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可不弘毅（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意思）
中原人从依山傍水，狩猎采集，居无定所的游动生活，转为依附于土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过着稳定的聚落生活，标志着中原进入了农耕社会。由于农耕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加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的杀戮和掠夺，导致农耕民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不误农时，平衡利益，聚众治水，保护家园和维护社会秩序，是农民的意愿。于是，专制体制、官僚机构、暴力机关和军队应运而生。如何有效治理农耕社会？众说纷纭。借鉴夏商周治理农耕社会的经验教训，儒家按照农耕社会的特点和农民的意愿，设计了一套治理农耕社会的政治方案。施仁政，以礼治天下，是这套政治方案的核心。
儒家提出最高统治者要“修己安人”，成为内圣外王。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内圣外王之道，是最高明的治世之道。儒家也意识到没有服从就没有管理，没有管理就没有秩序，于是，确定了“三纲”人伦关系，使服从内化为人的思维定势。孔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妻都应遵守各自的名分，按名求实，安分守己，不得僭越，不得犯上，不得违拗；并以“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为调整、规范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的理想是把君王塑造成圣人，把百姓塑造成老实人，从而使社会安定和谐。儒家思想在农耕社会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特定时期的农耕社会的发展有进步意义。同时，亦应看到，儒家治理农耕社会的政治方案，有其固有的缺陷，而后世者又一味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或不谙时势，使儒教发展成了“食人的礼教”，强化了中国人的奴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但从历史的云端俯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性格的形成，对农耕社会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对异质文化的吸纳和同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都有绝对性的影响。
在特定时期的农耕社会尽废儒家的仁政、礼治思想和伦理道德，必导致天下大乱。历史上，雅利安游牧民族和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与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民族发生过无数次的剧烈的碰撞，而每一次的剧烈碰撞，都实现了人种混血和文化混血。魏晋风气包括所谓的“魏晋风度”，就是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文化与华夏农耕民族文化剧烈碰撞并暂时压倒农耕文化的表现形式，它是从儒家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人的原始风气，与儒家文化，如水火不能同器，冰炭不能同炉。
魏晋风气之放达，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绝对自由和享乐主义的追求。为了追求酒给人的兴奋刺激，使人远离现实，进入玄妙的境界，官员名士以狂饮烂醉，挥霍生命。刘伶以为饮酒是德，说：“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喝酒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喝酒，没有其他事务。阮籍主动要求去当步兵校尉，是因为他听说步兵营人善酿，藏酒三斛，后人称他为“阮步兵”。母亲去世，他饮酒二斗，一声号哭，吐血数升，临葬时，又彘肩斗酒，号哭吐血。有时酒瘾发作，把祭神的酒肉也吃个一干二净。江东名士张翰公开宣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为了喝酒，完全丧失了理智。不仅名士如此，官员也喝酒成癖，公务可以废置，乌纱帽可以丢掉，但喝酒不可断档。有个叫毕卓的吏部郎，经常因喝酒不理公务，本来自己已经喝醉了，夜间还到隔壁一位同事的酒缸里偷酒喝，结果被人抓住，直到天亮，被人认出是吏部郎后，才放回来。官居仆射的周伯仁经常大量饮酒，一醉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有的军官不顾军务紧急，日夜饮酒，把“生死置之度外”。一些士人嗜酒荒放，经常借酒劲，去遮掩饰物，视裸裎为通达。杜康解忧，惟在一时，如人之弄欲，花之弄影，即会随风而起，也会随风而去，然而，嗜酒之丑态，有违人伦，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对儒家文化的伤害，对人类精心维护的世道人心的毁损，却难以消弭。
魏晋时代，人们恋色纵欲到了极致。晋武帝司马炎是个好色之徒，曾经于西元273年禁止全国婚姻，以便挑选宫女；灭亡孙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后宫，于是司马炎的后宫便有万人规模。司马炎为临幸的方便，便自己乘坐羊车在后宫内逡巡，停在哪个宫女门前便前往临幸；而宫女为求皇帝临幸，便在住处前洒盐巴、插竹叶以引诱羊车前往。史书说，谢鲲豁达不拘细节，且有高明见识，不重服饰仪表，又喜好《老子》和《易经》，且能唱歌和鼓琴，令王衍和嵇绍惊奇。就是这位有文化有见识、能唱歌鼓琴的谢鲲却因挑逗邻家高氏的漂亮女儿，遭美女以梭投掷，击断了他的两颗牙齿。当时的人因而说：“任达不已，幼舆折齿。”谢鲲听后还很高傲地咏啸，啸声如故，遂曰：“这还不影响我啸啊！”顾恺之是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他喜欢一位邻居女子，但多次挑逗人家，人家也不上套，他便在墙壁上绘制这位女子的画像，以棘针扎画像中她的心脏，女子遂心痛，实际就是施以流行的巫术，为了解除痛苦，女子无奈，便听从了恺之，于是，恺之秘密取出扎在该女子画像上的棘针，女子的病状才消除。文化名人顾恺之何其卑劣！
在西晋时期，奢侈和炫富成为时髦。魏晋人士喜好游宴，不分昼夜，不限时间，场面越大越好，酒席越丰富越好，许多官员把政务抛在一边，尽情吃喝。曹丕在《吴质子》中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畅酌流行，丝竹关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世说新语》多有游宴的记载，西园之会、金谷之会是最著名的游宴。晋武帝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上行下效，争相比烈。一次，晋武帝到女婿王武子家做客，王武子设宴招待他。席上用的全是琉璃器皿，侍女一百多人，都穿着绫罗绸缎。侍女端上来的菜肴中有一道蒸乳猪，又肥嫩又鲜美，味道好极了。武帝感到好奇，便问这道菜是怎样做的。王武子回答说：“这是用人乳喂养的小猪烹调出来的，所以味道不同于一般。”《晋书。何曾传》说，太傅何曾“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何曾每天膳食用钱一万，还说没有可下筷的菜。他的儿子何劭比他父亲更奢侈，餐费比老子还多一倍。王恺与石崇比富的故事广为人知。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就用白蜡当柴烧；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恺用紫丝绫做成四十里长的布障，石崇就用彩织锦做成布障五十里；王恺摆出皇帝赐给他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它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王恺挑选。林语堂说：“魏晋之际，大氏族之兴起，资产积聚于少数豪贵，加以政治之混乱，实一面促进好嫁充妾媵之风，一面加甚父母溺毙女婴之惨剧，因为贫穷的父母无力负担一笔嫁女妆奁的巨资。”奢靡之风在整个社会弥漫，贫苦百姓深受其害。西晋被称为“最拜金”的王朝，皇帝卖官鬻爵，奢侈成性，官员名流攀比炫富，崇尚空谈，社会腐败不堪，不仅导致了本朝的灭亡，而且将中国带入了长期的纷争战乱，百姓苦不堪言。
魏晋时代杀戮成风，草菅人命。司马集团不仅弑君，还残杀名流，史称“天下名流去其半”。八王之乱，王室成员相互杀伐，直至杀得国家破败，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异族乘虚而入。在统治集团的家庭内，残杀奴婢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而无人过问。一次，石崇请客，一个吹笛子的女乐吹错了一个音符，马上被拉出去杀掉；一次，石崇在家中与客人宴饮，要侍女劝酒，客人不喝，就要把侍女杀掉，有些客人故意不喝，就眼见活生生的侍女被杀掉。有个朝廷官员见奶娘抱着自己的儿子过来，就上前逗了一下自己的儿子，好妒的妻子马上把那个奶娘杀了，另换一个奶娘。可是，这个奶娘又因同样的原因也被杀了。
至于“乱项科头，裸袒蹲夷，濯脚于稠众，溲便于人前，停客而独食，行酒而止所亲”，扪虱而谈，喜欢长啸、听驴叫等，对于魏晋名士而言，与左祍无异。
知识分子有三种境界。最高境界是良士境界。徐幹说：“以岁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穑者，非良农也；以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货者，非良贾也；以行之有祸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良士，胸怀全局，心忧天下，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执著追求真善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信仰高于生命。中等境界是清士境界。范增说：“老子哲学的核心，当然是道，是自然之道。它和一切反道而行的仁义，一切抗拒自然大智慧的大伪格格不入，他们尊信的人类心智的返璞归真成了中国画家、诗人、书家们精神释放的天地。中国艺术家们似乎都不愿接受儒家‘克己复礼’的说教，而对道家崇尚自然和回归自然则心向往之。”清士，不为世俗羁绊，不介入社会纷争，纯任自然，为艺术而艺术，为知识而知识。他们看到民众的苦难，也会洒下同情的泪水，但不会为民请愿；他们看到官吏腐败，也会摇头皱眉，但不会去斗争。他们只一味遨游于艺术或知识的海洋，不管余事。沧浪之水清兮濯吾足，沧浪之水浊兮亦濯吾足。最低境界是劣士境界。劣士，是犬儒，是乡愿，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趋炎附势，见利忘义。那么，如何看待魏晋风度？
在魏晋时代，儒家文化之精华，付诸阙如，知识阶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者，贯道之器也；士者，国之宝也。退而求其次，在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为木灾”，名士削发逃禅，游宴清谈，半为保全性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这也比较好理解，但名士光腚喝酒，裸体吊丧，诱奸邻女，是何道理？其实，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庶人，有些仕者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统治集团专制、腐败、暴虐，老百姓做奴隶而不得的情形之下，抛弃了社会责任，并未表现出监督社会道德的力量，而是表现为推动社会道德滑坡的力量，这是魏晋社会遭受大破坏并久乱不治的重要原因。朝廷腐败污秽和社会道德沉沦而无遏制的力量，任其泛滥发展，其致命弊端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论述的那样：“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胁于势利，于是，轻薄干纪之士，役奸智以投之，如夜虫之赴火。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实反错，天纲解纽。”天下岂能不大乱！有学者在谈及魏晋风度的破坏性时说：“魏晋风度是吸收了大量草原文化的结果。这个风度，在短暂的时刻，是知识分子群体摆脱了礼教的束缚，享受到了草原民族所享受的表现自我、表现个性的愉悦，但这个风度无助于推动农业社会的进步，给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魏和晋都是短命的王朝，而且造成越演越烈的社会动乱，使千家万户饱受兵燹之苦，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至为浩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段令人惊心的岁月。”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需要扬弃，但不可废弃，如果完全废弃了儒家文化，追求荒诞不羁的所谓的自然、本真、放达，以动物性置换人性，必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精英，应该有深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化自觉，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对窘迫、无助的天下苍生的博大悲悯和对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的坚定批判，促进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知识阶层若缺失道德关怀、道德监督、道德批判，不仅是自己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真是意味深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