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国原来是这样》，作者：金满楼，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张继、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后，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孙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孙中山听后，便于次日赴基隆。

　　就当时的而言，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但外交上却反对接纳，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后，也乘船前往神户。在孙中山航行期间，日本政界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终于妥善得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当时宋嘉树（即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数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

　　8月16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他认为是“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呆了近3年的时间。

　　在日本定居后，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至于按手印一事，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有丝毫的更改。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忆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事实上，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约，以示庄重（不过免了手印一节）。

　　孙中山这样赤裸裸的搞个人独裁，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钮永建等人都纷纷拒绝参加。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也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在得知盖手印一节后，或闻风远逸，或罢工杯葛，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

   文章摘自 《1911，共和一步之遥》 作者：张洪涛,王利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孙文与日本黑龙会

　　日本人的身影

　　岛国，近邻，暴发户，这三重元素组合到一起，经过一些狂热分子的渲染、放大，演奏出来的绝不是什么阳春白雪，而是足以吞噬一切的嘈杂之音。

　　日本，这方让人恨不得将其撕裂成千万片的土地，一百多年前，与革命党人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隐若现，在历史和各种原因的影响下，今天，我们仍很难窥探到这段往事的原貌。

　　中山先生长年流亡海外，其中又以在日本的时间居多，这里的华侨不是太多，最终竟能成为孙中山等人实践革命目标的堡垒，离不开广大留学生的热情支持，同时，还有一些好心或者不怀好心的日本人的有力帮助。

　　日本人，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日本人和在南京城中屠杀30万中国人的日本刽子手，都来自大和民族，这就是历史。

　　只不过，日本人中真正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相当有限。

　　有个叫宫崎滔天的，算是孙中山最忠实的日本粉丝。

　　宫崎家族祖上也许辉煌过，可传到宫崎滔天这里，一切都化作回忆，留给宫崎滔天的只有一天康庄大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当一个出色的“大陆浪人”，到处混吃混喝还是没有问题的。

　　滔天这孩子，不安分，受西方“天赋人权”那些理论荼毒比较深，自觉肩负起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重任，该怎么实现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目标呢？滔天和二哥弥藏商量了一下，认为路应该这样走：“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与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假使有人重人权、尊自由，就必须速谋恢复之策。现在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决意亲自深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愿效犬马之劳，否则，将挺身自任。……思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揽英雄，以奠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申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纪元。”

　　不帮助中国人民从满清政府的奴役下解脱出来，星球上的人权无望。这是宫崎滔天最具国际主义精神也最真切的念头。

　　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找到中国革命的领军人物孙中山，与他合作。

　　巧了，好消息传来，孙中山已抵达横滨，宫崎滔天来不及预约，激动无比地跑到中山先生的住所，强烈要求见上一面。

　　然而，失望通常与希望成正比，第一面非常让人失望，中山先生那并不魁梧的身材和刚刚入门的日语水平与宫崎滔天此前的期望值差了好几个数量级，他不得不怀疑“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4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

　　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第一次交谈，几乎是写出来的。

　　如果宫崎滔天是韩国人或西洋人，那绝对没法聊，母语是日语则就不同了，把想说的话写出来呗，日本人好歹还是能看懂不少汉字的。

　　笔谈过后，宫崎滔天算是服了，“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

　　滔天明白没有找错人，自愿为孙中山打广告、作宣传，忙不迭地促成中山先生与未来的日本首相犬养毅等日本政界要人的会面，还把《伦敦蒙难记》翻译成日文，孙文这个名号在日本变得响亮起来。

　　孙中山与黄兴的会晤，也正是宫崎跑前跑后，为两人牵针引线，这次会面，本来只是当配角的宫崎滔天与黄兴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又多了一个挚友，在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宫崎没有意外地被吸收为外籍会员。

　　宫崎滔天的革命热情让人吃惊，在日本国内筹款支持革命党，跑到新加坡劝说铁公鸡康有为出钱资助孙中山，辛苦奔波了几年，财政有出无进，自己的日子倒过不下去了，只好向家人致以诚挚的歉意：“我能挣到革命的经费，而无法挣到养家的费用，万分的抱歉，请你们自食其力吧。”

　　1916年黄兴病逝，宫崎滔天特地跑到长沙参加葬礼，脸上挂满了泪花。此情此景，两个20出头还在读师范的年轻学子感动异常，修书一封：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和中山先生有着深厚友谊的日本人，除了宫崎滔天，还有在惠州起义中献出生命的山田良政、与孙中山同住一片屋檐下一年多的平山周、促成孙中山与宋庆龄喜结连理并与中山先生拜把子的梅屋庄吉……

　　无论是平山周、山田良政等人掩护梁启超逃离慈禧太后的魔爪，还是秘密前往中国探访清政府的反对势力，这些都不能说明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有着多少同情心。

　　后来，日本人每一次与革命党的亲密接触，背后都能看到一个帮会的身影——大名鼎鼎的黑龙会。

　　黑龙会1901年2月3日在东京成立，宗旨十分明确：“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

　　日本人“理所当然”地把黑龙江看成自己的潜在势力范围，名字也起得这么霸道。

　　内田良平颁布了黑龙会的行动纲领：

　　1.发扬开国的宏谋，阐明东方文化的宏大深理，推进东西方文明的亲近交流，使日本成为亚洲民族兴隆的领导者；

　　2.用法治主义的形式，一扫那些束缚人民自由、缺乏时事常识、阻碍公私办事效率提高、淹没宪政的本来主旨等的百端宿弊，以此发挥天皇主义的美妙真谛；

　　3.改革现行制度、振兴外交、积极向海外发展，并革新内政，增加国民的福利，确立社会政策，解决劳动问题，以巩固皇国的基础；

　　4.实现军人勅语，振作尚武风气，实现全民皆兵，以充实国防机关；

　　5.仿效欧美进行现代教育的根本改革，建立以国体为渊源的国民教育的基础学，使大和民族的公德良知向上发展。

　　狂热的民族情感、法西斯式的作风、一张极具诱惑力的大饼，在岛内形成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内阁成员、军部大员、士兵、大陆浪人像找到了久违的组织，纷纷投入黑龙会的怀抱。

　　在对华关系上，黑龙会有两种选择：站到清政府一边或者是暗中支持革命党对抗清廷。

　　把赌注压向清廷还是孙中山？内田良平选择了后者，因为，维持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从中渔利固然不难，可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是列强鱼肉的对象，西洋人不允许日本人捞取太多的利益，可凭借地理和感情优势与革命党建立牢靠的关系就不同了，风险投资到了回收期后，所得的效益通常会超乎人们的想象。

　　革命党人和他们的组织“同盟会”也把黑龙会看成一盏明灯，有几位同盟会成员打心眼儿里就不认为满人发迹的地盘太有战略价值，只要能赶跑清廷，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黑龙会简直就是同盟会的首席赞助商和坚定盟友。

　　为了当好赞助商这个角色，内田良平常出租自己的地盘，供同盟会举行成立大会，黑龙会成员、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奠基人北一辉后来也加入中国同盟会。

　　武昌起义后，日本人其实这也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清朝行将就木了，日本怎么办？

　　起义发生的第三天，日本陆相石本新六便向内阁征询意见。他在10月13日向内阁会议提交书面文件，提出，“清国有事之际，我国应否安于现状，应否占领其土地？”

　　由于看不清战争的走向，日本人也很困惑：如何利用中国内乱，行动还是观望？日本出现了两派意见，军部和内阁有着根本分歧。

　　就在石本新六征求意见的同时，陆军省军务局的局长田中义一明确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对清国用兵》的文件。文件称，清朝内乱给列强带来干涉其内政的良机，日本必须在列强之间处于主宰地位。

　　陆军次官冈市之助也提出，日本应抢先占领白河口、长江口，海军部署于要地，以便先发制人。

　　看出来了，日本陆军的野心大着呢。

　　可是参谋本部不同意陆军的意见，在他们看来，中国动乱局面加深和长期持续动荡之后，再趁机侵略，可以捞取到更多的便宜；更为歹毒的是，为了让中国长久地陷入动荡，可以向革命军出兽軍火。

　　海军方面与参谋本部的立场一致，10月17日，日本海相斋藤实电令在汉口的第三舰队司令官，舰艇在清国官方与叛乱方之间应该严守中立。

　　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日本采取了观望态度，并寻找更好的获利机会，而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左右逢源，同时向革命军与清廷出兽軍火。

　　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关于对清政策》。其中强调，日本应该努力努力再努力，确保比欧美各国在这片土地上更有优势，短期内维持满洲被日本占领的现状，为日后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打下基础。

　　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将这一理论升级，认为日本应该趁局势尚未明朗之际，在华中、华南建立独立国家，同时在名义上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最终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

　　日本财阀并没有理会这些，赚钱才是硬道理，他们向日本政府游说，鉴于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日本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加强双方合作，从而最终控制这个新政权。