剑身与剑柄间突出部分）向外凸出，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美丽的花纹。其中一把剑上刻有“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 （剑）”8个鸟篆体错金铭文。字迹非常清楚。这两把宝剑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埋藏了 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闪闪发光，剑刃极其锋利，一点点锈迹也找不到。因此，当越王剑在国外展出时，引起很大震动。有人甚至说，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一定会施展使剑不锈的“魔法”！
1968年，考古工作者从河北省的一座古墓里，又发现了两把宝剑。这座汉武帝哥哥刘胜的古墓，距今也有2000多年了。当刘胜还在做“靖王”的时候，就为自己后事作了安排。他挖了个很大的山洞作为自己的墓地；又做了件“金缕玉衣”，心想穿上这种“宝衣”，可以使尸体永不腐烂，结果怎样呢？出土时，玉片已经散落，尸体早已烂得只剩下几颗碎牙。而作为殉葬品的两把剑，却金黄锃亮，闪着寒光。
越王剑也好，刘胜剑也好，当它们重见天日之后，引起人们的惊异——中国古人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呢？
从现代科学仪器检验得知，这种古剑的成分是青铜，是用铜和锡按一定比例（铜居多）熔融浇铸而成。再经精心研磨，使它锋利。研究者又发现，剑身的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和乌黑发亮的剑格，原来是经过硫化处理的。也就是说，古剑的表面在形成过程中已和硫的化合物起过作用。经过硫化技术处理过的剑，就变得既美观，又耐腐蚀了。
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墓的陶俑坑，发掘出3把不寻常的青铜宝剑。这3把剑埋在离地面大约5、6米的湿土中，出土时居然锋利光亮，一下能划透10几张报纸呢！用电子仪器探测结果表明，在制作技术上，秦始皇陶俑坑青铜剑比越王剑又提高了许多——它采用了一种很了不起的表面处理技术，就是铬盐氧化法。这是用铬酸盐作氧化剂，在剑的表面上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层，保护着剑，使剑不再和别的物质起化学作用。这层致密的氧化层很薄很薄，只有一张报纸的1／10那么厚。这确是我国古代材料科学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而国外则在本世纪30年代才提出在有色金属表面用铬酸盐处理技术的专利，这已比我国晚了2000多年。
no.9 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兵马俑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攻灭了他的最后一个对手齐国，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13岁登基，23岁亲理国政，39岁征服六国，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國家。
公元前210年9月，秦始皇逝世下葬在陕西临潼县城东10里的骊山，他的陵墓北临渭水，气势雄伟，规模宏大。
1974年3月，当地农民在打井施工中挖到一件陶俑，他们立即停工，向有关部门作了报告，经考古专家、科技人员的鉴定，确定为秦朝之物。随后，在附近又先后发现了3个大坑，获得了惊人的收获，终于揭开了人类历史文化宝藏的一大秘密。原来这里有一座规模巨大、举世罕见的兵马俑坑，这8000多兵马俑，在地下足足沉睡了2000多年。
1976年，有关部门在这里盖了座大厅，以利于挖掘和修复工作，后来，又把这座建筑物定名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座高22米，长230米，拱顶跨度72米，总面积达16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展览大厅。博物馆展厅以一号兵马俑坑为主体，向观众展出兵马俑坑发掘现场和坑内的出土文物，以及秦陵出土的部分重要文物。
那么，俑是什么东西呢？古时代，奴隶主死了，往往要把活的奴隶和死人一起埋葬，以为这样一来，奴隶主在阴曹地府也能叫奴隶替他赶车、做饭、劳动。后来，不用活人陪葬了，改用木制或泥制、陶制的人形偶像，这就是俑。以后俑也包括葬品中的其他动物偶像，如马俑、牛俑、鸡俑、狗俑等等。
一号兵马俑坑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约为14260平方米，是最大的一个俑坑。坑的东部为南北长60米，东西宽3．45米的长廊，里面横着站立有3排陶俑，每排68个，组成一个横队。横队后面筑有隔墙，将坑分为东西向的11个过洞，38路武士俑排成纵队，一律向东。每 4路武士之间有战车4辆。第一号坑的南、北两个较为狭窄的过洞中各站2排兵俑，中间较宽，则各站4排兵俑，均纵队排列，威武整齐，背西面东，毫不含糊地直指来自东方的敌人。这是秦军“常阵”形式的一种“外向型”军阵。这些兵俑也叫武士俑，身高都在l．75米以上，披铠甲或战袍，面呈古铜色。他们个个凝目聆听、镇静机智、仪态英武，有一种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一排排齐整威武的武士俑，宛如一支由几千名真人组成的“秦之三军”，气势磅礴。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威震四海“灭六国，天下一”的雄壮军容，令人肃然起敬，望而生畏。
这里的兵俑有步兵、骑兵、车兵三大类。根据实战需要，不同兵种的武士装备各异。担任前锋冲锋的和跟在车后面的步兵都是轻装，不穿铠甲，短袍束带，还打着绑腿，便于奔跑。驾驭战车的武士手上都有护手甲。从身份上分，有兵士与军吏两大类，军吏又有低级、中级、高级之别。一般士兵是不戴冠的，而军吏是戴冠的，普通军吏的冠与将军的冠又不相同，甚至铠销甲也有区别。
陶俑中间的木质战车，每乘前都有4匹体形健壮，骁勇善战的骏马，均雕镂精致，鎏金错银、金碧辉煌，使人联想起金戈铁马，中原逐鹿的激烈战斗场面。车后并排站立3个铠甲俑，分别是车上的甲首、参乘和驭者。这些陶俑都携弓挎箭，执长兵器。坑中出土的戈、矛、剑、吴钩、弓、戟等武器都是经过铬处理的青铜制品，至今还寒光逼人，锋利如新，显示出2000多年前的秦朝的冶炼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人陶马在神情上的区别和脸型的不同。军吏一般表情严肃，岁数也大一些，有的额头还有皱纹。武士的表情是担当个性化的，不仅让人看出他们不同的性格，甚至有的还可大体猜想出他们是哪地区的人。那方脸盘、宽额头、高颧骨、浓眉大眼、阔口宽腮，纯朴憨厚的，大概是关中人；那个头略矮，圆脸，尖下巴，薄嘴唇，显得十分机智，好像是四川人；这个高颧骨，宽厚的耳轮，薄眼皮、小眼睛，结实强悍的，可能是陇东人吧；这个方脸盘，阔口厚唇，额头很宽，强壮有力的，也许是陇东的羌族人吧；还有那下巴扁阔、圈腮大胡，圆口薄唇的，说不定是西北的少数民族。还有那陶马，这是以真马为模特儿塑造的，陶马身长 2米，肩高 1.29米，通首高 1.54米。它们有的双眼前视，长嘴微张，四肢腾空，似乎正在待命，奔赴战场；有的前腿如一柱，后腿如弓，蹄踝细，具有跑马的特征。
据畜牧专家鉴定，这些陶马的形象，很像是洮河马种。直到今天，它还是我国著名马种之一。
几年来，一号坑已挖掘了5个探方，总面积达2000平方米，共出土陶俑1087件，陶马32匹，战车8乘，鼓3面。根据已挖出的这些陶俑排列密度推算，一号坑全部挖掘后的陶俑、陶马当在6000件以上，足见规模之宏大。
一号坑仅仅是“地下御林军”的一个部分，一号坑的东端北侧和西端北侧，分别还有二号坑和三号坑。
呈曲尺状的二号坑位于一号坑东部往北20米处，面积约6000平方米，它东西最长为124米，南北最宽为98米，深5米。坑内主要是战车和数百个骑兵俑和射手俑。这是一支由步、弩、车、骑4个兵种组成的“特种部队”。
三号兵马俑坑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4．8米，面积约520平方米。坑内有陶俑68件，豪华型驷马战车1乘，长冠甲俑4名，另有64名侍卫分立两侧。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揭开了中国雕塑史上的重要一页。也反映了秦朝军事编制和装备情况，对我国军事研究也有助益。秦朝的雕塑上承殷周，下启汉唐，表现了其着重细节刻划的特征。这几个兵俑如仔细观察，可见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它从神态、表情、容貌、动作、姿势、服饰等方面，细致入微地刻划了不同年龄、经历、兵种、职位的人物所特有的神情举止，精神风貌和内心感受。而战马则形体高大、劲健有力，均张口衔镳，剪鬃缚尾，双耳前倾，显示了它们的机警敏捷、强壮善驰。这些逼真而给人以巨大艺术感染的秦俑雕塑，是古代艺术大师技术和心血的结晶。
从已挖掘的情形来看，一号坑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车步相间。而二号坑则车兵占了很大部分，步骑也有一定数量，呈混编形式。三号坑似乎是秦军的“军事指挥部”。那么，这些由兵马俑组成的这支象征性军队，是属于什么样性质的部队呢？据考古学家鉴定：一号俑坑是右军，以战车和步兵相间，以步兵为主，明显地分出前锋、后卫、主体、侧翼；二号俑坑是左军，有弩兵、车兵、骑兵、步兵，是一个多兵种的联合编合组，明显地分出4个单元，正如古代兵书中的大阵套小阵的模样；三号坑是指挥部，虽然很小，只有战车1辆，但旁边是护卫的80名武士，武士手持的不同弓弩、矛、戈、戟这些实战的武器，而是更多地体现仪仗性的表现威武气派的殳。这3个坑，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列体系。这些由一队队身穿铠甲、战袍的武士和威武的马队、车队组成的森严的军队，似乎是再现了秦始皇当年的战功和军威。
据考古学家们分析：秦代的咸阳宫和咸阳城是驻有几万军队的。他们可以分为3种：宫城内的叫侍卫军；宫城外的叫屯卫军；京城外的叫宿卫军。3种军队的人员组成和使命是不一样的。对照之下，兵俑俑象征着宿卫军，它的人员是各郡国征调来的，任务是保卫京师，也可以调出征战。但是，这些宿卫军是不能随便进出皇宫的。它生动地体现了秦国兵强马壮、横扫六合、北劫匈奴、南平百越，统一海内的壮丽图案。
再有，陶俑的制作工艺也有其独到之处，秦代的制陶工匠和雕塑工匠用以模为主，塑模结合，分件制作，逐步套合，并采用八窑烧制和出窑彩绘的方法，烧制出这些大形陶俑和俑马。陶俑的头部主要采用了合模法塑制，俑腿和俑身是采用模制或泥条盘成，臂和手则用模制或手制。
秦始皇确实是个雄才大略的封建统治者，统一中国后他希望建造这座地下王国，来使自己及子孙万世不朽。可是，真正不朽的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奴隶们留下的灿烂辉煌的工艺精品。许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考古学家看了这个博物馆，感慨万千，赞叹不已。有的说，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坑，不算到过中国。1979年初，叶剑英元帅参观这座举世无双的博物馆后，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no.10 汉朝楚王陵
汉朝楚王陵
1995年岁末，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说：一件最完美的“绝品”金缕玉衣在徐州狮子山楚王陵被发现。这种古代君王方可享用，据说可以使尸体不腐、灵魂不灭因而能让人“永垂不朽”的特殊葬衣，是用4000多片大小基本相同的玉片用金丝串连起来的。
徐州是江苏、山东、河南、安徽4省边界的交通、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有史以来，围绕徐州进行的战争多达200多次，抗日战争时期的台儿庄战役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均为争夺徐州进行的。徐州又名彭城，历史上就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之说。这里是汉高祖刘邦起家的地方。西汉建立后，刘邦分封诸王，将徐州周围36个县划为楚国，分给他的弟弟刘交楚元王，史称楚王，此后共延续了12代楚国，他们死后都葬在环绕徐州的山丘之中。至今考古学家已发现了8位楚王的陵寝。可惜的是，这些陵寝已被盗掘过不止一次，真是十墓九空。徐州周围有很多以“洞”为名的山，如山洞山、南洞山、东洞山等，其实，这些洞就是被洗劫一空的古墓。
徐州东郊的狮子山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海拔只有60米高的小山包。
徐州已发掘的汉墓群、兵马俑和位于北郊茅村附近的东汉画像石墓被并称为“汉代三绝”。然而狮子山楚王陵的发现，还要从汉兵马俑的出土引起考古学家们的重视说起。
1984年冬天，一部推土机在狮子山的西南部取土时偶然地铲出了一批汉兵马俑，这是继1965年夏季陕西咸阳发现汉兵马俑、1974年春季在西安临潼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之后我国出土的第三批兵马俑。徐州兵马俑博物馆于1985年建成对外开放后，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而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这样规模宏大的兵马俑为何葬在这里？从已经发现的咸阳兵马俑和临潼秦始皇兵马俑来看，这里一定是汉代某个王陵的陪葬物。考古学家们开始寻找，目光渐渐地集中在这座状如卧狮的山丘上，他们草拟了各种有关陵墓形状的模拟图，利用各种仪器进行探测，还请来了地质勘查队钻孔探究，然而却一无所获。勘探工作进展的非常困难，当时由于山丘上已生息繁衍着几百户人家，民房鳞次栉比，不能采用大规模的普探，而是采用梅花桩的勘探方法。尽管如此，探察还是要受到干扰，花钱征用民房由于经费和各种原因也未能全面展开，这种漫无边际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做法只得作罢。有一次考古人员在征用了一户民房打下的探沟距楚王墓的外墓道仅10米之远，就此失之交臂一晃6年过去了。
考古队员就是这样在小小的山丘上一找就是6年。1990年的一天，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王恺在狮子山村里找线索与老人闲聊时，听了86岁老人张立业说，他家祖辈挖过很深很深的大地窖，其中最大一个能放1万多千克红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与老人的交谈使这位考古学家心里一动，他想狮子山上都是石头，怎么可能挖出这么大的地窖，职业的敏感驱使王恺即刻意识到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考古队员在张立业老人的配合下在张家已废弃的地窖里开始了寻找历史的遗迹。当探沟挖到地下3米时，发现了外墓道上人工开凿的痕迹，这一消息传出，人们欣喜若狂，多年的盼望，终于来了。为了弄清陵墓的具体位置和外围结构，他们又作了勘探和探沟，化了整整2年时间，直到1992年才最后确定楚王陵的位置，它距离陪葬的兵马俑队阵只有500米远。
上报和论证徐州狮子山发现楚王陵的报告很快就转到了國家有关部门。
狮子山的居民陆续开始搬迁。一切挖掘和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94年11月，國家文物局批准了发掘狮子山楚王陵，并将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开掘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首，建议在那里建造一座以汉代文物为主的博物馆。由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等6名专家和6位年轻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考古队开始了楚王陵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这对每一位参加考古工作的成员来说实在是太幸运了。年长的专家欣慰于自己有幸亲历这样大墓葬的发掘，而对年轻队员来讲则是庆幸得到了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
楚王陵是座坐北朝南的陵墓，有12间房，使用面积达850多平方米，它将狮子山掏空了半座。陵墓采用的是汉代流行的横穴岩洞式，却又开凿了一个巨大而方正的天井，这在以往开掘的汉墓中从未有过，为了清理天井中的夯土和填石，人们用铲车、吊车作业也花去了3个多月时间。然而狮子山并不是一座土山，和徐州周围不少山丘一样，它是座石头山。可想而知，在当时条件下开凿这个硕大的天井，凿石、夯土量约5000立方米，靠的全是人工一斫一錾，不知要耗尽多少人的生命，实在是令人吃惊。专家们推测，这座规模宏大的楚王墓在当时至少也得化20年才能完工。据史料记载古代皇帝与王侯从即位起就为自己造墓，并且把每年从府库中挑选的财宝放进墓里，以致死后也陪伴他荣华富贵。这座天井就像奢华而美丽的大厅，高达 11米之多，长达117米的墓道就是穿过天井通向山体深处神秘的地下世界。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也许考古的最大魅力在于，你有机会亲手打开通往历史的大门，让时光倒流。然而，对于大门后是一座宝库还是空空如也或破坏的荡然无存，你全然无知，每个人的心底都是七上八下的说不尽的忧虑，十墓九空，这一次会不会也是一座被洗劫殆尽的空陵呢？
规模巨大、结构独特、设计颇费心机的狮子山汉墓也是在劫难逃。发掘之初，考古人员就在天井中部的填土中找到了一个盗洞，它斜向西北方向，没有丝毫偏差地直通向塞门。盗洞外口小仅能容身，里面的直径却有9米多。
内墓道是由4块一组共4组塞石严密地堵着，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盗墓人在一组塞石上凿成“牛鼻扣”，穿了绳子连撬带拖将4块各重达6吨的塞石硬拉出墓道，这种全凭人工的作为令现代人难以想像。当他们走时，也不是仓惶逃窜，而是将盗洞填上、堵住，这一堵就堵过了2000多年。可见当时盗墓者的组织严密、做事谨慎，一般被盗过的墓葬里总会留下点痕迹，可是这里竟一点儿也没有。
考古是一项极其艰苦而枯燥的工作。常年工作在野外，发掘时要选择干燥少雨的冬季，多数现场狭窄，为了保护文物不受人为的损坏，加上安全等因素，不可能使用人海战术，挖掘者每天仅用一块塑料布铺垫在地上，或蹲或跪在湿冷的泥土上，用竹签小心翼翼地清理文物，有时几小时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连直一下腰也不行。因此，关节炎、动脉硬化、静脉曲张等是考古队员的职业病。
继2000多年前盗墓者之后第一个进入楚王陵的是邱永生，虽说考古人员都称得上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可是真正要一个人爬入那封闭了2000多年的阴森世界，谁的心里都难免会有点发怵。1995年2月28日，主墓道内淤泥被清理完毕。那天晚饭时，如今已日狮子山楚王陵公园管理处处长的邱永生副研究员忍不住喝了点酒，这不仅是为了驱寒防湿，也是为了壮胆。当时他和队友在湿漉漉的地上爬呀爬，准备了50米长的照明路线还不够，只得再加长。当墓穴深处骤然放出光芒时，景象实在令人难以忘怀。地上淤泥有50～60厘米厚，泥土里间有碎玉闪着幽幽的光，那些也许已生长了几千年，至今
“活着”的草根、树根穿透了厚厚的山体，在潮湿的地宫里长大，显示出了惊人的生命力。考古队员们就是在这神秘的地下宫殿里亲手触摸着2000多年前楚王的宝物，那种足以使人忘记所有疲劳与艰辛的激动，激励着他们忘我地工作，一蹲、一跪就是半天。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楚王安睡的一只镶嵌着1600多块玉片拼合成各种图案、空白部位则绘着汉代漆画，长2.8米、宽1.04米的玉椁已被盗墓者砸开，玉片碎了一地，裹着金缕玉衣的楚王已失去昔日的威风，被盗墓者毫无顾忌地拉了出来，全缕玉衣也被剥去，七孔中塞着的金玉和身上佩着的金印都被搜去。楚王的遣骨已被渗进地宫的水冲得四分五裂，尸首分离、肋骨四散，夹杂在一片碎玉和泥土中间，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令人感慨万千。但是职业责任感的驱动和对考古的敬业精神，使他们忘记了恐惧，在清理文物时，时时猜想那会不会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国宝，这种期待实在令人心焦。好在盗墓者仅在主墓室内进行扫荡，主墓室外的 3间耳室，当年没有被盗，在这几间耳室里留下了可观的文物和完整的现场。
如果当年盗墓者在拖出塞石和挖土时只要再进人10厘米或者20厘米，那么这几间耳室也会被扫荡一空，回想起来真是令人不寒而怵，幸好他们没有发现。
楚王的金缕玉衣虽被剥了下来，但从散落的4000多片玉片的种种迹象表明，盗墓者只是为拿走金银，却没有动那些质地上乘、工艺精致、光彩照人的玉磺、玉壁、玉杯、玉牙冲、玉龙等，而这件件是国宝。经清查共有200多件套完整的玉器。因为汉代对使用玉器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普通人是不会有名贵的玉器，若有则等于告诉别人这些东西来路不明，不是偷来就是盗来，会招来杀头之祸。正因如此，墓中的这些玉器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但是，他们拆下了金缕玉衣的金丝，这些串起玉片的金线足有2～3千克重，一件世代“绝品”的金缕玉衣从此金玉分家。从散落的玉片来看，每片玉上都有4只以上钻孔，这些钻孔细小的只有如今最小号的缝衣针大小，且紧依着边角工整地排列着。可以想见当年的手工艺已达到了何等程度，更何况那用来串缀的金丝又是缕得这么精细，这在2000年后的今天也是绝对精品。
狮子山楚王陵的挖掘工作已近尾声，在考古学家眼里用4000多片和阗
（今新疆和田县）玉制作的金缕玉衣不是唯一也不算最重要的“宝贝”，这项修复玉衣的工作已着手进行。而真正重要的是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它集中出土文物1500多件套，是完整而难得的研究资料，它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对汉代文化的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徐州汉文化的内涵。楚王墓的发掘像许多遗迹一样，打开古墓只是窥视了历史的一角，有待我们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去研究探索其中的奥秘。根据出土的文物，专家们推测徐州狮子山的墓主人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邦的侄孙刘戊。由于金印被盗流失，推测便难以确证。据史料记载，刘戊是汉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的反王之一，兵败后自杀。为此疑问便起，兵败后的楚王还能这样风光地穿着御赐的金缕玉衣下葬吗？侧室里还会有陪葬者？这些都有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但是考古人员与医学专家以楚王完整的骸骨来推断，这位楚王身高1.72米，死时年约35岁，在复制后的人像来看，他身材魁梧，下颚宽阔，强悍中似带着一种不可一世的自负，确实能使人联想到第三代楚王刘戊。
还有令人感兴趣的是，狮子山楚王墓里时有阵阵香味飘来。考古专家猜测，在这附近也许还有座爱用香料的王后或王妃的墓葬，因为汉代不少王侯都采用夫妇同茔异穴的方式合葬。也许用不了多久，狮子山上还会有新的发现。
令人欣慰的是，当地政府和群众对这座古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一座新建的狮子山楚王陵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已经建成，并向游人开放。同时正在筹措建造一座珍宝馆来摆放墓中的文物，让人们在了解历史的同时，更加懂得珍惜今天，珍惜中华文明的5000年。
no.11 肯尼亚人类化石
肯尼亚人类化石
肯尼亚國家博物馆宣布，1984年2月23日一批科学家在巴林戈湖以西的塔巴林发现了500万年前的一块人科成员化石，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的化石。这块化石是一块带有两个臼齿的下颌的碎片。它在形状和大小上同南方古猿阿法种相似，南方古猿阿法种距今约300万至400万年。发现这块化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填补了约1700万年前至约370万年前人类起源化石记录的空白，这是人类从类人猿中分出来的时期。在这块人科成员下颌化石的附近还发现了羚羊、犀牛和象等动物的化石，这说明现在这块干旱的地区大约在500万年前雨水充足，草木茂盛。在肯尼亚发现的这块化石比在坦桑尼亚的拉埃托利和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地区发现的化石约早100万年。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因发现了对研究人类进化有价值的人科成员化石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人类的摇篮”。
1984年10月18日肯尼亚國家博物馆馆长利基博士宣布，在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西岸发现了160万年前一具最完整的直立人骨骼化石。直立人是早期人类的祖先。发现的这具骨骼化石是一个12岁的男孩，高1.63米。这就证明直立人实际上同现代人一样高。直立人化石最早是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的，后来在中国发现北京猿人。北京猿人估计是在50万年到70万年前，而这次新发现的化石要早大约100万年。更重要的是，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直立人骨骼化石，只少左臂和右手、右臂肘关节以下部分以及双脚的大部分。除了直立人化石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其中许多是现在已经灭绝的动物，例如巨大的短脖子长颈鹿和长着锐利的长犬牙的老虎。
no.12 水下岩洞中的发现
水下岩洞中的发现
1975年，美国的海洋学家坐着汽艇来到了墨西哥湾附近的海区，他们带着先进的自携式水下呼吸器，潜入到岩洞深处去探险，洞内的奇观一下子就吸引了他们。他们遨游在倒悬的钟乳石和密密的石林中，各种造型奇特的钟乳石千姿百态，峥嵘巍峨，使人觉得真是到了神话中的海底龙宫、水晶世界。
原来这里的岩洞属于喀斯特地貌，自然是别有洞天。
海洋科学家们在咸得让人难受的大海中居然发现了一片淡水泉眼，这片泉眼就在岩洞的空旷的峡谷中。后来，又在泉水的附近一堆10米多厚的沉积物中发现一块远古人类的下颌骨，一块人头的额骨。后来，科学探险家们又在一块约有7吨重的岩石下挖出了一块残缺不全的钟乳石，钟乳石下面的沉积物中还有一堆古代人类遗骨的残骸。经过鉴定，确认了这些人类骨骼的残骸是生活在公元前6000～8360年美洲的远古人类。考古学家们认为，这里是旧石器时期古人类的一个墓葬地，在当时用钟乳石覆盖死者的墓地可能是一种风俗和送葬的礼仪。
潜水员在水下岩洞里总是不断有珍贵的发现。他们发现了第3纪生活在陆地上的巨大乳齿象的胫骨，发现了古生代巨大长毛象的臼齿，发现了体长30米的巨头鲨的牙齿，这些稀有的史前遗迹在水下岩洞里沉睡了几亿年，现在被探险家借助于先进的技术设备发掘了出来。
no.13 5000年前的冰人
5000年前的冰人
夏季的阿尔卑斯山，风光旖旎，景色迷离。
1991年8月，朗特和约瑟结伴作登山之旅。他们喘着粗气在一块还有积雪的岩石上坐下休息。日光到处，在半溶化的冰雾中，隐约瞥见一个人的肩部，细看之下，果然有一个裹尸包……
不久，警察、法医来了不少，人们挥臂挖掘冰雪，力图尽快破案，为被害者昭雪。
据现场分析，这个冰人临死时穿着鹿皮外套，外加一件防寒防雨的草编大衣，头戴一顶圆形小帽，此外，还带着一张弓、十几支箭和一把铜斧。现在它的皮肤、内脏，甚至眼睛都保持完好。这是迄今发现并保存得最完整、最古老的古尸，要比中国马王堆的古尸还要古老3000多年。
冰人被发掘后，即由直升机运往德国的英斯伯拉克法医研究所。经放射性同位素测定，这冰人系5300年前的古尸。当时在场的一位专家回忆说，它像旦塔王，那是一具3344年前的埃及古尸，从那个坟墓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充其量只是古埃及的文化，而如今从这个冰人中，我们则能了解到史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这真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迹。
据考古学家分析，大概在500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徘徊在一座高高的山上，他在树林中不知在做什么，最后当他走到一条长约20英尺、深约6英尺的山沟中便倒在那里。在冰川寒风的吹袭下，尸体木乃伊化了，随即连绵不断的雪一层压盖着一层，最后完全变成了冰层，这 个新石器时代的尸体就这样一直冰封在那里。离这不远的地方，溶化着阿尔卑斯冰川曾已暴露的6具尸体，它们都是20世纪登山的牺牲者。尸体充满了潮气，已蜡化，并且某些部分由于冰川的运动和摩擦而呈粉粒状，但此冰人却安然无损。
在莫斯伯拉克研究所里，30多名人员为冰人作修复工作。遗憾的是，冰尸身上的衣服由于年久发脆，在运输途中已全部粉碎，只剩下一双鞋子。在修复过程中，又不免引起了对尸体的破损，左屁股被撕去一块，陰茎也不见了，不过对尸体的总体研究影响不大。
科学家认为，冰人活着的时候，身长5.3英尺，相当于中国人的中等个了，重110磅。
为保持冰人尽可能地完好，研究者用消毒过的小冰块，层层包住冰人，最后再用塑料布覆盖，以保证其皮肤处于96％～98％的湿度。在这个冰包内始终模拟冰川的温度，即处在一6c，并用一监视系统控制温度、湿度。
考虑到对冰人的身体检查、研究势必引起损伤，人们设计了专用的电脑设备，可供专家在不接触冰人的情况下作研究。采用计算机轴向层析扫描技术（cat），研究者能在电脑屏上看到冰人的骨骼和内脏，并获得清晰的三维图象。把cat技术与电脑辅助的绘图程序结合起来，研究者创造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冰人原始脑壳连面容的复制品。
从cat图象中可看到，他的左臂已折断，很可能就发生在他临死之前。
在他的左耳垂上有一条深沟纹，说明他曾戴耳环。此外，还找到一种白石做饰物；他的左脚上纹有3英寸长的条纹，左膝盖上纹着一个十字，其腰部也纹着14条纹线。这些纹身情况跟现代的不同，但对他本人可能有某种特殊意义。
从其蛀蚀的牙齿可看出，他吃的食物含有砂粒。在他的外套的皮毛中，发现了2颗原始小麦粒，这说明他可能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农业区域。
专家们对冰人的遗物一一作了研究。他的皮件皆被细致地清洁、擦油和脱水处理；革制品作干冻处理，以驱潮气；木制品则在热蜡液中浸泡，以驱潮防腐。
最重要的发现是那把铜斧。4英寸的斧子，看来是从模子里翻砂而成，铜斧镶着l形的硬杉木柄，并配有一个皮套。铜斧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到了公元前3300年，石头已让位于金属，成为制作工具的材料，这一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推进了一大步。
冰人有一个小工具袋，内藏骨钻子、2片火石和一块打火皮，在一片火石上附着多种草类的花粉，说明他用这些草来编制绳子、刀套和帽子。
1992年夏天，研究者重返冰人现场，那里已覆盖了20英尺厚的白雪，志愿者铲去了600吨雪，才见到岩石和泥土。他们在那里又找到了一顶皮帽和许多小皮块及木头，还发现了不少丸状的动物粪便，可能是羊粪。故这位冰人在临死前也许还在放牧，也许在追寻失落的山羊时进入山区，遇到了大雪暴，他无法返回，躲避在沟中，不幸葬身于此。
no.14 最早发现的恐龙蛋化石
最早发现的恐龙蛋化石
一两亿年前，地球是恐龙的天下，最大的长达26米。由于地球气候的突变，使它们不能适应环境而绝灭。
恐龙虽是宠然大物，但它们却是卵生的。可是，在20世纪前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大量发现过恐龙蛋，直到1922年在我国北疆戈壁沙漠的西南边缘火峰地方，发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恐龙蛋，有好几窝，每窝10来个，共获得七八十枚之多，个个异常坚硬。其中有不少被当时沙土压破了，但也有很完整的，更珍贵的是有些正在孵化中的各阶段的蛋，有些头骨已长成即将破壳而出。经专家研究，这些蛋是一种小型恐龙所生，身长不过1米多，叫原角恐龙。此外，还发现了很多原角恐龙的骨化石，这一发现震动了国际科学界。
恐龙蛋被誉为恐龙化石中的珍品，一般比较大。最大的蛋，直径200多毫米，小的80毫米。恐龙蛋的形状有卵圆形、椭圆形、圆球形、扁圆形、橄榄形，有的像玉米棒。在蛋窝中的排列方式：有的围成圆圈呈放射状，有的是成排的前后镶嵌，有的没有规律。恐龙蛋的蛋壳很厚，约2毫米，最厚的可达7毫米，表面具有别致的纹饰。
随着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我国先后又在广东、江西、湖南、安徽、内蒙、宁夏、新疆、浙江、湖北和河南等地找到了很多恐龙蛋化石。特别是在山东莱阳、广东南雄、江西赣州地区和河南南阳等地区。不同类型的恐龙蛋化石大规模地出露，这更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已至少发现40个蛋窝、计360多枚比较完整的蛋化石。我国的恐龙蛋化石在数量上、类型上、分布上以及保存之完整程度上，都是世界任何國家无法比拟的。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恐龙世界的奥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no.15 最高大的石经幢
最高大的石经幢
河北赵县城内有一座刻有佛教经文的大石柱，叫陀罗尼经幢，俗称石塔。
高约18米，是我国现存最高大的石经幢。
我国的石柱刻经，始于六朝，而石柱刻陀罗尼经，则始于盛唐。陀罗尼是梵文的音译，意即对所闻之法能摄取不忘。佛教密宗认为，此经的咒语能包含众多的经义。盛唐以后，密宗盛行，众信徒以为反复诵念陀罗尼经就会解脱一切罪孽。为了使陀罗尼经永存，传之万代，善男信女把它刻在上有顶、下有座的八棱锥形石柱上。这就是当初较为简单的经幢。宋代以来，经幢逐渐复杂，成为一种建筑物。幢座建成须弥座；幢身分节，多层檐；幢顶增设桃形宝珠。宗教的内容相对地减少了，而雕刻艺术越来越讲究。赵县陀罗尼经幢就是其中突出的实例。
赵县陀罗尼经幢建于北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原来是开元寺建筑之一，寺早年被毁，现仅存经幢。幢呈塔状八棱锥形，共七层，高约18米，立于方形石基之上，十分壮观。石基束腰部分，刻“妇女掩门”图像，形象妩媚多姿；四角刻有金刚力士，形象健美威严。石基上是八角形束腰须弥座，周围雕有伎乐、神佛、菩萨、蟠龙、莲花等图像。幢身第一、二、三层，刻有楷书和篆书的陀罗尼经文。其余各层，满刻佛教人物、经变故事、狮象动物以及花卉、建筑等图像，装饰性强，工艺精细，可谓石雕艺术的杰作。幢顶是铜质火焰宝珠，庄严而清秀。赵县陀罗尼经幢已有944年的历史，经受了长期风霜雨雪的侵蚀及大地震的摇撼，今天仍然巍巍耸立在华北平原上。
它是研究北宋佛教和雕刻艺术的难得实物。
no.16 庞培古城
庞培古城
美丽的意大利那不勒斯市东南有座著名的活火山，它就是维苏威火山。
维苏威火山巍峨峻峭，海拔约1300米，每次喷发后它的高度均有变化。它原是那不勒斯海湾中的一个小岛，后经一系列火山爆发，堆积的喷出物将其与陆地连成一体，呈3个貌似互相嵌入的圆锥形火山。火山口是内壁直立的大圆洞。维苏威火山每次喷发，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损失与痛苦。
距今1900年前，在维苏威火山的附近有一座名叫庞培的古城，当时有2万多居民。
公元79年8月24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到了庞培城。这天午后约1点多钟，离城约10公里处的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了。滚滚浓烟和无数火星从山顶腾空升起，剧烈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顷刻之间，天色昏暗，大地摇撼，连平日里平静似镜的那不勒斯湾也翻腾起汹涌的浪涛。漫天飞舞的火星就是火山的溶岩，当它们从空中坠落地平时，已凝固成大小不一的石块。大量的石块和火山灰，把火山附近的地面全部覆盖了起来。俗话讲的好，
“祸不单行”。就在维苏威火山大发脾气，乱施淫威时，天上又下起了大暴雨，引起了山洪的暴发。刹那间，山洪挟带着无数石块和火山灰，形成一股巨大的泥石流，以不可抗拒的气势，向山下猛烈冲去。很快，庞培这座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城，便被无情的泥石流吞没，埋没起来……
在公元 79年的维苏威火山大喷发中遭到毁灭性灾难的还有赫库兰尼姆城和斯塔比亚城。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庞培城渐渐被人们遗忘。1000多年过去了，世人已不知曾有过一个名叫庞培的古城，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只是在查阅罗马古书时，才知道有过这么个庞培城，但它的遗址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成了一个谜。
18世纪初，意大利农民在维苏威火山西南8公里处修筑水渠时，从地下挖出了一些古罗马的钱币和一些经过雕琢的大理石碎块。1748年，人们又在附近挖出一块石块，石块上面刻有“庞培”的字样。
啊，原来历史上真有过庞培这么一座古城，它就在这里，就沉睡在我们的脚下！考古学家们兴奋了，古城庞培之谜终于被揭开了！
从1860年起，考古学家开始了有计划的庞培城发掘工作。在发掘庞培城的时候，人们在泥土下发现了许多当年受难者的悲惨形象。当火山爆发时，城内约有 2000多人所处的地方恰巧有空隙藏身，因而没有立即被砸死，压死，可是被尘埃封住，无法逃出，最后窒息而死。经过很长的时间，人体腐烂了，火山的尘埃却形成了人体的模型。考古学家们把石膏液灌进这种尘埃形成的模型中，再现了受难者临终时的各种姿态和神情：许多人用手掩面，一个母亲紧抱着哭泣着的孩子，不少人趴在墙脚处挖洞，还有一群是被铁锁着的角斗奴……
经过200多年断断续续的发掘，这座在地下沉睡了千年的罗马古城，大部分已经重见天日，现在，人们可以像当年进入庞培城一样，漫步在宽敞平坦的大街上，领略这座千年古城的风貌。
重见天日的庞培城约有 1平方公里，四周绕有石砌城墙，设有 7个城门 。城市纵横各有 2条笔直的大街，使全城呈井字型，分成9个地区，每个地区又有小的街巷。大街上铺着10米宽的石板，两旁还设有人行道；街巷的路面，则是用石块铺成的。每个十字路口都设有水池。水池全是石制的，上面饰有精美的雕像，里面储存着清澈的泉水。这些泉水可是来之不易呀！
因为城里没有涌泉，所以这些泉水是通过平地架起的引水槽，伸到城外，将城外山上的清泉引到城内最高处的一个水塔里，然后再流向各公用水池和富豪家中庭园的喷泉池的。
城内最宏伟的建筑物，都集中在西南部一个长方形广场的四周。这里就是当年庞培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中心。
广场的东南，是庞培城官府的所在地，有权有势的人都在这里办公、议事。它的另一面是法院。这是一座两层楼的长方形建筑物，也是商人们订立贸易合同的场所。当地生产的葡萄酒、呢绒和玻璃制品，以及东方的香料、宝石、中国的丝绸、非洲的象牙，都是在这所建筑物里洽谈成交的。
广场的东北是商场。从已经发掘出来的情况看，当时这里店铺鳞次栉比，商品琳琅满目，生意非常兴隆。发掘时，人们发现在一个水果铺的货架上，摆满了杏仁、栗子、无花果、胡桃、葡萄等各种果品，这些果品虽经历了1000多年的黑暗遭遇，但从外形上还能辨别出来。在一家药铺的柜台上，人们看到了一盒药丸，药丸已经变成细末，旁边有一根细小的圆药条。很显然，当药剂师正在搓药丸时，突然遭到灾难，忙于逃命之中，将其弃之不顾了。人们还在一家面包房的烘炉里 （当时的店铺多兼作手工作坊），发现了一块烤熟的面包，它不仅保持着原来的外形，而且上面还印有面包商的名字，这名字历历可见。
在庞培城的东南角，有两座规模宏大的公共建筑物——竞技场和大剧场。竞技场是在公元70年，也就是庞培城被埋前9年建造的，约可容纳2万人，也就是可以容纳当时庞培城的所有居民。
庞培城内有许多富豪的住宅。这些建筑的大门，往往有粗大的大理石圆柱和雕花的门楼。走廊和庭院里到处摆着天神和野兽的塑像。正厅、餐厅和卧室宽敞明亮，富丽堂皇，四周陈设着珍贵精美的白银和青铜制品。墙上绘有壁画，地板上饰有镶嵌画。在一家富豪的宅第，人们发现了一幅镶嵌画：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王与波斯的大流士三世作战图。它生动地描绘了公元前333年伊斯战役的一个场面，非常壮观。画宽6．5米，高3.8米，由150万块彩色玻璃和大理石片镶嵌而成。
古城庞培之谜的揭开，使人们完整地了解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城市的真实情况，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而维苏威火山自从公元 79年大喷发，造成灾难后，除 1037～1630年长达几个世纪的停息外，一直处于喷发期与静止期的交替之中。1631年12月16日，维苏威火山又一次大喷发，造成5座城镇被毁，约4000人死亡。此后，它又先后发难20多次。目前，维苏威火山和庞培古城一样，成了意大利南部的自然风景区和旅游胜地。从那不勒斯到火山脚有电气火车。山脚下有缆车直达山顶火山口。同庞培古城一样，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维苏威火山每年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去观光、游玩。
no.17 现存最大的青铜器
现存最大的青铜器
我国现存的最大一件青铜器，是1939年3月在河南省安阳县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自鼎足至立耳通高1.33米，器口长1.1米，宽78厘米，重达875千克。整个形体雄浑凝重：方唇，上有一对立耳。深腹，下部微收。
平底，四柱足，足内空。腹面四周边框饰古代（商周时期）习见的兽面纹。
上下边框中间有短扉棱。鼎腹四角都在扉棱。鼎足上部饰兽面纹，并有扉棱。
造型大方、精致，给人以庄重肃穆的感觉。在鼎腹一侧内壁铸有“司母戊”
三字，排列成品字形，笔势劲健。因此称之为司母戊鼎。有的古文字学家认为“司”字应释读“后”字。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后母戊方鼎。
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内发掘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墓内出土了一对司（后）母辛方鼎，通高80多厘米。这一对方鼎的形状和司母戊方鼎十分相近，前者仅仅小了一点。鼎内所铸铭文的字体也很接近，说明司母戊鼎的年代应与妇好墓相距不远。据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考证，武丁的另一个配偶恰好是妣戊。据此推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武丁之子商王祖庚时期的彝器，距今已有3000多年了。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世界各地青铜时代文化中少见的大器物。
1939年，司母戊鼎出土后，当地村民恐被外人掠走，又重埋入地下，到1946年6月再次掘出，可惜当时已失去一个立耳，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司母戊鼎上有一个立耳足修复时照着另一个立耳铸成，并安装上去的。
no.18 最早的植物纤维纸
最早的植物纤维纸
1957年5月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砖瓦厂第二生产队的建筑工地上，在地下挖出两柄铜剑、三面铜镜和64枚半两钱和其他一些西汉初年文物，经调查判定，该处是一座汉代墓葬。就在铜镜正面发现有布纹，并有残布数片，布下有类似丝质纤维作成的纸，纸上也有明显布纹。这些残纸片，长宽不足10厘米，但仍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似可说明远在西汉以前，我国已发明纸了。
以后，有关科技人员，将出土的纸片作了分析化验，结果证明它不是丝纸，而是麻类的植物纤维纸，又经过一系列研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灞桥纸是珍贵的文物，在科学上有重大的价值。据史书记载，东汉蔡伦于公元105年首次用树皮、麻头、破布及鱼网作为纸的原料，似乎在此以前不曾有植物原料纸。灞桥纸却具有我国早期麻纸的原始结构要素，要比蔡伦发明纸的时间提早多了。
no.19 现存唯一完整的战国铜人像
现存唯一完整的战国铜人像
1964年12月，河北省易县武阳台乡高陌村第一生产组社员在村东的燕下都遗址内，发现一件铜人像保存完好，全身布满一层浅绿色薄绣，身高25.8厘米，通宽13.05厘米，前后通宽11.9厘米，重4.9千克。铜人面部丰满，修目阔鼻，口角向上，颜面微扬，颧骨较高。前额上发分左右向后梳，发纹尚清晰可辨。头顶一巾，前窄后宽垂于脑后，自头顶以带压住系于颏下，有红色八字形带结。人身直立，两臂前伸拱持一筒状物。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铜人的服饰。身着右衽尖领窄袖长袍，下垂至地面而不见足部，衣纹生动自然。
后领口作方形，后颈及背上袒露于外，衣领、衣边均涂朱色，身围腰带也作朱红，腰带间有长条形圆头带钩连接腰带两端。根据造型，可知这件铜人像，不是作为随葬品墓俑之类，而是实用器物上的一种构件。铜人手持的筒状物，可能是用来插入物件的。
与铜人像共出的有一些灰陶片，据考古人员观察分析，推断铜人像是战国中期的文物。从人像的衣着上，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服饰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到目前为止，这件战国铜人像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完整的一件。
no.20 最大的古代窖藏粮仓
最大的古代窖藏粮仓
根据史书记载，隋朝为了储存由全国各地运到东都洛阳的大批粮食，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在宫城东北建含嘉仓城。到了唐代，又对含嘉仓不断修筑、扩大，成为当时大型官仓之一。
1971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对含嘉仓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地点在紧靠今洛阳老城区的北侧，全城北墙与洛阳隋、唐故城的北墙正相吻合，城内粮窖分布相当密集，东西排列成行，行距一般为6～8米，部分行距仅3米左右。
窖与窖的间距一般为3～5米。窖都作口大底小的圆缸形。现存窖口直径最大的18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口径8米左右，深6米左右。在仓城中部发现的一个粮窖 （编号为窖160），还存留着当时储藏的谷子。
粮窖的形制结构十分科学，既能防潮，防鼠患，又能防盗，防火。大体是先从地面向下挖一土窖，夯实，再用火烧烤。窖壁下部呈黑红色，相当坚硬。然后铺一层用红烧土碎块和黑灰等拌成的混合物，作为防潮层。在防潮层上再铺一层木板层或木板和草的重叠混合层。以窖50为例，所铺木板厚2厘米多，为乳白色。在木板上又铺一层席子。从窖底到窖口，窖壁都围上壁板。壁板横行排列，直接镶砌在窖壁上。板的一端平齐，另一端削成尖状，或两端均削成尖状，相互穿插交错，拼在一起。壁板一般长0.7～3米，中宽0.05～0.4米，厚2厘米左右。根据窖160现还堆积着较高的谷子（已炭化）
来看，壁板是随储粮增加逐步往高处镶砌的。粮窖顶部结构，是先用木板搭成由中心向周围撑开的木架，架上平铺一层席，席上再用草束 （草束中有木棍）聚成圆锥形草顶。为了坚固或密封，在草顶上又涂一层很厚的混合泥。
至于窖顶的外形和具体建筑情况，目前还不清楚。考古工作者按照窖160内现存谷子的总储量推算，当年这个窖能储放粮食约50万斤。
含嘉仓大部分窖内发现了砖刻铭文，记载窖穴的位置、编号、储粮来源、品种、数量、入窖年月以及管理人员的姓名和官职等。估计是粮食进窖一次，就砖刻一次，作为登记备查。含嘉仓的储粮，主要是当时华北地区运去的租粟和江南地区运去的租糙米。
现在已将发掘的窖 160建屋保护，成为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粮窖的陈列馆。
no.21 最早的中西合璧天文图
最早的中西合璧天文图
1971年，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的东北正山南坡，发现一座仿木结构的砖砌辽代墓葬，墓室的后室穹隆顶部的正中央，发现一幅彩绘星图。
星宿画在直径2.17米的范围以内，高距地表4.40米。
整幅星图的中心，也就是穹隆顶的中心，悬着一面铜镜，镜的四周画红色莲花瓣，莲外以白灰为地，上一层淡蓝色表示晴空。在莲花东北绘北斗七星，四周绘五红、四蓝星，合为九星。东为太阳，红色，内画金乌，是星图上最大一颗，直径6厘米。其他4颗红星，直径4厘米左右，基本上分布在东、南、西、北4个正方向。蓝色4星，直径也为4厘米左右，皆出现在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的偏斜方位，但不对称。
第二层，依周天方位画二十八宿，星用红点，直径2至3厘米。星间联以直线。图上所标各星宿、星数之组成与有关史料记载，如《天官书》的“合轸七星”基本符合。
第三层，也是最外层，布黄道二二宫图。黄道十二宫源于古代巴比伦。
星图上的十二宫排列，基本是30度一宫，十二宫合360度。每宫画图形代表一星座，外绘一直径21厘米大圆。黄道十二宫这种观测星象的方法，何时传入中国尚不清楚。但自隋唐以来，在许多书中，如《武经总要》（1044年编）
中已有记载，但没有具体图像。宣化辽墓中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
宣化星图的十二宫，已经是中国化了的。巴比伦的双子宫，用两幼童坐地，一童手持弓箭来表现。宣化星图的双子宫则用着中国古代服装的一男一女双立像来表现。宣化星图构图相当完善、优美。它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吸取了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像这样综合中外天文学成果的星象图，在我国天文史上是首次发现。
根据墓志得知，墓主人张世卿在辽为官，死于天庆六年 （公元1116年）
正月，葬于同年4月。墓内星图的具体年代应即天庆六年，距今已有800多年了。
no.22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墓葬，于1974年4月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被命名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在这座古墓葬里，从尸体棺椁到大批的随葬器物，都保存比较完整，是我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对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以及医疗、防腐等方面都有极重要的价值。这座古墓葬女尸一具，外形基本完整。
尸体包裹各式丝织衣著约20层，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水里。经研究，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楚。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出土后注射防腐剂时，软组织随时鼓起，以后逐渐扩散。墓的结构复杂，从突起地面的墓顶到椁室深20米。椁室构筑在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土所组成。三椁三棺层层套合。
木椁四周及上部填木炭，厚30至40厘米，共约10000多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60至130厘米。可能是木炭和白膏泥密封层的防潮防腐作用，以及其他防腐处理，使尸体、葬具以及大量的随葬器物得以保存完整。这座墓的随葬器物，数量很多，共有千余件，多放在外椁与棺之间。其中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以及粮食、食品、明器等等。随葬品上，有写着
“軑侯家丞”、“軑侯家”字样的封泥和墨书题字。据《汉书》和《史记》记载：“侯”是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传四代即废。墓中女尸极有可能为第一代“軑侯”——利仓侯的妻子。《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軑侯黎竹苍，以长沙相侯，七百户……”（《汉书》的黎朱苍即《史书》的利苍）由此可见，軑侯是汉初诸侯王中一个封地仅有七百户的小侯。
他的妻子死后，动用这么多的人力，消耗这么多的财物，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及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在天平上称量，仅重49克，还不到一两。如果除去领和袖口较厚重的缘边，重量仅半两多一点。根据计算，每平方米衣料仅重12～13克，真够得上薄如蝉翼，轻若烟雾了。纱，是我国古代丝绸中出现得最早的一种，多半采用单经单纬交织，组织结构比较简单，是一种方孔平纹织物。高级的纱料，不在于空隙多，而在于以蚕线纤度匀细见长。纺织学上有个对纤度的专用计量单位，叫
。每9000米长的单丝重一克，就是一 。 数愈小，说明蚕丝越细。现在生产的高级织物乔其绢纤度只有14，不过10.5至11.3。利苍妻子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以后数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当时蚕丝纺织已有如此高超的技术，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no.23 最早的竹简本 《孙子兵法》
最早的竹简本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著作。这部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和其以前时期的战争经验，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史书记载，它是春秋末期 （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前5世纪初）杰出军事家孙武所著，所以称为《孙子兵法》，简称《孙子》。
这部军事著作，在战国时期就已广泛流传，在我国历史上很受推崇。三国时著名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说，他看过许多兵书战策，唯独《孙子》的理论最深、战法最精。公元7世纪《孙子》传入日本，18世纪，开始有了英、德、法、俄、捷等译本。
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4941枚竹简，发现其中有两部兵书，一部是《孙子兵法》，另一部是《孙膑兵法》。孙膑是战国人，是孙武的后世子孙，与商鞅、孟轲同时期。《孙子》书简300余枚。
整简每枚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简上的文字全部为隶书，用毛笔蘸墨书写，字迹有的端正，有的草率，显然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每简的字数多少不等，整简每枚多达40多字。
根据史书记载，《孙子兵法》有13篇。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中有两处提到“十三篇”，而且13篇都有文字保存，已经整理出的篇目和《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版本相同。可以认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书，是现存的最早版本，也是十分珍贵的一部竹书实物资料。
no.24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早期新石器文化。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出土石斧、石锛、石凿等，并发现木质、角质斧柄、锛柄，其他木器有矛、镞、耜、碗、筒、桨等。骨器有凿、锥、针、镞、耜等。骨木耜说明我国农业发展在火耕后有耜耕阶段。发现大量人工栽培水稻谷粒和杆叶，为水稻起源提供新的考古依据。猪、狗、水牛等已作家畜饲养。出土陶埙和骨哨，系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还有双鸟朝阳、鸟形象牙雕刻，木雕鱼形器柄、圆雕木鱼、双头连体鸟纹骨匕、刻纹骨笄等雕刻工艺品；另有陶塑人头像，两边各刻一猪的陶方钵，猪造型生动，刻有花叶纹，融写实与图案为一体。
均为原始雕塑珍品。发现“干栏”式建筑遗迹，梁柱间用榫卯接合，是我国最早的较成熟的木结构建筑。还发现木构浅水井，是我国最早的水井遗迹。
木桨的出土，说明已有舟船。有各种树类、菱、酸枣、茨实等遗物及人工采集的樟科植物的堆积，说明已知上述植物的无毒性且掌握采摘时节；樟科植物中多药用植物，当已有一定的药物学知识。出土玉料和莹石磨制的磺、玦、管、珠等饰物，还有雕刻17齿的象牙梳，反映了当时装饰的习俗。出土陶灶，可自由移动，火力集中，烧煮技术已达相当水平。
no.25 特殊的纸棺
特殊的纸棺
1973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发掘中，在506号墓内出土了一具纸棺，这是迄今仅见的特殊葬具。
纸棺因墓葬被盗遭到破坏，经复原后基本完整。长 2.3米，前高0.87米，宽0.68米，后高0.5米，宽0.46米。棺的骨架用细木杆扎成，自前至后，撑以五道弧顶支架，再糊上废纸，外表涂红色，无底。
根据现场遗迹、遗物判断，安葬时，先将死者放在一片糊以废纸的苇席上。这片苇席就代替棺底，其长宽与纸棺下口大小差不多，再罩上纸棺。
墓内同出墓主人张无价的一件告身和一张买地券。告身上记载：张无价以参加平定石国、九国胡及突骑施的叛乱，立跳荡功，被授为游击将军。在告身上署名的右相李林甫、左相兼兵部尚书陈希烈、兵部侍郎杨国忠，都是当时知名的权臣。买地券上写年代为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知此墓葬年代也为当年，则这具特殊的纸棺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
纸棺上所用的废纸，却是很有价值的故纸，大多是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
（公元753～755）的西、庭两州一些驿馆的马料收支帐。有的帐单上还盖着轮台、柳中县印。帐目中多次出现“封大夫”及其亲属。这封大夫无疑是当时摄御史大夫、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帐目中还有一处记“岑判官马七匹共食青麦三斗五升，付健儿陈金”。这岑判官当是唐代著名诗人岑参，他曾任封常清节度幕府判官，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西域边塞诗篇。帐目上盖的轮台、柳中县印，都是5厘米左右见方。阳文篆书两行，如柳中县印，则为“柳中县之印”5字。柳中县在今鄯善县境。
no.26 最早的帛书
最早的帛书
大约从春秋后期开始，古人除了用竹木简作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外，也用绢帛来写书作画。写在绢帛上的书文，称为“帛书”，又称“素书”。由于丝绢一类织物不易保存，所以，在考古发掘中，竹木简出土较多，帛书却很难见到。解放前，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内曾出土过一幅“战国缯书”，实际上是一种图籍，近于“帛画”。至于古代的帛书究竟是怎么样的，谁都没见到过，谁也说不清楚。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内出土了大批帛书，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实物，至此，人们才弄清了它的式样。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共20多种，大约有12万字。内容以古代哲学、历史为主，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各种图籍和杂书。
这批帛书的质地，是用生丝织成的细绢。帛分整幅和半幅两种，整幅的高度约48厘米，半幅的高度约24厘米。出土时，只有半幅的帛书卷在2—3厘米宽的竹木条上，其余的都折叠成长方形，都一起放在一只漆奁盒内。根据帛书抄写内容分析，大体上与简册非常相似。似乎是将当时认为比较重要的经典著作，如《周易》，便用整幅的帛抄写；而一般性读物，如《春秋事语》，则抄写在半幅的帛上。
帛书有长有短，而上面抄写的内容，并不完全是一幅一书，或一幅一图，没有像今天出版的书籍图片那么严格，不论篇幅有多少，总是单册或单张印出。古代的帛书，短的，一段帛上只写一种书或画一幅图。长的，往往连写几种书和几种图。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幅3米多长的帛书上，就抄了5种书。
抄书的方法与今也很不一样，抄完一种书，便另起一行接着写下一种书或者另外画一幅图。如果不见到实物，谁能知道古人抄书的习惯呢？
帛书都是从右端开始直行写下去的。有的先用墨或朱砂画好上下栏。如同书籍上留出的“天地”，再用朱砂画出7至8毫米宽的直行格，就是后来所说的“朱丝栏”。可见，古代抄写在帛绢上的文字，格式是要求规整的。
整幅的每行七八十字不等，半幅的每行20～40余字不等。所用的墨书原料，是用松枝等烧成的烟炱。
no.27 湖北省发掘12座古代墓葬
湖北省发掘12座古代墓葬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年至秦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了秦代竹简1150余支，内容大部分是秦代的法律和文书。这是继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之后，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发现。这批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秦始皇二十年南郡郡守腾的文书；秦的法律条文；秦的治狱案例；论“为吏之道”的书籍；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大事记以及占卜一类的书籍等。关于法律的简文，有秦律3种，是我国发现的最古的法律条文，其中有统一度量衡的条文，《游土律》的条文，还有保护妇女的条文和关于严惩教唆犯的规定。这些条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情况的某些侧面。在治狱案例中，有许多关于审讯、调查以及法医检查等具体记载，写得十分详尽，可以看出当时法律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特别重要的是，秦始皇二十年 （公元前227年）南郡郡守腾的文书，共14支简。其内容充分反映了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坚决态度。
这些发现为研究秦统一中国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个墓的出土文物，除竹简外，还有铜器、陶器、漆器，以及毛笔、笔套、有鞘铜削等文书用具。过去在考古发掘中，有绝对年代的秦墓很少，秦代竹简更是第一次发现。竹简中的大事记，为判断11号墓死者的身份和时代提供了重要依据，这次秦墓的发掘，对于判断秦墓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资料。
no.28 克里特岛的地下迷宫
克里特岛的地下迷宫
1900年英国学者a·伊文斯带着一个英国考古队来到了爱琴海南端的一个岛屿——克里特岛。队长伊文斯对队里的一些队员说道：年轻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寻找地下迷宫的奥秘。在正式行动前，我要向你们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
根据传说，在远古的时候，有个名叫米诺斯的国王，统治着克里特岛，他建造了一座有着无数宫殿的迷宫，里面通道纵横，谁走进去就别想再走出来。在迷宫的深处，养着一只人身牛头的恶兽——米诺牛。为了供奉它，国王向希腊的雅典规定了一份骇人听闻的贡赋：每9年要送7对青年男女来，让凶恶的米诺牛在迷宫里把他们吃掉。
这一年秋天，轮到雅典人第四次进贡。人们在一片哭泣声中，送别这 7对不幸的青年男女，并在运送他们的船上挂起了黑帆。雅典国王爱琴有个儿子叫特修斯，他不忍自己的人民遭到这种灾难，便决定和他们一起去克里特杀死米诺牛。他和父亲约定，如果事情成功，就在返航时把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只要爱琴国王一见白帆就知道儿子活着回来了。
航船时，船上的7对青年男女号啕大哭。特修斯不停地安慰他们说：大家不要悲伤，悲伤使人丧失理智，我们要鼓起勇气，想出办法，杀死米诺牛这头怪物。哭声终于停止了。他们一行人经过几天的颠簸来到了克里特。米诺斯国王的女儿一见到特修斯如此英俊，便爱上了他。她为了不使特修斯遭到米诺牛的杀害，送给他一把剑和一个线团。聪明而勇敢的特修斯一进人迷宫，就把线头系在宫门上，并且放开线团，沿着复杂的通道，向迷宫深处走去。最后，他碰上了米诺牛，奋力抓住它的角，一剑刺死了它。然后他带着进贡的青年男女，沿着线顺利地走出了迷宫。为了预防米诺斯国王派人追击，他们在海边凿穿了米诺斯国王所有船只的船底，再和国王的女儿一起，登上驶来克里特的那条船扬帆回国。
船在海中航行，原班人马加上米诺斯国王的女儿，增添了无限乐趣，海浪轻扶船舷，海鸥翻飞船尾，船上一片欢声笑语。经过几天的航行，雅典已远远在望。可是特修斯王于在兴奋之中竟忘了换下黑帆。在海边等待爱子归来的爱琴国王，看到驶近的船上依旧挂着黑帆，以为儿子已经殉难。他在绝望之中纵身跳入海中自杀了。从此，爱琴国王投身的那个海，就被称为爱琴海……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是希腊早期文明的摇篮。
位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也就是在希腊半岛 （巴尔干半岛延长部分）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南北长610公里，东西宽300公里，面积21.4万平方公里。
平均深度570米，最深处3543米。
爱琴海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是地球上岛屿最多的海。在全世界众多的海中，没有一个海拥有像爱琴海那么多的岛屿。岛屿大多属于希腊，也有一些岛屿属于土耳其。沿海主要港口有希腊的萨洛尼卡和土耳其的伊滋密尔等。
希腊半岛与埃维亚岛之间的爱琴海海潮非常湍急，是世界闻名的凶猛多变的海潮之—……
以上这些虽然都是常识，但我为什么要如此唠叨提醒，即在我们考古日程中，都要准确、及时将我们的考古时间、地点标在图上，如果标错后公开发表，会引起国际事端，这在以往考古队中也屡见不鲜的。
作为大英帝国的考古学家，我们应该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为后人树立榜样，不要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疏漏，贻笑大方，让后人再来考证我们。
队长的话刚讲完，就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考古队终于在克里特岛北部诺萨斯安营扎寨。他们成天成天地寻找方位，查找资料，根据线索，终于在地下，发现了迷宫——米诺斯王宫。
这座王宫依山而建，是一个由许许多多房屋组成的复合体，总面积约16000平方米。中央是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四面环绕着国王宝殿、王后寝宫、有宗教意义的双斧宫、依地势坡度建成的楼房以及贮藏室、仓库等。它共有三层，还有地下室。在各个华丽建筑之间，有长廊、门厅、复道、阶梯等连接，真是千门百户，曲折相通。进入这座廊道迂回，宫室交错的复杂建筑物后，的确很容易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说它是迷宫，一点也不假。难怪直到今天，人们还用迷宫来比喻某种错综复杂的结构或布局。
考古队在迷宫的墙上，看到了许许多多壁画。虽然历经了3000多年，但是它的色泽还很鲜艳，就像艺术家刚刚完工似的。在长廊中，有庆典游行的画带。在国王宝殿和王后寝宫里，有表现国王、贵族的活动和集会以及自然景物的壁画。其中男子们捧着金银器皿，妇女们有的穿着镶宽边的长袍，有的穿着镶白色皱边的黑裙，体态轻盈，神情逼真。有一幅是表现国王的。他头戴百合花王冠，颈套项圈，腕带镯子，在花丛中漫步，也许是在举行一种与花草有关的宗教仪式。此外还出现不少穿着非克里特服装的仆役的形象，看来他们是作为贡赋而送到这里来的奴隶。
最使考古队感到兴趣的是，在宫中发现了2000多块泥版。这种泥版显然是用粘土干燥而制成的。它的外形类似狭长的棕叶，上面刻着许多由线条构成的文字。另外在印章、器皿等物品上，也发现铭刻着这种文字。这就是线形文字。直到1953年，人们才对其中的一部分文字释解成功。从中知道，泥版上记载着王宫财物的帐目，其中包括国王向各地征收贡赋等情况。计算法用的是十进位。铭文上使用的许多语言，与古希腊使用的语言只有稍微的不同。由此可以知道克里特岛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密切联系。
考古队还环绕迷宫进行发掘。迷宫四周是一些贵族的府第。有的府第还有特别的通道与迷宫相连。考古队在迷宫南面发掘出一所豪华住宅，里面有冷热水管俱全的浴室。在另一所二层楼房地下室里，发现有用青铜门闩拴着地窖和仓库。而在这些规模宏大的宅第的旁边，又发掘出了许多极为简陋的小屋和茅舍，它显然是穷人或奴隶们居住的地方。
地下迷宫秘密的揭开，使人们看到了公元15世纪前后，爱琴海地区克里特文化的高度成就。英国考古队从此名扬天下，受到世人的尊敬。因为是他们再显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
no.29 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乐器。西周中期的大小3件一组的编钟，是1954年在陕西长安县普渡村长田墓出土的。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编钟。它已是依一定音阶组成的旋律音器。近年来，各地出土的编钟数目逐渐增多。由9件、11件、13件、14件组成。有的音高相当准确，可构成完整的5声音阶、6声音阶或7声音阶。
举世闻名的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古乐器——编钟，是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它共64件，其中纽钟10件，甬钟45件。
出土时，分3层8组悬挂在钟架上，都依大小次序排列着，场面十分壮观，宛如一间古代乐厅。钟架上层，悬挂着3组纽钟，主要是定调用的，或在演奏时补奏一、二个乐音。中层悬挂着3组甬钟，有3个半8度音阶，是这套编钟的主要部分，能配合起来演奏各种乐曲。下层悬挂着两组甬钟，体大壁厚，声音深沉洪亮，在演奏中起烘托气氛与和声的作用。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一件重2.4千克，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千克，高153.4厘米，超过以往出土的任何编钟。演奏的工具是6根敲钟用的丁字形彩绘木槌，两根撞钟用的细长木棒。
编钟的每件钟体上都有错金篆体铭文，总计2800多字，内容都是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根据铭文记载，通过测音表明，钟音音阶与现代c大调七声音阶同列，音域跨五个八度，声音宏亮，音色完美，能旋宫转调，12律半音齐备，能演奏复杂乐曲。音乐工作者参照当时演奏方法进行试验，古今乐曲都能演奏。凡欣赏过的人，无不惊叹叫绝。钟架为铜木结构。木质架梁上满饰彩绘花纹，两端都套着浮雕或透雕的龙、鸟和花瓣形象的青铜套，起着装饰和加固作用。中下层横梁分别用3个青铜佩剑武士的头和双手承顶，下层铜人立于大型雕花圆铜座上。钟架通长是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雄伟、场面壮观、结构严谨、十分牢固。它虽承担了2500多千克的重量，经过2400多年而仍没坍塌。
这编钟规模之宏大，铸造之精美，为世界音乐史和冶炼史上的奇迹。
no.30 最早发现的古猿头骨
最早发现的古猿头骨
1978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找么了一具古猿头骨，经考证距今已有800万年的历史，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800万年前的古猿头骨，引起了世界人类学家的轰动。
1975年以来，我国在该地先后发现了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两个下颌骨和上百颗牙齿，还有大量的共生动物化石。因为这些发现物对确定古猿的生存年代和自然环境提供了重要证据，对探讨人类起源和猿类演变的理论有很大帮助，所以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重视。然而，作为研究的最重要依据的古猿头骨标本，却一直未有发现。
经过我国考古工作者的持续努力，终于在1978年12月找到了这个古猿头骨，称为禄丰古猿头骨，可归属于西瓦古猿类型。其生存的地质时代为上新世早期 （距今约800万年）。它的特征既像现代猩猩的雄性头骨，又具有粗壮的南方古猿的一些特点。它的额顶有倒“v”字形的突起的嵴，这是一种原始猿类的性状，而在现代大型猿类和粗壮的南方古猿中还不同程度的保存着。过去，人们一直把西瓦古猿看作是猿类的祖先。近年来，国际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它可能跟腊玛古猿一样，是人类的祖先。因此，对禄丰古猿头骨的探讨，将对西瓦古猿的进化地位作出科学的结论。
1980年12月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具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掘如此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引起国外科学界的极大震动。
这些古猿头骨的发现和研究，将对揭开人与猿的分歧时间、地点大谜，有巨大的帮助。
no.31 寻找图坦卡蒙
寻找图坦卡蒙
1922年11月26日，英国的霍华德与考古学家卡门，在埃及的一座深山里寻找法老的陵墓。
“阶梯！”霍华德突然发出惊呼。
卡门应声而来。在他们的脚下，确实有一道通向悬崖深处的阶梯。他们沿着深山幽谷，披荆斩棘，清出道路，小心地向前走去，果然，他们在斜坡上发现了一些古代印章的痕迹，在每个印章上都刻有1只豺和9个捆着的俘虏。
“啊！这是底比斯的印章！”他俩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熟知古埃及历史的霍华德知道，底比斯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代的首都。这座城市于公元前88年被毁。按照当时的习惯，法老的陵墓封闭之后，入口处都要打上印章。现在印章清晰可见，说明这里肯定有一座古代的秘密陵墓。
他们大喜过望，急忙把整个斜坡进行清扫。果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图坦卡蒙法老的印章！
“图坦卡蒙，图坦卡蒙，我找得你好苦呀！”霍华德自言自语地嘟嚷着。
图坦卡蒙是公元前14世纪中叶，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9岁即位，20岁逝世，生前曾中止过前法老的宗教改革，把首都迁往底比斯。对这些历史，考古学家们早已从史册和寺庙的浮雕上获得证实。可哪儿是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却一直没有人发现。霍华德为此花费了20余年的心血，进行寻找。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它就在面前，霍华德的心跳加快；而卡门，这位霍华德发掘陵墓的财力支持者，也激动得浑身发抖。
20年磋舵岁月，20年四处飘泊，20年不断探索，20年苦苦追求，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图坦卡蒙陵墓。望着图坦卡蒙法老的印章，霍华德追忆的闸门打开了……
霍华德1874年出生在英国，他的父亲是一位擅长描绘飞禽走兽的动物画家，曾游览过世界各地。从小时候起，父亲就对他讲述过非洲的大斑马，亚洲的大老虎和澳洲的大袋鼠以及食人肉土著部落等等的奇闻轶事。这些，都给霍华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受父亲的艺术熏陶，也爱上了绘画。后来，他给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纽伯利当助手，帮助教授整理从埃及带回来的绘画，深厚的艺术功底以及他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深得纽伯利教授的赏识。
18岁那年，纽伯利教授把他带到古埃及金字塔下。
大漠茫茫，金字塔巍峨壮丽，驼铃声响，阿拉伯马队驰骋在炎热的阳光下，金字塔闪闪发光。他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但四处充满新奇的世界。他跟随纽伯利教授参加古墓的挖掘和临摹壁画等工作，欢乐无比。同时，他也学习埃及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如果他穿上当地装束，头缠纱巾，身披阿拉伯长袍，脚蹬阿拉伯骏马，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谁能把他当作身在异国他乡的英国佬？
不久，霍华德成了一位埃及通。在尼罗河古岸，从三角洲往南的沙漠边缘上，均留下他的足迹。因为他知道，这里矗立着一系列用巨石垒起来的高大建筑物，这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金字塔高耸入云的雄姿，向世人展示古埃及的瑰丽和辉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神秘的陵墓一个个被人发现，继而又被挖掘出来。可是，霍华德认为，还有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图坦卡蒙陵墓，还在沉睡，还在蒙着它那神秘的面纱。
图坦卡蒙陵墓在哪里？这个问题，时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霍华德决心探寻它的秘密。在埃及，每一个法老的荣耀和显赫的成绩都有石刻记载，可是在乌克苏的神庙里，却没有留下图坦卡蒙的铭文。他遍访所有的游牧部落，也没有人能告诉他，尼罗河两岸是否有这个年轻法老的陵墓。
10年过去了，探访图坦卡蒙陵墓一无所获。霍华德没有气馁，1903年他索性辞去了在纽伯利教授那边的工作，凭借他对埃及的了解及金字塔的渊博知识，充当一名导游，并向游客兜售风景画以维持生计。这个时期，霍华德已身无分文，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挖掘活动，寻找图坦卡蒙陵墓的热情也逐渐减弱下来。
不久，美国有位名叫戴维斯的商人来到埃及申请古迹发掘权，遭到了埃及政府的拒绝，理由是戴维斯必须请到专家，才能申请发掘权。后来，戴维斯打听到英国的霍华德，就雇佣了他。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霍华德欣喜若狂，又重新开始探索图坦卡蒙陵墓。
挖掘工作又陆陆续续地进行。有一天，他们挖到几只破碎的坛罐，其中一只的盖子上裹着一块布片，布片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图坦卡蒙的大名。霍华德高兴得手舞足蹈，计划在附近继续寻找，而戴维斯则要求霍华德到别的地方去寻找。霍华德认为，现在如果放弃，那只能空手而归。
“戴维斯先生，我苦苦追寻了10多年，目前好不容易有了线索，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我说，霍华德先生，我佩服你的勇气和对真理的追求，可是你忘了一点，古埃及法老的陵墓星星点点，为了防止后人盗墓，他们施巧计，摆迷魂阵，真真假假，使你不辨真伪，有许多考古学家倾其毕生精力，还是一无所获。这种例子，在考古界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请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试试，也许有所收获。”戴维斯坚决停止发掘，霍华德不肯挪窝，双方搞僵，不欢而散，最后戴维斯把发掘权又交还给埃及政府。
霍华德差一点气疯了，他真想狠狠地揍戴维斯一顿，以出出胸中的这口恶气。美国佬真是太差劲了，唯利是图真是他们的天性，难道只有看到了珍世奇宝和金块银块，才开始挖掘吗？真见鬼，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这等美差？
有一天，霍华德遇到一位考古学家——卡门，当卡门听完霍华德的叙述，看着霍华德那坚毅的目光和满头火一般的红发，卡门心里怦然一动。心想：这小伙子精力无穷，他有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他对古埃及历史知识的广博确实出类拔萃，令人信服。
“年轻人，我信任你，咱们一起干吧。”卡门与霍华德紧紧握手。
正当他们鼎力合作，着手筹划从何处开始挖掘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霍华德对埃及地区的地形和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他成为英国陆军部门的一名情报人员，长年累月为英军搜集各种情报，立下了战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熄火，霍华德没有留恋军旅生涯，没有留恋那种特工孤军奋战杀入敌营的传奇生活，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古发掘中去。
整整5年过去了，可还是一无所获，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磨难，就连充满信心的卡门，也感到失望和悲哀。他经常长吁短叹，因为他已经为发掘花费了巨额财产，可谓倾家荡产。耗费的巨资只是换来几根折断的箭簇和零星的青铜器皿，最后，卡门也决心中止考古发掘。
“卡门先生，你是我最信任的考古学家。多年来，你全力支持我的事业。
虽然我也知道，你已身无几文，作出这种决定，也是迫于无奈。也是你不得不作出的抉择。现在，我恳求你，作最后一次尝试。你看，我已精心绘制了
《国王山谷》地形图，在这幅地形图上，凡是已经挖掘过的地方，我均一一作了标记。现在，唯一没有挖掘过的地方，就在这里。”
说着，霍华德把地图展开，让卡门看个仔细。卡门看到，地形图上确实标有一块没有触动过的地方。好，不妨作最后一试。卡门作出了决定。
1922年11月1日，霍华德与大批民工开始做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们先清除了地面上的土石，很快发现了公元前1160年修筑的拉美西斯六世陵墓时民工们住的石棚。
11月4日上午，霍华德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石阶。
“快挖呀，挖呀！”霍华德一边拿起挖掘工具，一边不停地大声吆喝。
1月26日，当那灼日的阳光在地平线消失的时候，12级台阶全部被清理出来，而且可以看到石阶尽头的那扇大门！
他们打开洞门，内门有一条通道，里面堆满了许多建筑材料的碎渣。接着发现了第二个入口，上面刻满了图坦卡蒙法老的印章。
霍华德在严密封闭的入口处凿了个山洞，把蜡烛伸进里面，然后用一只眼睛贴近了洞口，向里观看。啊！在他的眼前，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包金的战车，饰有巨大镀金狮子和怪兽图案的卧榻，约一人高的国王雕像，以及数不清的箱笼和匣子。
“卡门，我们成功啦！”霍华德打开洞口，拿着手电钻了进去。除了上面这些东西以外，他们还看到了荷花状的石膏盂、镀金的安乐椅，可就是没有发现木乃伊的棺材。不过，有一堵墙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它的中央部分的颜色与边上的不同，仿佛是一个封闭了的入口。可是目前不能马上打开它，因为现在屋子里塞满了各种东西，必须先将这里腾空。
霍华德、卡门开始先清理已经存放3000余年的东西。有些东西早已腐蚀。经过整理，发现了一些嵌了象牙的木箱中，放着图坦卡蒙法老的许多宝物：饰有宝石的金指环、项圈和手镯，各种衣服、鞋子，表示权威的金质“权杖”；在卧榻下，还发现了装盛食物的箱子，里面还有早已石化了的煎鹅、鸭子、火腿、面包等等。
屋子腾空之后，他们开始拆除那堵塞入口的墙。原来里面是一个巨大的镶嵌了蓝色釉瓷包金的木套。它长5米，宽3.3米，高2.75米，顶盖几乎碰到了天花板。
霍华德在套子的一个边缘上找到了一扇门。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闩，发现里面是一个同样的套子；再打开，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由大到小的套子竟有4个！
当最后一个套子打开之后，出现了一个由水晶做成的棺材。长2.75米，高与宽均是1.50米。水晶棺角上有一个女神的浮雕像，她那伸张着的手和翅膀，包围了水晶棺，仿佛在保卫它的安全。打开1吨多重的棺盖，里面是一个用布缠着的东西。霍华德他们把一层层的包布除掉之后，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棺材。它的形状不是平整的长方形，而是做成人体的形状，盖上精致的雕刻着图坦卡蒙法老的脸，极为年轻英俊。
经过细细地观察，霍华德发现这棺材是木质的，外面则包着金叶；棺盖上的脸和手才是用块金铸成的。眉毛、眼皮用的是深蓝色的玻璃，眼白用石膏，瞳孔用火山玻璃制成，手中执着镶嵌了蓝色玻璃的金子做成的权杖和鞭子。
霍华德他们又打开这个包着金叶和镶嵌着块金的棺盖。咦，怎么里面是与第一个一样用布包缠着的棺材。除掉缠布以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原来里面是一个长1.85米，用块金做的第三个棺材，它的外形和前面两个完全一模一样。
现在，他自己看到了图坦卡蒙法老的木乃伊。它由薄薄的布裹缠着，浑身布满了项圈、护身符、戒指、金银手镯以及各种宝石，其中还有两把剑，一把是金的、一把是金柄铁刃的，后一把极为罕见，因为埃及人那时候还刚刚知道用铁。木乃伊的头上，戴着一只金面罩，它复现了这位年轻法老的面容。
在停棺室的里面，还有一间小屋，那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举行殡葬仪式时使用过的物品：巨大的黑豺像、人俑雕像和神的图画；还有一个装饰华丽的箱子，里面有4个器皿，盛放着制作木乃伊时取出的法老的内脏。
霍华德对埃及及图坦卡蒙陵墓的成功发掘，使人们了解到公元前14世纪埃及新王国时代法老殡葬的真实情况。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埃及，一睹古埃及这座保存完好的古墓。从这个陵墓里发掘出来的大量珍贵物品，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开罗博物馆里。
霍华德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古墓的故事，也成为当时世界报道的头条新闻。
到了90年代初，一个由人类学家、雕塑专家等组成的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专家小组，运用了现代物理技术和再现身份不明者面容的塑模办法，对图坦卡蒙法老的脸部进行雕塑工作，使生活在3000多年前的法老面容复原。它使人们跨越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连接了人类的过去和今天。
最后，雕塑家为图坦卡蒙的脸部模型进行修饰。经过修饰，塑像的头饰与图坦卡蒙丧葬时所戴的金属面罩上的头饰部分非常相象。这样，一个惟妙惟肖、生动逼真的图坦卡蒙法老再现在人们的面前，他——英俊雄武，充满威严。
no.32 最早的原始宗教祭祀遗址
最早的原始宗教祭祀遗址
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城所在地大城子镇东南约4公里、大凌河南岸的东山嘴村，在1979年，省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群遗址。东山嘴村的东、西、北三面被一条弧形黄土山梁环抱，遗址恰恰在山梁正中一块缓平突起的台地上。
遗址内的建筑群，中心部分有一个大型方形基址，是一座祭坛。四周有用石块堆砌的墙。祭坛南、北两翼还有石墙或石堆。祭坛的前端有石圈形台址和多圆形石砌基址；后端已遭破坏，情况不明。
在遗址内出土了许多遗物，如陶器、石器、骨器等。其中与原始宗教关系较密切的是陶塑人像。这些人像都是泥质红陶胎，形体有两类。
一类是小型孕妇塑像。裸体，直立，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如在石圈形台址东侧黄土层中出土的一件孕妇塑像，通体打磨光滑，似涂有红衣，体肥硕，腹部圆腹非常明显，下肢稍弯曲。体残高5厘米。
一类是大型人物坐像，出于石圈形台址东南侧和西南侧的黄土中。坐的姿态为盘膝正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因为残缺过甚，尚不清楚完整形象。
陶塑女像在世界各地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作为当时人形象的再现和偶像崇拜物，是研究原始社会物质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尤其被当作判断母系氏族社会的直接证据。东山嘴陶塑人像群的发现，可贵的是，由于这些人像是同具有某些祭祀活动的大型遗迹联系在一起，其所处时代又正是原始氏族公社一个大变动时期，这就扩大了对人像，尤其是陶塑孕妇像的理解范围，不局限于直接理解为母系氏族社会证据的传统概念。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东山嘴祭祀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宗教遗存，距
no.33 青花釉里红瓷仓
青花釉里红瓷仓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在景德镇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楼阁式瓷仓。这是1979年9月，丰城县文化馆在省文物商店的协助下征集到的。在仓后两柱间有正楷直书墓志，自右至左12行，共159字，记载死者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死于后至元戊寅（即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安葬于南山。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明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瓷仓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进深10厘米。仓顶是庑殿重檐顶，红柱，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两旁作亭式稍低于仓顶。整个楼阁，形式上是一座宴乐厅。楼的四周有高2厘米的小栏杆。中有隔墙，分为前、后楼。
前楼内置宝座，宝座两侧各有一人双手执翣，座前有二人舞蹈。后楼与前楼相通，有一支四人乐队，执腰鼓、琵琶、萧等，正在演奏，正楼两侧的旁楼也各置栏杆。左楼二人演奏琵琶、拍板，右楼二人在吹奏萧笛。楼上的侍俑高3.5厘米。
楼阁四柱饰红色，柱高15.3厘米，宽9.4厘米。四柱之内为仓。正面有门，门旁还有二人，手执棍棒，身着红彩白色衣衫，高4.7厘米。背面的壁上书写墓志。志文用青料写在白底上，呈蓝灰色，笔划重者呈褐色。仓的左侧壁上有黑底填红色正楷直书“五谷仓所”，柱前也有二人，高3.5厘米。
其中一人执圆形簸箕，显然是料理粮食的。仓的右侧壁上有黑底填红正楷直书“凌氏墓用”。依壁分立二人，高3.7厘米。这也是护仓的侍俑。
全仓部分施影青釉，部分施红釉，并以青、红彩绘点缀装饰。青料呈蓝灰色，釉里红呈紫红或红褐色，色彩调配庄重，使整个楼阁亭台浑然一体，凝重秀丽。楼阁高低相错，主次有序，充分表现了元代时期江南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no.34 马其顿国王
马其顿国王
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当上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雄才武略，骁勇善战。他施行币制和军事方阵战术的改革，不断向外扩张，先占领爱琴海北岩色雷斯一带，继而南征希腊。
公元前338年8月，腓力二世决定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他专门设计了一种新阵法，叫“马其顿方阵”。临出征时，他任命儿子亚历山大为马其顿军队副统帅。当马其顿军队到达希腊中部喀罗尼亚附近时，遇上了希腊各城邦的联军。就在这里，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决战。马其顿军队在黎明前排好了方阵。士兵们列成长达 16排的纵队，每个士兵都被遮住全身的巨盾和长达50米的长矛武装起来。后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矛放在前排士兵的肩上。这样，前排的士兵就得到好几排向前伸出的长矛的保护，整个方阵行动起来就像一个整体。方阵分左右两翼，腓力二世亲自指挥右翼，左翼由亚历山大指挥。
决战中，双方相持很久都不分胜负。首先取得胜利的是亚历山大，他指挥左翼军队，给当时认为无敌于天下的底比斯人的“神圣部队”以致命打击。
相反，腓力二世指挥的右翼军队却遭到了失败。联军突破了马其顿的队伍，对它进行紧压。但是联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指挥官大声喊着：“跟我来，把马其顿人赶出去吧！”一阵冲锋，却搞乱了自己的队伍。腓力二世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迅速改变方阵队形，向联军反扑去。结果联军溃败，腓力二世大获全胜。这一仗，决定了希腊人的命运。第二年，腓力二世在科林斯村召开全希腊会议，宣布自己是希腊军最高统帅，从而确定了马其顿在希腊各城邦中的领导地位。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在参加他女儿婚礼时被刺身亡，亚力山大继承王位。后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铁蹄纵横万里，扩大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的版图。33岁时，亚历山大因病去世。亚历山大死后，他的亲信和部下便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不久，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土地上，产生了若干新的國家，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从此分崩离析了。
虽然马其顿王国已消散了2300余年，可是，现代文明社会里的一些考古学家，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腓力二世的陵墓。
1860年，有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在希腊萨隆尼加西南约65公里处一个叫维金纳的小村庄附近，发现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马其顿王宫，并发掘了其中一部分。他的发现，证实了维金纳是史书上所称的爱基——古希腊马其顿王国的都城，而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爱德沙。
20世纪30年代，马诺利斯·安德罗尼科斯，一名研究马其顿王国历史的18岁的学生，参加了一支考古队，前去发掘那座宫殿的其余部分。安德罗尼科斯当时对维金纳周围的旷野非常感兴趣，那里有着许多公元前1000～前700年的铁器时代的墓塚。
安德罗尼科斯在维金纳村的中心发现了一座大坟堆，虽然蒿草遍野，瓦砾掺杂其间，但比其他墓堆都大。他想，这土堆下面或许埋着些比铁器时代的尸骸更有意义的东西。
1952年，人到中年的安德罗尼科斯已经是萨隆尼加大学的博士，他壮心不已，重新来到维金纳。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搜集到了许多大理石墓碑的碎片。经过研究，他确认这些墓碑碎片的年代很古老，它们是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的遗物。这个时期是马其顿王国最强盛的时期，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都是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安德罗尼科斯再次想到了那个大墓，想到了那个大墓的主人到底是何许人？
70年代初，当一位英国学者再次以无可辩驳的大量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维金纳就是古代马其顿王国的都城爱基时，安德罗尼科斯立即决定，正式挖掘维金纳的那个大墓。
1972年11月8日，在经过了35天的挖掘，铲掉了近1.8万立方的泥土后，一座坟墓的高大正面，呈现在发掘者的面前了。墓门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墓门上的图案是狩猎狮子的场面，这是深为马其顿王室酷爱的消闲活动。
安德罗尼科斯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进入到墓内，眼前的景象使他十分惊讶：一个正方形的墓室，一扇关闭着的大理石门，一座完整的石椁，以及无数在尘埃中闪烁着光芒的珠宝、金器。他兴奋得狂呼：啊！这肯定是一座王陵！
此后的几天中，他们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清理工作。从墓中发现的丰富的陪葬品来看，这是一座未受劫掠的王陵，而陪葬品中的许多青铜器和甲青，又表明墓主人是一个好勇善斗的尚武之君。
他们打开大理石的石椁，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石椁里是一只精美绝伦的金棺，棺盖上镌刻着旭日的图案。安德罗尼科斯惊叫了起来：这是马其顿的王徽！金棺里面存放着经过火化的骨骸，还有一个用黄金制成的橡叶和橡子环绕而成的花环 （橡树叶是古希腊主神宙斯的象征）。
安德罗尼科斯根据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物品以及它们的制作工艺，判定这座坟墓是在公元前340年～前310年间封闭的。这一段时间里，在马其顿下葬的君主只有腓力二世一人。但使他们伤透脑筋的是，这仅仅是推理，因为墓里没有发现任何碑文，可以用来证实这是腓力二世的墓。后来，安德罗尼科斯经过仔细勘察，终于在厚厚的尘土中，又找到了5个只有2.5厘米高的象牙小头像，3个是男性的，2个是女性的。他又令人信服地鉴定出其中2个男性的头像就是腓力二世和亚力山大大帝。安德罗尼科斯大喜过望，在萨隆尼加大学宣布：“根据已经找到的考古证据，我相信我有权说，这就是腓力二世的墓。”
“你有什么证据？”其他考古学家议论纷纷。“一个成功的考古学家不是凭自己的判断，而是要拿出确凿的证据的。”有的认为它不是王陵，有的认为它是公元前336年以后的墓地，还有的认它是另一个国王的陵墓，也许是腓力三世的，他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继位的。
虽然安德罗尼科斯把这些疑问一一驳倒，并于1982年在维金纳又发掘出腓力二世遇刺身亡的剧场的遗址，可他依然无法证据金棺的主人是谁。幸运的是，安德罗尼科斯终于在一个远离维金纳的、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证据。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有一位叫理查德·尼夫的英国人，他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尼夫曾经对3个木乃伊进行过修复工作，为了说明这些木乃伊生前的容貌，他利用石膏模型和粘土，证明了一个人的面貌取决于他的颅骨的结构。
只要在颅上附上一点粘土代替肌肉，就可以根据颅骨重现其本来面相。
后来，警方也请尼夫帮忙，为一些无法辨认的尸体重塑他们原来的面貌。
破案后发现，尼夫塑出的面貌和死者的本来面目非常相像。
尼夫有一次偶然和他的朋友，一位同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考古学家约翰·普雷格谈起，他想用一些希腊人的上颅骨来试试。在这以后，普雷格在雅典参加一次考古专家会议时，对安德罗尼科斯谈起了尼夫。安德罗尼科斯建议，用在金棺中被发现的头颅骨来试一试。
1981年，尼夫飞往萨隆尼加，在博物馆找到了那些颅骨，他耐心地把那些碎骨片一一复制成石膏模型。回到曼彻斯特之后，又设法把这些碎片拼合起来。在拼合的过程中，他发现面骨的有些部位严重变形，特别在右眼窝附近。
无奈之下，尼夫只得向布里斯托大学解剖系的默斯格雷夫博士求救。博士是一位对希腊丧葬火化方面很有研究的专家，他告诉尼夫，虽然火化会使骨骸缩小10％，但这不可能是这些颅骨变形的原因。尼夫又找来两位整形医生，请他们来看看这些颅骨的拼合是否正确。两位整形医生告诉他，拼合得十分正确。他们还解释了右眼处面骨变形的原因：颅骨的主人，生前右眼附近受过严重的损伤，其伤口只能是由上方射下的物体打击造成。
尼夫把这些解释转告了普雷格。普雷格立即去查找有关记载腓力二世生平的古代文献，他在一部写于公元1世纪的史书中，找到了一段详尽可靠的记载：公元前354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攻打梅素恩城的战斗中，右面颊中箭受伤，被迫挖掉右眼。
尼夫现在已不再疑惑了，他的方法是正确的。他开始根据拼合成的头颅骨，重新塑造颅骨主人的容貌。不久，一个独眼君王凶狠可怖的面貌又重新再现了。塑像起先是一尊石膏像，随后，尼夫又给塑像染上皮肤的颜色，加上胡须，把它制成一尊腊像。
这张重现的面孔和已知腓力三世的相貌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却和据信是腓力二世的画像、雕像上的相貌惊人地相似。
1983年，普雷格和尼夫带着这尊腊像和有关照片、幻灯片，前往雅典参加一次国际考古学家的会议。会上，一位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引经据典，再次声称在维金纳发现的不是腓力二世的坟墓。这时，安德罗尼科斯走上讲台，大声说：我刚得到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发现确实是腓力二世的坟墓。接着，他请普雷格和尼夫两人上台。他们在台上宣读了他们的论文，又放映了一套幻灯片，详尽地介绍了重塑腓力二世容貌的经过。
当腊像最后被置于讲台上时，在坐的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是的，他们也同样认出了这个头像，他只能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如今，在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中，珍藏这尊面目狰狞的腓力二世的头像。
最使参观者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在他已失去了眼球的右眼窝处，留着一个异常瘆人的伤疤。这尊腊塑成的头像，同样也是鉴定一项伟大的考古发现的确切证据。所以说，是安德罗尼科斯发现了马其顿国王的陵墓。
no.35 殷墟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
殷墟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1990年在安阳殷墟发掘一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经有关专家鉴定，该基址修于殷墟早期，是40年来殷墟宫殿宗庙建筑的最重要发现。
新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濒临洹水，呈凹字形，缺口东向，北南有两排并列的房基，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北排房基东西长约60余米，南北宽14.5米；南排房基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7.3米；两排房基间距离约27米；西排房基南北长约50米，宽7.5米。3排房基紧相衔接，构成统一整体。
3座房基中，北排应为主要建筑。基上有东西向排列整齐的3排柱洞，南北两排柱洞靠近夯土基边缘，中间一排位于房基中部偏北。这种大型3排房基连成一体的建筑结构方式尚属首次发现，规模和布局也极为罕见。这一发现对于殷墟建筑群的再认识和商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房基门道中同时还出土有两个大陶罐，其中一个陶罐内发现一件有“武父乙”铭文的封口铜盉。在另一门道的两侧还发现两个东西排列的祭祀坑，两坑间距0.6米，均殉葬砍头人骨架3具，头骨仍置坑内，头向东西，并随葬有盆、罍、尊等陶器以及骨镞等10余件器物。根据出土的文物分析，打破夯土基址的祭祀坑应属大司空村一期或更早，封口铜盉也是殷墟早期的常见器物，此宫殿基址的修建年代为距今约3200年。主持这次发掘工作的郑振香研究员认为，新发现的宫殿建筑基址，扩大了殷墟宫殿宗庙区的范围，为研究殷墟建筑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发现新的宫殿建筑基址提供了线索。
no.36 虢国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
虢国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
1990年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对虢国贵族墓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共发现4座墓葬及两个车马坑。发掘清理出各类文物5500多件，其中青铜器2400余件，仅带铭文的就有40余件，铭文最长的50余字，最短的4字。这对研究虢国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对最典型的1号墓的清理发掘结果表明，该墓为九鼎大墓。此墓长5.3米，宽3.55米，深约12米，墓壁以青灰色涂料处理，平整光洁；葬具为重棺单椁，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仅从墓葬中发现的44副马御可以推测，该墓至少有22辆车，44匹马，这样大型的车马坑在国内也是罕见的。1号墓中出土文物多达3200余种，分为铜、铁、玉、石、金、陶、竹木、皮革、麻布等9大类。最为珍贵的是玉柄铁剑和人形组饰。玉柄铁剑为人工冶铁制品，剑以固体还原法制成，剑柄与剑身分别为铜、铁两种不同的金属，铜柄外镶以美玉及绿松石。
剑身分别为铜、铁两种不同的金属，铜柄外镶以美玉及绿松石。剑身与柄的结合处亦镶有绿松石片。剑身外先以一层丝织品包裹，然后装入用牛皮精心缝制的鞘内。早在2900多年前的西周，就能制作出将两种不同的金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冶铁制品，可称为一大奇迹。这是目前中国得到确认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它的出土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又推前了一个多世纪。同时出土的人形玉组饰，是由数百块不同形状、不同质地的玉片、玉玥、玉璜、玉壁等组成的耳、目、口、鼻、发、四肢、躯干俱全的人形图案，不仅造型奇特，而且玉片和玉饰等制作极为精美。位于墓主人尸身之上的玉饰组佩，排列整齐，做工颇佳，出土时用于连缀的丝线尚清晰可见。组饰主体由自小到大依次递增的玉璜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琉璃串珠连缀而成，其上与一组挂于颈部的以玉管间以玛瑙珠组成的半环形玉饰相接，如此结构完备的玉饰在西周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对于认识盛行于汉代的高组贵族殓服
“玉衣”的早期形态及演变规律和研究古代的葬玉制度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这次虢国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数量多，价值高，是西周时代的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为进一步揭示虢国的历史以及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及军事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no.37 城子崖遗址新发现
城子崖遗址新发现
为加强对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的保护和研究，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勘探和发掘，又有新的发现。
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它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次对城子崖遗址的勘探发掘结果表明：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3城重叠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3面的城垣比较规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北外凸，城垣拐角呈弧形。
城墙夯土结构有石块夯筑和单棍夯筑两种。岳石文化城址的平面与龙山文化城址基本一致，城内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垣修筑在龙山文化之上，夯层规整，厚8～12厘米，夯士坚硬，采用成束棍夯筑，夯窝密集而清晰，使用夹板挡土的夯筑技术已与商周城技术无大区别。周代城垣修筑在岳石文化城垣内侧，所存不多。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这一时期最大的城址，联系城内较厚的文化堆积，丰富纷杂的遗迹叠压和石器等因素考虑，该城址的性质可能已超出主要起防御作用的城堡的范畴；面积超过盘龙城商代城址的城子崖岳石时代城址的新发现，解决了有关城子崖城址时代的争论，填补了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的空白，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及东部的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no.38 汉景帝阳陵发现大型从葬俑坑
汉景帝阳陵发现大型从葬俑坑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990年5月在配合公路建设进行考古钻探勘察工作时，发现了规模宏大的汉景帝阳陵从葬俑坑、陵园建筑遗址和陪葬墓，首次出土大批汉帝陵随葬陶俑群。
陕西省咸阳市的汉景帝阳陵是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合葬的陵园。帝陵在西，后陵在东，相距400米。发现的大型俑坑位于景帝陵东南，北距王皇后陵300米处。俑坑均南北向，有的呈长条状，也有“中”字形、“凸”字形和近似菱形几种，在96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有14排24个俑坑，最长291米，最短25米；坑宽4米，个别的达10米；坑深7米。坑两端有斜坡门道，分别长6米左右。坑底下横铺木板，侧垒枋土，上盖棚板，再覆席子，从而形成一个放置陶俑、车马和其他随葬品的大型地下木结构藏室。公路路基下压4个俑坑的坑端，面积为160平方米，除斜坡道外，坑体面积不到40平方米。经发掘，2号坑露出有篷盖的木车两乘，除随车有6个陶俑外，还有陶灶、兵器等，似为车马坑。在3号、4号坑中，出土陶俑300余件，铜铁兵器、农工工具、衣饰及货币等数百件。陶俑高62厘米，无臂，肩部两侧有贯通胸腔的圆孔；均男性裸体，除发、须、眉眼涂黑外，通体描绘红色；体形修长，比例匀称，形态各异，是一批写实手法的陶塑艺术佳作。
除已知的陵阙、寝殿等礼仪性建筑尚需细探外，在陵园的外周，如陵南、东南和王皇后陵东，都发现了大片的建筑群遗址。这些遗址形成对俑坑和陵园半月形拱卫之势，当是阳陵的陵园建筑。
阳陵从葬坑的发现，为研究汉陵的丧葬制度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雕塑艺术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no.39 悬泉遗址发现汉简和汉麻纸
悬泉遗址发现汉简和汉麻纸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1990年10～12月间对汉代敦煌郡悬泉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汉简8000余枚，写有文字的西汉纸2块，无字纸20余块，同时出土的还有各种陶器、木器、漆器、丝绸、毛皮等衣服等近千件。
悬泉遗址位于甘肃省西部沙漠腹地，处敦煌、安西两县交界处，现存遗址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20米，总面积180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1～2．5米。从正在发掘的50平方米范围内，出土文物有简牍、封泥、纸张、丝绸、漆木、陶器和铁器、铜器、麻毛织品以及大量的马、羊、鸡骨等。其中以简牍和纸张最为重要。共出土简牍8000余枚，种类有简、牍、觚、封检、檄、削衣等，时代最早的是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以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简最多，其中纪年简是连续的。出土的简保存完好，字体清晰，完整简占60％左右。简文内容主要有：朝廷诏书、律令、公文、通告、各种邮书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史无记载的记有各种诏令、地方政府公文内容的简牍的发现。有些内容是以前简文中所不曾见者，如：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关系，兴修水利，从民间征税，修长城等，这些珍贵史料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同时出土的20余块纸张，时代为汉元帝至成帝时，其中两块写有隶、草两体文字。这一发现，为目前学术界关于造纸术起源于西汉还是东汉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实物论据。
no.40 新干出土青铜器
新干出土青铜器
江西新干县发掘出土480余件青铜器，引起了考古界的巨大轰动。《中国文物报》于1990年11月22、29日，12月22日、29日均发表文章进行讨论。讨论者一致认为。这是南方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李学勤说：“这样的大墓出现在江南的赣中地区，更使人颇感意外。”。殷玮璋认为，这批青铜器出土，“使人们对江南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水平有了全新认识”。
大家认为，这批青铜器有着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安金槐举出新干出土的大型方鼎、圆鼎、扁足鼎、羊首尊与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同类型铜器相比较，指出它们的大小、纹饰、形制都相近或一致。同时，许多人也指出，新干青铜器有自己的特点，如器耳上多饰铜虎，器形组合也与中原不同。马承源指出，“新干发掘的青铜礼器中，绝大部分都是鼎、鬲等食器，酒器则为个别遗存”。他们认为，从器物的特点看，绝大部分为当地制作，并非来自中原。
高至喜将新干铜器与中原铜器作了比较后说，新干铜器“冶炼技术和工艺已十分高超，某些铜器的铸造水平，并不比当时中原地区的逊色”。殷玮璋举出乐钟为例，认为“其发展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
邹衡说，新干文化与中原文化虽十分密切，“但不等于商文化”。他和黄石林都认为应属于吴城文化。
新干铜器均出于一座墓中，一墓出士这么多铜器是罕见的，那么墓主的身份也就可以推断了。黄石林认为他“应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或方伯”。
李学勤认为，文献中虽找不到清江、新干一带的方国名，但可从出土陶文中求得，他认为“耑”就是方国的国名。邹衡也认为“这个墓主人是此方的第一号人物，即国王”。
no.41 独石教堂的发现
独石教堂的发现
人类跨入20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那些深埋在地下千年的古城宝物重见天日。
1900年，英国学者a·伊文斯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素斯发现了传说中的米诺斯王的迷宫；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打开了埃及图坦卡蒙法老陵墓大门；1939年，在皮罗斯岛《荷马史诗》中足智多谋的老将涅斯托尔的家乡，人们发现了宫殿的遗址。到了70年代，依靠科学的力量，“嫦娥奔月”的千古神话变成了现实，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而考古学家，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北部，高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高度为2500～3000米。地势高峻，山峦叠嶂，绵延起伏。因此，埃塞俄比亚有“非洲屋脊”之称。它是非洲文明古国之一，具有3000年的悠久历史。公元前1000年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國家，到公元13世纪，建立了封建王国阿比尼西亚后改称埃塞俄比亚，意即“被太阳晒黑面孔的人”。埃塞俄比亚不仅以迷人的高原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著称于世，而且以灿烂辉煌，古老久远的文化遗迹名闻遐迩。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初期建立起来的著名的阿克苏姆王国因先后遭到来自东方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而逐渐衰弱，终于在10世纪末被扎格维王朝取代。1181年，扎格维王朝的王公拉利贝拉当上了国王，选定埃寒俄比亚北部山区的罗哈为都城，城名后来也改为拉利贝拉。拉利贝拉是个虔诚的教徒，十分崇信宗教，祈求上帝能够保佑王朝强盛繁荣，传之万代。
为了显示其对上帝的一片虔诚之心，拉利贝拉国王特地从全国各地招募了5000名能功巧匠，在建筑大师锡迪·梅斯奎尔的带领下，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不用任何灰浆或粘合剂，在埃寒俄比亚高原坚硬的岩层中凿刻出一座又一座独石教堂，共计有11座。被称为世界十二名胜之一。
1974年，考古队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得斯亚贝巴寻找这种称之为独石教堂建筑。由于拉利贝拉国王1221年去世，在以后漫长的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已远离商业大道，淹没在荒山野岭之中，据判断，古称罗哈的遗址在现在的首都之南约300多公里处。
考古队终日在千山万壑中、重山峻岭中挖掘、寻找。烈日当空、干渴难忍，他们全然不顾，经过几个月的清理，发掘，这颗被历史的尘土和苍桑岁月掩埋达5个世纪之久的世界古代的璀粲明珠，11座独石教堂再度放出瑰丽夺目的光芒。
这11座教堂均埋在地下。谁都知道印度的阿荫陀石窟，柬埔寨的吴哥窟及中国龙门的石窟，都在峻峭的石壁上凿刻出千姿百态、神态各异，形象生动的神像或在巨大的石窟中雕镂出精美绝伦，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神龛和浮雕。现在深埋地下约20米的巨大岩石里雕出一个个颜色、大小、形状、造型各异的大教堂，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当人们步入独石教堂，望着这镂空透雕的门窗梁柱、走廊通道，欣赏着教堂内部色彩绚丽、各具特色的浮雕饰画时，无不赞叹这世界罕见的奇迹，对古代建筑大师巧夺天工的技艺发出由衷的赞叹！真了不起！
考古队经过鉴定，得出结论，这座鬼斧神工般的教堂是这样建成的：这些独石教堂的施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先是清土，即将覆盖在岩石上层厚积的泥土全部清除。其次凿“毛坯”，即从岩层上向四周垂直往下开凿，凿出一块块深达12～15米的巨大石块，这就是独石教堂的“毛坯”。最后是成形，即在那些巨石“毛坯”上外削内镂，精刻细雕，将整个教堂的内部结构和装饰，如柱顶走廊、浮雕塑像、装饰花纹等都在巨石里面凿刻出来，而门窗梁柱则是从里向外镂空雕就。由此，工程之艰巨，施工之复杂，技艺之精巧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组雄伟奇特，气势不凡的独石教堂中，规模最大的是梅法哈尼·阿莱姆教堂。梅法哈尼·阿莱姆意即救世主，故这座教堂又称为救世主教堂。
它是由一块33米长，23.7米宽，11.5米高的红色岩石凿刻而成。整个教堂通体绛红，宛如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又似一轮西下的落日，显得神圣而又庄严。救世主教堂内部共有28根石柱，屋顶呈碑形。阿克苏姆石碑是一种大型的石制纪念物，往往高达几十米，重400～500吨，与埃及的金字塔同样闻名于世。除了在埃塞俄比亚外，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石碑，这种石碑已成为埃塞俄比亚古建筑的重要标志。这组教堂中最为精美的是玛丽亚教堂，在其天花板和拱门上，色彩绚丽的红、黄、绿等颜料绘成一幅幅几何图形和动物形象，色彩艳异，惟妙逼真，观者无不赏心悦目，赞不绝口。凯尔教堂里发现了国王拉利贝拉的葬处和国王的一些遗物。而要论造型奇特，则当首推圣乔治教堂，整个教堂被凿刻成十字架形，从上往下俯视，就好像是一个平放在地上的巨大的十字架。埃曼纽尔教堂内部则有宛如木柱式的石雕横梁，它的红墙构成了线条分明的几何图形。由于这些独石教堂是在不同大小和不同颜色的岩石上开凿的，因此，其颜色和大小各不相同，建筑样式也各具特色，无一雷同，但都有古老的阿克苏姆式的石碑尖顶、门、窗和象征性的横梁。
在教堂之间有壕沟、桥梁和岩洞互相接通，这些过道本身又构成了一个个内院。
独石教堂的发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埃塞俄比业一睹保存完好的古迹。考古队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独石教堂的事迹也成了 70年代的一段佳话。
现在，这些教堂还在使用，到教堂礼拜已成为当地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
礼拜者之多令人吃惊，旅游者可以看到人们正在教堂内却和外面的大天篷下举行礼拜，神父带着一支队伍伴着歌声和鼓声走进教堂的院子，人们五彩缤纷的长袍和仪仗伞在太阳的映照下形成的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
no.42 辽耶律羽之墓重大发现
辽耶律羽之墓重大发现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和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共同对辽契丹族显贵耶律羽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获得重大收获。该墓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大型辽墓，墓室结构特殊，随葬品丰富。此次发掘将推动对契丹早期历史的研究。
耶律羽之墓位于阿鲁科沁旗罕苏木苏木东南的朝克图山，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东西耳室、主室等组成，全长30余米，距地表深10.2米。墓门由磨制精细的石构件组成，门额、门柱施朱红彩，石门彩绘两幅门神立像。
甬道及耳室亦用石条叠砌，原本遍施白灰并作壁画，现仅在顶部残存有流云飞鹤图。甬道与主室门还有一道石门相隔，精琢细磨的石制门额、门栏和两侧门框绘有缠枝花、牡丹、凤凰等花鸟图案。石门亦采用富贵题材，内外两面均以红色钱纹衬底，中心和边角绘有彩凤。主室呈方形，穹隆顶，四壁及顶全部采用绿色琉璃砖砌筑。铺地砖分两层，底层用普遍方砖，上层用带有花卉图案的琉璃方砖铺垫，原墓室内的两个棺床亦用琉璃砖砌成。耶律羽之墓近年曾两次被盗，已收缴和追回的各类葬品共约300余件，其中金银器数十件，采用金花银工艺制作的银器相当精美，该工艺成品较为少见，可视为辽早期颇具代表性的器物。瓷器和釉陶器亦有数十件，部分属于外来的青瓷，本地烧造的白瓷质地细腻，色泽莹润，属上辽瓷。此外，铜器、铁器、木器等类文物亦制作精美，工艺精湛。
耶律羽之墓规模宏大，结构精细考究，其内部以琉璃砖作为墓室装饰材料，坚固美观，这种四壁生辉的设计手法在辽墓中尚无二例。墓内装饰壁画形态逼真，画技高超，亦是极难得的辽早期绘画佳作。其随葬品中不乏珍稀之物，工艺和造型均具独到之处。有数千楷书文字的墓志记述了耶律羽之的生平事迹及其先祖等情况，有极大的史学价值。该墓的发现是继陈国公墓之后契丹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no.43 辽西鸟化石
辽西鸟化石
近几年来，辽宁西部陆续发现了十分珍贵的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距今1.5亿年至1.3亿年的4种20多件鸟类老祖宗化石，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
据介绍，早在1989年，朝阳县胜利乡一个姓严的农民，在本乡梅勒营子村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鸟化石。后来，这以前从无记载的鸟被命名为“三塔中国鸟”。接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侯连海、周忠和等人，又在朝阳县波罗赤乡的大西沟先后发掘出20余件完整或比较完整的鸟化石，其中包括被命名为“燕都华夏鸟”和“北山朝阳鸟”的化石。
朝阳发现的这三种鸟，都生活在距今1.3亿年前后。这是世界上发现早白垩纪时期鸟化石最多的一次。
1994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又在北票市上园镇炒米甸子村征集到两件鸟化石。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化石距今已有1.5亿年，是侏罗纪鸟类化石在我国的首次发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角质喙的鸟化石。欣喜之余，科学家给这种鸟起了一个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是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名字，叫作“圣贤孔子鸟”。
辽西发现鸟化石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它填补了鸟类早期进化的空白。鸟类起源于古代的爬行动物，上个世纪末在德国发现的距今1.5亿年“始祖鸟”化石是鸟类动物的祖先。后来，人们又多次发现了距今9500万年至6500万年前的晚白垩纪时期鸟化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中间缺了一个连接的“链条”，即1.5亿年至9500万年前这一段的鸟化石。辽西的发现正好补上了这一关键环节。
二是辽西发现的鸟化石对研究鸟类的进化和分异提供了珍贵资料。专家通过对4种鸟化石的研究认为，至少在白垩纪早期，鸟类已向着多方位辐射，鸟类的进化水平已有了很大的差异，而鸟类最早的祖先则可能在晚侏罗纪以前就出现了。
no.44 撒哈拉沙漠中的“艺术长廊
撒哈拉沙漠中的“艺术长廊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奉命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凉州河西节度使府第尉劳将士。在一首《使至塞上》中的千古名句。意思是在广大无边的沙漠中远远看去，边塞上用作军事联络信号的烽烟格外地挺拔；那横贯在沙漠中的长长的黄河和傍晚落山的太阳，大大的，圆圆的，茫茫苍苍让人感到温暖和亲切。
如果王维与考古学家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话，他绝不会以欣赏大漠的笔调，写下这两句神来之笔的。
在阿拉伯语中，“撒哈拉”就是荒凉之意。撒哈拉大沙漠位于非洲北部，东起红海沿岸，西至大西洋，北迄地中海，南部深入非洲大陆高原腹地；东西长达5600公里，南北宽约1600公里，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约占非洲总面积32％，占全球沙漠总面积的一半，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它的最低高度为海平面下132.9米，最高则达到海拔3400米，一般海拔200～500米。
在如此广袤辽阔的大荒漠中，除了极个别的点状绿洲外，到处都是黄色的沙子，一条条平行排列的沙垅，高度100多米，延伸达数百公里。像金字塔一样的沙山，高高耸起，还有令人生畏的沙海，纵横千里，显示着大沙漠的浩瀚和壮观。
撒哈拉沙漠降水极少，是典型的热带干热气候。白天，烈日当空，气温急升，烤得沙丘如同火炉，鸡蛋放在沙堆上很快就可以烤熟，地表温度最高达70℃然而一到晚上，温度骤降，有时竟降到零下15℃。这样强烈的温差，使裸露地表的岩石剧烈地热胀冷缩。每当夜晚，到处都可以听到岩石爆裂的声音。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沙丘和沙山也因为剧烈的胀缩，促使大堆的沙砾堕落下滑，使整个沙丘像山崩一样从高处轰然滚落下来，接着又激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响，使那闷雷般的轰鸣此起彼伏地在沙海中经久不息地回荡着，令人夜不能寐。
2000年来，撒哈拉的河流和湖泊变小了，留下许多布满砾石的河床，植物普遍枯萎退化，动物被迫迁徙，气候越来越干燥，沙漠化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日积月累地风化和冲刷着横亘绵延于沙漠中部达700多公里的雄伟奇特的塔西利·恩·阿耶山。天长日久，周而复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整座大山割裂，风化得千姿百态，怪石嶙峋。横空出世，平直立的千仞石柱，岌岌可危的石桥，森严峻峭的石壁，迷宫一般的小洞，真可谓是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此外，阿耶山中还有存活数千年的海鱼和巨柏，丰富多彩，绚丽迷人的史前岩画。这些大漠中的“艺术长廊”是一部向世人展现这一地区沙漠化历程的生动画卷，具有很高的科学研究和艺术审美价值。
令人惊叹不已的首先是，在这块连生存力极其顽强的野草都难以生长的干旱地带中，居然有活着的鳄鱼、鲃鱼和巨柏。
那么人类又是怎么发现这些“艺术长廊”的呢？ 1924年，有一支考察队在阿耶山的一个山洞里捕捉到了一条大鳄鱼，在另外一些半干涸的岩洞里发现了地中海鲃鱼。由于沙漠地带的气候十分干燥，因此，为了适应这里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地中海鲃鱼这一与世隔绝的稀有鱼种也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状，成为撒哈拉鲃鱼，这充分体现了适者生存和自然规律。此外，在阿耶山的南坡生长着成片的巨柏，它们顶风抗旱，生长得粗壮挺拔，根深叶茂，很有生机。其中，有些巨柏树围6米以上。考古学家根据鳄鱼、鲃鱼和巨柏这些“活化石”有力地向世人证明：这一地区在几千年以前曾经有过与今日地中海沿岸极为相似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
然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无疑是遗留在塔西利·恩·阿耶山石壁上那数千幅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的史前岩画。半个世纪以前，这些处在大漠深处的史前岩画还与世隔绝着。
公元1934年，法国一支远程探险队到撒哈沙漠探险。这天，他们来到阿尔及利亚东南部的塔西利。一天的沙漠跋涉，使队员们又渴又累，困乏不已。
队伍只得在一条早已干涸了的河床边石荫下休息。突然，队长布雷南斯惊叫了起来。原来，在他躺下昏昏欲睡时，与真犀牛一样大小，呼之欲出。这个惊奇的发现，使布雷南斯激动不已。接着，他沿着河谷仔细寻找，又发现了许多岩画。他将发现的河马、大象、骆驼、长颈鹿、狮子、羚羊和头戴面具的人物等岩画一一描绘在记事本上。
几个月之后，布雷南斯的这本记事本转到了考古学家亨利·洛德的手中。
亨利·洛德对此极感兴趣，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发现在考古学上的重要价值。
他立即组织了一支考古队来到了撤哈拉沙漠的深处，对岩画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这些岩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这些岩画或刻在山洞的石壁上，或绘制在裸露的岩石和山崖上，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雨侵蚀，但大部分岩画仍然得以保存下来，而且线条清晰，成为考察和研究撤哈拉历史的珍贵文物。
在这5000幅岩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120平方米的大型岩画，画面上的大象、狮于、长颈鹿和其他动物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另外，面积约20平方米的一幅狩猎图也很有特色，上面画着135个人，正在追杀围猎一群飞奔如疾的羚羊。一只身负重伤的大犀牛鲜血淋淋，表露出痛苦绝望的神情，正在猎捕者的追杀下拼命抵抗和挣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岩画向人们展示的是撒哈拉地区的一幅幅历史长卷。譬如在利比亚的乌德马西多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恩阿杰尔伊赫伦等地发现的大量壁画，都是反映狩猎时期的艺术作品。绘制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壁画上主要画的是大象、长颈鹿、羚羊等野生食草动物，甚至还有水牛在画面上出现。这些岩画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撒哈拉是一片水草丰美茂盛的大草原，自然条件湿润而多雨。在这样气候温暖，河流纵横的森林和草原地区里，不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动物，而且为人类提供了很好的生活条件。在塔凯德杜马廷发现了一幅绘制得十分精致的牧牛图，至今大约有5000多年历史。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养牛的规模很大，而且饲养技术已经非常进步，反映了放牧时期的特色。养牛业的发达，除了表明人类生产技术水平有提高之外，自然物质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丁阿尼乌因发现的一幅壁画，上面绘着一个男子驾驭着双马牵引的车辆在飞驰，这种车辆即可用于打猎，装载货物，也可用于战争。此外壁画上还有几个只在腰上缠着一块布，手执长矛围攻一头叼着羊的狮子的猎人和一穿着阔袍，戴着有花饰头巾的人物，显然是地位较高的贵族。在这些壁画上出现了穿着统一制服，带着武器、排列着整齐的队伍的军队。据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些壁画所表现的是部落进行掠夺和战争的时期，距今约3000多年。再往后，壁画的题材出现了商业贸易和马队运输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也有一些反映干涸和沙漠化的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很少，但至少也向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即这时的撒哈拉已经成为即将被人类抛弃的荒漠地带。壁画中没有出现一向被人们称之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据记载骆驼出现在非洲的时间在公元46年，显然在此之前，由于撒哈拉沙漠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人们不得不迁往他乡。于是撒哈拉岩画的创作也到此结束了。
那么，谁是这些形象生动，绘制精巧的史前岩画的作者呢？这个谜一直萦绕在考古家的心际。马里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代表，一个班乌尔族人在看了那些只有头和身躯、没有腿的牛的岩画后指出，这些奇特的画可能和班乌尔人的传统信仰有关。班乌尔人认为牛来自水中，因此，在一年一度的洛托里节，班乌尔人把牛牵到池塘中，而牛到了水中，腿部自然就看不见了。
这些解释是否就是答案？人们还难以下定论，有待考古学家们继续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大漠中的“艺术长廊”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又一伟大发现。
no.45 石像生最多的陵墓
石像生最多的陵墓
在皇陵神道两侧相对排列的石雕人物、禽兽等，统称石像生。秦始皇曾
以他生前大将翁仲之像立在他的陵前，所以，也有人把陵墓前的石人像称为“石翁仲”。
帝王陵前神道上排列石像生仪仗队的历史，由来已很久了。自秦汉以后又有了一些发展，可惜的是，唐代以前，帝王陵墓多遭毁坏，石雕几乎荡然无存。因此，陵前这支仪仗队的数目有多少，已无从查考。现今，汉墓前的石像生，保存较好的有汉武帝茂陵陪葬的霍去病墓石刻可供参考。唐代则以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保存得较为完整，石像生共有十八对（外国王宾像不在此数内）。宋代诸陵的石像也不过十余对。到明清时期才形成陵前置十八对石像生的规格。北京明十三陵、清东陵和西陵的主神道两侧都是排列了石人石兽十八对。
在安徽省凤阳县西南8公里，距明中都城西南5公里，有一座明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这座陵墓前，有32对石像生，加上华表，共有36对，恰恰比规定的十八对增加一倍，这是现存陵墓前石像生最多的一座。现在这些石像生是独角兽二、石狮二、石马及控马人二、石虎二、石羊二、石人二等，其中缺石马一对，只存31对。石像生立于洪武二年 （1369年），应是元朝人所雕琢，所以带有元代风格。
皇陵碑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文为明太祖朱元璋亲撰。全文1105字，楷书。内容包括家史、朱元璋青年时为僧史、明开国史和其他等四个部分。据考证，皇陵碑文对《元史》、《明实录》、《明史》等史籍，具有证史、补史、校勘史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